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来的中国新闻教育
一、1949年以前的新闻教育
中国的新闻教育，起始于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设立报学系。前此两年，北京大学政治系开设新闻选修课，则是它的先声。从1920—1949年，全国共有58个新闻教育机构，根据已掌握的资料，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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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北京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延安大学等几所高等学校先后设新闻课程。
从1920—1949年，中国新闻教育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萌芽时期
从1920年到北伐战争前的六七年间，是中国新闻教育诞生和萌芽的阶段。1920年圣约翰大学率先成立报学系，标志着中国高等学校正规的新闻教育的开始。这以后，陆续问世的还有厦门大学、平民大学、法政大学、南方大学、国民大学等校的新闻科、系。连前一共有8所院校创办了报学系或新闻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平民大学的新闻系。这个系招收高中毕业生，入学后先上2年预科，再上4年本科，前后在校学习6年。系主任是来自北大的徐宝璜教授，先后应聘到校任教的教授，有邵飘萍、吴天生、顾君义、徐彬彬、周作人、郁达夫、黄郛、徐志摩等，都是一时之选。该校以培养“学识渊博之新闻人才”为宗旨，本科阶段的四年课程安排如下：
第一学年（共12门课，23学分）：新闻概论、速记术、经济学、政治学、文学概论、哲学概论、民法概要、中国文学研究、英文、日文、宪法、文字学。
第二学年（共12门课，23学分）：新闻采集法、新闻编述法、广告学、社会学、照相制版术、财政学、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史、平时国际公法、统计学、中国文学研究、英文、日文、文字学。
第三学年（共11门课，20学分）：新闻经营法、新闻评论法、采编实习、评论实习、时事研究、现行法令纲要、战时国际公法、中国近代财政史、现代金融论、近代小说、英文。
第四学年（共11门课，20学分）：新闻事业发达史、特别评论法、出版法、采编实习、群众心理、时事研究、现代各国政治外交史、现代社会问题、近代戏剧、英文新闻学原著选读。
大体上包括了外语、文化基础、专业和选修等四个方面的课程。平民大学新闻系也招收女生，现住北京的徐艿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是目前还健在的、唯一的一位这一阶段的大学新闻系毕业生。(1)
（二）发展时期
从北伐胜利到抗战前夕的10年，是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国内一共创办了15所大学新闻系和新闻专科学校。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燕京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1. 燕京大学新闻系
燕京大学新闻系始创于1924年，但不久就因经费困难，一度停办。1929年恢复招生以后，在聂士芬、黄宪昭、梁士纯等几位系主任的努力下，系务有了较大的发展。除以上几位教授外，应邀前往该系讲课的还有胡政之、张季鸾、成舍我、戈公振等人。该系公布的施教方针是：“本学系之目的在培养报界人才，授与广博之专门知能，其他与报业有切近关系之学识，亦莫不因时施教，俾学生得分途发展，各尽所长。”(2)所设课程，分为主修（新闻学方面课程及毕业论文）、必修（中文英文等课程）、副修（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选修（其他学科方面的课程）等四大类。其中主修的课程有报学概论、比较报学、报学史、现代中国刊物、报章文字、新闻采访与编辑、社论、特载文字、通信、新闻写作与编辑、英文与新闻写作与编辑、报业经营、广告原理、营业与印刷、照片、实用宣传学、报纸翻译、新闻评论等十余门，约3至44学分，占总学分150学分的1/3弱(3)。
2. 复旦大学新闻系
复旦大学新闻系始创于1929年，自揭其办系目的为：“养成本国报馆编辑与经营人才”；其施教方针为：“灌输新闻学知识、使学生有正确之文艺观念及充分之文学技能，更使之富有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科知识，而有指导社会的能力”(4)。系主任为谢六逸。先后任教的有陈布雷、戈公振、黄天鹏等人。所开专业课程，有报学概论、新闻采访、评论写作、通讯练习、中国报学史、美洲新闻史、欧洲新闻史、日本新闻史、比较报学、特别讲座、新闻贩卖学、速记术、社会新闻研究、新闻储藏法、新闻广告研究、新闻编辑、报业组织与管理、时事问题研究、新闻纸法与新闻法、新闻照片制版研究等20余门，68学分。
3. 北平新闻专科学校
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创校于1933年，自揭其办学目的为“改进中国新闻事业，及训练手脑并用之新闻人才”，是一所以培养初中级新闻人才为主的中等职业学校。校长为北平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任教的教员有张友渔、萨空了、左笑鸿等。先后办有两届初级职业班、高级职业班和短期培训的报业管理及无线电班。其中，初级班旨在造就印刷工人，高级班旨在养成发行广告及报业管理方面的人员。原计划增办大学程度的本科班，以培养社长、经理及编辑方面的人才，因抗战爆发，未果(5)。
4.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创办于1928年。学制两年，是一所大专性质的新闻学校。办校的目的是“培养新闻界的新生力量”，尤其侧重于培养外勤记者。创办人兼校长顾执中，是上海新闻报的记者。先后任教的有严独鹤、戈公振、李中道、方天培、吴清友等人。设有采访、编辑、新闻写作、管理、印刷、摄影、英文（或俄文、日文）、时事分析、历史、地理、国际公法、军事常识、哲学等课程。以采访、编辑、时事分析及摄影等课为重点。通常是晚上上课，白天到报社实习(6)。
以上这四所院校新闻系科，在各类新闻教育中，都颇具典型。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
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这12年，是中国新闻教育进一步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战乱频仍。先是有八年的对外抗战，继而又爆发了近四年的国共内战，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战乱和动荡中度过。但是，新闻教育仍然有很大的发展。抗战爆发后，不少新闻系科院校内迁，随着大后方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除了老的院校继续招生外，又新创办了19所为新闻单位输送人才的新闻系科和院校。抗战胜利后，内迁的院校复员，为了适应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又相继在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新创办了14所新闻系科和院校。两项加起来，这一阶段一共新创办了33所新闻系科和院校，超过了前两个阶段的总和。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新闻院校有政治大学新闻系、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和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等。其中以政治大学新闻系的规模最大。
