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1)
一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6月17日，到2002年的6月17日，已经出满了整整100年。这100年，是全世界惊涛骇浪变化多端的100年，也是中华民族历尽艰辛，摆脱屈辱和贫困，寻求发展和振兴道路的100年。在这个极不寻常的100年中，《大公报》经历了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个历史时期。几番浮沉，数易其主，却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由僻处华北一隅之地的报纸，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报。在刚刚过去的这100年间，它传播信息，主导舆论，臧否时事，月旦人物，像百科全书一样的记录了世纪的风雨，记录了民族的苦难，记录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积极的维护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呼唤和期待着中华的振兴。它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古代的封建官报以外，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中国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的拥有百岁高龄的报纸。
在中国的报坛上，《大公报》具有崇高的声望，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起过重大的影响，是中国新闻界的重镇。1919年巴黎和会时期派往法国采访和会消息的唯一一名来自中国的记者，中苏建交后第一个奉派到苏采访苏联建设情况的中国记者，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第一个深入边区发表系列通讯报道有关情况的内地记者，都是《大公报》的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始至终派有记者长驻欧洲报道各方面情况的中国报纸，只有《大公报》一家。在波茨坦会议的现场，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的现场，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现场，都有《大公报》的记者在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家向香港同胞报道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也是《大公报》。1991年正式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不仅为《大公报》设了专门的词条，还为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范长江等12位《大公报》人设了专门的人物词条。近代以来，中国涌现过数以千计的著名新闻工作者，有幸作为人物辞条入选这部国家级百科全书的只有108人，《大公报》竟占了其中的九分之一，可见其受重视之一斑。
《大公报》之所以如此受重视，是因为它有较高的品位和质量。从英敛之时代起，《大公报》就是一份由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主办的报纸。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等人接办以后，更时刻以文人论政为标榜。文人论政是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一个好的传统。从两汉宋代的太学生，明代的东林党，清季讲求师夷长技以制夷和经世致用之学的魏源、薛福成、冯桂芬，到戊戌维新前后从事办报活动的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无不以文人论政为标榜。所谓的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在封建社会时期，这种论政难免有忠君的思想，但也会有扶正去邪，反对奸佞，固本富国，与民休息等内容，代表的是封建社会中的健康的力量。到了后封建社会时期，这种论政既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也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既希望政治清明，国家富强，也要求当政者广开言路，俯顺舆情，同样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主要属于后者。一个以文人论政为标榜报纸，自然会爱惜自己的声誉，摒弃低级趣味，重视社会效益，注意报纸的品位和质量。
《大公报》之所以受重视，还因为它是一个重视报格，严于律己的正派的报纸。《大公报》名称中的“大”和“公”两个字，就是这种报格的具体体现。英敛之对这两个字的解释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并以此作为办报的宗旨。这一宗旨，始终为各时期的《大公报》事业的继承者所服膺，薪火相传，坚持不懈。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后，又由张季鸾出面，提出了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简称“四不”的社训。据张季鸾自己的解释，所谓“不党”，指的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所谓“不卖”，指的是“不以言论做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所谓“不私”，指的是办报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和“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所谓“不盲”，指的是不“随声附和”，不“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此后不久，为约束报社工作者的行动，他还提出了以下四点作为补充，即：“不锦上添花，不落井下石，不与人共利害，不参与别人的秘密”。不论旧的“四不”和新的“四不”，都是一个负责任的报纸的严格的自律行动。应该指出的有两点：（1）这些提法都是有针对性的。如所谓“不党”，从广义来说，就是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中所说的“君子不党”的那个“不党”。意思是坚持不结党营私和无所偏倚，能够站在比较超脱的立场上为老百姓说话。从狭义来说，则是对民国初年以来，一些报纸投靠国会中的某一个党团，或封建军阀中的某一个派系，靠津贴过日子，党同伐异，盲目吹捧，信口胡诌，造谣生事等种种行为的鄙夷和抵制。（2）他们确实是在身体力行的。同样以“不党”为例，在张季鸾等人主持时期，《大公报》始终是一个无党派的报纸。他们不仅自己不参加党派，也不允许报社内的工作人员参加任何党派，连参加一般的社会团体也在禁止之列。天津版外勤课主任汪松年曾一度被当地基督教青年会拉去担任征集新会员的征友队队长，胡政之知道后立即让他辞掉，就是明显的一例。为了坚持以上的办报原则，《大公报》曾经多次被查禁而其志不改。这些，都说明《大公报》确实是一家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正派的报纸。
