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中国的封建制经济与人口变动
中国封建制经济是从公元前475年春秋战国之交开始的，到公元前5世纪末，就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封建经济形态。这是由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以致封建土地私有制最终代替了奴隶主土地国有制的结果。春期战国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经济解体、封建制经济产生时期，这一过程大体上是从战国开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是中国奴隶制经济向封建制经济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奴隶制经济体制逐渐解体，封建制经济关系逐步确立，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逐渐被新出现的私人土地所有制所替代，平民和奴隶的反抗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和奴隶主贵族势力的衰落，这一过程使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步取代了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特权地位，成为新的统治阶级，而奴隶和下层平民摆脱了奴隶制的束缚，成为依附农民、半依附农民和自耕农，从而使中国封建制经济体制逐渐形成和扩大。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铁器的出现和牛耕的推广以及在生产中的普遍使用上。
中国铁器的使用大体上是从春秋中期开始的，但炼铁、铸铁差不多是同时出现的。中国当时已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生铁是在1150°C～1300°C的条件下被冶炼出来的，出炉时呈液态，可以连续生产，可以浇铸成型，含碳量高，质地比较硬。这就使冶炼、成型效率以及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大为提高。所以由块炼铁到生铁，是炼铁技术史上的一次飞跃。从出土的文物看，江苏六合程桥春秋晚期的吴国墓、湖南常德德山楚国墓以及山西侯马北西庄遗址等出土的铁器，都是春秋晚期的遗物。其包括铁块、铁条、铁削、铁铧、钢剑等。这些铁器，有的是用块炼法炼出的熟铁锻造的，有的是用生铁铸造的。春秋晚期，铁农具已在相当范围内得到了使用。虽然铁器的使用在春秋时期还处于初期阶段，但它却标志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冶铁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铁矿的开发，铁制工具已经在当时的各种生产领域中得到了普遍应用，特别是用铁农具耕作已成为农业生产中最普遍的现象，铁制农具有耒、耜、犁、铫、耨、锄等。铁制手工业工具有刀、斧、凿、锯、锥、锤等。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取代了木、石农具，取得了主导地位，这就便利了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除了铁器的普遍使用外，在农业中，牛耕也普遍使用起来，用牛拉铁犁可以提高几倍的效率，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伴随着牛耕的使用，农业技术也有了显著进步。战国时期已经重视选择优良品种进行耕种，人们已开始对土壤进行研究，主张先分辨土性，挑选适宜种植在某种土壤里的农作物来播种。农业的显著进步，开创了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当时的农民已经知道用人力来改变土壤的现状，通过精耕细作使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在播种方法上，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已逐渐摸索出经验，逐渐掌握了保证农作物通风、吸收阳光、促进农作物茁壮成长的先进耕作方法，并在战国时期为当时农民普遍重视。
这一时期尽管农业经济有所发展，但人口却呈现出大幅度减少的趋势，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成为遏制战国时期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齐、楚、燕、赵、韩、魏、秦七国的人口总数大约从公元前474年的3000万人减少到公元前221年的2000万人，与战国时期的峰值相比，减幅至少达到30%。而人口下降的主因是因战争引起的大规模的死亡现象，公元前364—公元前245年，仅秦国在战争中斩首、坑俘的人数即达182万人。人口的急速减少导致劳动力人口的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推广铁器和牛耕。铁农具的牛耕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最重要的犁地法是二牛抬杠。一些新式耕田法，如代田法、区田法相继诞生。战国时代所修建的都江堰、郑国渠及其他大小陂池沟渠都在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又修建了许多新的水利设施，尤以关中地区为最，著名的水渠有成国渠、六辅渠、白渠等。东汉时期还出现了翻车和渴乌等水利工具，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西汉时期，冶铁业非常发达，不但能生产铁制长剑、长矛、环首大刀，而且也广泛使用铁制的生活器皿和杂用工具，如在西汉中期的遗址中发现的灯、釜、炉、剪等，这说明汉代铁器的使用已相当广泛。冶铁业分国营、官营和民营三种类型，到了东汉，冶铁业由社会自营，加上水排的发明，冶铁业更加发达。冶铜生产也相当发达，据考古挖掘出的铜器，种类有鼎、壶、钟、熨斗、勺、盘、盆、熏炉、镜等，其花纹精细优美。