1. 政治大学新闻系
政治大学新闻系（1947年以前称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1935年创办于南京。先后担任系主任的为马星野和詹文浒。先后担任教授的有俞颂华、董显光、曾虚白、潘公展、赵敏恒、刘振东、王平陵等。1939年后，为适应战时需要，一度改办新闻专修科，调训国民党县市党部主任以上的干部，和招考大学毕业或大学肄业三年以上的青年，经半年到一年的短期学习后，分发至党营新闻事业机构服务。1940年改办两年制的专修科，招收高中毕业生入学。1943年恢复四年制的新闻系。课程分两部分。必修的一般课程为国文、英文、三民主义、政治学、经济学、民法概论、理则学、西洋近代史、中国宪法、刑法、国际法、哲学概论、人生哲学、亚洲近代史、日本问题、苏联问题、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中国通史、社会心理学等20门，共76学分。必修的新闻专业课程为新闻学、新闻文学、采访编辑、社论写作、新闻英语、中国新闻史、世界新闻史、报业管理、出版法、编辑实务等10门，共50学分。1943年，中央政治学校还设置了旨在培养高级宣传人才的新闻学院，招考大学毕业生，经一年学习和半年实习，派至世界各地的中国使馆、行政院各部委及各战区司令长官部服务。办两期后结束。这是1920—1949年这一段时期内，层次最高的新闻教育机构。
2. 社教学院新闻系
社教学院新闻系设置于师范院校，除一般大学新闻系的基础课专业课外，还开设有教育概论、社会教育、教育心理学等教育学方面的课程，学生全部公费，毕业后授教育学士。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学制两年，吸收了不少在职的学生，也都各有特色。
二、前期新闻教育的特点
1920—1949年这一时期的中国新闻教育，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层次较多
57个教育机构中，属于大学本科性质的22家，属于大专性质的16家，这两部分加起来共38家，占总数的70%左右，是新闻教育中的主要部分。此外，属于中专性质的3家，属于研究班训练班一类在职培训性质的8家，属于函授性质的7家，接近双学位或研究生性质的1家。后面这几部分占的比例虽然不大，但却满足了各种学历的社会人士接受新闻教育的需要，及在职新闻工作者继续深造和充实提高的需要，以及新闻工作单位对各种类型和不同层次的人才的需要。
（二）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
特别是上海、南京、北京、广州、重庆五大城市。其中上海22家居首，以下依次为重庆8家、北京7家、广州3家、南京2家。上海是中国现代新闻出版活动的中心，也是新闻教育的师资力量相对集中的地区，众多的新闻媒体需要新闻教育部门为他们输送人才，而他们的存在也为新闻系科的毕业生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大量的就业机会。广州的情况接近上海。北京是学者荟萃的文化古城，1928年以前是北洋政府的首都，近代以来又一直是仅次于上海的新闻出版中心，这些都是新闻教育得以发展的有利条件。至于南京和重庆这两个地方，则完全得力于它们的特殊地位，一个是国民政府的首都，一个是抗战时期的陪都。这些都是这些城市新闻教育相对发达的原因。
（三）明显地接受了西方国家新闻教育的影响
首先是来自美国的影响。这一时期从事新闻教育工作的，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留美学生。被尊为中国新闻教育开山祖的徐宝璜，就曾经在美国的密西根大学攻读过新闻学。在新闻教育界有较大影响的董显光、马星野、汪英宾、赵敏恒、詹文浒等人，也都曾经留美。不少大学的新闻系，是在美国方面的帮助下，创办起来的。曾任圣约翰大学新闻系的系主任武道（M. E. Votaw）、曾任燕京大学新闻系系主任的白瑞华（Roswell S. Britton）、聂士芬（Vernon Nash），都是美国人。民治新专初创时，也得到过美国人福开森（John C. Ferguson）的支持和资助。美国两所著名的新闻学府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新闻教育，都曾起过重要影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威廉博士1921年曾专程来华讲学。1932年以后，燕京大学新闻系聘请该院教授来系授课，派遣年青教师赴该院进修，并成立了密苏里燕京基金委员会，加强两校院系之间的联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则曾协助中央政治学校创办新闻学院，派遣克罗斯（Harold L. Cross）、吉尔伯特（Rodney Gibert）等教授到该院讲课。不少大学新闻系引进了美国的教材，指定美国新闻学者的著作作为教学参考用书。
其次，是来自日本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新闻工作者当中，有不少是留日学生。其中如邵飘萍、黄天鹏、陈博生等，都曾从事过新闻教育，引进了不少日本的教材和办学经验。
正因为有西方新闻教育的经验和模式可资借鉴，中国的新闻教育从一开始就比较正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西方国家的同类院校十分接近。
（四）注意学生的业务实践
除了一些中专性质的新闻院校和夜间上课的新闻院校注意给学生以较多的实习机会外，一般的大学新闻系也十分注意业务实践，使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有机会接触新闻工作实际，逐步地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不少新闻院系为此创办了自己的通讯社，如燕京大学新闻系的燕京通讯社，复旦新闻系的复旦通讯社，民国大学新闻系的民国通讯社，南方大学新闻系的南大通讯社；不少新闻院系还创办了学生实习报刊，如燕大新闻系的《平西报》《燕京日报》《燕京新闻》和《新中国月刊》，复旦新闻系的《复旦五日刊》，圣约翰大学新闻系的《约大周刊》，政大新闻系的《中外月刊》《南温泉周刊》，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新专晚刊》，社教学院新闻系的《新社会报》等。有的限在校园内发行，有的直接面向社会。体现了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文科，必须在应用上多下功夫的这一特点。
（五）设备不够完善，社会效益不够理想
除燕京、复旦、政大等少数院校外，多数院校的办学经费不足，设备简单，图书资料匮乏。一些私立新闻专科学校的条件则更差。除少数院校外，多数院校新闻系科的规模都不大。厦门大学报学科初创时，只招到1名学生。民国大学新闻系初创时，只招到6名学生。条件较好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初创时也只招到9名学生，其中还有不少是外系的选修生，本系的专修生才2～3名。不少院校的新闻系科由于经费困难、生源不足等原因，时兴时辍。情况最好的时候，在校学生的总人数无过400人。整个时期59所院校新闻系科的毕业学生人数，累计大约不超过3000人。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的，一般不到50%，最多的如燕京大学新闻系，也仅到60%。这些都说明，中国的新闻教育还处在起步的阶级，还需要社会更多关注和扶植。
1920—1949年这一段时期，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幼年时期，尽管受战乱和时局动荡的影响，它的发展有一定的局限，不够完善，但成绩还是很大的，它为这一时期和稍后一段时期的中国新闻事业，培养和输送了一批专业人才和骨干力量。其中，如张友鸾、陆诒、王文彬、萧乾、朱启平、黄遹霈、谭文瑞、吴嘉棠、曹圣芬、耿修业、荆溪人、徐钟珮、徐佳士、王洪钧、潘焕昆、陆铿、李瞻等，早已蜚声中外，不论在新闻界还是新闻学界都有广泛的影响。
