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杂志》的特色及其历史地位
《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3月11日，停刊于1948年12月，历时近45年，先后在上海、长沙、香港、重庆、上海等地出版，累计达44卷500多期，是中国历史上刊行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学术期刊。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东方杂志》以其高度的严肃性，学术性，和丰富的内容，精美的印刷，受到了社会的推重，被称为“杂志界的重镇”，和“杂志的杂志”，发行数字最高时达6万份，在读者中享有极高的声望。
《东方杂志》是在19世纪末，以“戊戌维新运动”为标志的那次思想启蒙运动后不久，在上海创刊的。创办和出版这份杂志的是商务印书馆，创办人是该馆的负责人张元济。张元济，浙江海盐人，自称“戊戌变法孑遗”，是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变法失败后，他蛰居上海租界，继续为实现戊戌党人们的理想而奋斗。他很同意梁启超所说的这样一段话，即“发端经始，在广风气，维新耳目，译书印报，实为权舆”(1)。进入商务印书馆不久，他就和该馆的另一个创办人夏瑞芳一道，积极筹划有关《东方杂志》的出版事宜。
新创办的这个刊物，先是为月刊。每期出10万字左右，大32开一册。每年12期为一卷。1911年8卷1期起，改为20万字左右，16开一册。开始用高档纸张印刷，西式装订，并开始在每期卷首，增刊从国外刊物上复制过来的铜版图片。1920年1月17卷1号起，改为半月刊，仍为每年一卷，直至1948年12月停刊。累计发表大大小小各种文稿22442篇(2)1亿多字。
《东方杂志》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出版的。1938—1946年这8年，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才被迫迁离上海，辗转到长沙、香港、重庆等地出版。1946年后，重新迁回上海。在1904年创刊到1948年停刊的45年时间内，这个杂志经历过四次休刊。一次是1911年11月至1912年4月；一次是1932年2月至1932年10月；一次是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最后一次是1941年12月至1943年3月；累计休刊的时间近两年半。除了第一次是受辛亥革命爆发“交通阻碍”的影响之外，其余的三次，都是受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影响。
刊物早期的主编是徐珂和孟森。此后，相继担任过主编的有陈仲逸（杜亚泉）、陶惺存、钱智修、胡愈之、李圣五、郑允恭、苏智庼等。早期的《东方杂志》，仿效日本《太阳报》和英美等国的文摘报的作法，除了本社自撰的一篇“社说”和“广辑新闻”之外，还“选录各种官民月报、旬报、七日报、双日报、每日报名论要件”(3)，分类刊登，性质类似于“选报”。目的是为了让“内地人士，无力遍阅各报者，得此亦足周知中外近事”。(4)此外，它还辟有小说栏，译载国外的文学作品；辟有文苑栏，刊载骚人墨客的诗文词话；辟有杂俎栏，刊载中国事纪、日本事纪、欧美事纪；辟有各表栏，刊载京官表、外官表、金银时价表等报表和统计表，供读者查阅参考。1908年8月起，《东方杂志》进行了编辑工作的第一次“大改良”，除调整栏目外，开始署列所刊专论专著的作者姓名。1911年3月起，又进行了第二次“大改良”，除保留了原来时论性质的内外报栏和中外大事记外，开始大量刊载政治、法律、宗教、哲学、伦理、心理、文学、历史、地志、理化、博物、农工、商业等方面的“最新论著”，兼及诗歌、小说、诗词等文学作品。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延请名家撰写的”。开始了由“选报”性杂志，向综合性学术杂志方向的转变。此后，一直按这一模式继续发展。20世纪30年代以后进入它的鼎盛时期，逐渐形成为一份辟有东方论坛、内外时事等近40个栏目，兼有时政和学术评论文字，和大量文献资料，图文并茂的综合性学术杂志。
《东方杂志》初创时，自揭其宗旨是“介绍新知”和“启导国民”。当时正值日俄战争时期，它对外主张联日抗俄，对内则主张政治改革，但热衷于立宪运动，不赞成用激烈的革命手段去改变现状。这一点，很明显地是接受了由维新派发展起来的立宪党人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部分爱国绅商学界人士主张“和平改革”的政治思想特点。
1915年“新文化运动”初起的阶段，《东方杂志》的态度一度趋于保守，曾经受到过《新青年》的批评。但不久，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刊物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减少了科技方面的文章，增加了社会科学方面的论著，同时增辟“世界新潮”“时论介绍”“读者论坛”等专栏，广泛介绍各种资产阶级学派的学说和社会新思潮，曾刊登过《论俄国过激派领袖李宁》《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之变迁》《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等介绍和探讨社会主义的文章，瞿秋白的《李宁与社会主义》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论，和鲁迅的《祝福》等文学作品。