汉代的纺织业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以丝织和麻织为最多。山东临淄和京师长安是当时的纺织中心。汉代的丝织品已经使用提花机，而且染色技术也很高，能织出精美的花纹，呈现出万紫千红的颜色。汉代纺织品以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湖北江陵秦汉墓出土的丝麻纺织品数量最多，花色品种最为齐全，有耳杯形菱纹花罗、对鸟花卉纹绮、隐花孔雀纹锦、凸花丝织品。毛织品有龟甲四瓣纹罽、毛罗和地毯等名贵品种，并首次发现蜡染印花棉布及平纹棉织品。
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但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还是比较发达的。当时许多商品都是通过商业和市场进行流通的。如山西的木材、玉石、山东的盐、漆、丝；江南的金、锡、姜；北方的马、牛、羊以及铜铁矿石等；还有经济作物和果品等行销全国各地。汉文帝时期，在贵粟政策下，商人竞买爵位，扩大贸易领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其地位才得以提高。西汉时期，全国已有数个商业中心，如长安、洛阳、邯郸、江陵、吴、寿春、番禺、成都等。到东汉时期，中原地区商道线路发达，各地货物往来更加频繁。
西汉时期对外贸易也十分发达，有名的“丝绸之路”就是这时形成的，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最重要的商路。当时汉王朝的对外贸易有陆路贸易和海上贸易两种，但以陆路贸易为主。特别是汉武帝时，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更开辟了通往中亚的道路。从中国运往西域的货物以丝织品和金属品为主。中国的丝织品还通过中亚的商人运转到欧洲的罗马帝国，这条丝绸之路全程长达7000多公里，是古代最长的商路。
在秦汉时期封建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口增长出现了巨大的波动。秦始皇灭六国后，人口总数达2000多万人。经历秦始皇的暴政和秦末战争至汉朝初期时已减至1300万左右。西汉时期，经济发展较快，人口开始恢复增长，据《汉书》记载，到西汉平帝时期，全国户数超过1200万户，人口5900多万人。王莽统治初期，社会尚未开始动乱，人口依然在缓慢增长，到公元13年，中国人口增至6000多万人。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桓帝统治时期，尽管人口有所下降，但东汉人口极盛时期达到5700万左右。东汉末期，经过黄巾兵乱后又遇群雄割据的混战，中国人口从5700万左右锐减到1660万人，其减幅达71%。人口锐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发展。
到三国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1年）中期，由于战乱破坏和朝代不断更迭，土地荒芜，官田数在总耕地面积中的比例增加，但并未改变大土地私有制的基本形式。但公元5世纪末，以私有土地为主体的制度发生了变化，这个时期内实行的均田制使私有土地的范围大为缩小。公元485年北魏畅行均田制，是自秦废井田以后2000年内最重要的一次土地制度变革。晋室南迁后，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的长期混乱状态。由于战争中的伤亡及人民的逃避，使农村出现大量荒田，很多农民流落城市中，变成不从事生产的游民。为了解决荒田和游民以及使豪强向国家缴纳赋税的问题，北魏在公元485年下诏实行均田制。
均田制的基础是土地国有化。北魏政府把无主的荒地、产权不确定的农田以及有主的私有土地一概没收化为公地，然后按劳动力的多寡分配给农民耕种。男丁受露田26 664平方米，休耕之地加倍，另外桑田13 332平方米作为世业；女子受露田13 322平方米，此外另有麻田及宅地。北魏以后，北齐、北周、隋及唐初，各朝政府都沿袭均田制，但是在具体规定中有若干变动。均田制下的露田或口分田是国家的公田，国家掌握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但并不直接使用或经营，而是分派给农民去耕种。除此之外，历朝政府还掌握了许多公田，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直接使用或经营。均田制在300年的实施中逐渐暴露出严重的缺点，再加上外在的破坏因素，使其终于在唐朝中叶崩溃。促使均田制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内全部耕地面积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
这一时期，由于大规模的战乱多发生在北方并且时间持续很长，使得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则相对稳定，使得南方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样南北经济开始趋于平衡，以北方黄河流域为中心的经济格局开始改变，商品经济总体水平较低。一方面，由于战乱，不少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加上南方刚刚开发，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在三国中后期，人口开始自低谷回升。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后统一全国，又采取了一系列较为积极的经济措施，不久人口就恢复到4000万人左右。但好景不长，从公元291年八王之乱（公元291—306年）[9]起，国家又陷于动乱，人口急速下降，到公元306年仅为1200万人左右，达到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的最低点。