三、1949年以后的新闻教育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新闻教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1949年到现在，全国（不含港台，下同）的新闻教育机构，共有93个。根据已掌握的材料，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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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属于研究生一级的1个，属于大学本科一级的52个，属于大专一级的9个，属于中专一级的7个，属于在职人员短期离岗培训和进修性质的15个，属于自学辅导性质的10个，包括了从中等职业教育到研究生学位教育各种不同层次。从分布的地区看，北京的数量最多，有30个，遥居各省市之首。这是它在国内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上海有7个，虽然还排在第二位，但绝对数量已不如1949年以前那一段时期。南京、广州、武汉和江苏、四川等省市仍然居于前列，这一点和前一段时期相同。不同的有三点，即：（1）南京只有2个，四川只有3个，数量已相对减少；（2）安徽、陕西、甘肃、贵州等原来新闻教育较落后的地区，追了上来，成了新闻教育比较发达的省份；（3）全国除了青海、西藏两省自治区外，其余的27个省市自治区都设有新闻教育机构，基本上消灭了这方面的空白，改变了前一时期新闻教育机构只集中于少数发达地区的状况。
这一时期的中国新闻教育，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调整时期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革”前夕，是第一个阶段。
建国后，不少前一时期的新闻院校外迁或停办，保留下来的只有6所，即北京的燕京大学新闻系、上海的暨南大学新闻系、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及苏州的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其中，多数院校暂停招生，但在校的学生仍继续学习，只是在课程上作了一些调整，如政治课即由三民主义改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发展史。
为了适应建国后新创办报刊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宣传部门，从1949年4月，陆续创办了一些短期培训性质的新闻院校，以设在无锡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为最早，其次为设在上海的华东新闻学院和设在北京的北京新闻学校。这些院校的学制，通常为半年到一年，入学的学员有在职的干部，也有具有高中毕业、大学肄业到大学毕业学历的青年学生。
1952—1955年，是这一阶段新闻教育发展的一个小小的高潮。这一高潮，以1952年的院系调整作为开始，以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成立作为结束。1952年院系调整结果，在北方，是创办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燕京大学新闻系并入该专业。在南方，是充实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圣约翰大学和暨南大学两个新闻系并入该系。建国初期创办的几家短期培训性的新闻院校，完成任务，陆续停办。苏州的社教学院并入无锡的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后，原社教学院新闻系的学生，于1952年毕业离校后，该系宣布结束，不再招生。民治新专则于1954年停办。经过这一系列调整，南北方各只剩下一个新闻系（专业），数量虽然减少，力量相对集中。北大新闻专业由罗列、蒋荫恩负责，拥有1924年即已成立的前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师资，图书资料和新调入的教学力量，复旦新闻系由陈望道负责，囊括了南方各新闻系的人才和设备。至此，南北两大新闻教育基地的格局，初步形成。1955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提出的“扩大现有的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数目”的设想，在1950年创办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内设置了新闻系，由安岗任系主任，1955年9月开始招生。第一批学生主要是由中央和省市各新闻单位推荐的在职的编辑、记者。1956年起，扩大招生范围和人数，除继续招收在职的编辑记者外，还开始招收非新闻单位的在职干部，学制为3年至4年（后一度改为5年）。
1. 北京大学新闻专业
从建国初期到1955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新闻教育处在除旧布新探索前进的阶段。根据当时的教学计划，大学新闻系（专业）的教学目的，规定为“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闻出版事业干部，即培养各种报纸、杂志、各级通讯社、各级广播电台、各书店以及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之编辑、采访等人才”(7)。课程安排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为例，大体如下：
以上各类课程的比例为：政治思想类18%，文化基础类50%，新闻业务类20%，其他12%。其中，选修课安排了马列主义美学基础，中国文学批评史、外国文学、中国近代思想史、国家法的基础、中国国民经济史、国民经济计划、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国际关系史、国际法、政治经济地理、外国语（第一外国语继续或第二外国语）、新闻摄影、摄影原理与技术、逻辑、新闻学专门讲座、马克思列宁名著选读等十余种，供学生选修，以不超过28个学分为度(8)。
这几年正好是国内各行各业和新闻界向苏联学习的高潮，新闻教学也受一定影响。学制由4年改为5年，教学计划、课程安排、教学大纲，都按照苏联的模式依样画葫芦。北大新闻专业和人大新闻系都曾聘请苏联专家来讲学。
2.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1958—1960年，是这一阶段新闻教育发展的又一高潮。其背景，是1958年开始的全面大跃进。其发端，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合并。这两个新闻系和专业合并于1958年8月，合并后仍由安岗任系主任（1961年后由罗列接任系主任），孙觉、蒋荫恩、罗列、鲁西良等任副系主任，下设新闻学、采访写作、报刊史、编辑、评论、摄影、文学、外语等教研室，师资力量大为加强，除招收调干生外，开始大量招收高中毕业生，在校学生，最多的时候近4 000人，成为当时人大的第一大系。继两系（专业）合并之后，江西大学、南京大学、杭州大学等校的新闻系（专业）相继创办，到1960年年底，全国的大学新闻系（专业）已达到12家。打破了1952年以来南北各只有一个新闻系的格局。
3. 复旦大学新闻系
