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摇篮
——写在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之际

北京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它综罗百代，融铸中西，有着积累深厚的综合优势，曾经为当代中国众多学科学术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也为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它是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摇篮。

在中国的新闻学和新闻教育史上，北京大学拥有好几个第一：在高等学校开设了第一门新闻学方面的课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新闻学期刊。此外，她还是建国初期那次院系调整之后，新设新闻专业的第一所大学，同时还是“文革”后期，率先恢复新闻专业并开始招生的第一所大学。

北大开设新闻学课程，始于1918年暑假后的那个学期。具体地说，是那一年的9月。开的是选修课，供政治系高年级学生选修，也有不少外系学生前来旁听。课程的名称是《新闻学大意》，主讲教师是徐宝璜。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发端。对于整个中国新闻教育的历史来说，正像鲁迅在赞扬白莽的《孩儿塔》一书出版时所说的，它“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虽然还有点稚嫩，但有着深远的意义。

北大建立的第一个新闻学团体，全称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停止活动于1920年12月中旬，前后存在了大约两年零两个多月，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关于这个研究会，很多书里都有所记载，还有人写过文章，作过专门研究。简而言之，它虽然是北大校内的社团，但成员不限于校内师生。按照它的简章，“校内外人均可入会为会员”，只是在会费的收费标准上略有差别。在成立后的两年多时间内，它开过一次成立大会，一次改组大会，举办过新旧两期会员研究班，举行过研究期满发证仪式，召开过多次干事会和茶话会。现在还矗立在北京沙滩的那座著名的红楼，当时刚刚建成，称北大第一院，上述的那些会就是在这座楼内三层的第34、35、36等教室内召开的。研究会开始的一个阶段，每周有两至三次活动，通常在晚上，有时也安排在星期天的上午。由导师到会讲课。参加听讲的新旧两个班的会员共55人，其中包括当时在北大图书馆任职的毛泽东。

北大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是北大出版部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在1919年印刷发行的。书名是《新闻学》，作者是徐宝璜。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部新闻学专著。

北大出版的第一份新闻学期刊，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主办的《新闻周刊》。这份刊物创刊于1919年4月20日，一共发行了三期。办刊的目的是：“便会员之练习，便新闻学识之传播，便同志之商榷。”（《发刊词》）它“不仅为中国惟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且为中国首先采用横行式之报”（见1919年4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家新闻学专业刊物。

上述的这些活动，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和西方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发展的进程相当贴近。近代化的新闻事业是首先从西方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初，已有近300年的历史。但是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发展，则相对滞后。在欧洲，第一部新闻学方面的著作诞生于1845年；在美洲，第一部新闻学方面的著作诞生于1873年；还都是新闻史方面的书。新闻理论方面的书，在美国，则迟至1903年才问世。美国的大学直到1869年才开设新闻学方面的课程，1903年才设立了第一个新闻系。北大的上述活动，在时间上，和西方国家十分贴近，并没有太大的距离。第二，一开始就受到校内师生、新闻学者和社会上的新闻工作者的重视和欢迎，得到了他们热烈的支持和全身心的拥护。

提起这段历史，不能忘记三个人。

第一个就是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他是1916年的冬天来北大的，到1927年正式卸任，在北大先后当了十年半的校长。这是旧北大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期。他所提出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校方针，开阔了北大师生的视野，造成了群星灿烂的学术环境，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北大在中国高等学府中首屈一指的学术地位。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在北大的开展，也应该首先归功于他。徐宝璜是他请来的；开设新闻学课程，是他决定的；建立新闻学研究会，是他批准的，并且亲自出任会长。这个会的许多活动，如成立大会，改组大会，和研究期满颁发证书大会，他都积极参加并作了演讲。蔡元培之所以热心于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首先基于他和新闻事业的历史渊源。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就参加过《苏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等革命报刊的办报活动。其次基于他对近代西方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了解。他曾经留学德国，那里是西方近代印刷术、近代报业和近代新闻学的策源地，他对此曾经作过考察。从他的多次演讲和他给徐宝璜的《新闻学》一书写的序中，可以看得出来，他对美国新闻教育的情况也很了解。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热心支持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大学校长（另外一个是吴玉章）。

第二个是徐宝璜。他是公费留美期间，在密歇根大学专攻经济学和新闻学的。回国后，在著名的北京《晨报》参加过一段时期的工作。1917年9月进入北大，担任教授兼校长室秘书。北大开展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活动，蔡元培之外，他是最积极的一个。在中国新闻史上，他有两个第一：第一个在大学里讲授新闻学课程，第一个公开出版自己编写的新闻学专著。因此有“新闻教育第一位的大师”，和“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黄天鹏《新闻学纲要序》）之誉。他的那本《新闻学》，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破天荒”之作。此外，徐宝璜还保留有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纪录，即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他出生于1894年，应聘到北大任教时才23岁，是当时校内80多个教授当中最年轻的。和他同一年到北大任教的梁漱溟和胡适，当时一个24岁，一个26岁，都比他大。过去盛传胡适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其实是不对的。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后，徐宝璜是副会长兼导师，会务主要由他主持。此后，他除在北大任教外，还兼任多所大学新闻系的教席，并积极筹备在北大创办新闻系，可惜没有成功。1930年因脑溢血倒在了北大的讲坛上。对于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他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第三个是邵飘萍。他是民国初年就崭露头角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当时任《京报》和新闻编译社的社长。北大筹办新闻学研究会期间，他曾多次致函蔡元培，极力促成。研究会成立后，他应聘为导师，每周定期到会讲课，因为密切联系实际，又时时现身说法，讲自己办报和当记者的经验和体会，深受会众的欢迎。他和北大的关系密切。“五四”“五卅”“三·一八”前后在北大举行的多次群众性集会，他都亲临现场，并发表演讲。他所办的《京报》，曾提供给北大学生，特别是那些加入了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作为实习的基地。他秘密加入共产党后，也是通过一位姓谢的北大女生，和上级组织保持联系的。1926年，他被奉系军阀杀害，成为新闻事业的殉道者。

由于他们的努力和支持，使得北大成为当时全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中心。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中，有不少人在入会后不久，就积极地投入了办报和办刊物的实践。毛泽东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高尚德（君宇）、谭鸣谦、罗章龙、姜昭谟参加了《新潮》《向导》《光明》等刊物的编辑工作，陈公博则在广州创办了《群报》。他们的实践，加上同时期北大师生主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努力周报》《读书杂志》《语丝》《现代评论》《猛进》《北京大学日刊》等报刊，虽然良莠不齐，瑕瑜互见；但对全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无疑都曾经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以北大为中心的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活动，为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所起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作用，早已载入典册，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

全国解放后，北大两度在中文系办起了新闻专业，前后16年，累计为国家输送了864名毕业生，再次成为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重镇。这一段时期的毕业生，目前有一些已经退休。在职的，绝大部分都已是中国新闻战线的骨干力量。这是前一阶段的那一页历史的延续，是北大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这部交响乐的又一个华丽的乐章。

我从1953年起，曾经两度在北大新闻专业任教，历时10年，对北大有一定的感情。目前，全国的新闻教育空前发达，设有新闻系或新闻专业的院校不下百所，而北大的新闻教育，却自1978年起，停止了，中断了。这是很令人遗憾的。我寄希望于北大的第二个百年，寄希望于北大现在的和未来的领导。像北大这样实力雄厚的，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综合大学，是应该为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的。

（刊1998年第5期《中国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