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东方杂志》还曾出版过一期号外——《五卅事件临时增刊》，肯定五卅前后游行示威的正义性质，赞颂五卅运动的历史意义，把争取胜利的希望寄托于人民群众的斗争。对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0年代以后，《东方杂志》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准备，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减少了学术论文的数量，选刊了更多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法律等方面的文章，增加了刊物的时政性色彩。曾发表过近百篇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民族经济的现状和出路的文章。
1932年10月至1933年4月胡愈之担任该刊主编时期，《东方杂志》一度成为宣传进步思想的舆论阵地。发表过不少文章，主张抗日，介绍苏联社会主义，评论国际形势，揭露德意法西斯企图控制全世界的狼子野心。深受读者的称赞。在胡愈之的主持下，《东方杂志》还在1933年1月出版过一期“新年特大号”，以《新年的梦想》为题，邀请国内142位著名人士，就梦想中的国家和个人的前景，发表了242篇“感言”，表达了公众对现实的失望，和对当政者的不满。
1933年4月至1948年12月最后停刊的这一段时期，刊物的激进色彩有所减弱，但抗日的基调并没有降低。曾发表过不少主张全民抗战的文章，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抗战爆发被迫内迁到后方出版以后，仍然全力支持抗战，对这场正义战争的胜利满怀信心，给读者以很大的鼓舞。对执政的国民党当局，《东方杂志》并不否认它的合法地位，但经常以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作为标准，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及个人独裁的政治、法律制度，进行深刻而尖锐的揭露和批评。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既有接受社会主义的影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性，也有偏于保守，害怕过激，畏惧革命的软弱性。《东方杂志》是以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知识分子为核心，创办起来的。它的上述不同时期的政治表现，正是它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的反映。
受这种两重性的影响，《东方杂志》的总的编辑方针，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首先，是尽可能的“不正面谈政治”。正像胡愈之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商务的资方尽量想不卷入政治浪潮”(5)，实在回避不了，就尽量在各种政治力量和观点之间寻求中立，保持大体上的平衡。《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者中，绝大多数政治上持中间立场，除李圣五有明显的国民党背景之外，其他全都是无党派人士。在政治上，它“不是最前进”，但也“不是很落后”。(6)即在反共势力异常猖獗和反共浪潮汹涌澎湃的时候，它也从不发表以共产党为攻击目标的反共文章，参与反共的鼓噪。
其次，是兼容并包。正像该刊编辑部所说的：“本社同人对于各学派一律看待，在作者或难免门户之见，而编者是毫无轩轾之分的，只要文章的本身确有客观的价值，无论任何一派的学说都是一致欢迎。”(7)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刊物上各种政治倾向和各种学术观点的文章并存。既弘扬唯物论，也宣传唯心论；既介绍社会主义，也介绍社会改良主义；既提倡工业救国，也强调农业为本；既宣传尊孔，也宣传反孔；既讲科学，也讲“灵魂学”和玄学；既赞成罗斯福新政，也反对罗斯福新政。让每一个读者都能从不同观点的文章中得到教益，既充实了自己一方的论点和论据，也了解了对立方的观点，吸收和借鉴其中有益的思想材料，择其善者而从之。编辑部的成员中，左、中、右各种政治倾向的都有。但并不拒发和自己观点不同的文章。当然，倾向和侧重还是有的。
正因为坚持了上述的编辑方针，才使得《东方杂志》能够在清末民初以来半个世纪的云谲波诡的政治浪潮中，持盈保泰，长盛不衰，在各种险恶的环境下，从容应对，维持出版。
作为一份综合性的学术刊物，《东方杂志》之所以深受读者的欢迎，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享有很高的声望，还因为它具有以下的一些突出的特色：
一、始终注意保持刊物的高品位高质量
