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报人成舍我

1998年是成舍我100周年诞辰。100年前的8月28日，当他在南京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中国正处在“百日维新”的高潮。多少致力于改革的那一时代的志士仁人们，正在为中华的振兴而努力奋斗。他们当中的6个人，在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898年的9月28日，终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刚刚出生的成舍我，就是他们的事业的继承者。在此后的93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几代的志士仁人们，在寻求振兴的道路上曲折前进，成舍我也在不断地探索思考和实践，有过彷徨和蹉跌，也有过成功和收获，但始终处于振兴中华者的行列，在自己的岗位上，竭尽全力地为中华的振兴而奋斗。

成舍我是一代报人，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新闻工作，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拥有中国新闻事业的多项纪录：

1. 从事新闻事业时间最长的人

从1913年他为安庆《民岩报》撰稿，到1988年他以91岁的高龄在台北创办《台湾立报》，直至1991年他逝世，先后从事新闻工作近77年。

2. 参与和创办新闻媒体最多的人

他一生中参与和创办了近20家新闻媒体，包括报纸期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其中，由他直接创办的达12家。

3. 为了办报受到挫折最多的人

在旧中国，截至1945年，他为了办报就“坐牢不下20次，报馆封门也不下10余次”。（见1945年11月20日《世界日报》所刊成舍我《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一文）。1926年的那一次，要不是曾任北洋国务总理的孙宝琦出面力保，还险些断送在军阀的屠刀之下。到台湾后，受“报禁”的限制，有近30年的时间办不成自己想办的报纸。

4. 旧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的创办人，和旧中国时期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日报的创办人

他创办的上海《立报》和北京《世界日报》，分别发行达20万份和3.5万份，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和当时北京市发行量最大的日刊报纸。

5. 中国历史上培养学生最多的新闻教育机构的创办人

这个新闻教育机构，就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现已改制为大学）。累计培养学生已接近4万人。

正因为这样，新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为“成舍我”设置了专门的词条，列出了他的照片，对他的业绩，作了很高的评价，称赞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中国新闻界和1949年以来的台湾新闻界有较高的声望和影响”（见199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56～57页）。

作为一代报人，成舍我表现突出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爱国的新闻工作者

成舍我的一生是爱国者的一生。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外围团体，追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致力于振兴中华的爱国活动。参加新闻工作以后，他所致力的，仍然是爱国思想的宣传，在他从事新闻工作的一生中，始终贯串着一条爱国的主线。

成舍我的爱国思想，首先体现在他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上。

《世界日报》创刊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成舍我的主持下，他所办的这家报纸，立即对制造这起惨案的英、日帝国主义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一方面通过新闻报道，对屠夫们的罪恶进行揭露，一方面向社会发动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在此期间。成舍我还以笔名发表时评《沪案惟一之目标》，提出了惩凶、赔偿等强硬主张。声援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这场反帝斗争。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挠北伐军北上，强行出兵，制造了野蛮的“济南惨案”。成舍我立即在他所办的《世界日报》上先后发表了《中国不会亡国，敬告野心之国民》《吾人将何以自处？》等社论，斥责惨案的制造者日本帝国主义为“人类公敌”，对后者的暴行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成舍我又在他所办的《世界日报》上，以要闻版的整版篇幅，对事变进行了详细的连续报道。并用“国难至矣，速起御侮！日军昨陷沈阳”为标题，揭露了日军的侵华暴行。同时，还以“百忧”为笔名，撰写了题为《国人抗日应有之认识》的社论，积极宣传抗日，支持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期间，成舍我作为爱国的新闻工作者，在他所办的《世界日报》上大量刊登了赞颂十九路军抗日胜利的消息，和各界对十九路军祝捷声援的新闻。同时还发表了题为《谁谓我革命军人不堪一战》的社论，指出：“暴日不足畏，国军不可侮，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我。”

伪满洲国成立后，成舍我和他所办的《世界日报》坚决反对，拒不承认，并极力反对平沈通车。曾因此被勒令停刊三天。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成舍我通过他所办的北平《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和先后在上海、香港两地出版的《立报》，积极支持抗战。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多次毁家纾难，始终坚持抗日宣传不动摇，直到抗战胜利。

1946年冬，驻华美军强暴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发生后，成舍我主办的北平《世界日报》首先得到信息，立即派记者到现场采访。当时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听说后，曾亲自到报社，要求成停发这一消息。成不为所动，坚持以“美国兵强奸北大学生沈崇”为题，在报纸的显著位置刊出，引起了读者的严重关注。此后又连续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和报道，声援了北平和全国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正义斗争。

成舍我的爱国思想，还表现在他对北洋各系军阀的态度上。作为新闻工作者，成舍我和北洋各系军阀以及依附他们的政客们，都有所接触。和他们当中的个别人，还有一定的私交。但在爱国的问题上，则坚持原则，绝不宽假。

