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官僚的士族化与门阀政治

秦汉之际世族的断裂　汉代“世族”的积累　魏晋官僚群体的封闭化　士族门阀政治　官僚政治的扭曲和变态

战国秦汉的社会转型，造成了各阶层地位的巨大变动；刘邦依赖一群“亡命无赖”逐鹿定鼎，带来了汉初的“布衣将相之局”[20]。周代那些延续已久的显贵家族衰败了，世族一时出现了断层。汉初的统治者来自“军功受益集团”，这是一股新兴的势力。汉初时约有60万将士因军功赐爵而获得田宅，军爵的受益面可达300万人，约占当时人口的五分之一[21]；在丞相、列卿、守相等职位上，打天下的英雄们及其子弟在汉高帝时曾占到了97％之多，在惠帝、吕后时为81％，在文帝时仍达50％。此后的一个世纪中，这个阶层逐渐下降、消失[22]。相形之下，文吏和儒生们活跃于政治舞台和文化舞台，这两个群体都是流动而开放的。

不过，世族因素依然开始了新一轮的积累。外戚世家的权势在两汉都是突出的现象。并且，尽管西汉社会很富于平民性，官僚政治也是“选贤任能”的，可是总会有某些家庭得以父子、甚至父祖相继居官。越是早期社会，宗法观念越浓厚，家族单位越重要。这些新的世家依靠官位逐渐建立了社会影响，他们的继续发展，还在魏晋以降造成了一个不算短的士族门阀政治时代。

一般认为：“门阀制度源于两汉以来的地方大姓势力，这种地方势力是在宗族乡里基础上发育滋长起来的。”[23]汉代，尤其是东汉，乡里豪右往往拥有成百上千的依附农、徒附，武断乡曲、隐匿人口，并经常“世仕州郡”而垄断了地方政治。同时我们相信，“官场”是滋生“世家”的又一场所，由世代居官逐渐形成了一些官僚世家，诸如“五世二千石”“七世二千石卿校”之类。弘农郡的杨氏家族，四世居三公之位；汝南郡的袁氏家族，四世出了五位三公。他们家族发展的起点，主要是通过出仕朝廷，而不是乡里势力。

进一步说，随着社会的文化发展，世代传承学术的“学门”型世家也在不断地滋生。“名士固然不一定从大姓、冠族中产生，但出于大姓、冠族的恐怕要占颇大的比例”[24]；“士与宗族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25]。豪右的优越经济条件，得以使其子孙接受教育，成为“学门”，以明经资格出仕于州郡朝廷成为官族。豪右、学门和官族三者以“族”为单位相互转化，逐渐形成了闭锁的循环，门阀士族由此而萌生发端。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先秦封建贵族在早期官僚政治中的一种次生形态。

东汉末年，汉室将亡成了普遍预期，“豪杰之士，竞希神器”[26]。不少起义领袖公然建号称帝，这是民间社会蔑视皇权的表现；太平道、五斗米道这样的宗教异端，也大大淡化了辐辏于皇权的臣民意识。战乱使大量人口进入私门或浮游于社会，西晋极盛时人口不过东汉的三分之一。魏晋南朝政府大约只能控制实际人口的半数，甚至三四分之一。风雨飘摇的小朝廷之主，无法与秦汉大帝国的皇帝相提并论了。在风雨飘摇、分裂动荡的时代，士族门阀显示了较大的存活力。世家大族在汉末就已是政坛的实力派了。魏晋以降，保存了文化和人才的士族成了朝廷官僚的主要来源；皇帝不得不尽量从看上去可靠一些的家族中录用人才，这也促成了官僚的世族化。西晋朝廷上几十家大士族垄断着权势，“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彩图4）。洛京倾覆后，南渡的百余家士大夫发展成为侨姓门阀。东晋的建立，全靠琅琊名族的王导、王敦。“王与马，共天下”的谣谚，说明门阀的权势之盛。东晋与皇帝“共天下”者，有王、庾、桓、谢诸家族。庾亮、庾翼兄弟号称“冠冕当世”。桓温炙手可热之时，竟敢于废立皇帝。谢安为相是谢氏最盛之时，淝水之捷不能不归功于他的苦心筹划。晋安帝时桓玄发难，公然篡夺了皇位。史称东晋“朝权国命，递归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27]。江东士族朱、张、顾、陆等，地位一直低于侨姓；他们对此曾经耿耿于怀，但出于长远考虑最终接受了东晋的统治。南齐萧道成想任命吴郡张绪为尚书右仆射，王导五世孙王俭便援引先例加以阻止：“南士由来少居此职。”