隋唐五代时期（公元581—960年），中国封建制经济在秦汉封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上又达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当时主要的农业经济生产迅速发展，其重要的原因是铁犁和牛耕进一步推广。在黄河流域乃至甘肃、新疆地区，铁犁牛耕已普遍用于农业生产。这时在江南地区也推广牛耕，并使用曲辕犁。曲辕犁比直辕犁轻巧，犁辕上躬，便于深耕，牵引点低，犁架平稳，犁辕短，回转方便，其是古代步犁中最先进的类型。农业生产工具锄、铲、镰、犁都有大的改进。水利设施得到了修复和新的开凿，因此更为广泛和完善。长期积累的从犁地、播种、施肥、灌溉等一整套的农业生产经验得到了推广，良种的普遍使用使经济作物得到了发展。在灌溉工具方面也有进步，如辘轳、桔槔、翻车等传统汲水工具已被普遍使用。此外还在江南水田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灌溉工具，其中主要的有水车和筒车，它安装在有流水的河边，因为挖有地槽，被引入地槽的急流推动木叶轮不停转动，将地槽里的水通过竹筒提升到高处，倒入天槽流进农田中进行浇灌。水车在北方也有推广，水碓、水磨、水碾也被广泛使用。
唐代的手工业无论是私营手工业还是官营手工业都很发达，它构成了唐代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手工业主要是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很不发达，但到了隋唐时期，虽然官营手工业仍占主要地位，但私营手工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私营手工业主要是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其产品在纳税后自用有余时也在市场上出售。唐代城市中也有很多私营手工业区，称为“坊”，有纸坊、毡坊、酒坊、铜坊、染坊、绫锦坊等，有的作坊规模很大。
官营手工业在唐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央主管官营手工业的最高机构是工部。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一般不在市场上出售，只供皇室和官府消费。官营手工业中的劳动者有工匠、刑徒、官奴婢、官户、杂户等。官营手工业分布地区比较广泛，生产规模很大，产品质量也高，分工较细，又有高超技术的工匠从事生产，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但官营手工业强制性劳动的特点突出，束缚了工匠们的劳动积极性。
唐代的主要手工业有纺织业、陶瓷业和矿冶业等。纺织业中以丝织业和麻织业最为重要。当时纺织技术也很发达，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唐代薄绢，用作千佛洞绢幡，两面都绣有佛画，挂起来不阻碍光线。丝织品的主要产地仍在今河北、河南一带，主要品种有绢、绫、锦、罗、绮、纱等，花色繁多，图案精美，色彩鲜艳，织造精巧。当时生产的布绝大多数是麻布，麻织品盛产于南方，黄州的赀布是其中的上品。毛织品主要产于今西北地区。棉织品主要产于高昌和岭南一带。在印染技术方面也很出色，已经出现夹缬、蜡缬、绞缬等印染方法。夹缬是用两块木板雕刻成同样的花纹，着色加染色；绞缬是丝织品染色方法，染前先将丝织品用缝、扎等方法加以绞接，保留其底色，再进行染色，染色后解去缝、扎的线，即可出现花纹等图案，印染的花纹十分精美。夹缬、蜡缬、绞缬等印花工艺被广泛使用，使唐代丝织品的纹饰色彩更加斑斓。
陶瓷业在唐代有很大发展，制瓷技术也有很大进步。唐代创新的花釉瓷、绞釉绞胎瓷、釉下彩绘瓷及三彩釉陶等，以新的工艺技法展现了唐代陶瓷装饰多样化的特点。越州的青瓷类——玉类冰；邢州的白瓷类——银类雪；昌南镇的青瓷、白瓷；四川大邑的白瓷都很有名。陶器以唐三彩最为著名，它是一种造型生动、色彩艳丽的铅釉陶器，因主要是青、绿、黄三色，故名三彩。
唐代采矿业比较发达，主要矿产有金、银、铜、铁、锡、铅、矾、水银、朱砂等；铸造业的规模以铸钱业为首；唐代的金属制造加工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一些精美的金银器，采用了铸造、切削、抛光、焊接、铆、镀、刻凿等工艺。铸造精良的铜镜等也显示了唐代手工业发展的成就，当时已有了手摇脚踏的简单车床。
唐代私营手工业除了纺织业外，在造纸、印刷、制茶等方面也很发达。造纸业的重要产地多在南方，如益州的麻纸、浙东的藤纸、韶州的竹简、宣州的宣纸、扬州的六合笺、临川的滑薄纸等都是著名产品；制茶业在唐代后期有很大发展，茶树的种植遍及南方各地，制茶业具有相当的规模，如歙州祁门县有70%～80%的人以种茶、制茶为业。唐德宗在位时开始收茶税，后来茶税成为政府的重要税收。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迅速发展，从首都长安到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些大的城市，在这些城市，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商业店铺。长安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是最大的商业城市。城内有工商业区，共有108坊和东西两市。市内出售货物的店铺称“肆”，经营同类货物的肆集中在同一区域，称“行”。东市有220行，数千肆，四周还有许多为商人存放和批发货物的邸店。西市比东市更繁华，而且外商云集。当时各大城市和州以及多数县的治所都设有市。洛阳是陪都，其繁华程度不亚于长安。除了两京外，当时的杭州、成都、广州等地都是商业繁荣的大都市。到了唐朝后期，南方商业的发展尤为显著。长江流域的城市比以前更多，更繁荣。扬州是漕米、茶叶、海盐等的集散地，许多波斯、大食等国的外商在此经营珠宝等奢侈品，商业十分繁荣。益州是西南的经济中心，西南地区生产的丝织品、纸张、瓷器等，大多由此运销外地，商业也很兴旺。洪州、鄂州则是长江流域经济繁荣的城市；苏州、杭州是新兴的商业城市。在沿海，除广州外，泉州和明州也开始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城市。唐朝中期以后，商业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夜市、储蓄和支付钱币的“柜坊”、类似汇票的“飞钱”以及“行”的组织等，为以后宋代封建经济的高度繁荣创造了条件。
