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确立以来，国内外有些人对此产生了误解，以为我们参照了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美国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实际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经济学有着很大的不同。对此，有必要加以辨析，澄清一些误解。

（一）与西方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和条件不同

西方经济学中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是否强调供给？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与它们产生的背景和条件相一致？

古典经济学是在反对重商主义对工商业加以管制和垄断的条件下，强调经济自由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如何推动经济发展。当然，古典经济学在注意增加供给的同时，也并非不注意供给与消费需求的适应。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一开始就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是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这些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品，或者是用本国劳动产品交换而来的外国产品。”“因此，劳动产品以及用本国产品交换而来的外国产品与消费这些物品的消费者数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决定了一国国民所消费的全部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供给情况。”⁽¹⁾不过，占主流的古典经济学和早期新古典经济学至少在理论上基本否认市场出现供给普遍过剩的可能，因此，它们并没有将供给方面与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相联系。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社会产品尚不丰富，英国有着甚为广阔的国内和国外市场，国际上没有与之匹敌的竞争者。所以，斯密认为生产投资、分工和商品交换的自由发展，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导致社会的繁荣和公共利益的增进，而没有提到供给过剩的问题。其政策主张就是自由放任。李嘉图的理论主导了英国经济近一百年。李嘉图也同样从供给增加角度，注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而否认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19世纪70年代后的早期新古典经济学是重视需求的，但重点是边际效用价值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在理论上注意了供求的均衡，并且构建了供求均衡的价格论体系。但是，马歇尔仍然没有将解决供给问题与解决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结合起来。

“二战”后的大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在出现严重经济“滞胀”的条件下，出于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角度，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主张经济自由主义，但也没有明确地将供给问题与经济“滞胀”结合起来。只有美国供给学派，才将供给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将增加供给问题作为解决经济“滞胀”的主要手段。

至于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管从注重供给的政策取向上看，与西方经济学似乎一致，但我国是在经济面临国内外多重压力的情况下形成的重大战略性决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尝试和探索。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不仅是为了直接解决现实的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问题，而且是与“一带一路”倡议相配合的，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更重要的，它是我国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环节。这些背景和经济条件，显然与西方经济学涉及的供给理论与政策的背景大不相同。

（二）与美国供给学派的不同

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的供给学派，针对美国当时严重的经济“滞胀”，在主张减少政府管制、重视经济自由主义的同时，提出了着重刺激供给的政策主张。在理论上，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需求自行创造供给”的信条是与“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完全相反的。当时美国出现的严重经济“滞胀”，完全是在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下，长期片面刺激总需求造成的。而他们提出的、与凯恩斯主义针锋相对的刺激供给的政策的积极作用就在于：一方面，用增加供给的政策纠正凯恩斯主义片面扩张总需求的错误，摆脱经济停滞状态；另一方面，通过刺激供给，改善市场上需求过度的困境，使供求达到均衡，同时，通过供求关系来缓解经济中的通货膨胀。供给学派强调的增加供给的政策，主要是大幅度降低边际税率、减少政府支出和紧缩货币。他们尤其认为，大幅度降低边际税率主要可以得到四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增加家庭收入，刺激劳动积极性，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储蓄增加，可以为增加生产投资扩大资金供给；三是改变“劫富济贫”的政府福利开支，既有利于提高社会的投资率，又有利于鼓励勤奋工作，抑制懒惰之风；四是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有利于个人投资者的革新、发明和创造。应该说，“萨伊定律”在有限范围内和特定条件下，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其并不适合所有的情况。美国供给学派着力推动供给的理论和政策，也是取决于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具体经济条件的。不能将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其混为一谈。

美国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基本是对古典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主张的老调重弹，是“萨伊定律”的翻版，唯一不同之处就是降低边际税率的主张。事实证明，美国供给学派在理论上，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在众多的理论流派中销声匿迹了。在政策上，其侧重供给的政策，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的主张，受到了富人的抵抗，效果并不明显。

（三）与凯恩斯主义的不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显不同于凯恩斯主义解决供给过剩问题的思路和政策。但我们可以通过与之对比来加深我们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

凯恩斯本人面对的是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中普遍供给过剩的萧条状态。他强调通过政府的力量增加总需求来解决供求失衡，克服经济危机。凯恩斯的理论中暗含着特定的假设条件，即消费者对于供给的种类和品质具有实质需求，仅仅是大规模失业造成了购买力不足。所以，解决了失业和购买力不足导致的需求问题，就会解除经济危机。实际上，在凯恩斯的心目中，他面对的是短期和暂时性问题（尽管有长期考虑），其对策主要也是短期的。正因为如此，“二战”后美国凯恩斯主义长期实行的扩张总需求的经济政策，最终成为严重经济“滞胀”的最重要原因。

供给和需求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某种角度看，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经济发生危机和衰退时到底是需求不足还是供给过剩是相对而言的。市场只能告诉我们一种现象：在价格保持稳定条件下存货的大量增加和滞销。至于这种现象到底是供给过剩还是需求不足造成的，既有相对意义的理解，也有在具体条件下的确定结论。事实上，追根溯源，恐怕供给方面还是主要原因。因为在供给适应实际需求的情况下，是不会发生产品过剩和产能过剩的（或者说不会有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凯恩斯的观点至少在直接层面上将经济危机的性质判定为需求不足，将原因归结到社会消费方面，回避了资本家为追求利润而投资过度和生产过剩的责任。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供求失衡，看作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将责任归结于控制生产资料和投资的资本家，归结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产关系）本身。这与凯恩斯是完全不同的。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是基于我国经济现实情况提出的，是符合马克思关于供求失衡的原因在于供给（生产和投资）方面的解释的。

（四）与现代货币主义的不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现代货币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也有所不同。现代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张实行经济自由主义，但在政策上，针对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问题，主张采取货币供给方面的干预政策。现代货币主义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最有效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要依赖自由浮动的价格来实现。但在严重通货膨胀条件下，价格已经不再是正确的市场调节信号，所以，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管好货币供给，“牵住货币的牛鼻子”，使物价保持稳定。米尔顿·弗里德曼对此的概括是“货币重要，只有货币最重要”。他认为，在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条件下，解决货币问题不仅具有短期效果（克服通货膨胀），而且具有长期效果。基于经济中长期货币需求来控制货币供给，就能在经济自由主义条件下，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货币政策重要性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自20世纪70年代后便渗透到新古典经济学之中，一直持续到今天（当然，在实际利益的诱使下，被片面理解和运用的货币政策思想，如货币供给的长期扩张和量化宽松，却产生了新的问题）。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自由主义条件下，通过货币政策稳定价格，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经济“滞胀”问题，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仅仅关注直观层面的供给，不仅关注货币、价格，不仅关注市场机制，还在制度、需求、国内外多方面进行全面协调。

总之，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理论上并非来源于西方经济学（尽管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立足于国内外多重矛盾和风险叠加的现状，是既要解决短期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问题，又要解决长期经济增长的战略决策。这与西方经济学强调供给的条件和背景不同、支持理论不同，特别是与美国供给学派产生的条件不同、理论与政策主张不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多方面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