正因为如此，《大公报》从一创刊起，就受到了社会的瞩目和尊重，得到了读者的认同和欢迎。这家报纸后来能够得到世界新闻界的承认和国际新闻学界的关注，被授予“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影响由国内及于国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唯一获得国际荣誉的报纸，也和它的上述特点不无关系。
二
周恩来总理1958年在和当时《大公报》的负责人费彝民谈到这家报纸的历史贡献时，曾经肯定了三点。其中的第一、二点就是“它是爱国的”，和“它是坚持抗日的”。这两点其实是一致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抗日”就是“爱国”的具体表现。检阅100年来《大公报》的言论主张，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爱国思想始终是贯彻于其中的一条主线。不论是英敛之时期，还是英敛之以后的各个时期，《大公报》的忧国忧民之心和强烈的爱国思想，都表现得十分突出。
《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是满族人，和满清皇族还有一定的姻亲关系，而且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这些都不妨碍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之所以要创办《大公报》这份报纸，也许有众多考虑，但企图以言论振兴中华，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条。他支持维新变法，要求慈禧太后撤帘归政，要求发展经济，整顿吏治，这些都是他爱国的具体表现。他最初爱的也许只是“大清国”，因此力图维护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反对以暴力手段推翻爱新觉罗王朝，这是他的局限。但当时的“大清国”，是以汉满蒙回藏为首的众多民族和四万万同胞爱国思想的共同载体。在鼎革以前，爱大清就是爱自己的国家。两者之间并无矛盾。只要是真正的爱国者，其爱国的感情是不会因为政治体制的改变和政权的更迭而有所轩轾的。英敛之就是这样的一个爱国者。在他的主持下，不论是在清末的那段时期，还是民国初年的那段时期，《大公报》的言论中都始终洋溢着爱国的感情。1903年，它反对沙俄军队强据我辽东半岛和觊觎我东北地区的筑路权；1904年，它强烈谴责英属南非当局虐待我华工；1905年，它积极参加由反美华工禁约引起的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成为天津地区抵制美货运动的主要舆论阵地。1915年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它是坚决反对的。此后不久，段祺瑞内阁以出卖主权为代价发动的满蒙五路对日借款，它也是坚决反对的。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大公报》爱国思想的具体表现。
英敛之退出《大公报》以后，这家报纸一度为亲段的安福系财阀所控制。但在负责编辑和采访工作的总编辑胡政之的具体主持下，这家报纸仍然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对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中与帝国主义损害中国利益的活动所进行的抗争，作了及时的报道，对五四反帝爱国运动，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在吴张胡主持的新记公司时期，《大公报》的爱国思想主要表现在它的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的态度上。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个人都是留日学生，继张季鸾主持笔政的王芸生虽然没有留日的经历，但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对中国觊觎和侵略的历史，作过深入的研究，发表过数以百万字计的有关中日交涉历史的专著。他们都是对日本情况十分了解的爱国知识分子。出于对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和对形势的分析，他们曾经有过“不轻于主战”和“缓抗”的主张。这些都属于对抗日时机和策略把握上的考虑。“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打响后，他们都义无反顾的立即成为“百折不挠的主战派”，公开主张“和日阀撕拚”“打到使日本服输认错，悔过自拔”“变更国策，放弃侵略”“不胜不止”（见胡政之为李纯青《日本春秋》一书所作的序）。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抗战到底的态度始终十分坚决，言论中没有一个字对抗战的前景发生动摇。1937年12月13日，占领上海的日军新闻检查机关发布通令，要求在租界出版的所有报纸自12月15日起将新闻小样送检。《大公报》上海版于先一天断然停刊，以示抵制。并发表社论称：“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还说，“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的明训，我们的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公报》香港版被迫停刊。胡政之在社论中引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以言志。并表示“我们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悲壮爱国之情，溢于言表。1944年日军发动湘桂黔战役，桂林沦陷，寇氛直逼贵州的独山，《大公报》又多次发表社论，对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日，和“以空间换时间”的说法，表示了不满。并要求惩治御敌不力的将领。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为了共赴国难，曾经五次搬迁，津、沪、汉、港、桂等馆的资财设备，全部委弃，荡然无存。工作人员则和难民们一起，辗转道路，流离失所，历尽艰险，逃回后方。没有在敌人统治下办过一天报。