唐代的对外贸易也很发达，富庶强大的中国是当时世界、特别是亚洲各国经济交流的中心。隋唐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的贸易联系进一步加强，长安成为当时的国际大都市，在长安有各国的商人与中国从事国际贸易往来，有胡人所开的店铺。隋唐都有中西交流的丝绸之路，隋唐时期，尤其在唐朝，中国与中近东、印度、日本、南洋群岛的联系大大加强，商人、使臣来往不绝。满载货物的商船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扬帆航驶，大队的骆驼、马匹奔驰在丝绸古道上，中国的丝绸、瓷器、造纸术、印刷术西传，印度、中亚的各种物产也纷纷传入中国。当时对外贸易主要有两条路线，即西北的陆路贸易和东南沿海的海路贸易。陆路贸易由洛阳、长安经河西走廊、西域，通往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此路线在唐朝时最为繁荣，路上商人络绎不绝。东南海路从广州、扬州、登州、楚州、明州等港口可达东南亚各国以及新罗、日本、波斯、大食等国。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人口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根据《旧唐书》记载，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有180万户；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有219万户；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有304万户；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有360万户；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有380万户。据《通典》卷七《食货》载，到唐玄宗（公元685—762年）在位时，即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全国有907万户，共计5288万人，这时唐代的人口规模已超过隋朝极盛时的水平。从人口分布看，当时全国有15道，秦岭淮河以北有人口3000万人，人口最多的是河南、河北两道及淮北地区，这些地区合计人口接近2000万人。其中，首都京兆府长安人口达到196万人；东都河南府洛阳则有118万人；隋唐大运河沿岸的交通枢纽城市魏州也有人口110万人；河东道和关内道的人口分别为372万人和150万人；陇右道人口最少，仅53万人。南方各道中，江南东道人口最多，有661万人；其次为剑南道，有409万人，其中成都府人口有92万人。江南西道、淮南道、岭南道则分别为372万人、227万人和116万人。人口位居全国之末的是黔中道，仅16万人。
宋朝（公元960—1279年）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成熟时期，当时中国封建经济走向繁荣，它是历朝历代中经济最发达的，其手工业、农业、商业等的发展水平都超过了唐朝。同时，这一时期也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宋朝的手工业比较发达，从行业上看，造船、纺织、制瓷、造船、造纸、茶盐、制糖等都比唐代先进得多。宋朝的手工业除了扩大产地以外，技术提高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冰糖的生产技术、“单筒井”的开凿、宋瓷的精良等，都反映了技术的成熟和创新，而手工业的兴起解放了大量束缚于土地的农民，使他们能投入手工业。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而且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经济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火器厂和各地的官窑等，由此可见当时的手工业兴旺发达。
早在北宋时期，中国已懂得烧煤、炼钢，大型手工业主则雇佣有数百名全职的产业工人。在宋朝的手工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造船业，其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北宋时期定都开封，东南漕运十分重要，船只是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加上海外贸易兴盛，更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官营作坊以造漕船为主，同时造座船、战船、运兵船等；民营作坊则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为例，宋真宗时年产量达二千九百多艘；北宋船只的体积和载重量相当大，宋徽宗时制造的出使高丽的大海船，称为“神舟”，据估计可装载20 000石以上的货物，载重量约为1100吨。宋代不仅能造出大的海船，而且在海船上已使用了指南针来测定航向。指南针的前身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司南，其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装在轴上可以自由转动的磁针，磁针在地场作用下能保持在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磁针的北极指向地理位置中的北极，利用这一性能可以辨别方向。