《东方杂志》在它近半个世纪的出版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很高的学术水平。所刊发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精品，平庸的媚俗的应酬的文字，很少见诸版面。这首先是由于它拥有一支高水平的编辑工作者队伍。如首任主编徐珂，字仲可，中过举人，私淑过国学大师俞曲园，长于旧体诗词，主编过大部头类书《清稗类钞》，是著名的清史专家。继任主编孟森，字心史，当过北大教授，出版过《明元清系通纪》《心史丛刊》等专著，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杜亚泉，字秋帆，编写过《普通新历史》，主编过《亚泉杂志》，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十分罕见的人文和自然科学兼通的专家。胡愈之，字学愚，后来担任过《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总署署长，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出版家。其他的主编，也大多是某一个方面的专家。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批专家在主持刊物的编辑工作，才使得刊物得以始终保持较高的品位和质量。
其次，是由于它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撰稿人队伍。曾经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作者，如政法界的李石岑、陶孟和、冯自由、钱端升、章乃器、周鲠生、王造时、张知本，经济学界的马寅初、陈翰笙、千家驹、许涤新、孙冶方，社会学界的恽代英、张闻天、费孝通、潘光旦、刘思慕，教育学界的蔡元培、马相伯、黄炎培，哲学界的陈独秀、胡适、冯友兰、张东荪、朱光潜、何思敬、张君劢、俞颂华，史地学界的王国维、郭沫若、顾颉刚、钱穆、周谷城、周予同、岑仲勉、丁文江、侯仁之，语言文学界的鲁迅、柳亚子、巴金、老舍、茅盾、叶圣陶、郁达夫、郑振铎、丁玲、沈从文、傅雷、宋云彬、施蛰存、孙伏园、孙福熙、周作人、林语堂、苏雪林，艺术界的徐悲鸿、梅兰芳、刘海粟、傅抱石，自然科学界的童第周、竺可桢、周建人、李振翮、严济慈、萨本栋、刘仙洲、曾昭抡等等，虽然各人的学术观点不同，政治倾向不同，但都是一时之选。他们的名字排列起来，几乎就等于是20世纪上半叶上述学科学术带头人的一部列传。这样一个群星璀璨的作者队伍，是同时期的任何刊物都难以企及的。由这样一批高水平高知名度的撰稿人，长期为它撰稿，这也是这个刊物得以保持高品位和高质量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立场
刊物从一创刊起，就致力于爱国救亡的宣传。强调要对读者进行“救亡教育”，要启发他们的“爱国之精神”，要他们“明耻”，进而“雪耻”。(8)刊物出版的最初几年，它的爱国主义宣传，主要集中在揭发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和清朝政府的丧权辱国活动上。它攻击帝国主义借教案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攻击帝国主义对中国路权和矿权的掠夺。谴责主持外交工作的清朝外务部官员“无一事不失权，无一役不辱国”，(9)支持川粤两地绅商要求收回路权的斗争。
进入民国以后，《东方杂志》激烈反对袁世凯政府秘密签订的卖国的《二十一条约》，反对历届北洋政府的滥借外债。呼吁要警惕帝国主义者利用向我放债，控制我们的财政经济大权。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它积极支持群众的爱国倾向。在《申报》《新闻报》态度暖昧的时候，率先站出来支持群众的反帝斗争，并出版了一期近22万字的《五卅事件临时增刊》，详细报道了运动的起因和发展过程，表现了强烈的捍卫民族利益的立场，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曾因此受到过租界当局的迫害。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方杂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表示了强烈的愤慨。早在1932年初，它就提出了武装抗日的呼吁。曾经指出，对待日本发动的武装侵略，“非发动全国的力量去抵抗不可”。(10)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和对外寄希望于国联的干涉，对内压制抗日运动的作法，则持批评态度。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东方杂志》继续坚持抗日救亡宣传。团结御侮，复兴民族，成为刊物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压倒一切的主题。曾发表过大量名流学者的文章，鼓吹全民抗战，并积极研究和探索抵抗日本侵略的战略战术，鼓舞了士气，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可以说，在将近半个世纪的《东方杂志》的版面上，始终贯穿着一条爱国主义的主线。在振兴中华的路线方针策略上，《东方杂志》的作者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热爱自己的祖国，则是一致的。在他们所写的文章中，洋溢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责任感，跳跃着几代中华学人的一颗拳拳爱国之心。
三、始终关注学术的繁荣和学术研究的社会效益