对袁世凯的卖国活动，成舍我早在沈阳《健报》当主编和在上海《民国日报》当编辑的时候，就进行过揭露和抨击。这两份报纸都是革命民主派手中的重要的反袁舆论阵地。

对直系军阀的卖国活动和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暴行，成舍我异常愤慨，经常在报纸上进行揭露。《世界晚报》创刊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集会，纪念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卖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国耻日，被直系军警打伤数十人的事件。成舍我当即在晚报上以头条位置报道了事件的详细经过，并发表评论，对直系当局的暴行，进行了激烈的谴责。

对奉系军阀和某些帝国主义势力的勾结，和他们进入北京以后的种种倒行逆施，成舍我也丝毫不假辞色。他因此曾被张宗昌关押了4天，几乎被送上刑场，经北洋元老孙宝琦出面说情后，才得以幸免。

成舍我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个别的皖系政客有过来往，有一定的人际上的渊源，在办报过程中，也曾经得到过他们的帮助。但从不拿原则做交易，对皖系的媚外活动，始终持批判态度。五四运动爆发不久，他就在《益世报》上发表了《安福与强盗》一文，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对皖系政府的卖国勾当，提出了强烈的谴责。《益世报》因此被罚停刊三天。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成舍我立即在他所办的《世界日报》上，刊登了有关这次惨案的大量新闻和照片，报道了事实的真相，并发表了署名“舍我”的时评《段政府尚不知悔过耶》，在痛斥皖系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同时，还提出了段政府引咎辞职，惩办凶手和抚恤死难者等三项严正要求，表达了人民的心声。

这些都说明，成舍我的爱国感情是真挚的，也是贯彻于他的新闻工作之始终的。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新闻工作者，他提倡新闻自由，主张民主政治，要求自己的报纸公正客观，不偏不倚，为大众说话。这一点，虽然实际难以完全做到的，但他刻意追求，坚持不懈，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在政治上，他支持进步，反对倒退。早在20年代初，他就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舆论家是要往前进的，不可随后走的。他是要秉公理的，不可存党见的。他是要顾道德的，不可以攻阴私的。他是要据事实的。不可以臆想的。他是要主知识的。不可以尚意气的。”（1920年4月《时事新报》）

这些话，实际上已经成为他的一贯的办报主张。在这一主张的指导下，他所办的报纸，多数情况下是倾向于进步的，经常刊登一些带有明显“左”倾色彩的新闻和文章。整个报纸的倾向，中间而偏左，带有一点“粉红色”。这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一党专政时代白色恐怖时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对政党，他持超脱和无所偏倚的态度。

从历史上看，他和国民党有过一定的渊源。早在1912年他14岁的时候，就集体加入过国民党。但在1927年就公开宣布自动放弃党籍。此后，一直以无党派的“社会贤达”的名义参加各项活动。在大陆期间，国民党当局曾希望他出任官办的《扫荡报》总社社长，他拒不受命。去台湾后，为个人办报的事，有人建议他给蒋介石写信，求得支持，他坚决不干。蒋经国曾有意拉他重新入党，也被他断然谢绝。目的都是为了保持较为超脱的地位，以免在言论上受制于当局。

以他的资历，他与国民党的历史渊源，他和众多的国民党元老之间的私人交谊，他和国民党之间自然不可能没有来往。但他始终持超脱的态度，经常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世界日报》上以“百忧”为笔名发表的社论《国人抗日应有之认识》，就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指出：“不抵抗三字，直可为民族崩溃之别解”。认为“立止内争，协力御侮，实为今日最迫切之惟一要务。”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战爆发后，他又通过所办的报纸，发表言论，鼓吹：“国民党应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公开政权，建立国民联合政府”“对中共采取较宽容政策”和“确立抗日联合战线”。

正因为他采取了言论上不为国民党当局所左右的态度，他的办报活动也很自然地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掣肘。他在南京办的《民生报》，就曾两次遭到迫害。一次被罚停刊3天，一次被彻底查封。他也因此被当地的宪兵司令部拘押了40天，并宣布永远不许他在南京办报。

到台湾后，他仍然保持了这种超脱的态度，曾多次以“立法委员”的身份，向台湾当局提出“保障人权和言论自由”的要求，并在自己所办的学校内，以聘任方式保护了王晓波、陈鼓应、吴盛木、傅正、胡学古、张化民、黄珏等一大批被台湾当局列入“政治观察名单”的学者。使他所办的学校，成为戒严时期台湾唯一的“自由学府”和台湾的“政治思想犯大本营”。