南宋时期，造船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带是主要的造船地，明州、泉州、广州等造船业中心能够制造大型海船。内河航运中最大的船称“万石船”，可载漕粮数百吨，从在福建泉州湾发掘出一艘南宋末期的海船看，根据其长、宽、高计算，载重量应当在200吨以上。这艘船的造型和结构都与宋代文献中的记载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船舱竟多达13个。民用远洋海船称“客舟”可载粟百吨左右，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船。南宋时期还普遍制造车船。车船装有轮子，用脚踏轮可激水而行。
北宋时期纺织业也很发达，西北地区流行毛织业，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发达。到了南宋时期，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西南部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川蜀地区丝织业最发达。开封设绫锦园为皇室织造高级丝织品。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其中苏州、杭州、成都三个著名的官营织锦院各有织机数百台，工匠数千人，规模宏大，分工细致，丝织品种类繁多，单是锦一项就有40多个花色品种，产品精致美观。与其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印染品已发展成为泥金、描金、印金、贴金与敷彩相结合的多种印花技术。南宋时期，丝织技术有新的提高。南宋纺织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棉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棉纺织业逐渐普遍起来。由于新的纺织工具的出现，已能织出带有细字、小花卉的花布。从浙江兰溪市南宋古墓中出土了一条随葬棉毯，说明江南地区不但能织布，而且能织毯，反映了棉纺织业的高度发达。
印刷业自唐朝传入后，到北宋已经广泛使用。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东京、临安、眉山、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北宋初期，成都刻印《大藏经》13万板，国子监所刻印经史十多万板，可见当时印刷业是很发达的。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北宋平民发明家毕昇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活版印刷术的人，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项重大的革命。毕昇发明的活版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的方法是先制成单字的阳文反文字模，然后按照稿件把单字挑选出来，排列在字盘内，涂墨印刷，印完后再将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时再次使用。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当时世界上还没有此技术。毕昇发明泥活字是活字的开端，之后又发展了锡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其中木活字对后世影响较大。宋朝时期，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秆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
制瓷业也很发达，不仅有高级瓷器，而且一般日用瓷器也大量生产。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在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当时有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河南禹州的钧窑、河南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弟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名瓷窑，以及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近年来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南宋制瓷业的规模宏大。景德镇是著名制瓷中心，产品远销各地。浙江龙泉所产传统青瓷，也属当时上品。此外，矿冶、造纸业、丝织、航海业等也都相当发达。
宋朝时期，在技术改进与租佃制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获得显著发展，随着北宋的统一，南北农作物品种得到交流。水稻的优良品种在北宋时已不少，如占城稻是其中之一。占城稻的特点是穗长、无芒、抗旱、早熟。它“不择地而生”，适于普遍栽种。当时，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灌溉，同时，比龙骨翻车运转力更大的筒车也用来引水上山，灌溉山田。宋代还大兴水利，大面积开荒，又注重农具改进，农业发展迅速。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沙田、架田等。这样大幅度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积。到天禧五年（1017—1021年），全国耕地面积增加到5 247 500余顷。各种新的农具在宋朝出现，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秧马。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度增长。宋代农民还很注意积肥和施肥。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土壤的性质不同，应施用不同的粪肥。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农业发展也很迅速。一些北方农作物粟、麦、黍、豆可以在南方种植。