《东方杂志》从创刊初期起，就努力联系专家学者，“广征名家之撰述，博采东西之论著，萃世界政学文艺之精华，为国民研讨之资料”。(11)由“选报”改为刊登约稿和来稿以后，更倾全力于荟萃名流学者，延揽学术精英，发表他们所写的大量有关政治、经济、财政、教育、军事、外交、法律、宗教、哲学、伦理、心理、文学、历史、地理、理化、生物、农工、商业等方面的学术性文章，以推动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东方杂志》的很多学术性文章，是密切联系中国实际的。其目的在于探究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寻求国家富强的策略和出路。许多文章是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以科学的态度，自出机杼，独立完成的。不少论点十分精辟，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其中，如1卷4期《论欧洲外交之机巧》，及1卷8期《改良风俗论》两文中，关于必须禁毒的论述；1卷6期《论中国治乱由于人口之众寡》一文中，关于必须适度控制人口增长的论述；3卷6期《社说》中，关于中国应该实行计划生育的论述；9卷7期《再论减政主义》一文中，关于政府的冗员过多，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必须实行简政的论述等等，都具有很高的识见，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东方杂志》对30年代以来日本侵华问题所作的一系列分析。“九一八”事件爆发后不久，《东方杂志》就在29卷1期刊发的《未来世界大战论》一文中，对此进行评论。指出，这绝不是一个“局部事件”，而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组成部分，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奏。全面抗战爆发不久，《东方杂志》又相继在1937年9月11日出版的34卷第16、17期合刊上发表了刘思慕等所写的系列文章，提出了只有实行持久战，才能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观点。此后不久，又在35卷12期发表的《论中原大会战与第三期抗战的战略》一文中，提出了要开展运动战游击战的观点。这些观点，都发表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问世以前，充分表现了作者们的远见卓识，和他们对时局的深邃的洞察力。
《东方杂志》的这些具有一定超前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开阔了读者的视野，启迪了他们的智慧，极大的鼓舞了读者团结御侮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也提高了刊物的声望和影响，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四、始终关注东方文化的弘扬
《东方杂志》初创时，曾经标榜以“向导国民，联络东亚”(12)为宗旨，曾一度考虑以《东亚杂志》作为刊物的名称。后来“联络东亚”一类的话不再提了，更多提到的是“东亚大陆之文明”，并以“鼓吹东亚大陆之文明”(13)作为刊物的一项宗旨，以“东方文明”即东方文化的弘扬者自期。
《东方杂志》关注东方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是从创刊初期就开始的。刊于1卷4期（1904年6月8日出版）上的社说《论日本沿唐人文化》，就是其中的第一篇。此后，一直到1948年终刊，这方面的学术文章，在版面上始终没有间断。
其中，以研究和介绍中国古近代文化的篇什为最多。刊于2卷4期上的《论中国民族文明之起源》（社说），刊于8卷1期上的《中国文字之将来》（日本山木宪作，杜亚泉译），刊于10卷12期的《中国文化之发源地》（录自《庸言报》），刊于8卷3期的《西藏宗教源流考》（张其勤作），刊于18卷2期上的《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陈嘉异作），刊于26卷24期的《中国人种及文化由来》（金兆梓作），刊于31卷13期的《唐代式壁画考略》（腾固作），刊于33卷7期的《从中国言语构造上看中国哲学》（张东荪作），刊于34卷7期的《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达》（夏丰臻作）等，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其次，是研究和介绍东方各国文化的。代表性的篇目有研究日本文化的《论日本沿唐人文化》（刊1卷4期，录自《外交报》），《日本民族性之研究》（谢晋青作，刊19卷18期），《日本古代文物制度之来源》（李季作，刊37卷20期）；研究印度文化的《印度家制的过去与未来》（楼桐荪作，刊28卷2期），《印度逻辑的发展》（虞愚作，刊35卷21期），《印度姓名制度》（顾家杰译，刊40卷20期）；研究朝鲜文化的《高丽海底之古殿》（问天作，刊7卷5期），《韩国刺客列传》（问天作，刊7卷10期）等。
也还有一些文章，是对东方各国和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代表性的篇目则有《东学西渐》（姚振华作，刊6卷6期），《东西洋社会之根本差异》（日本户田作，伧父译），《东西文化之比较观》（玉麟作，刊18卷9期），《东西文化的结合》（印度台娥尔作，子贻译，刊19卷10期），《中国佛教艺术与印度艺术之关系》（陈之佛作，刊21卷1期），《中越文化关系》（黎正甫作，刊40卷6期）等。