他和共产党也有一定的历史渊源。1918年在北大学习的时候，就曾经参加过李大钊在校内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有过密切的来往，和他们有师生之谊。由于同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关系，和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也相稔。1926年他险遭不测，当时被扣的就是一顶“赤化通敌”的红帽子。这当然是军阀们罗织来的莫须有的罪名，是冤枉的，他并没有加入过共产党。但是，在很多方面，例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等方面，他是拥护共产党的主张的。1937年，当他的侄子准备从香港结伴去延安参加抗日工作的时候，他就曾表示过支持，说过“去延安也是参加抗战，并无不可”之类的话。他所办的报纸也很注意有关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情况的报道。解放战争时期，他为了扩大报纸的消息来源，经常让报务人员注意“收听四台”，即英国的BBC、美国的美国之音、苏联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以便使国统区的读者能够及时地得到有关解放区的消息。他所办的《世界日报》也因此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在共产党内，他也有很多非常要好的朋友。在办报的过程中，成舍我对他们非常信任、对他们的工作十分支持，他们之间合作得非常默契，非常愉快。请看已故的中共地下党员、老新闻工作者、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和解放后的北京市副市长的张友渔，讲过的这样两段话：

成舍我明知我是共产党员，还把我安置到重要岗位，不但让我自己写社论，另外两个主笔雷季尚、丁作韶写的社论，也要我审定，有决定取舍、修改之权，任我把一些左倾思想通过社论发表出去。此外，还让我担任“社会科学副刊”主编，……让我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表出去。报纸出版前的清样，每夜也由我审查，给我以大权。

我除了自己利用《世界日报》进行合法斗争外，还介绍了不少人进《世界日报》，如裴丽生等。裴当时叫裴孝明，是清华大学学生，共产党员。（见1982年重庆出版社版，张友渔著《报人生涯30年》第30、34页）

以上的这两段话，讲的是1925至1935年张友渔应邀在成舍我主办的北平《世界日报》工作时的情况。从1925年起，张友渔一共在这家日报工作了10年，直到他因为工作需要自动离开。

对像张友渔这样的来自共产党的和接近共产党的进步的朋友，还可以举出许多。萨空了就是其中的一个。成舍我即使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也总是对他们施以援手、给予保护，雪中送炭的事情，不胜枚举，落井下石的事情，一次也不曾有过。例如上面提到的张友渔，干到1932年后，地下党员的身份暴露，在北京当权的张学良，在一次宴会上点了他的名，并就此事向成提出过警告，再待下去就有危险了，成立即把他派往日本，聘任他为《世界日报》驻东京的特派记者，直到1933年，风头过了，才把他重新请回北京，改任《世界日报》的总主笔。萨空了在桂林被国民党特务拘捕后，成舍我也曾经积极地进行过营救。

当然，在一些个别的具体的问题上，他和共产党之间，也有看法不完全一致的时候。这正是他所属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面性的反映。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新闻工作者，他对革命有感到困惑和不理解的一面，也有需要和赞成的一面。在有的情况下，在成舍我的身上，后一方面的表现，是主要的。

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也一直把他当作团结的对象。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他的小女儿成露茜，回忆往事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们之间有些误会”，并十分肯定地说：“他还是民族资产阶级！”（见《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122页，成思危《成舍我的四种精神》一文，和刊于1998年8月19日《光明日报》的同一题目的文章）并且要成露茜代他向她的父亲问好。说明老一辈的中共领导人，一直是把他当成朋友看待的。

二、杰出的报业活动家

成舍我在办报活动上，是一个罕见的多面手。当过校对，当过记者，当过编辑，当过主笔，也当过经理，总经理，总编辑，社长乃至于董事长。新闻事业的各个层次的方方面面的工作，他都干过，也都拿得起来。但从整体来说，他是一个杰出的报业活动家。

成舍我的办报活动，总体来说，分两大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13年到1920年，共7年，是他帮别人办报的时期。这一时期内，他为安庆的《民岩报》写过稿，在沈阳的《健报》当过校对和副刊的主编，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当过要闻和副刊的编辑，在《太平洋杂志》当过助理编辑，在北京的《益世报》当过总编辑，此后又在《新潮》杂志和《真报》等报刊从事过编辑撰稿工作。基本上是在为人作嫁衣裳，但时间相对较短。

第二个时期，从1921年到他去世，共70年，是他自己办报的时期。早在1914年，他就曾经有过自己办报的计划。1916年，又再次打算在安徽办报，都没有实现。1921年，他在《新人》杂志上发表了《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今后大规模的文化运动》一文，提出了“文化运动最大的武器，就是报馆”的观点，重申了他自己办报的愿望。这一愿望终于在这一年内实现了。此后的70年，他所办的都是自己的报纸。按时间的先后，可以分成7个阶段。

（一）北京三报阶段，时间从1924年到1937年，先后办了三家报纸：《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号称成舍我的“三个世界”