重庆版虽然相对稳定，但也曾遭到过敌机毁灭性的轰炸，被迫迁址重建。一家无权无勇没有得到过当局任何资助的民办报纸，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如此坚定地毁报纾难，如此执着地在物质条件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坚持出报，克尽言责，为振奋抗日精神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舆论上的鼓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毛泽东在张季鸾逝世后发给《大公报》的唁电中，曾经称赞张“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这既是对张个人抗日言行的肯定，也是对《大公报》整个报纸的抗日爱国思想的肯定。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公报》之所以受到它的读者，特别是那些有强烈民族意识和民族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喜爱和支持，和它的爱国宣传、和它在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促进全国上下团结抗日等方面所起到的舆论推动作用，是分不开的。
1948年复刊的《大公报》香港版，在20世纪的后半叶，继承了英敛之时期以来的《大公报》的爱国的传统。使《大公报》爱国思想的这条主线，一直贯彻延续到今天。在香港和海内外读者的心目中，《大公报》始终是一份深受尊重和喜爱的爱国报纸。
三
周恩来总理对《大公报》的历史贡献特别肯定的还有一点，就是它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人才”。这一点说得非常中肯。《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群英荟萃的一家报纸。它不仅集聚了一大批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也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杰出的新闻工作人才。
《大公报》之注意人才，是有传统的。英敛之筹办《大公报》之初，首先考虑的就是人才。为了组织好办报的班子，他曾多次到报纸较多人才较为集中的上海，为即将创刊的这家报纸物色掌门人。曾经一度考虑把曾任《时务报》和《昌言报》主持人的汪康年，请来当主笔。这是当时中国新闻界极负声望赫赫有名的人物。只是双方的条件没有谈妥，才作罢。继英敛之之后接办《大公报》的王那隆，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的至关重要的一步棋，就是抓住了胡政之。失去了胡政之这个人才，他的报纸也就难乎为继了。
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的新记公司成立后，不仅注意延揽人才，也十分注意培养自己的人才。在他们主持的时期，《大公报》群星璀璨，熠熠生辉，可以称得上是这家报纸人才辈出的鼎盛时期。
首先，这三个人，特别是其中的张季鸾、胡政之两个人，本身就是中国新闻界的杰出人才。张季鸾从晚清起就开始办报，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条新闻专电，就是他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当秘书的时候，从南京发给上海各报的。此后，他为多家报纸担任过主笔，写得一手好文章。曾经以文字贾祸，两入牢狱。担任《大公报》总编辑后，他“处处忙人事，时时念国仇”，潇洒，儒雅，宽厚，大度，才思敏捷，举重若轻，是富有民族感情的一代报人。他的文章风格，成为《大公报》的代表，不仅影响了他的侪辈和他的后继者，也风靡了他所在的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周恩来总理在他逝世后给家属的唁电中，尊他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毛泽东也曾经在和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们的谈话中，称赞他作为一家报纸总编辑，指挥若定游刃有余的风度和才华。可见受推重之一斑。胡政之则是一个新闻事业的全才，和新闻工作的多面手。作为一个杰出的记者，他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的采访，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善于发现线索，捕捉战机，分析判断也很准确。作为一个熟练的编辑工作者，他对报纸编辑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十分在行。各版新闻的编辑调度，各种栏目的组织策划，他都优为之。作为一个杰出的报刊政论家，他有很好的文史根底，笔力雄健，意简言赅。所写社论，因为不署名，和张季鸾的几乎难以分辨。担任《大公报》总经理后，工作重点转到报纸的印刷、发行、广告、营销等方面，又充分的显示了他在经营管理方面的才干。《大公报》的好几个版，特别是目前还在出版的香港版，都是在他的指挥擘划下创办起来的。其对《大公报》的贡献，和在中国新闻界的影响，并不下于张季鸾。
其次，他们也十分注意延揽吸纳和培养人才。继张季鸾之后主持《大公报》笔政，写得一手激情洋溢的好文章的王芸生，就是在和张季鸾打了一个时期的文字交道之后，被后者延揽到《大公报》来的。当时他是天津《商报》的总编辑。继王芸生之后被延揽进《大公报》的，还有原任天津《庸报》总编辑的张琴南，原任北平《晨报》编辑的许君远，原任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记者的费彝民，和原任燕京大学新闻系助教的蒋荫恩，及原任北大助教的张佛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大公报》的方面大员和骨干力量。除了从同业中延揽人才外，他们也注意从社会上其他行业的工作人员中，和刚毕业的青年学生中，挑选可造之才，以练习生的名义，录取下来，加以培养。
张、胡两人都很讲究用人之道。他们的用人之道，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不拘一格。王芸生出身茶叶铺学徒，没有多高的学历，陈纪滢出身邮局职员，没有多少新闻工作的经历，一旦被发现是人才，就都立即委以重任。二是不养圣（剩）人贤（闲）人。用人求精不求多。不称职的，立即解聘。三是不熬年头，不论资排辈。只要干得出色，就立即破格擢升。如徐铸成入社才3年，就由练习记者提拔为驻汉口的正式记者兼办事处主任。月薪也由30元猛增至150元，外加车马费50元。梁厚甫初当翻译时，月薪才60元，因为突击翻译希特勒的一篇演讲稿，任务完成得好，张季鸾立即下条子，把他的月薪调到100元。四是注意保护人才。文章或报道出了问题，当局者怪罪了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抵挡过去，主动承担责任。既避免了让第一线的人受到伤害，因而缩手缩脚，也使被保护者心生感激，更加发奋工作。五是注意教育和培养。每一个新手，都给他们提供条件和机会，在发挥他们的个人专长之余，要求他们能够掌握“写”“跑”“照”“论”等各方面的技能，兼通经理、编辑两部门的业务，成为新闻事业的各方面的行家里手。这些用人之道，既有助于人才的成长，也增加了团体的凝聚力，使《大公报》始终拥有一支精干的团结的有着很强战斗力的队伍。