宋代商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城市中，商业十分繁荣，尤其北宋都城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市场上的商品既有来自国内各地的商品，也有来自国外的商品。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城内另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市内还出现了歌舞场所、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的中心。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城市商业繁荣的艺术反映。北宋时期，由于旧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业分区性逐渐消失，因此行会的地位更显重要，组织更加严密。宋代城镇商业繁盛，商品种类繁多，既有奢侈品，也有日用必需品。唐代时期，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北宋时期更加发展。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在草市的贸易中，农产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占大宗，也有一些生产工具的交易。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仅广东一路就有墟市800多个，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繁荣。
在金融商业领域，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宋太宗时期，每年铸币80万贯。到宋神宗熙宁六年，已达600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宋真宗时期，成都16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称为“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流行的纸币。宋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宋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了流通领域。南宋由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铸造供不应求。在对外贸易中，铜钱又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除交子仍在四川地区使用称为川引外，还发行了会子。南宋政府发行纸币，主要是为了弥补财政亏空，而将大量纸币投入流通领域。
在封建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口增长有所波动。宋初年（公元960年）仅有户650万左右。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年间（1078—1085年），全国有户1600万。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崇宁元年（1102年）增至2000万户。女真南侵后，中国再次出现了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的现象。这次南迁有两波。第一个高峰是从“靖康之难”到《绍兴和议》，第二个高峰则是在金朝皇帝完颜亮南侵期间，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根据估计，南宋在人口峰值阶段，全国人口达到8500万。宋朝的城市人口大量增加，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50个，杭州人口超过120万，开封人口过10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城市。
从整个经济的循环来看，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也就是交子。而宋代商业繁荣的基础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宋代城市兴盛，与唐代相比，打破了以往地域限制和时间限制，官府对商业活动也不再严格监控，这使得城市的经济职能增加。随着私营手工业规模的扩大，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商品化程度也大大提高，商品经济呈现繁荣景象。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丝织业、印刷业和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的迅速发展使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中心。