最先办起来的是北京《世界晚报》。这份报纸创刊于1924年4月16日，社址即设在成舍我位于北京西城手帕胡同内的家中，全部开办费仅200块现大洋，是他辞去《益世报》总编辑后领到的最后一个月的薪水。第一次圆了他个人办报的梦。这家报纸初创时候，只出四开四版一小张（后增至四开八版两小张），全社只有三个人，龚德柏当总编辑，张恨水编副刊，他当社长兼外勤记者。后来才逐渐的增加力量。他给这家报纸定下了四项宗旨：（1）言论公正；（2）不畏强暴；（3）不受津贴；（4）消息灵确。使报纸在读者中赢得了信誉。他很注意新闻的时效性。当时，直皖、直奉等系军阀们正在混战，他力争做到每天中午以前的战讯在当晚见报。副刊连载了张恨水所写的《春明外史》等长篇小说，深受读者的喜爱。这些，都使他的报纸销量日增，不到一年，就猛增到了1万份，可谓首战告捷。

接着办起来的是北京《世界日报》。这份报纸的资金，来自晚报的盈余和部分银行的贷款。社址初在石驸马大街甲90号，后迁到西长安街32号。主要的印刷设备是天津《大公报》更新下来的一部德国进口的轮转机，代价是8 000块大洋。这也是北京报纸使用的第一部轮转机。成舍我自任社长，龚德柏任总编辑，吴范寰任经理。初创时日出对开四版一大张，两个月后即增至对开八版两大张。这张报纸保持了《世界晚报》“言论公正”“不畏强暴”的好传统，所发评论敢于仗义执言。编辑上有自己的特色，标题醒目，版面灵活。采访上能够出奇制胜。特别注意教育新闻、妇女新闻和体育新闻的报道。其中如有关教育经费、学生运动、教育主管部门发放教师欠薪的日期等方面的连续报道，都极受关注。特设的“学人访问记”专栏，很受青年读者的欢迎。各种副刊，在张恨水、刘半农、石评梅等人的主持下，办得也各有特色，吸引了不少读者。报纸的发行数字，也急剧上升。“九一八”前后，达到1.5万份；“七七事变”前夕，超过了2万份；最多的时候接近3.5万份。成为解放前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对开大报。

最后办起来的是《世界画报》。《世界日报》创刊时，成舍我就十分重视图片报道。曾辟该报的第五版为图片版。后来即以这一版为基础，从日报独立了出来，另行出版了一份单张的画报《世界画报》，时间是1925年的10月1日。成舍我兼社长，褚保衡任主编。这是一家周刊，每星期日出四开一小张。所刊有关奉直大战前线战况的新闻照片和西北地区荒原地貌的照片，都很受读者的重视。

这三家报纸都陆续办到抗战爆发北平沦陷才被迫停刊。“三个世界”的出版，奠定了成舍我一生办报活动的基础，和一人独办三报的当时全国最大的报业活动家的地位。

（二）南京《民生报》阶段，时间从1927年到1934年，这是成舍我开始南下办报的第一个回合

北伐军到达江浙一带后，政治重心自北京南移，成舍我决定南下办报。《民生报》是他南下创办的第一家。这家报纸创刊于1927年4月18日，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同一天。她是一家小型报纸，初创时日出四开一小张，后发展到日出四开四小张，开创了成舍我此后以创办小型报为主的新历程。和《世界日报》不同，《民生报》以“精、简、全”为原则，篇幅虽小，但编辑十分精心，内容十分严肃，同时保持了《世界日报》信息量大、报道及时的特点，使读者耳目为之一新。这种新的风格，很快就为读者所认同，也为成舍我此后创办小型报纸积累了经验。《民生报》创办仅一年，即由日发行3 000份，陡增到3万份，可见其受欢迎之一斑。可惜这家报纸只办了7年，就因揭发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舞弊事，触怒了彭的后台汪精卫，被迫停刊。但也使成在新闻界中赢得了敢言的声誉。

（三）上海《立报》阶段，时间从1935年到1937年，这是成舍我南下办报的第二个回合

《民生报》停刊后，成舍我和朋友们立即策划在上海创办一份小型报。对即将创办这份小型报，成舍我有过这样的设想：“虽然办一张小型报，但所有规模，必须力求完备。重要新闻绝不能比大报少，且每天更有几条任何大报没有的特讯，地点必在报馆中心区，有整栋房屋，足以容纳营业、印刷、编辑等部分，俾能精神贯注，集中管理，印刷部分，最少应自置两部轮转机，每小时可出报10万份，在报馆销路未达到10万份以前，拒登任何广告。”（成舍我《我们的宣言》。见《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49页）

上海《立报》，就是按照成舍我的上述设想创办起来的。这份报纸创刊于1935年9月20日，由成和他在新闻界的朋友们集资合办。成的股份占30%，并声明：“绝不招半份官股，绝不请一文津贴。”创刊前在上海各报刊出广告和发表文章，解释其报名的用意是“立己”“立人”“立国”；宣布其宗旨是“对外争取国家主权独立，驱逐敌寇；对内督促政治民主，严惩贪污。并确定了以下的办报原则：凭良心说话；用真凭实据报告新闻；永远保持廉价报纸的最低价格；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使读者能读，必读，爱读。