在张胡等人的提携和培养下，《大公报》为中国新闻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仅列名《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栏的，除吴、张、胡三人和前引的王芸生、张琴南、许君远、费彝民、徐铸成、梁厚甫、张佛泉等人外，还有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杜协民、汪松年、孔昭恺、何毓昌、杨历樵、赵恩源、李天织、马季廉、王文彬、张警吾、萧乾、艾秀峰、范长江、杨刚、孟秋江、李侠文、李纯青、徐盈、彭子冈、朱启平、曾敏之、谭文瑞、陆诒、唐振常、季崇威、吕德润、张高峰、严仁颖、李光诒、潘际垌、陈凡、黄克夫、马季良（唐纳）、陈文统（梁羽生）、查良镛（金庸）、严庆树（唐人）、高元礼、章丹枫、马廷栋、周雨、苏济生、王浩天、张契尼、戈衍棣、吴砚农、罗承勋、蒋逸霄、方蒙、左步青、沈春波、赵泽隆、寿充一、戴文葆、刘克林等60多人，都出于这一时期的《大公报》，都属于“国家级”的“新闻界名人”。这些人当中，有的是报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专家，有的是经验老到的编辑能手，有的是著名的政论家和名记者。其中的范长江、杨刚、萧乾、子冈、朱启平、吕德润等人，早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就蜚声于时。范长江采访西北地区的系列通讯以《中国的西北角》为名结集出版后，曾经7次再版。朱启平1945年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现场采写的著名通讯《落日》和1979年访问西欧四国时在戴高乐墓前采写的著名通讯《伟大的平凡》，都传诵一时，并被选入大学新闻系的教材，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性的名篇。
经过《大公报》提携和培养的上述人才中，有一些人不仅为《大公报》做出了贡献，离开《大公报》以后，在新闻界和其他领域仍然表现出色，不断做出新的贡献。徐铸成接办了《文汇报》，并长期担任该报的领导工作，晚年著述等身，成为著名的老报人；许君远接任了重庆《益世报》的主笔，成为深受推重的办报能手；范长江创办了著名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解放后主持过《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工作，后来又负责科委的工作，成为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管理部门的领导人；蒋荫恩担任了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主任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副系主任，成为著名的新闻教育家；梁厚甫长期为海外华文传媒撰写评论，成为著名的国际问题评论家；金庸长期在香港报刊上撰写连载小说，又长期主持香港著名报纸《明报》的笔政，成为著名的武侠小说家和报刊活动家；杨刚担任了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主任秘书，成为周总理处理国内外大事的重要助手；刘克林参加了中宣部的工作，文字铿锵激昂，成为“九评”写作班子的主要执笔人之一；唐振常潜心于史学研究，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萧乾晚年致力于翻译工作，成了著名的翻译家，并荣任有“翰林院”之称的中央文史馆的馆长。他们的这些成就，固然由于个人的努力，但也与他们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和《大公报》对他们的教育和熏陶，有着一定的关系。他们是《大公报》培养出来的人才，也是《大公报》输送给其他报纸和其他行业的人才。
经过《大公报》教育和培养出来的新闻工作者，除了精湛的专业知识和很强的业务能力之外，一般的都还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敬业精神。“一笔在手，胸中要有亿万人民，万不得已时，可以不写，不能打逛。到战场采访，工作第一，生命第二”。这是朱启平1993年逝世前说过的话。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信念，也是《大公报》培养出来的新闻工作者共同的心声。它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敬业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共同追求，和共同的精神财富。
四
《大公报》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贡献，还表现在它为同时代的同业们和后来的新闻工作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办报经验。
英敛之创办《大公报》之初，这家报纸在天津人的心目中并无地位。发行数量也不高。由于他的努力，不到5年的功夫就使《大公报》成为天津地区举足轻重的大报。他自己也因而被推为当地报业公会的主席。吴、张、胡联合主持的新记公司成立后，这个报的发行量最初还不到2 000份，每月亏损4 000余元，一年后增至6 000份，才闯出亏损关，取得收支平衡。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它已由天津一个版，扩充为天津、上海、武汉、重庆、香港、桂林六个版。还得到过一次国际奖。抗日战争时期，它的重庆版曾经发行达9.7万份，创大后方一家报纸单独发行量的最高纪录。抗战结束后，它的上海、天津、重庆、香港4个版总发行量达20万份，总资产达到60多万美元。香港版还被当地《年鉴》推为“香港舆论的重镇”。这些都说明，它是中国新闻史上办得非常成功的一家报纸。
《大公报》之所以办得非常成功，和受到读者的欢迎，除了前述的人才济济和经营得当等方面的原因之外，还由于它在编排和内容上严肃认真，肯下功夫。
从版面的安排来看，《大公报》历来重视要闻版的编排。新闻力求真实准确。标题字斟句酌，很能抓住中外新闻的重点。头版头条标题的制作尤为经心，每天都能给读者以深刻印象。其他新闻的重轻次序，也安排得比较妥当。
从内容看，《大公报》的社评、星期评论、新闻通讯、副刊都极具特色。被称为当时新闻界的“四绝”。