另外，中唐以来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也有所松动，这也是宋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元朝（1271—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朝代，其疆域北到蒙古、西伯利亚、越过贝加尔湖，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总面积超过1500万平方千米。元朝的封建制经济大致上以农业为主，其整体生产力水平虽然不如宋朝，但在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广泛种植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蒙古可汗进入中原之初，残酷的屠杀和劫掠给北方地区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蒙古人原来是游牧民族，草原时期以畜牧为主，经济单一，无所谓土地制度，而游牧的生活方式需要大量的牧地，因此在元朝统一中国过程中曾对土地进行掠夺，并把占有的土地变为牧地。元朝统一中国后，把所掌握的官田一部分作为屯田，一部分赏赐王公贵族和寺院僧侣，余下的则由政府直接招民耕种，收取地租。其屯田的数量极大，遍及全国，其中以河北、河南两省最多。其中民屯是役使汉人屯垦收租，军屯则分给各军户，强迫相当于奴隶的“驱丁”耕种。私田是蒙古贵族和汉族地主的占地以及少量自耕农所有的田地。元太祖成吉思汗（别名孛儿只斤•铁木真）在位时期（1206—1227年），开始注重农业生产。孛儿只斤•窝阔台（1229—1241年在位）以后，为了巩固对汉地统治，实行了一些鼓励生产、安抚流亡的措施，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特别是经济作物棉花的种植不断推广，棉花及棉纺织品在江南一带种植和运销都在南宋基础上有所增加。经济作物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使当时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在某些方面渗入了商品货币经济关系。
手工业生产有所发展，丝织业的发展以南方为主，长江下游的绢在产量上居于首位，超过了黄河流域。元朝的瓷器在宋代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著名的青花瓷就是元代的新产品。青花瓷器造型优美，色彩清新，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造船业十分发达，还有起碇用的轮车，并已经使用罗盘针导航。元朝的印刷技术比较发达。活字印刷术不断改进，陆续发明了锡活字和木活字，并用来排印蒙文和汉文书籍。由于元帝集中控制了大量的手工业工匠，经营日用工艺品的生产，官营手工业特别发达，规模很大，官营手工业主要有矿冶、制盐、纺织和军器制造等行业，而对民间手工业则有一定的限制。
元代的商业比较发达，这与元代封建政权的经济政策有关。特别是孛儿只斤•忽必烈在位时期（1259—1294年）实行经济改革，一反汉人政权的“抑商”政策为优惠政策，并实行保护商贾安全、减税、救济困难商贾等政策，使元代的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都获得很大发展，商品经济繁荣，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相当富庶的国家。而元朝的首都大都（今北京），也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经济商业贸易中心。为了适应商品交换，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善的纸币流通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善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元朝版图辽阔，横跨欧亚，中国纸币流通很广，然而因滥发纸币也造成了通货膨胀，对元朝的封建制经济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明代时期（1368—1644年），中国封建制经济在元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工商市镇不断增多，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特别是手工业各个部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加，不少工艺流程和技术得到改良，一些生产部门中还出现了规模化生产的萌芽，技术也有所提高。如丝织业中改进了提花织机，使丝织品档次提高，更加富于变化。采矿业较多地使用火药爆破技术，冶炼业则广泛利用煤为燃料，并使用活塞式木风箱，炼钢业由灌钢冶炼法发展到苏钢冶炼法，效率明显提高。制瓷业中使用旋坯车，不但提高生产效率，而且使旋出的瓷坯更为精细和规格化，施釉方式以吹釉法代替刷釉法，使施釉更加均匀光泽，有利于烧制大型瓷器。印刷业中铜活字的普遍使用，套印、拱花技巧的发展，可以印出精美的彩图。明代手工业部门很多，其中规模较大、进步较快的有矿冶、纺织、陶瓷以及造船等。明代中后期，在手工业各部门普遍发展的条件下，许多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建立在雇佣关系基础上的规模化生产的萌芽，这在丝织业、矿冶业等部门中最为明显。
随着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明代商业十分活跃，全国各省区都有不少人脱离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工商业，大小商人的数目迅速增长。这些商业经营者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及海外，江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和运河沿岸地区尤为商贾聚集之处。明代中叶以后，还崛起了一些地区性的商帮，如徽州商帮、山陕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江西商帮、洞庭商帮、龙游商帮等，这些商帮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为联系场所，互相支持，纵横驰骋于商界，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越做越大。他们经营的对象品类繁多，有盐、粮食、木材、棉布、丝绸、茶叶、陶瓷、纺织品、文房四宝以及金融典当等。