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1958年以后，不少新闻院系的培养目标作了调整，政治上的要求有所提高。如复旦大学新闻系便由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闻工作者，改为培养“具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较多的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过一定的实际工作锻炼，有调查研究和写作能力，能够熟练地运用新闻武器进行战斗，全面发展，一专多能的理论宣传工作者”。该系1960年制定的教学计划，还对培养目标提出了以下具体要求：
（1）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有高度的党性，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
（2）牢固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能自觉地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一定的宣传组织和从事基层工作的能力，能密切联系群众，具有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3）掌握系统的马列主义新闻学理论，经过严格的写作训练，有较好的辞章修养，有较广博的文学、历史知识，掌握一门外国语，有阅读一种外文报刊的能力。
（4）有一定的生产劳动技能，做到一专多能，体魄健全，能够担负建设与保卫祖国的职责，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与培养目标相适应，课程的设置有所调整。以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例，当时的安排大体如下：
各门课程的学时比例为：
政治理论（不包括形势与任务教育）766学时占29%
文学历史课（不包括定作）352学时占14%
外国语及文选习作352学时占14%
新闻业务课500学时占19%
其他（逻辑、体育、选修、时事政策）614学时占24%
时间的分配以周计，大体如下(9)：
和前一段时期比较起来，这一段时期各院校新闻系（专业）的教学安排有以下的一些特点：
1. 政治课的门数及课时有所增加，在全部教学计划中的比重，由18%提高到29%。
2. 参加政治运动成为一项教学内容，纳入教学计划。复旦大学新闻系曾规定各年级学生每学期至少应有三周时间参加政治运动。人民大学新闻系虽然未作具体规定，但从1957年起到1966年止，包括整风、“反右”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内的历次校内外政治运动，全体学生几乎无役不与。原定的上课计划经常被打乱。1964年下半年起，高年级学生分批轮流下乡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为期一年，课堂学习，全部中断。
3. 业务实践（通称新闻工作实践或生产实习）受到更多的重视，复旦大学新闻系曾计划每一届学生应有半年时间在工厂办基层报，半年时间在省市一级报社实习。人民大学新闻系则规定每届学生在校期间应有三次实习。第一次在北京市内的基层工矿企业报实习，为期4周；第二次在地区报、中等城市报或县报实习，为期7周；第三次在省级或直辖市级报社实习，为期21周。在1958—1959年的“大跃进”期间，人民大学新闻系还曾在地方基层单位先后接办过28家报纸，作为学生的学习基地。
4. 劳动的次数和时间增多。如人民大学新闻系规定学生在校期间，应有四次集中劳动，第一次在本系主办的印刷厂从事排字的印刷劳动5周，第二次到郊区人民公社从事麦收劳动一周，第三次到工厂矿山劳动4周，第四次到农村劳动4周。此外还规定第三、五、七学期必须从事公益劳动一周，第一学年每周必须在本系印刷厂劳动两天，第二学年每周必须在本系印刷厂劳动半天。复旦大学新闻系则规定：（1）一、二年级每隔周安排劳动一天，每学期另有集中农业劳动4周；（2）三年级到其基层厂报实习期间，先安排半个月的集中劳动，以后每周劳动一天半（全年12周）；（3）四年级除每隔周一天的分散劳动外，参加夏收秋收劳动各两周，再在暑假前安排四周农业劳功；（4）五年级上学期在省市报实习期间，安排劳动两周，下学期安排集中劳动四周。其他院系的规定大体与此相同。
以上这些特点，明显地接受了当时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口号的影响。
1960年以后，又陆续有一些新的新闻院校问世，截至1966年“文革”前夕，全国的新闻教育机构，已达14家。当时，全国共有343家报纸，78座广播电台，13家电视台，新闻系（专业）的学生统招统分，大体上能够满足中央和省市以上新闻单位的人才需求。
这一阶段的新闻教育，在建立新的新闻教育格局、制订新的教学计划教学方案、编写新的专业教材、建设师资队伍、探索新形势下新闻教育的模式和规律等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一阶段经新闻院系培养出来的学生，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检验，证明多数是有后劲有实力的，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已成为今天新闻界的骨干力量。
但是问题也有不少。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生搬硬套苏联经验。主要表现在1955年前后。从教学体制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法到教材和教学内容全面地学习苏联，没有考虑中国的国情和特色。这一点，在1956年以后，逐渐地有所扭转。
2. “新闻无学”思想的干扰。这一阶段新闻界的上层骨干力量，绝大部分来自解放区。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是在边干边学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多数没有上过大学，接受过系统的新闻教育。“新闻无学”，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学校新闻教育没有什么必要的虚无主义思想，在他们当中很有市场。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不少在当时的新闻界位居要津，他们的态度，对这一阶段新闻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3. “左”的思想的影响。1957年以后，政治上不断地“反右”，“左”的思想逐渐抬头。其在新闻教育领域内的表现，主要有两点。一是严“资”“无”之辨，事事要问一个姓“社”还是“资”，凡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类的课程，如报业经营与管理、广告学等，一律从教学计划中剔除。凡涉及资产阶级报纸和报人的内容，一概从教材中抹掉。新闻史雷同于革命史、思想史，或局限为无产阶级的党报史，外国新闻史则以批评西方资产阶级报刊为主要任务。二是大搞无限上纲的学术批判。1957年批判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王中教授所写教材《新闻学原理大纲》中的报纸有“商品性”的观点，1960年批判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材中的报纸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记者是社会活动家”“报纸的真实性是新闻工作的根本原则”等观点。这些带有“左”的色彩的批判，在新闻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设置了许多禁区，影响了教材建设和教学研究工作的开展。
4. 片面地强调了劳动和政治运动，以劳动、实践和政治教育来取代新闻学专业知识的传授和学习。其结果是：原来制订的计划被打乱，比例失调，教学无序，教学质量受到影响。