首先，是社评。《大公报》既然以“文人论政”为标榜，代表报纸出来“论政”的“社评”，自然受到重视。新记公司以前的时期，通常都由报社主人和主持笔政的人亲自动手。英敛之、胡政之等，都曾为该报写过不少社评。新记公司接办初期，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都把社评的写作看作是当天报纸工作中的头等大事。从题目到观点都经过共同商量，然后由其中一人动手，最后由担任总编辑的张季鸾定稿。吴鼎昌退出后，主要由张季鸾、胡政之两人执笔，以张写的居多。按照他们事先约定的“事业前进，个人后退”的原则，这些社评多不署名。这种作法，在张季鸾逝世后，曾经给编辑出版他的那部《季鸾文存》造成困难。因为三个人都接受过梁启超的影响，“笔锋常带感情”，文风非常接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张季鸾进入晚年，体弱多病，继承他的衣钵，成为撰写《大公报》社评主力的是王芸生。王芸生深得张季鸾的真传，但也有自己的特点。他的社评写得有才气，有骨气，有锐气，激情洋溢，江河直泻，很能引人入胜。和王芸生同时期为《大公报》各版撰写社评的还有徐铸成、李纯青、李侠文、蒋荫恩等人，个个都是疾恶如仇满腹经纶的好手，使得《大公报》的社评，从内容到文字，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受到读者的重视和称赞。
其次，是星期论文。《大公报》开辟星期论文专栏起始于1934年1月。旨在为中国第一流的学者提供发表自己“评论”的园地。星期论文的内容不限于“论政”，也包括学者们有创获的学术研究成果。应邀为这个专栏撰稿的先后有胡适、丁文江、翁文灏、梁漱溟等名家，都是一时之选。极大的提高了《大公报》的文化内涵和知名度，成为《大公报》的一个名牌专栏。和星期论文相配合，《大公报》还有意识的开辟过一些供学者们发表学术文章的专栏。钱钟书的《休谟的哲学》《为什么人要穿衣》，费孝通的《重访英伦》《乡土重建》等不少有分量的鸿篇巨构，就都是在《大公报》所特辟的这些专栏上发表的。星期论文和这些学术专栏的出现，吸引了众多的知识分子读者，也提高了《大公报》的社会地位，扩大了它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
再次，是新闻通讯。张胡等《大公报》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新闻报道。20世纪一二十年代以来的许多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包括张勋复辟，马厂誓师，巴黎和会，蒋冯阎大战，“九一八”事变，救国会“六君子”被捕，以及徐州会战，中原重灾等，一旦事发，《大公报》都立即派出记者到现场采访。许多采访活动，都出于张胡的亲自指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天晚上，胡政之接到张学良用暗语给他的电话通知后，立即派记者连夜搭车赴沈阳，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了现场。1933年蒋介石由江西北上处理张学良下野问题，张季鸾得知后，立即派出记者持他写给蒋身边的秘书长杨永泰的亲笔信，在定县火车站等候蒋的专列，闯进车厢，跟踪采访。同年，商办的新绥长途汽车首次客车将由绥远省城归绥（今呼和浩特）开往新疆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这是当时最新最快的入疆路线和交通工具，张季鸾立即派记者随车同去，以便及时报道沿途运行情况，和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的有关情况。在新闻报道上，《大公报》不吝重金不惜小费。为了萧乾去欧洲的采访活动能够成行，胡政之不惜出了双份的路费。第一份被萧不小心弄丢了，随即再补发一份。为了及时获得太平洋作战前线盟军军事进展的情况，《大公报》曾多次多渠道的派出随军记者。从各个不同的路线随盟军进驻日本，参加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仅有的三个中国记者中，就有两个来自《大公报》。对于一些突发性新闻的报道，《大公报》主要利用专电。对一些持续时间较长的又需要有一定深度的报道，则主要利用新闻通讯。在张、胡等领导的新记公司时期，新闻通讯成为《大公报》的一大特色，不少系列报道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某一重大战役或事件的新闻通讯，如曹谷冰采写的关于中苏建交后苏俄国内情况的系列通讯、陈纪滢采写的关于沦陷后的东北地区的有关情况的系列通讯、范长江采写的有关红军长征和红军到达陕北地区后的有关情况的系列通讯、萧乾采写的有关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局和战后国际关系问题的系列通讯、吕德润采写的随中国远征军入缅印地区作战情况的系列通讯和陈学昭的旅欧通讯、杨刚的旅美通讯等，都写得情文并茂，很有深度，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刊载这类通讯的专栏，也成为《大公报》的又一名牌专栏，受到读者的欢迎。
最后，是副刊。从天津版起，《大公报》就十分注意副刊的编辑工作，沪港渝桂等版陆续创刊后，副刊尤其受到重视。在萧乾、杨刚等几位副刊主编的主持下，《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小公园”发表过不少进步的文学作品，也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很高知名度的作家。陈白尘的著名的独幕剧《演不出的戏》、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胡绳的《上海通俗化问题之讨论》和《偶然论在上海》等曾经轰动一时的作品和文章，都是在《大公报》的副刊上发表的。杨绛的第一篇小说《璐璐你不要哭》，也是在《大公报》的副刊上发表的。这个副刊还设立过文艺奖金。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卢焚的《谷》，都曾在评选中得过奖。由于办得出色，它同样为《大公报》吸引了一大批读者，成为报纸众多版面中的一颗耀眼的明珠。是中国新闻史上继著名的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后的又一个著名的报纸副刊。
此外，《大公报》还注意贴近读者，服务社会，热心公益事业，曾多次为各时期的重大自然灾害发起募捐。除办报外，还组建过以报纸名字命名的剧团和篮球队，举行过公演和参加过全国性的比赛。把报纸上发表过的有影响的社评、通讯、漫画作品和个人的文章结集出版，公开发行。在人事上执行编辑记者定期交换的制度，和由编辑部出身的人担任经理的制度等等。这些作法，在当时都曾经引起过轰动效应，都取得过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既提高了报纸的知名度，和工作的效率，也有助于人才的成长。她在这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的办报经验，应该被视作中国新闻界共同的精神财富，给以很好的总结，使后人得到学习和借鉴。
五
谈到《大公报》的历史的时候，需要订正一些不准确的提法，和澄清一些不实之词。