明代商业发展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工商业市镇的崛起。除了出现苏州、南京、天津等许多商业性城市外，大量的工商业市镇也在不断兴起，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如松江府的朱泾镇、枫泾镇、七宝镇，苏州府的璜泾镇、南翔镇、娄塘镇等，都是著名的棉织业市镇，而苏州府的盛泽镇、震泽镇，湖州府的南浔镇、乌青镇、菱湖镇，嘉兴府的濮院镇、王店镇、王江泾镇等，则都是著名的丝织业市镇。显而易见，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市镇的勃兴所表现出来的乡村都市化过程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些市镇充分发挥了商品集散中心的作用，大大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分工与合作，加强了地方市场与全国市场的联系，推动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的货币体系也发生了转变，明代前期一直被禁止使用的白银在正统以后取代纸钞和铜钱成为主币。白银的广泛使用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海外贸易的发展在明代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明代前期，朝廷严禁私人从事海外贸易，朝贡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合法途径。这种贸易形式在永乐至宣德年间臻于鼎盛。明成祖即位后（1402—1424年在位），在永乐年间，派遣著名的航海家郑和（1371—1433年）率远洋船队七下西洋，共历时28年，满载瓷器、茶叶、铁器、丝绸、金银等各类商品，同亚洲、非洲各国进行商品交易，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海外各国纷纷与明廷建立朝贡关系。隆庆元年（1567年）部分解除海禁，一直被视为走私的私人海外贸易取得了合法地位，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中国输出的商品，有生丝、丝绸、瓷器、铜器、铁器、食品、各种日常用具以及牲畜等，其中尤以生丝、丝织品、瓷器为大宗。输入中国的商品，则以海外各地的特产和香料为主，也有暹罗红纱、番被、嘉文席、西洋布等少量手工业品。
农业也比较发达，无论在粮食产量还是在农具、耕作技术、灌溉技术方面，均比元代都有所进步，特别是农作物品种的增加、农民多种经营方式的推广等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自明朝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不与五谷争地，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压力。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的引进丰富了农产品结构。在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传统的农业单一经营方式被突破，多种经营兴盛，经济作物棉花、麻、桑、茶树、蔬菜、果木、花卉等品种的种植日益广泛，产品大量流入市场。在农业赋税制度方面，实行了“一条鞭法”。这种方法的实行简化了赋役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负担比较均衡合理。另外，“一条鞭法”实行赋役折银征收，既反映了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封建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口呈现了先增后减的趋势。明朝初期，明太祖（1368—1398年在位）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全国的农业生产在元朝时代因长期大规模战争而遭受极大破坏的背景下得到了恢复，加上洪武年间大规模向淮河以北和四川的荒芜之地、垦荒填充移民，使人口得以稳定增长。到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人口达到6500万人。明朝人口的峰值出现在明朝后期，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认为1600年明朝实际人口大约有1.6亿。随后由于农民战争、饥荒等原因，明朝人口逐渐呈现下降的趋势。据估计，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人口降至1.4亿左右。从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到清世祖顺治七年（1650年），由于饥荒和瘟疫等造成中原地区死亡加大，特别是由于北方鼠疫和旱灾的爆发、以及八旗入关掠杀和为防范汉人而进行有计划的迁移，造成人口大量减少，从原来的1亿人口减少到近5000万人。人口的减退导致劳动力人口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明朝末期和清朝初期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