新创刊的这家小型报纸，日出四开一小张，后改为四开一张半，由成舍我任社长兼总经理，萧同兹任董事长，张友鸾任总编辑。在成舍我的主持下，这份报纸以“立场坚定，态度公正”，内容丰富，版面活跃，采访报道及时，副刊多，专栏多，小品文多，和定价低廉而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发行员最多时，达到20万份，居当时全国报纸之冠。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小型报纸的翘楚和典范。从1935年9月创刊，到1937年11月它因抗战爆发上海沦陷而被迫停刊，这份报纸共出版了两年零两个月。这是成舍我一生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份报纸。这一时期，也因而成为成舍我一生办报活动的巅峰时期。

（四）香港《立报》阶段，时间从1938年到1941年，这是成舍我南下办报的第三个回合

上海《立报》被迫停刊后，成舍我立即南下武汉，酝酿在华南办报。1938年4月1日，《立报》香港版在当地创刊。它仍然是一份小型报纸，日出四开两小张。成舍我任社长，萨空了、吴范寰先后任总编辑。初创时，出于经费困难，曾经得到过中共香港工委的支持、当时的条件比较艰苦，报社的社址附设在中环大道中175号生活书店的楼上，经理部、编辑部、排字房、印刷厂挤在一个楼内，但仍保持了上海《立报》的传统和特色，深受读者的欢迎。这份报纸一直坚持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才被迫停刊。

（五）重庆《世界日报》阶段，时间从1945年到1949年

这份报纸是以中国新闻公司的名义集资创办的。成舍我任公司总经理兼报社社长。这份报纸日出对开一大张，仍然保持了“小型报”的特点，信息量较大，“本报特讯”较多，所辟的“人民论坛”专栏，接受来稿，吸引了不少作者，也深受读者的欢迎。为了表示无所偏倚，这家报纸对国共两党都有所批评，因此触怒了国民党当局，于1949年7月被后者查封。由于处在战争时期，这份报纸的物质条件极差。成舍我后来回忆说：“我这一生中办报，最辛苦、最累人的时候，就是《世界日报》在重庆复刊的时候。”（转引自马之肃《新闻界三老兵》一文）

（六）北平《世界日报》复刊阶段。时间同样是从1945年到1949年

抗战胜利后，成舍我立即恢复在北平办报。《世界日报》的北平版于1945年11月20日正式复刊。成舍我任社长，张慎之任总编辑。在抗战胜利的新形势鼓舞下，当时，成舍我还曾经有过一个在全国十大城市同时办报的宏伟计划，由于内战爆发而成为泡影。北平《世界日报》也于1949年2月25日停刊。

（七）台湾《立报》阶段。时间从1988年到1991年他去世

台湾报禁解除后，成舍我立即申请办报，台湾《立报》于1988年的7月12日正式创刊。这时，他已是91岁的老人。这也是他一生中创办的最后一份报纸。在此之前，他还在香港创办过短期的《自由人》三日刊、在台北创办过一份供学生实习用的《小世界》周报。后者开始只在内部发行，1965年后改为公开发行。

成舍我的办报活动，绝大部分都是在激烈的竞争中进行的。创办《世界晚报》的时候，要和《北京晚报》和《华北日报晚报》竞争；创办《世界日报》的时候，要和《晨报》和《华北日报》竞争。创办上海《立报》的时候，更要面临着《申报》《新闻报》等上海几家老牌报纸的竞争。但他都能左右逢源，应付裕如，由打破垄断，挤进市场，占得一席之地，到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形成反超的格局。

成舍我之所以能够在办报活动上，战胜他的侪辈，取得优异的成绩，主要由于他拥有丰富的办报经验和重视办报的艺术。成舍我的办报活动，具有以下的一些特点：

1. 坚持报纸的大众化方向

成舍我从开始办报活动的第一天起，就十分注意报纸的大众化方向。30年代初，赴欧美考察报业归来之后，更坚定了他的这一信念。成舍我所坚持的大众化报纸的方向，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立场坚定，态度公正”，能为振兴中华和大众的福祉而奋斗，能够唤起大众的思想感情；经济上，价钱便宜，“只要少吸一支烟，你准看得起”；文字上通俗浅显，“只要略识几百字，你准看得懂”；内容上，小报大办，质量并重，所登材料与读者休戚相关，使读者“能读，必读，爱读”。