“大公报是政学系的机关报”。这种说法，早在解放前就已喧腾于众口。解放后更成为人们批判《大公报》时的一大“罪状”。郭沫若所写的《斥反动文艺》一文，在指“斥”萧乾的时候，就使用过“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这样的提法。可见，所谓“政学系的机关报”云云，在解放前后一些人的心目中，早已成为共识。其实，政学系本身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被指为政学系首领之一的张群，就曾经说过，所谓政学系，其实并没有组织，更没有纲领政策，只是几个人，行迹比较接近，就被人看成一系了。这是其一。其二，即使国民党内有这么一个政治派系，也和《大公报》毫无关系。《大公报》既没有拿过“政学系”的钱，没有接受过“政学系”派来的人，没有接受过来自“政学系”的任何指示，也从来没有宣传过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政学系”的政策纲领。《大公报》的所有言论，从英敛之到张季鸾，从王芸生，徐铸成，到后来的李纯青、李侠文等，多数都是主笔人根据当天的要闻，自出机杼，自行发挥。少数由主笔政者出题或参与研究定题。虽然有各自的观点，但都与所谓的“政学系”绝无关系。
《大公报》“拥有官僚资本”是“大资产阶级的报纸”。这其实是解放后受“左”的思想影响，和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个别《大公报》人自己提出来的。《进步日报》发刊的时候提出来过，王芸生、曹谷冰等人写回忆录和自我批判文章的时候提出来过，是自我拔高和无限上纲的产物。英敛之自称“一介武夫”“家世寒微”，办《大公报》之前，靠自学成才才当上了职员，连一般的资产阶级都算不上，更无论大资产阶级。他之得以创办《大公报》，靠的是各方面的集资，而且总数极其有限。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的时候，唯一的资金是吴鼎昌提供的5万元，当时他是民办的盐业银行的经理，只是一个民族资本家，并未做官。做官后就辞去大公报社社长的职务，不再过问《大公报》的事。新记公司《大公报》除了这5万元本钱之外，没有接受过任何方面的资助和津贴。大部分的资产，是靠经营得当不断增值积累起来的。战后出于增添设备的需要，接受过捐赠，但也属于侨资，而且数量极少。其间，为订购新式印刷机器，曾从国民党政府处购买过20万美金的官价外汇，因此遭到诟病，其实也是小题大做。首先，中国的报纸为购买国外的设备，申请一点官价外汇，这本是光明正大的事，其性质属于公事公办。其次，虽然官价低于市价，《大公报》因此得了点便宜，但毕竟要照价购买，不能等同于馈赠。最后，《大公报》并没有因此放弃既定的办报方针，接受控制，改变主张。就阶级性质来说，《大公报》一不拥有官僚资本，二不替官僚资产阶级说话。从资金来源，从言论主张，从这家报纸在政治上具有两面性等这些方面看，它都是一个纯粹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报纸。这也从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有关方面按类似付给“定息”的方式，为胡、张等几个大的《大公报》股份持有人的家属定期发放生活费这一点上，得到证实。它得到的是类似《申报》一样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待遇。
“小骂大帮忙”。这是专就《大公报》对国民党当局的态度做出的一句带有概括性的话。是长期以来扣在《大公报》头上的一顶沉重的政治帽子。但同样是难以坐实的。
先说骂。《大公报》对国民党当局，不光是“小骂”，也有大骂，有时甚至是怒骂和痛骂。1941年12月22日发的那篇谴责国民党权贵及其家属用逃难的飞机从香港运回“箱笼洋狗”的社评《拥护政治修明案》；1943年2月2日发的那篇痛斥重庆达官贵人们灯红酒绿罔顾河南灾民疾苦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1944年12月19日发的那篇痛斥发国难财的赃官和奸商；悲愤的三呼“请你们饶了国家吧”的社评《为国家求饶》；同年12月24日发的那篇因日军逼近贵阳，要求“除权相以解除反对者的精神武装，戮败将以服军民之心”的社评《晁错与马谡》；1945年9月27日和10月24日发的谴责国民党军政官员利用战后的劫收发财的社评《莫失尽人心》《为江浙人民呼吁》；以及1948年7月连续发表的反对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和文化专制政策的一系列社评，就都不是小骂，而是大骂，而且是出自肺腑的真骂，不是假骂。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其中1943年的那一篇，还受到国民党当局罚令停刊3天的处分。1948年的那几篇，主持言论工作的总编辑王芸生，还遭到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的点名攻击，对他个人进行所谓的“一查”“二查”“三查”，甚至攻击他为共产党“张目”，是新华社的“应声虫”。考虑到国民党当局对报刊言论的严厉限禁和迫害，考虑到连鲁迅那样的作家尚且只能“戴着镣铐跳舞”，能够如此坚定的站在人民的立场，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不畏强御，不屈从于权势，铁骨铮铮，克尽言责，不但无可厚非，而且难能可贵。
《大公报》确实也骂过共产党。这是因为它是一份无党无派的报纸，又时时以“四不”为标榜，对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个党派，都有所批评和指摘，是很自然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共产党的骂，多数情况下，是骂错了。1936年写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1941年写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1945年写的《质中共》，1946年写的《可耻的长春之战》等，就都骂错了。错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由于社评撰稿人的阶级和认识上的局限，有的是由于情况不明，有的是由于接受了国民党当局的误导。此外，在张季鸾生前，也还有张个人对蒋的礼遇有感恩图报的思想等等。《大公报》不是共产党的机关报，也并非左派报纸，这些社评的撰稿人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要求他们完全接受共产党的观点和主张。不可能不出一点差错。出了差错，受到了批评，认识了，改正了，就行了。应该给以宽容和谅解，不必死揪住不放。
同样是骂。两骂相比，《大公报》骂国民党的时候更多一点，也更经常一点。从1927年的《蒋介石的人生观》，到1948年的《和平无望》，骂了足足21年。到了第22年，就不光是骂，而是对这个党彻底失望，准备迎接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了。
