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胡政之
（为《大公报》创刊100周年作）

在建国前的《大公报》领导集体中，胡政之占有重要地位。他两次入主该报，先后在该报工作27年，是和该报渊源最深，贡献最大的一人。《大公报》香港版的创刊和战后的复刊，都是在他领导下实现的。胡政之是新闻事业的全才，也是一个执着的爱国者，更是资产阶级民主和法治的追求者。他的言论主张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的两面性。对他的评价，直接涉及建国前《大公报》的历史功过，应该力求公正，而不宜苛求于前人。

胡政之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不会也不应该被忘记的人物。他名霖，笔名冷观，字政之，四川成都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安徽省立高等学堂毕业。1905年赴日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律。1911年回国。1912年应聘加入章太炎主办的上海《大共和日报》，担任翻译和编辑，工作不久，就深受章的赏识，被擢为总编辑，这时他才24岁。1916年王郅隆接办《大公报》后，他被聘为经理兼总编辑，仍亲自参加采访工作。1920年前后与著名报人林白水合作，当上了后者主办的《新社会报》的主编，此后又成功的创办了著名的《国闻周报》“国闻通讯社”。1926年，他又与吴鼎昌、张季鸾合作，组成新记公司，正式接办了在现当代中国报坛上有重大影响的《大公报》，担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成为新记公司《大公报》的核心人物之一。从1912年参加《大共和日报》工作，到1949年辞世，他在旧中国的新闻界拼搏了近40年，在同时代人中有“报业祭酒，论坛权威”之誉。此外，他还曾经参加过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是采访这次会议的唯一的中国记者。又曾经以中国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参加过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这样的经历，在旧中国的新闻界，似乎也是并世无两。

胡政之和与他同时代的邵飘萍、成舍我等一样，都称得上是新闻事业的全才，和新闻工作的多面手。他首先是一个杰出的记者。入道之初，就参加过有关“二十一条约”幕后交涉情况，和有关马厂誓师及前线交战情况的重大采访活动。他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善于发现线索，捕捉战机，分析判断也很准确。能够亲自用电码发消息，写通讯，拍照片。其次，是一个杰出的报刊政论家。他有很好的文史根底，从小受过桐城派古文的熏陶，笔力雄健，意简言赅，条分缕析，鞭辟入理。《大共和日报》《新社会报》和《国闻周报》上的很多社评和专论都出自他之手。仅发表在《新社会报》上的评论文章就在百篇以上。1916年应聘主持《大公报》笔政，五年内发表的论评文字不下500篇。接办新记公司《大公报》以后，他仍然笔耕不辍，经常为该报撰写社评和各种评论文章。再次，是一个熟练的编辑工作者。报纸编辑的各个环节，他都十分在行。各版新闻的编排调度，副刊和专论的组织策划等各项工作，他都优为之。新记公司《大公报》开办以后，由于担任了报社的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工作重点转到报纸的印刷、发行、广告、营销等方面，又充分发挥了他在经营管理方面的才干，成为蜚声于时的报业企业家。正因为有如此多方面的新闻工作的才能，才使得他在旧中国的恶劣的办报条件下和激烈的行业竞争中，既能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又能在关键时刻披坚执锐，奋战在第一线，使报纸的质量不断提高，使个人和集体的事业得到充分的发展。

胡政之从1916年受聘担任王郅隆时期《大公报》的经理兼总编辑，到他去世，除了有5年多的时间集中精力办《国闻周报》外，先后在《大公报》名下工作达27年之久，是新记公司《大公报》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个主要领导人中和《大公报》渊源最深，相处历史最久的一人。在担任新记公司《大公报》总经理兼副总编辑的23年中，他全身心的拥抱着这个他十分钟爱的事业，为之奉献了一切。他的同事是这样描述他在报社内的工作的：“胡每天清晨七八时即到报馆，巡视经理部，了解发行和广告情况，细读报纸，包括本市其他报纸。中午在经理部吃饭，打一个盹，一时许就重上班，督促白班的编辑（如副刊等版）、记者工作。三时，规定夜班编辑都要集中编辑部看报。他自己则认真阅读京沪及其他各地报纸，好的新闻，用红笔圈出，供各地新闻版参考。对外文报，日文、英文、法文报他也一份不漏。晚上在编辑部一起吃饭，饭后即开始工作。每星期他要写两篇社评，有时也写点新闻稿。八时左右，吴鼎昌总来到编辑部，和张胡漫谈时局，大约十时前后即回去。那时张季鸾先生即忙于看稿、撰文，胡则去经理室细审账目，对各地办事处作指示，直到深夜一两点才回家。他有过人的精力，每天只睡五六小时，工作时间则长达十三四小时。真可说把全部身心都扑在事业上了。”（见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64页）这是在天津工作时期的情况。《大公报》上海、香港版创刊后，由于业务发展，头绪纷繁，他投入的时间更多，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是常事。后期由于吴鼎昌的离职和张季鸾的去世，独自掌握全局，日理万机，更几乎是以报为家。《大公报》的各项制度，包括人才录用管理制度、奖金制度、编辑经理两部人才通用内外互调制度的制定；“大公剧团”“大公篮球队”的组建，和各项社会服务活动的开展；大都出于他的擘划。《大公报》上海、香港、桂林等版的创办，和战后各版的恢复，都出于他的指挥。他还知人善任，能千方百计的延揽人才，大胆的提拔和使用人才，范长江、萧乾、陈纪滢、徐铸成、梁厚甫、朱启平、李侠文等骨干力量的发现、引进和录用，都出于他的慧眼和决策。在他的主持下，新记公司《大公报》各版的总发行数字，由1926年初办时的几千份，增加到1949年的20万份；报社的资产，由初创时的5万元，增加到1949年的6亿元（相当65万美元）；这份报纸也由华北地区的大报，发展成为拥有天津、上海、汉口、重庆、桂林、香港等几个版的全国性大报。这一切，当然不能完全归功于他个人。因为这是《大公报》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吴鼎昌的慷慨投资，张季鸾的凌云健笔，和他们两人的参与统筹策划，也都功不可没。但无疑以胡政之出的力气为最多，因而相对的说来，贡献也最大。