由于出现了以上问题，这一阶段的新闻教育，多少走了一点弯路，影响了它的发展。
（二）“文革”时期
1966—1976年，即“文化大革命”时期。从爆发到结束的十年，是这一时期新闻教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情况是：
1. 报刊大量减少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革文化的命，新闻事业和新闻教育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也在被革之列。“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的报纸由1966年的343种减至1976年的182种，最少的时候只剩下了42种。新闻教育也跌近了谷底。
2. 新闻教育停办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全体新闻院校师生都响应号召，实行“停课闹革命”。不久，在校学生陆续结业离校，所有教师除老弱病残者外，全部被下放到农村或“五七干校”劳动。校院系的牌子虽还挂着，教学活动已完全停止。这以后，中国人民大学被迫停办，人大新闻系随之下马。复旦大学新闻系则被一些“造反派”指为“根本培养不出革命的战斗的新闻工作者”而暂停招生。其他院校的新闻系科也销声匿迹。从1966年到1670年的4年间，国内的新闻教育成为一片空白，如果说还有活动的话，也只是对被纳入“17年教育黑线”，对戴上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帽子的前一阶段新闻教育的严厉批判。
3. 招收工农兵大学生
1972年，为了向被造反派夺了权的各级党委机关报和各级“大批判写作组”输送干部，在北京大学中文系重新设置了新闻专业，将已经停办了的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师资和图书资料设备并入该专业，招收工农兵学员，进行培养。1972—197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一共招收了四届三年制的工农兵大学生，举办了三期一年制的新闻在职干部进修班。使中断了多年的新闻教育，重新恢复。在此前后，复旦大学新闻系也开始招收三年制的工农兵大学生。这是“文革”后期硕果仅存的两家新闻教育机构：
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1）学生全部来自工业农业第一线和现役军人；
（2）入学不经考试，全部由群众推荐和组织遴选；
（3）年龄偏大；
（4）没有严格的学历要求：高中毕业，初中毕业乃至小学程度的都有，水平参差不齐；
（5）各人的文化基础不同，入学后的勤奋程度不同，学习成绩的好坏差别很大，就学生的整体水平而言，难以和四年制的大学本科生相比。两校新闻系（专业）工农兵大学生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教学计划是临时拼凑的。因为要强调学农、学工、学军和批判资产阶级，又要安排一定的时间参加业务实习、参加劳动和“狠批右倾翻案风”之类的政治运动，课堂学习的时间相对减少。外语全免。旧教学计划中保留下来的只有四门政治课。文化基础课只剩下了有关文史的几个通俗性的讲座，新闻业务课只剩下了语法逻辑修辞和新闻采访写作之类的几门实用性较强的课程。考试这一环节不受重视，不论成绩好坏，都能毕业。
这一批新闻院系工农兵大学生后来的情况不完全一样。有的在新闻单位干得十分出色，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力量。有的留校任教，在工作中不断提高，又经过校内几门课程的考试、摘掉了工农兵学员的“帽子”，成为称职的新闻教育工作者。有的考上了新闻学研究生，或出国留学，继续深造，毕业后成为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新闻教学研究工作者。以上这些是少数，而且主要是由于自身的努力。大部分工农兵大学生分到新闻单位后表现平常，明显地缺乏后劲。此外还有一些则被分配回原地区、原部队、原部门从事其他工作，表现一般。就整体来说，在极“左”思潮指导下进行的这场新闻教育的“革命”，是不成功的。
（三）成长时期（“文革”后的新闻教育发展）
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到现在，是这一时期新闻教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有史以来中国新闻教育发展幅度最大、速度最快的一个阶段。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8年确立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以后，由于清除了“左”的影响，中国的新闻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到1993年底，全国已有报纸2039种，是1978年的11倍；广播电台500座，是1978年的5倍；电视台614个，是1978年的19.2倍；有线电视台从无到有，也已发展到了500家(10)。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和新闻工作者队伍的不断扩大，新闻教育发展的速度也大大加快。
1. 重建新闻教育制度
从1976年到1993年，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小阶段。
1976年到1978年是准备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和重整教学秩序。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和复旦大学新闻系都通过考试录取了以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主，和因上山下乡而失去念大学机会的往届高中毕业生为辅的本科生。不再以推荐和遴选方式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也一律改为四年。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新闻系随之恢复。并将北大新闻专业的原人大新闻系教师及图书资料归还建制。北大新闻专业停办，学生并入人大。这一阶段，全国的新闻系（专业）只有北大（1978年9月以后为人大）、复旦和刚刚恢复招生的暨南大学及北京广播学院等四家。
1978年到1983年是恢复的阶段。这一阶段除人大、复旦两校新闻系外，又陆续增办了郑州大学、安徽大学、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四川大学、山西大学、河北大学等六所大学新闻系（专业）和一所培训在职人员的全国记协职工新闻学院。大学本科和大专一级的新闻教育单位，达到了12个。此外，还创办了一所中专：湖南广播电视学校。
人大和复旦两校新闻系在恢复阶段继续起着带头的作用。他们都重建了教研室，重新安排了课程，恢复了被“四人帮”破坏了的教学秩序和制度。在教学上，摆脱了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影响，突破了一些禁区，澄清了一些被搅乱了的新闻学观点。教学计划参考了“文革”前的模式，稍有调整。学制一律定为四年。课程安排，以人大新闻系为例，大体如下：
（1）必修课部分
其中，政治理论课占21.5%，文化基础课占54.6%，新闻专业课占23.9%。
（2）选修课部分
其中，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为指定选修课，必须从这两门课中选修其中一门，计140学时，其余文学概论等为任选课，可以任选其中的378学时。两共选修518学时，列入选修课中的中外记者研究、大众传播学、报业经营管理、广告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课程，都是打破了思想禁锢，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的需要，新开设的。