再说帮忙。《大公报》确实给国民党帮过忙。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帮起，“九一八”事变前后帮过，西安事变前后帮过，抗日战争时期帮过，解放战争开始的一段时期也帮过。一般来说，拥蒋反共就是帮国民党的忙。但也要作具体分析。有的忙肯定帮错了，该批评，也该认账。有的忙，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则是该帮的，不当视为罪状。例如，过去把《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时期内宣传过的“国家中心论”和“拥蒋”的言论，都视为为国民党帮忙，这就不尽妥当。“国家中心论”是一个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口号，和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有本质的区别。是有缺陷的。但在当时，不论是提“国家中心论”，还是提“拥蒋”，都是为了抗日的需要，都符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所有的抗日的力量都不能不拥有“拥蒋”的名义。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用的就是国民党的番号。毛主席在重庆谈判结束前的告别宴会上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新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见1945年10月9日《大公报》第二版的相关报道。同日《新华日报》的报道作“新中国万岁！蒋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并没有提出过倒蒋的口号。可见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提“国家中心论”和提“拥蒋”，都是大局。《大公报》的这方面的言论，如果是为了坚持抗战到底，就不能说是帮国民党的忙，而只能认为是在帮国家的忙。
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大公报》不仅帮过国民党的忙，也大大的帮过共产党的忙。第一个派记者到苏联采访，向中国读者介绍建设中的苏联真实情况的，是《大公报》。第一个派记者去边区，向全国人民报道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真实情况和边区建设情况的，是《大公报》。对共产党的报道，《大公报》始终尊重事实，不歪曲，不捏造，采取了客观或比较客观的态度。它向全国公众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进步业绩，改变了公众心目中被国民党御用媒体歪曲了的共产党的形象，同时帮助白区的读者了解了革命的形势，知道了共产党的政策和言论主张。这是一。它为需要了解有关共产党和红军情况的人，提供了大量的正面的准确的信息。毛泽东就是因为看了《山西日报》和《大公报》有关刘志丹的报道，才决心率红军去陕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不少在长征中掉了队的红军，也是在看了《大公报》的有关报道以后，知道了主力部队的去向，才跋山涉水，赶上队伍，重新归队的。这是二。它对国民党政府和权贵们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接收过程中的贪污腐败的揭露和抨击，它对国民党当局破坏和谈，镇压学生运动，及悍然发动内战的揭露和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国统区公众对国民党政府的反感和恶感，加强了他们对共产党的亲和力和向心力。这是三。这些，都称得上是对共产党的极大的帮忙。《大公报》始终以无党派为标榜，报社内部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一旦发现某人有国民党方面的背景，立即开除。但是报社里确确实实的有不少地下的共产党员。报社的领导层，对有些党员的身份十分清楚，却故作痴聋，不闻不问。新闻版面上，十分之六七是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报道。据在《大公报》工作过的中共地下党员回忆，当时报社内的外勤记者多数是左派，一部分居中，极少右派。编辑部内，从领导层到一般工作人员，对国民党持批判谴责态度的居多，说共产党坏话的很少。在国民党当局强迫国统区内的各种媒体称共产党为“共匪”的时代，只有《大公报》公然抗命，坚持称“中共”和“共军”。它只承认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对党，不承认是什么“土匪”。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大公报》记者时说的“只有你们《大公报》把我们共产党当人看”，就是对《大公报》以上言论行动的肯定。这也是对共产党的一种帮忙。
《大公报》是一家无党派的报纸。如果说它对中国的某些党派有过所谓的“帮忙”的话。那么，它更多的是帮了共产党，而不是帮了国民党。而且是越来越多的在帮共产党，直至最后完全倒向共产党。这一点，国民党方面是心中有数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头头就曾经点着名的扬言要“枪毙”《大公报》的负责人，解放战争后期仅《大公报》重庆版一个版就曾经有7名记者被捕，有一名编辑部主任被关进“白公馆”。这些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大公报》的倾向和国民党对她的态度。
这里就涉及中国革命史上如何看待中间势力的问题。重视团结中间势力，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点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毛泽东选集》二卷第783页）胡绳同志晚年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中间势力，从阶级看，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从职业看，指的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他认为，从人数看，“国民党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中间势力占的是大多数”。他认为，中间势力的特点，“就是动摇、不断分化。分化的结果，大多数站到共产党一边，站到国民党那边的也有，但很少”。他认为，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见《百年潮》2001年第五期《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一文）。