上述这些文章，散见于刊物的“社说”“东方论坛”“言论”“时评”“宗教”“调查”“杂纂”“文苑”等栏。多数是专家们自撰的文稿，也有少量的译稿和转载自其他报刊的稿件。从篇幅上看，大多是考订精详，洋洋洒洒的鸿篇巨构。其中，正规的学术论文性质的文章，不下140篇(14)内容涉及东方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神话、戏曲、文学、艺术、绘画、哲学、民族、宗教、风俗、婚姻、语言、文字、交通等各个方面。
建国以前出版的众多刊物中，如此热心的关注东方文化，如此集中的发表研究和介绍东方文化的文章，数十年如一日的，《东方杂志》实为第一家。它可以称得上是旧中国，曾经为弘扬东方文化做出过贡献的，众多刊物中的巨擘。
《东方杂志》之关心东方文化，自然和它所依托的商务印书馆的文化背景有一定关系。商务的几个主要的创办人，如张元济等，都是弘扬东方文化的热心人。他们把自办的杂志定名为《东方杂志》，把自办的收藏大量珍善本古籍的图书馆，定名为“东方图书馆”，透露出来的正是这一信息。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东方杂志》之大力弘扬东方文化、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综上所述，可以用下面几句话来概括《东方杂志》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它是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一度排在首位的一份综合性学术期刊。
它是旧中国学术品位较高，学术质量较高，读者的文化层次也较高的一份综合性学术期刊。
它是旧中国纸张质量最好，印刷质量最好，较早刊出铜版照片，图文并茂的一份综合性学术期刊。
它汇集和保存了20世纪前半叶的大量的文化信息和文化思想材料。是“杂志的杂志”，是反映它所在的那一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百科全书”。
它是东方文化的弘扬者。是它所在的那一时代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研究工作者发表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
它为它所在的那一时代的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萦，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它是中国历史上报纸杂志中的“著名品牌”。是它所在的那一时代的“杂志界的重镇”。
正因为这样，即使相隔了半个世纪，《东方杂志》在它的老读者中，仍然保留着深刻的印象。不少当年的老读者们，至今还十分感念《东方杂志》给他们提供的如此众多的时政和学术上的信息，十分感念《东方杂志》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给他们提供的如此丰富的思想材料和学术上的影响。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主办的《东方》杂志，是一份与历史上的那份《东方杂志》同名的杂志。它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但两份杂志同以“弘扬东方文化，提高民族素质”，和“促进东西交流，推动现代文明”为宗旨，同以文化和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许多办刊的原则和方法也是相通的。从某种意义来说，今天的《东方》杂志，乃是历史上的那份《东方杂志》的事业的继承者。时代不同了，理念不同了。现在看来，《东方杂志》的有些言论和主张是需要扬弃的，但它的一些好的传统，好的精神和好的办刊原则，还是值得今天的《东方》很好地借鉴、继承和发扬的。
（原载2000年第11期《东方》）
(1) 梁启超：《农学报序》，刊《农学报》，1897（1）。
(2) 据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宋素红提供的统计材料。
(3) 《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刊1904年出版的《东方杂志》1卷1期。
(4) 《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刊1904年出版的《东方杂志》1卷1期。
(5) 胡愈之：《回忆商务印书馆》，刊《文史资料选辑》，1979（61）。
(6) 胡愈之：《回忆商务印书馆》，刊《文史资料选辑》，1979（61）。
(7) 《读者作者与编者》，刊《东方杂志》，1934，30（7）。
(8) 《普及教育议》（社说），刊1906年《东方杂志》3卷3期。
(9) 《论外务部》（社说），刊1905年2卷1期。
(10) 见张明养《绥远抗战》一文，刊1936年《东方杂志》33卷24期。
(11) 《辛亥年东方杂志之大改良》，刊1910年《东方杂志》7卷12期。
(12) 《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刊1904年出版的《东方杂志》1卷1期。
(13) 《辛亥年东方杂志之大改良》，刊1910年《东方杂志》7卷12期。
(14) 据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宋素红提供的统计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