除上课外，还安排了业务实习，为期半年，固定在第六学期，此外，还安排了科学研究、生产劳动、军事训练等环节。其时间分配和与教学的比例关系如下：(11)
其中，社会调查包括两周劳动。
除大学和专科性质的新闻教育外，这一阶段还恢复了研究生教育。1961年前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经招过两届为数不多的几名研究生，1963年以后停招。这一阶段恢复招生。1978年，人大、复旦两校新闻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同时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使不少具有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在职人员，有了在新闻学方面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1983—1993年是大发展的阶段。1983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规划问题。会议根据抽样调查，估算出从当年起，到20世纪末止，全国各新闻单位共需要补充新闻专业毕业生9万人，平均每年5 000人(12)，并据此作出了大力加强新闻教育工作的决定。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估算，并不十分精确，但据此作出的决定，却对后来此一个时期新闻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
2. 新闻教育的现状
全国新闻教育会议召开的当年，就在厦门大学恢复了新闻系，并在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现改称华中理工大学）、兰州大学、宁夏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上海外语学院等9所院校增设了新闻系或新闻专业。到1989年止，仅仅用了6年时间，全国的新闻教育机构，就由1983年5月前的14家，猛增到51家。现将有关数据，列表如下(13)：
教学计划和教学工作等各个方面，这一阶段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和调整。
3. 新闻教育的目标
首先是培养目标。这方面的变化不大。以人大和复旦两校为例，都强调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人才为目的。人大的提法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编辑等专门人才。”复旦的提法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能胜任新闻与宣传工作的专门人才。”(14)
都有政治上的要求。人大的提法是：“系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具有运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遵纪守法；努力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人民服务。”(15)
都有学习上的要求。人大的提法是：“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新闻思想，熟悉党的方针政策，政治敏感性较强。有比较浓厚的文化基础知识和专业基础知识，有较高的文字水平及调查研究和群众工作能力。采访、写作、编辑和评论新闻业务基本功较扎实。能比较熟练地运用一门外国语阅读报纸和专业书刊。”(16)复旦的提法是：“全面掌握新闻知识与技能，知识面较宽，有一定的社会活功能力和业务能力，比较熟练地掌握一种外国语。”(17)
都有健康上的要求。人大的提法是：“具有健全的体魄。达到国家体育锻炼的标准。”(18)复旦的提法简单，只有“身体健康”(19)四个字。
其余各院校的培养目标也大体类此。只是根据自身的特点，各有一些具体的规定。如暨南大学的培养目标是：“为海外港澳台和内地培养新闻传播人才”(20)；国际关系学院新闻系的培养目标是：“为中国培养对内对外报道的新闻记者和从事公共关系工作的高级人才”(21)；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培养目标是：“面向全国新闻单位，面向民族新闻工作，面向社会实践”(22)；江汉大学新闻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地方性通用型应用型新闻专业人才”，(23)一些省属院校的新闻系（专业）如河北大学、宁夏大学、新疆大学的新闻系（专业），则明确地表示，他们所培养的主要是为本省服务的新闻人才。
4. 增设新闻专业
其次是专业设置。1983年以前，除北京广播学院外，一般的大学新闻系，都只有新闻学一个专业。1983年以后，才根据需要，陆续增设了一些新的专业。如人大新闻系设立了新闻、新闻摄影、广播电视、新闻事业管理四个专业；复旦新闻系设立了新闻、国际新闻、广播电视三个专业；厦大新闻系设立了国际新闻、广告、广播电视三个专业；武大新闻系设立了新闻、广播电视、广告三个专业；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设立了新闻、新闻事业管理两个专业。到1985年止，连同北京广播学院设置的编采、播音、电视、文艺、编辑、无线电广播电视等专业，新闻院系的各类专业已增加到了11个。
5. 增设博士与硕士班
再次是学生层次。1978年以前，高等院校的新闻系科一般只分大专和本科两个层次，前者修业2～3年，后者修业4～5年。至此，又普遍增加了研究生及第二学士学位生（简称双学位生）等两个层次。研究生中的硕士生（一般修业三年），始招于1961年。1978年恢复招生后，只有人大、复旦、社科院研究生院等少数几个院系设有硕士点。1983年以后，又有不少院校新闻系陆续获准设立硕士点。到1993年底止，设有硕士点新闻系已有社科院、人大、复旦、武大、广西、川大、厦大、北广和郑大、中国新闻学院等10家。在校硕士生一百余人。研究生中的博士生开始招收于1985年，目前只有人大、复旦两校新闻系设有博士点，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1993年的在校博士生数近10人。第二学士学位生开始招收于1984年，目前已有中国新闻学院、人大等校招收这一类学生。据1990年的统计，在校的双学位生已达124人(24)。按规定，双学位生必须具有其他学科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才能报考。入学后，修业两年，念完新闻业务课程，经考试合格后，再加授新闻学学士学位。这类学生，因为拥有两个学士学位，既熟练地掌握了一个方面的专业知识，又通晓新闻业务，兼有新闻系和其他系科学生之长，因而很受新闻媒体的欢迎。
6. 新课程的调整
最后是课程安排。共同的指导思想是：“政治嗅觉灵一点，知识面宽一点，动手能力强一点，适应面广一点，后劲足一点。”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和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各院校新闻系普遍增设了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中国经济与市场、城市经济学、统计学和大众传播学、公共关系学、新闻事业管理、广告学概论以及计算机应用等之类的课程。有的新闻系还开设了不少新闻学方面的新课，如复旦新闻系的新闻分析原理与运用、记者思维与行为学、专业新闻报道；人大新闻系的大众传播心理学、舆论调查原理与方法、职业选择与职业道德等。其他院校新闻系根据教学需要，也开设了不少新的专业课，如厦大新闻系的中外广告史、广告设计基础、广告文稿写作、广告摄影、广告业务实习；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的新兴学科讲座、科技发展史、科技新闻写作；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新闻系的军队新闻工作、军事采访学、军事新闻写作等。这些课都带有明显的专业特点。课程的安排时时有所变化，总的趋势是政治课的门数和学时数有所削减，新闻业务课的比重有所增加，文化基础课和业务实习仍然受到重视，但劳动减少了。
