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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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短期问题的理论

(一)解决供求均衡

在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看来,市场经济出现以产能过剩为特征的经济衰退问题,其直接根源在需求方面,是总需求不足引起的,所以,其针对性的策略就是由政府设法增加社会总需求。但西方国家,特别是“二战”后美国的实践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对策产生了经济“滞胀”的消极后果。当然,其理论也是有问题的。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的是在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情况下产生的问题,其理论解释自然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中的问题的直接根源主要在供给方面,因此,解决问题的思路首先和重点就应该在供给方面,当然也应该适当兼顾需求方面。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解决供给方面问题的强调和着力,是强调适应需求情况的,而不是脱离市场需求、单纯调整供给数量。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想办法适应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在寻求市场供求数量均衡的同时,在供求结构和供给质量方面发力。破产、兼并、重组和压缩过剩产能,就是在数量和结构上发力。而补上市场供给的产品和产业短板、降低产品成本和价格、丰富产品种类、提高产品品质,就是在结构和质量方面发力。

马克思曾经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供给在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行了说明。马克思是将社会物质生产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供给看待的。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中,生产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决定了分配的对象、数量和基本比例,决定了交换的对象和关系,决定了消费的对象。马克思是辩证看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关系的,但他也强调生产在这些相互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整个社会化大生产进程中,如果上述关系中的某个环节出现较大问题,就会导致社会再生产无法顺利进行(产能过剩的危机就是其表现之一)。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讲到在社会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生产者并不是为自己生产商品的,而是为有需要的人生产的。这也意味着,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产品不适合消费者的需要,就是多余的(过剩的)。

我们如果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因素暂且放在一边,仅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把供给和需求的关系直接看作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的话,马克思的论述则更为准确地说明了供给(生产)在其与需求(消费)的相互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说:“这里要强调的主要之点是: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2)马克思讲“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就是说,消费必须有直接的具体消费对象和手段,而这恰恰是由生产消费品的过程开始的。是生产决定了消费的对象和手段,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则是说,没有消费,生产就是空洞的和没有内容的,也就不成其为生产。同时,再生产过程的完成,即“实现”,是指商品的出售和得到消费,而这就是买卖完成的情况。在生产与消费紧密联系的情况下,社会再生产是顺利进行的,经济中和市场上也就是供求均衡的情况。所以,生产与消费的紧密与顺畅与否,就决定了供求是否均衡。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讲到供求均衡时,是注重供给(生产)的决定性作用的。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含义是一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抓住供给这个主要矛盾,也有这个意思。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包含的“去产能”,就是在市场上数量过剩的产品和产能在长期找不到新需求的情况下,削减产能和库存,绝不能再盲目增加产能。而保持供求均衡的注意力在放在“去产能”和“去库存”的同时,一方面可以考虑通过设法降低成本来增加需求(因为降低成本也是供给侧发力作用于需求方面的有效措施之一),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产品质量改进、创新产品努力推动形成新的消费需求。这些都是供给侧发力对保持供求均衡的积极作用。

(二)解决结构失衡问题

我们承认供给对于需求具有决定性作用,也承认它对需求的推动作用,因而可以通过各方面的创新来更好满足市场原有需求和新的需求。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供给与需求并不是必然紧密保持一致联系的。正是这一点,要求我们在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也必须首先考虑市场需求的状况。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恰好说明了这种考虑的重要性。马克思说:“假如市场的扩大与生产的扩大步伐一致,就不会有市场商品充斥,不会有生产过剩。”(3)事实上,不仅生产和市场需求经常是相互独立的,各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往往也使得生产结构难以保持顺畅和相互适应。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曾经谈到社会资本顺利流通和再生产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保持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协调和资金周转。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是社会化大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一旦这一条件遭到破坏,社会生产就会陷入危机或停顿。即便是某些主要生产部门发生投资过度的问题,也会最终导致经济的全面衰退和危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不可否认,有些部门可能生产过多,因此另一些部门则可能生产过少;所以,局部危机可能由于生产比例失调而发生(但是,生产的合乎比例始终只是在竞争基础上生产比例失调的结果),这种生产比例失调的一个一般形式可能是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或者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流动资本的生产过剩。”(4)

马克思还以19世纪英国棉纺织业中棉布的生产过剩来说明,某些社会主要产品部门的生产过剩最终会导致其他行业的生产过剩。他说:“它们现在突然发生相对的生产过剩,因为用来购买它们的钱少了,从而对于它们的需求减少了。即使这些生产领域生产的东西并没有过多,现在也要发生生产过剩。”(5)

马克思的这些分析与当前的经济形势何其相似!美国2007年的“次贷危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失衡,都与此类似。我国外向经济部门与国内经济部门不仅在供给和需求上失衡,在生产结构上也是失衡的,而且一些产品部类之间也存在着失衡。我国的生产和需求的结构性失衡,既和各级政府GDP竞争的盲目性有关,也和市场竞争的盲目性有关。这不但严重影响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解决不好也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调结构”方面最直接的作用首先就是解决产能相对过剩问题,并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这一战略性的决策既可以用供求均衡的要求来解释,也完全可以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必须保持比例协调的理论加以解释。

(三)解决经济波动问题

凯恩斯主义解决经济波动和萧条的基本思路是增加社会总需求。这种理论的肤浅和片面性在于,它仅仅从产品供求失衡的表象出发,将问题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放在需求方面,认为生产方面没有问题,只是社会需求不足,因此,想办法增加总需求就可以解决问题。我们说,如果购买者对生产的商品确实有实际需求,但缺乏购买能力,那就是与凯恩斯所说的相一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如果购买者拥有购买能力,只是由于他们已经获得或拥有了足够数量的自己需要的商品,而不再进行新的购买,那纯粹就是表面的相对需求不足,或者说是虚假的需求不足。实际情况恰恰是真正的供给过剩(产量或产能过剩)。凯恩斯在直接层面上将经济危机的性质判定为需求不足,将原因归结到社会消费方面,回避了资本家为追求利润而投资过度和生产过剩的责任。他站在资本家的立场和利益上,是其解释经济衰退和波动的理论错误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萧条和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资本不顾一切追求盈利的本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往往造成某些生产的过度扩张,在社会收入两极分化造成的大众贫困、消费不足和生产比例失衡条件下,必然频繁出现经济波动或衰退,甚至危机。我国的情况与此既有所不同,但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追求土地收入、官员追求政绩等造成各地竞相盲目地同结构扩张,企业逐利性的市场竞争,国外经济危机造成的外需骤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房地产、煤炭、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不规范发展,投资和消费的错配,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融资……虽然这些就企业的逐利竞争和比例失调来说,与国外的危机发生的因素有某种相似性,但总体上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国家的产能过剩和经济危机。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运行机制方面的调整,也需要制度方面的改革。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决策恰恰就是根据我国这些实际情况提出的,既兼顾了供求两方面的结构调整,也注意重点抓住供给方面,将供给方面作为主要矛盾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