2. 重视报纸的新闻报道

成舍我认为报纸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因此他十分注意新闻报道，舍得在这方面投入力量。《世界日报》《世界晚报》时期，这两家报纸的政治新闻、社会新闻、经济新闻、体育新闻都十分出色。由于读者中各校的师生占了很大的比重，教育新闻办得尤为突出。凡是有关学生运动以及教育经费等方面的消息，靡不备载。所辟“学人访问记”专栏，很受青年学生的欢迎。上海《立报》时期，在他组织下进行的有关“七君子案”的连续报道，有关“一二·九”运动的连续报道，都曾经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他尤其重视独家新闻的采访报道。《世界日报》时期，由于总编辑龚德柏曾经留学日本，精通外语，可以经常从北京外国使领馆那里先期得到有关各系军阀互相倾轧的内部消息，独家刊出，很受读者瞩目。《立报》时期，所刊的有关上海黑社会大亨顾竹轩因涉嫌暗杀被捕判刑，旋又获释一案的连续报道。和西安事变期间，西北剿总司令蒋鼎文被张杨释放由西安飞抵洛阳的有关消息，都是曾经轰动一时的独家新闻。成舍我鼓励他所办的各报记者在新闻采访上，多投入力量。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见张友鸾《报人成舍我》一文，载《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157页）。

3. 重视报纸的评论工作

评论是报纸的声音，是舆论的反映。成舍我历来十分重视报纸的评论工作。即在北洋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对言论出版事业进行严密控制的时期，他仍然坚持运用评论这一武器，对社会政治与时事，进行公正的批评。每一次重大的政治运动、社会事件和问题，他都通过社评和评论性言论，做出及时的反映。筹办上海《立报》，拟定《发刊要旨》，规划报纸内容的时候，他明确的把评论放在第一位，并规定每天不得少于3篇。他还要求这些评论“说大家要说的话，绝无任何背景，及为金钱势力所左右”。《世界日报》创办初期，每天报纸上的社论都由他亲自撰写，很少假手别人。“他的主张就是报的主张，他的言论方针就是报的言论方针”（见《世界日报兴衰史》28页所刊吴范寰文）。后来事务渐繁，实在忙不过来了，也请别的主笔代为捉刀。有时也邀请一些进步人士和专家学者分头撰写。成舍我通过这些社论和评论，表现了报纸的政治倾向，也从而树立了报纸的形象，扩大了报纸在读者中的影响。

4. 重视办好报纸的副刊

成舍我开始办报的时候，五四时期的四大报纸副刊已经相继问世，取得了很大的影响，也深受读者的欢迎。成舍我从中得到启发，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办好自己报纸的副刊。《世界晚报》初创的时候，他特邀张恨水担任副刊《夜光》的主编，刊载小品、杂文、诗词、随笔等文艺作品，为该报吸引了很多的读者。这一副刊所连载的张恨水撰写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每天五六百字，连载一年以上，更是风靡一时，为报纸赢得了众多的读者。《世界日报》创刊以后，又相继办了《明珠》《蔷薇》《世界日报副刊》等副刊。其中《明珠》仍由张恨水主编，连载了《新捉鬼传》《荆棘山河》《金粉世家》等长篇小说。他认真审读报纸的大样，对全部稿件进行细致入微的批改，包括对编辑们漏校的个别错别字的纠正，更是他每日必做的功课。在他的一生中，这种敬业精神，是身体力行，贯串始终的。

二是他的重才精神。成舍我非常爱惜人才，也非常注意网罗人才。先后被他聘请来参加办报活动的张恨水、张友鸾、盛世强、黄少谷、左笑鸿、万梅子、萨空了、张友渔、恽逸群、谢六逸、卜少夫、吴秋麈、严谔声、褚保衡、胡春冰等，都是当时中国新闻界的一时之选。在选聘人才问题上，他用人唯贤，不拘一格，也从不搞什么论资排辈。张友鸾应聘担任《世界日报》总编辑的时候，才22岁，还是个正在念书的大学生，一边到报社上班，一边还要到平民大学新闻系去听课。萨空了应聘南下到上海《立报》担任总编辑的时候，也才29岁。在当时中国的新闻界，还是个晚辈。但都得到了成舍我的重用，也都为成舍我所办报纸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从这点来说，成舍我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旧中国新闻界的一位重才爱才也善于保护人才的伯乐。

三是他的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成舍我在办报活动中，注意节省每一分经费，真正做到铢积寸累，决不胡乱花钱。这种勤俭，有时达到锱铢计较的程度。例如初办《世界晚报》的时候，稿费低到每千字只有两毛钱；初办《世界日报》的时期，副刊《明珠》每个月的稿费，总共才40元。其他的零星开支，也事事处处节省。但确实该花的钱，却绝不吝惜。为了扩大报纸的信息量，他每创办一家报纸，都不惜巨金，首先建立自己的电台。上海《立报》时期，他为了使学生运动的消息能够及时见报，特准在第一线采访的记者，用巨额的租金，乘祥生出租公司的汽车，从无锡赶回上海送稿。创办台湾《立报》的时候，他不惜巨金，买进了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把办报看作主妇管家，应该节省时，粒米寸布，不许浪费，不应该节省时，子女教育，或急病开刀，几千几万，也毫无吝惜”（见前引成舍我文）。这种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贯彻于他的办报活动的始终，给他的事业带来了成功。