7. 人大与复旦的领先地位
在51家新闻教育机构中，作为龙头的，仍然是人大、复旦这两所大学新闻系。截至1993年底，人大新闻系共有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新闻摄影、新闻事业管理4个专业，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采访与写作、报纸编辑、新闻摄影、广播电视新闻、写作基础等7个教研室，一个舆论研究所，一个现代广告研究中心。共有教职员58人，其中教授16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人，博士生导师5人），副教授22人，副研究馆员1人。复旦新闻系共有新闻学、国际新闻、广播电视3个专业。教职员50人，其中教授13人（内博士生导师3人），副教授16人。这两所大学新闻系都拥有新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权，1988年同时升格为新闻学院。其中，人大新闻系1986年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全国唯一的新闻学重点学科点。
8. 函授新闻教育
除了全日制的大学新闻教育外，这一阶段还推行了多种方式的其他类型的新闻教育。首先是函授（刊授）新闻教育。1980年起，人大函授学院率先在新疆、山东、天津、陕西、山西、湖南等地，开办新闻函授班。1984年前后，各地大学新闻系和新闻单位也纷纷开办新闻函授大学、函授学院或函授班。到1985年。全国已开办了13所新闻函授（刊授）学校，学员累计达23万人(25)。
其次是电视新闻教育。1985年起，中央电视台创办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始招收新闻专业学员，发给教材，利用电视进行辅导，报名入学的学员近2万人。
再次是自学考试新闻教育。1986年，全国高等教育新闻专业自学考试委员会新闻专业委员会在国家教委领导下成立，制定教学计划，组织编写有关教材，并陆续在北京、上海、广东、甘肃等地开办新闻专业自学考试。截至1993年7月，已有数百人考完了教学计划规定课程，获得大专学历，有近20人取得本科毕业证书，得到了国家授予的学士学位。此外，不少新闻单位还与当地新闻院校合作，开办了不少短训班、讲习班、专修班和新闻业务讲座，为在职的新闻工作者提供进修和提高的机会。其目的，都是为了加快新闻人才的培养速度，以补大学新闻教育之不足。
9. 新闻教育的高峰
1983—1993年这10年，中国的新闻教育大体上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1989年是一个高峰。那一年，大学内的新闻专业点一度达到51个（在校学生人数的高峰是1987年）。这以后，开始回落。1990年是进行调整的一年。一些条件不好力量不足的新闻专业自动下马，或暂停招生。高校新闻类专业点由51个减少到39个，在校学生人数由6 000人下降到5 311人。新闻函授教育也开始降温，注册的新闻函授生只剩下了11 236人(26)。1990年以后的几年，无大起大落，基本上保持了1990年的水平。
四、内地新闻教育的问题
这一阶段的新闻教育，在急剧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有待妥善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发展速度的问题
为了保证新闻事业对新闻人才日益增长的需要，新闻教育必须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慢了不行，太快了，师资、设备、经费都跟不上，硬件、软件都上不去，保证不了质量，也不行。何况还有一个人才供求的长线短线问题。一旦供大于求，出现了人才市场上的长线，发展速度过于迅猛，反而未必是一件好事。1989年前后的被迫降温趋缓，就是一个例子。1990年以后作了一些调整，速度虽然慢了下来，但工作更为扎实，稳中有进，新闻战线上的人才供需关系，也大体持平。如何保持一个适当的发展速度，避免过大起伏，是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注意掌握的一个问题。
（二）生源与分配的问题
生源问题，涉及本科生的，有两点，一是能否在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的在职新闻工作者当中招收全日制大学生的问题。新闻学属于应用文科，实践性较强，以往都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学生比较年轻，涉世不深，又毫无新闻工作经验，毕业后往往显得比较稚嫩，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锻炼，才能进入角色。因此，曾经有人提出适当在在职人员中招收本科生的主张。二是能否像艺术院校那样实行单独招生，并对考生进行面试，使那些在仪表谈吐修养及气质上适合作新闻工作的人能够优先入选，以体现新闻事业对它的接班人的特殊要求。这两点都有人作过建议，但实行起来还有困难。暂时还只能是一种理想。涉及研究生的，主要是生源不足的问题。这一点，在博士生这一档次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念硕士，需要寒窗三年。念博士，在硕士的基础上，还要再苦读三年。在脑体倒挂、社会分配不公、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的情况下，去攻读学位，坐冷板凳，是要在经济上作出一定牺牲的。这也是研究生生源，特别是博士生生源不足的一个根本原因。生源不足，缺少更多的挑选余地，使研究生的质量受到影响，这是有识者深感不安的。分配问题，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学校实行统招统分，一切按既定的政策和计划办，用人单位事先申报进人指标，给什么人用什么人，给多少用多少。毕业生则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到时候只要拿着派令去有关单位报到就行了。即使出现了长线短线的问题，也都由国家负责解决，不劳自己操心。转入市场经济的体制以后，旧的分配办法行不通了。用人单位要择优录用，不再照单全收，毕业生也待价而沽，择枝而栖，不愿再被包办，这就是所谓的双向选择。新的分配制度，引进了竞争机制，这是好的方面，但也给分配和就业工作，带来了难度。如何使供求两方保持平衡，使双方都很满意，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三）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
新成立的新闻系（专业），主要是教师队伍的整体力量不强，缺少有经验的学科带头人和年轻教师的培养问题。老一点的新闻系（专业），主要是教师队伍年龄老化的问题，老教师如何联系当前新闻工作实际和知识更新的问题，教师梯队出现断层的问题，和中青年骨干教师流失的问题。后面的这一问题，受出国风和下海风的影响，在一些院校新闻系（专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四）教学内容，教材和教学设备的更新问题