怎样评价胡政之的一生？过去曾经有人把他归入政学系的吹鼓手，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和国民党政权的维护者的行列，并且还一度给他加上了“无耻之徒”的恶谥。这是不对的，也是很不公正的。

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敬业精神的新闻工作者，胡政之首先是一个爱国者。他和张季鸾都有朴素的文章报国的思想。他们合作办报的目的，是企图以“文人论政”为手段，来实现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振兴中华的理想。在外侮日亟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他们对发动反侵略战争的时机和方法也许有不同的看法，但御侮图强的意志，是十分坚定的。张季鸾写过不少坚决抗日的文章，胡政之在这方面也不多让。早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两年，他就曾经在《国闻周报》上公开宣布：“我们要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激愤悲壮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七七事变”后，他和他所在的《大公报》都立即转为“百折不挠的主战派”，并且表示，将“不惜牺牲营业，抛弃财产，擎起一枝秃笔，天南地北，播迁流离的巡回办报，和日寇撕拚。”（见胡政之为李纯青《日本春秋》一书所写的序）天津、上海相继沦陷后，两地的《大公报》拒不受日本的箝制，先后宣告停刊，并郑重声明“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在他的领导下，《大公报》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不顾资产和设备的损失，曾经多次毁报纾难，没有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在他们的统治下出过一天报。

在国内政治问题上，胡政之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法治。在新记公司《大公报》所倡导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中，他特别强调的是“不私”和“不盲”。希望他所办的报纸在国内各派军阀和政治派系的纷争中，处于比较超脱的地位，以保证言论的公正。作为新闻记者，他结识过政学系中的一些人物，但绝无组织上的联系，也从未在言论上接受过他们的指挥。国民党掌权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仍然保持上述的那种超脱的地位。他不像张季鸾那样和蒋有私交，对蒋有知遇图报的所谓“国士”情结。相反的，倒是经常就事论事的对国民党当局的一些举措，有所批评。在和朋友们的私下谈话中，也多有对蒋介石的尖刻的评语。在他领导时期，《大公报》社内没有一个国民党员。倒是确确实实的有不少地下的共产党员。新聘的工作人员，一旦被发现和国民党有关联，就立即予以辞退。为了营救被逮捕的《大公报》记者，他还曾多次出面和国民党当局作抗争。他之所以参加国民大会，完全出于被迫和无奈，是为了《大公报》的生存，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而且只签了个名，连一天会也没有参加，就立即退席，完全是一种敷衍应付的态度，并不是真心实意的为国民党捧场。

胡政之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也有所疑虑，但他并没有追随国民党进行疯狂的反共叫嚣。倒是经常可以从他主持的《大公报》上，看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较为客观的报道。在他的领导下，后期的新记公司《大公报》确实发表过一些不利于革命的错误言论，并因此遭到过共产党机关报的严厉批评。这其实也正是他所属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具有两面性，即需要和赞成革命的一面，和怀疑和畏惧革命的一面同时并存的一种反映。

胡政之的晚年在政治上曾经有过困惑，他对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这么快的取得胜利，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感到无所措手足，但又不愿追随国民党政权，为其殉葬。他曾经幻想和追求过“民主个人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这也正是他所属的阶级的局限性的反映。但是人的认识是可以改变的。不少曾经幻想过走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就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经过学习，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改变了观点，加入革命行列的。即如王芸生那样的曾经发表过一些有严重错误的文章的《大公报》负责人，也转变了立场，得到了共产党的谅解，被邀请进解放区，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继王芸生到解放区后不久，《大公报》这个胡政之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也溶入了革命的洪流，得到了新生。遗憾的是胡政之本人却在临近解放的前一年突然患病，并长期卧床不起，他的生命也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宣告终结。历史没有再给他提供重新思考和改弦更张的机会。这对他个人说来，无疑的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对于胡政之这样的一位正直的，爱国的，敬业的，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作过公正和客观报道的旧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充分地肯定其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贡献和影响。对他思想上存在的阶级和认识上的局限，则应给予一定的宽容和理解。可以剖析和评价其是非得失，而不宜过分的责备和苛求于前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

（原载2001年12月12日香港《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