正是由于以上的这些特点和精神，才使得成舍我在报业活动上，取得了辉煌的业绩，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杰出的报业活动家。除了已经创办的那些报纸之外，成舍我在办报活动上，还有过更大的抱负和更宏伟的设想，他曾经组建全国性的新闻公司，并计划建立一个庞大的报业集团，使自己成为北岩爵士式的中国的报业大王。由于形格势禁，他的这一计划，没有来得及实现。

三、卓越的新闻教育家

在中国新闻史上，成舍我是以个人力量从事新闻教育，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成绩最突出的卓越的新闻教育家。

早在1932年，成舍我就策划在北平创办北平新闻专科学校。1933年这所学校正式成立。校址在北平石驸马大街90号《世界日报》旧址。成舍我自任校长。校训是“德智兼修，手脑并用”。首先办起来的是排字和编辑两个初级班。由于不收学费，要求入学的非常踊跃，原定招收40名，竟有600人报名。此后，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所学校先后办了报业管理夜校、无线电特班、高级职业班、本科和初高级职业班等好几个班。培养了一大批既有新闻理论和业务管理知识，又有很强的动手能力的新闻人才。这是成舍我从事新闻教育的第一个阶段。

抗日战争爆发和北平沦陷后，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被迫停办。但不久就在西南后方恢复，时间是1942年春，地点在广西的桂林。学校的全称是“私立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桂林分校”，校长仍然是成舍我。这所学校位于桂林城东20里左右的尧山附近，是借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干训班的旧校舍和附近农家的桌椅板凳办起来的，条件十分简陋。原计划兼办初高级班和本科班，实际上只办了一个印刷职业班。由于当地的流亡学生较多，原定招50名学生，就有近400人报名。这所学校仍然以“手腕并用”为校训，要求学生既要学好文化知识，也要学会铸字、排字、打版、印刷等技术。1944年，由于日军向湘桂黔进犯，桂林紧急疏散，这所学校被迫再迁重庆，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宣告结束。这是成舍我从事新闻教育的第二个阶段，也是他办新闻教育最为艰苦的一个阶段。

抗战胜利后，成舍我回到北平，先是在1945年的11月20日恢复了《世界日报》北平版，紧接着就恢复了北平新闻专科学校。他自己兼任校长，黄金熬任副校长。设有印刷和编采两个班，共招了80名学生。这个班只办了两年多，就因为形势变化而自行结束。这是成舍我从事新闻教育的第三个阶段。

1952年，成舍我到台湾定居。1955年起，又开始筹划在台湾从事新闻教育。1956年夏，在台北创办了世界新闻职业学校，他任董事长兼校长。这所学校于这一年的10月15日开学。设有编采、管理、印刷、广播等四个班。第一届只招了63名学生。这时，他已经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

从1956年到他逝世，成舍我担任这个学校的校长达35年之久，被师生们尊称为“老校长”。在他和他的接班人、女儿成嘉玲的努力下，这所学校在此后的42年间，有了飞速的发展。

1960年，由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升格为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先后设置了报业行政、编辑采访、广播电视、电影制作、印刷摄影、公共关系、图书资料、观光宣传等八个科。

1991年，改制为世界新闻传播学院。成为“全世界学生最多，分科最细，最注重专业实习的第一所新闻学校”（见成舍我《我如何创办世新》一文）。

1997年，再改制为世新大学，设有传播学院、管理学院、人文社会学院、法学院等四个学院。新闻、广播电视电影、公共关系、传播管理等16个系，以及三个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研究所，在校学生达8 000人。

在成舍我和他的接班人成嘉玲校长的共同努力下，“世新”毕业生的就业率高达95%。校友遍布台湾各大报社、电台、电视台、电影制片厂、印刷厂和企事业单位的公关部门，并多次获得台湾传媒系统的各种奖项，在台湾新闻传播界有很好的口碑和很大的影响。这是成舍我从事新闻教育的第四个阶段，也是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

成舍我在从事新闻教育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抓以下四点：

1. 组织好教学队伍。办好一个学校，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校长，其次要有一支好的教师队伍。这一点，成舍我是深有认识的。他在每次办学过程中，对学生们作出的第一个许诺，往往就是“聘请最好的老师”。在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时期，他所请的教师如张友渔、左笑鸿、萨空了、赵家骅等，都是有丰富学识和办报经验的人。他自己也经常挤出时间为学生们上课，《新闻学》《世界新闻史》《世界报业管理概况》等这些课，他都上过。每次上课，他都自编讲义，不假手他人，准备得十分认真。在台湾办世界新闻职业学校、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期间，他聘请了程沧波、阮毅成、端木恺、蒋匀田、陶百川、蒋复璁、胡秋原、叶明勋、沈云龙、陈纪滢、王蓝、邵镜人、王晓波、朱传誉等到校授课，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都是台湾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和著名的新闻学者，为学校的教学质量，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