新闻业务课的政治性实践性很强，随着政治形势政治路线的变化和新闻事业的体制和运作方式的变化，这些课的教学内容和教材，也必须及时地作一些调整。1978年以来，各新闻院系在教材建设上倾注了很大的力量。仅人大新闻系一个系，就编写出版了近90部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其中的教材部分，目前就面临着如何更新的问题。如中国新闻史教材，过去只讲内地，不讲港台；只重视中共党报史，不重视党报以外的其他报纸的历史。以1949年为下限，使1949年到1993年的近45年的当代报业史，成为空白。这种状况，亟需改变。再如其他新闻业务教材，随着近年来许多和新闻有关的边缘学科的发展，也亟需充实和提高。这是需要投入一定的力量和时间，才能完成的。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技术、镭射技术的发展，不少新闻媒体从写作、编辑到印刷，都已电子化镭射化，传统的铅字拣排工艺，也已为镭射照排所取代。一些陈旧的教学内容，必须随之调整，有关的教学设备，也必须随之更新。
（五）实习环节中的问题
多数新闻院系受经费的限制，还没有自办的报纸、自办的广播台和电视台。实习这一环节，完全靠各新闻单位的支持。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这方面的问题不大。每个新闻院系都有一些长期挂钩的新闻单位，学生由带队教员带到该单位后，有关住宿和外出采访时的差旅费等各项开支，均由该单位负担。出于培养接班人的共同责任感，一般也都乐于支持。经济转轨以后，新闻单位的一切开支都纳入成本核算和承包计划，以上开支被视为额外负担，对接待实习，不再像以前那么热心。有关的编辑记者，也忙于各自的任务指标，不愿在实习学生身上多花时间。随之而来的，则是实习期间的所有费用改由新闻教育部门负担，新闻院系不仅得不到新闻单位的免费待遇，还需要向他们付费。实习的时间、次数和质量，因此都不免受到影响。一般说来，在这个问题上，省属院系解决得好一些，他们的毕业生限在省内分配，省内的新闻单位把接待实习和培养自己的后续力量结合了起来，乐于支持。国家教委直属院校的问题则要多一些。
此外，新闻无学的思想在个别的新闻单位的领导人当中，还有影响。他们从经验出发，对新闻教育仍持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们宁愿招高中毕业生进报社当学徒，让老编辑老记者搞手工业式的“传、帮、带”，也不愿接受受过系统新闻教育的正规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持这种观点和这样作的人，确实已经很少了，但还没有绝迹。这也可以算是汪洋恣肆的新闻教育洪流中的一个小的回流。
以上这些，有的属于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有的属于实际运作中的问题，有的则纯属经费问题。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些问题将会逐步地得到解决。
五、小 结
1949年到1993年这44年间的新中国的新闻教育，虽然历经曲折，仍然有很大进展。经过44年的摸索，它已经颇具规模，并在教学方案、课程、教材等方面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和输送了数量可观的合格人才。
内地的新闻教育接受过美国、日本的影响，也接受过苏联的影响。博采众长以后，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这一模式是适合国情的。其特色，简而言之，有以下三点：
1. 在培养目标、课程安排、教学内容上，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强调为特定的政治服务。
2. 强调学生的文化基础和知识面，强调实践。
3. 在招生、分配等环节上，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色彩。经济转轨后，这一色彩逐渐淡化，但仍有影响。
随着经济的腾飞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内地的新闻教育，将会有更大的发展。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必然要服务于经济基础；作为政治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它必然要服务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中心任务。在教学改革方面，它仍然需要防止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要反右，但主要是反‘左’”，这一点，对今天内地的新闻教育事业，也是适用的。
（刊台北1994年第2期《台大新闻论坛》）
(1) 平民大学的课程安排，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六章77页附录。其余情况由徐艿女士提供。
(2) 见1933年版的《燕京大学概况》。
(3) 见1933年版的《燕京大学概况》。
(4) 转引自管翼贤《新闻学集成》第7辑208页。
(5) 参考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142～149页，及贺逸文《成舍我创办新闻专科学校》（刊《新闻研究资料》第9辑）。
(6) 据顾执中《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诞生与发展》，刊《新闻研究资料》第10辑。
(7) 见50年代初期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教学计划，转引自宁树藩、尹德刚《关于高校新闻系科新闻学教育的几个问题》，刊于1990年《新闻大学》第26期。
(8) 见195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教学计划。
(9) 见1961年复旦大学新闻系专业五年制教学计划。
(10) 据1982年《中国新闻年鉴》及1994年6月29日《光明日报》所刊新华社有关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报道。
(11) 以上三表均见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学计划。
(12) 见洪一龙《1983年中国新闻教育事业发展概况》，刊1984年版《中国新闻年鉴》第26页。
(13) 据1984年至1990年各版《中国新闻年鉴》。
(14) 见1991年《复旦大学新闻学专业科学教学计划》。
(15) 见199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新闻专业学分制教学方案》。
(16) 见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专业科学教学计划》。
(17) 见1991年《复旦大学新闻学专业科学教学计划》。
(18) 见199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专业学分制教学方案》。
(19) 见1991年《复旦大学专业本科教学计划》。
(20) 见1990年暨南大学新闻系教学计划。
(21) 见1990年国际关系学院新闻系教学计划。
(22) 见1990年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新闻专业教学计划。
(23) 见1989年江汉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教学计划。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年鉴》（1991），第1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年鉴》（1991），第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年鉴》（1991），第1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