上述这些观点，都有助于深化对《大公报》历史的认识。可以说，解放前的《大公报》，作为一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报纸，就是中间势力的舆论代表。中间势力所特有的“两面性”，和“动摇”“不断分化”等特点，在《大公报》的身上都表现得十分突出。《大公报》之所以能够赢得那么众多的属于“中间势力”的读者和作者的喜爱和支持，正因为它代表了他们的意志和声音。对《大公报》这一中间势力的舆论代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内，都十分重视，也都作过大量的工作。有批评，有“斗争”，也有“团结”。大量的工作是在争取和“团结”这方面。张季鸾逝世的消息发布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的不少高级领导人都发了唁电，给以很高评价。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公务十分繁剧的情况下，三次会见《大公报》的主要负责人。两次在红岩村中共中央办事处，一次在李子坝《大公报》报社，每次都作长谈。最后一次长谈后，还接受了《大公报》负责人在馆内的宴请，并为《大公报》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题词。周恩来在此期间，也曾亲到王芸生家探访，并以延安带来的小米和红枣相赠。重庆当时有十几家报纸，享有上述待遇的，似乎只有《大公报》一家。说明共产党领导人对这家报纸的重视。很明显，共产党领导人之如此重视对《大公报》的工作，其目的在于争取更多的中间势力的支持。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公报》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它确实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到了更多的中间势力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公报》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其特殊的贡献。无论如何，再也不该把“小骂大帮忙”这个恶溢强加在它的头上了。
以上的一些不准确的提法，由于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屡被拾起，作为批判的口实，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致众口铄金，积重难返，影响了对《大公报》的正确评价。现在是到了应该实事求是的予以澄清的时候了。
六
《大公报》的过去100年，经历了复杂的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那一段时期，时间不长，仅四十六七年，但曾多次易手，又分属于不同的办报人或办报团体，是非功过，聚讼纷纭，褒贬评说，颇多歧议。因而历来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工作者和文化史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新中国成立以后到现在的这一段时期，时间虽然较长，达五十三四年，占整个《大公报》百年历史的一半以上。但基本上分为两摊，即内地一摊，香港一摊，性质较为单一。分析评价，也容易取得共识，反而没有太多的歧议。
在内地出版的这一摊，曾分别在天津、重庆、上海、北京等地出版。最后归结到北京。到“文革”爆发北京版被迫停刊时止，历时17年。除了在天津出版的那一份，曾短时期改称《进步日报》外，其余各版仍沿用《大公报》这一老报名。唯一的变化是由综合性报纸，转为以财贸金融方面的评论报道为主的专业化报纸；由原办报人重新组合集体合办的报纸，转为在党和政府部门领导下出版的社会主义报纸。内地的这几个版《大公报》在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以后的计划经济时代，为党和国家各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和报道，做出了贡献。在报纸所在地区的读者中，特别是在全国财贸战线的工作者中，有很大的影响。
在香港出版的《大公报》，起始于1938年8月13日，中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一度停刊。1948年3月15日复刊后，除了被港英当局迫停过一个很短的时期外，没有中断的连续出版到现在，累计出版时间达57年，是各版《大公报》中历史最长的一家。
香港《大公报》的发刊和复刊都是在新记公司主办时期完成的，胡政之为此作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冲刺，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从发刊之日起，香港《大公报》就受到当地读者的重视，曾被推崇为香港“舆论之领导”（见1947年版《香港年鉴》）。新中国成立前后，香港《大公报》重新成立了董事会，在李侠文、费彝民、杨奇、王国华等几任董事长、社长的努力下，锐意进取，苦心经营，在反映香港民情，表达社会舆论，团结海内外华人华侨和全世界进步人士，为冲破国际反华舆论的包围，和向全世界公正客观地介绍和报道中国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博得了广大香港同胞和海内外同胞的赞许，成为一家著名的爱国爱港的报纸。中英谈判就交回香港达成协议后，又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香港回归以后，《大公报》继续立足香港，放眼世界，为正确塑造祖国的形象，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既定方针的贯彻执行，和香港特区的繁荣和发展，作了全面充分的舆论报道。在此前后，《大公报》还扩大了经营范围，增添了设备，加强了技术改造，先后创办了海外航空版，菲律宾版，电子版和深圳印刷厂，并使用数码压缩技术传真版面。业务上有了很大改进。成为在香港特区和海内外华人华侨中有很高声望的，有很高品位的，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既严肃又充满活力的一家大型日刊报纸。
不论是内地的那一摊，还是香港的这一摊，都是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事业的继承者。都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它们的每一个业绩，都是整个《大公报》业绩的组成部分。都将载入《大公报一百年史》的史册。
《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唯一的一家创刊逾百年的报纸。它是中国新闻界的老寿星。它同时也是中国新闻界中唯一的含金量最高的世界级的品牌。爱护这个品牌，发展这个品牌，使它永葆青春，不断开拓前进，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刊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2年卷第243～253页。2003年9月武汉出版社出版。）
(1) 2000年为纪念《大公报》创刊98周年，我曾写过一篇3 000字左右的短文，题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这篇文章是在上述的那篇短文的基础上重写的。篇幅为前文的五倍，题目也另定为《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