2. 加强学生的素质教育。“世新”的校训之一，就是“德智双修”。一个“德”，一个“智”，就是学生素质的基本体现。他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新闻道德的灌输，把德育放在教学工作的首位，使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能够明辨是非，恪守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在“智”育方面，除了一般的必修课程之外，他十分强调文字基本功的训练。他认为做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首先把文字基本功打好。为了强化这一点，办北平新专的时候，他还亲自出马给学生上过国文课。

3. 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就有接触实际的机会，毕业后很快就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世新”的校训之一“手脑并用”，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应该说，成舍我在这方面抓得很紧很紧。在校期间就注意实践，和学生动手能力的训练，已经成为“世新”办学的一个传统。“北平新专”时期，学生的学习是和办报活动紧密结合的。“桂林新专”时期，无报可办，就与桂林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工作相结合。一个学期下来，美国前总统《弗兰克林自传》和《超人》两本准备公开出版的书，就排了出来。到台湾后，“理论与实务并重”仍然是“世新”办学的一项重要方针。为了使学生在校期间有更多的实习机会，这所学校率先创办了世新广播电台、《小世界》周报、彩色与黑白兼备的闭路电视实习台、铅印工厂、彩色印刷厂、电影摄影棚等，使学生有充分的实践的机会。1988年创办的台湾《立报》，从某种意义来说，也具有一定的教学实习报纸的作用。像“世新”这样重视学生实习，为学生提供如此众多的实习场所的学校，在中国的新闻教育界，是不多见的。

4. 勤俭办学。和办报一样，成舍我在从事新闻教育的过程中，也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原则。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该花则花，当省则省”。他严格控制学校的一切开支，不允许有一丁点浪费。他的控制，有时达到了十分苛细的程度。例如办公室使用的圆珠笔，必须以旧换新；学校里的教室，白天不许开灯；私人使用公家电话，必须投币付费；盥洗室里的肥皂，限量供应；上级主管部门派人来校视察，只以茶水招待，不上茶点；等等。但他涓滴归公，自奉甚俭。长期穿的西装，就是那一套，衬衫和毛衣领口破了也照穿不误，每天上班时乘坐的始终是那一部台湾产的旧车。“世新”师生中传颂着很多有关他这位老校长一贯勤俭的故事，对他的铢积寸累纤芥不苟的精神，怀有至深的敬意。因为他把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于办学了。正是这种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加速了“世新”的发展。使这所学校在没有财团背景，没有宗教背景，没有政治背景的情况下，仅仅用了十来年的时间，就由只有3间教室和30万募集来的资金起家的穷学校，发展成为拥有26万多平方米土地、3.3万多平方米建筑物，基金和不动产累计超过20亿元“新台币”的实力雄厚的学校。而且最后把全部校产无私的捐赠给了“财团法人”。饮水思源，他的这种勤俭办学的精神，深为“世新”的师生们所感念。

成舍我从事新闻教育活动，如果从1932年算起的话，近60年。前期和他的办报活动紧密结合，更多的是服务于他个人的办报事业。后期则成为他的主业，为整个新闻界培养人才。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成舍我通过他所办的学校，为中国新闻界培养了近4万名新闻工作者。他不愧为新闻教育的巨擘，不愧为卓越的新闻教育家。

成舍我的晚年是在台湾度过的，但一直怀念着祖国大陆，怀念着自己的家乡。他在《六十自寿》一诗中所写的“垂暮天心怜夕照，思归乡梦忆科莼”，表述的就是这种心情。他是主张国家统一的。早在1929年，他在评论时局的文章中，就曾经谈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恢复国内的和平，确立国家的统一，不仅在国内是万分重要，国际间的关系也是刻不容缓”（见1929年6月4日《世界日报》）。海峡两岸相互隔离后，他仍然坚持国家统一的主张。他常说他是国家统一的乐观派，而且预言要不了多久，两岸的当局就会坐下来商谈如何统一的问题。1983年他和成幼殊在美国分手的时候，就相约在内地再见。1988年他和成思危在香港告别的时候，也期待着下一次能在内地相聚。遗憾的是这些愿望，在他的生前，都没有来得及实现。今天，他的众多的子女、家属、乡亲、同事、朋友、学生和晚辈们，相聚在海峡这一侧的祖国大陆，和他学习、生活工作了20多年的地方，纪念他的百年冥诞，缅怀他的丰功伟绩，使逍遥于九天之上的他，能够魂兮归来，重返故土，在精神上和大家相聚。这对于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和长期期待国家统一的他，恐怕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成舍我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新闻工作，他的业绩早已彪炳于中国新闻事业的史册。他给后人留下的未竟的事业，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为人们所继承和发扬。他的事迹将长久地为人们所传颂，民具尔瞻，永垂无疆之休。

（原载1999年12月第18辑《新闻学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