支撑东晋半壁江山的文化士族不足以负起全部军事责任。北来的流民武装构成了江左的军事屏障，成为北府兵的主要来源。淝水之捷，北府兵之功居多。长江上游的江陵、襄阳得以成为重镇，也赖流民之力。出身武人、父祖有居官记录，但又非高门的将领，学者称为“次等士族”，他们大多居于边州前线，并构成东晋政治结构的又一组成部分。这样，东晋政治的特征就可以概括为“皇帝垂拱”“士族当权”和“流民出力”。“门阀政治”的实质是“门阀与皇权的共治”，这是一种“皇权政治的变态”[28]。

世代占据要津，拥有选官特权，是门阀士族制度最核心的内容。九品中正制是士族任官特权的重要保障，它诞生于曹丕代汉前夕，其内容是由本籍朝官兼任的中正，定期把士人评定为“上上”到“下下”九品，作为吏部任官的资格。中正品较高，则所能担任的官职也相应较高。形式上中正品的评定应以“才德”为准，可实际上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到了南朝，“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为卑庶”。任职资格取决于中正品，而中正品又取决于门第之高下，然则“选贤任能”的官僚政治标准，已被士族政治的身份标准大大扭曲了。谱牒之学，在东晋南朝发达起来；关于家世和婚宦的文簿，被用作士族特权的凭证。由于选官重门第，所以通谱牒之学的才能居吏部之官，以便辨析就职者的家族门第。

这个时候，朝廷上还逐渐形成了一些位望清华的官职，被权贵高门子弟所占据，寒门单贱很难染指，号称“清官”。贵游子弟往往只靠家门权势即可获得上品优状，再由“清官”起家升迁。这些“清官”，一般是清贵、清闲之位和文翰之职，文法吏职以及武职是不合文化士族口味的，被看成“浊官”。“清浊”，变成了衡量官职资望的又一标尺。曹魏末年，司马氏正式“复五等爵”，而五等爵的封授对象，全是西晋的开国功臣及其后嗣。

魏晋门阀在形成过程中，大抵都有一个由儒学转向玄学的过程[29]。门阀的形成与学术的变迁，存在着重大的相关性，这说明以家族为单位世代垄断文化和官位，是士族门阀的最本质特征。玄学的兴盛，使礼法纲常之说相对低落；忠君和勤政的观念，也大大淡薄了。“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士族门阀所消耗的政治资源与其政治业绩相比，是很不成比例的。

两晋南朝时期，官僚政治出现了许多变态扭曲。比方说，西晋时候的“录尚书事”并不甚重，而东晋往往以中书监令兼录，“这正是东晋君弱臣强在官制上一个突出表现”[30]。由于权臣屡出，所以丞相、相国之职“多非寻常人臣之职”，往往成为擅权篡位之阶。权臣封公、封王，随即置官建台，加“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成了篡位之前“例行公事”的老套。这时都督区形成了一种大军政区，出现了军府与州府（或郡府）两套班子叠床架屋的情况。都督控制的重镇要藩，经常变成了动乱之源。曹魏以下，“州”由监察单位发展为一级行政单位。人口比秦汉大为减少，行政层次却更复杂了，而且州郡的数量也在增加。梁朝后期的州达到了104个，郡达到了586个，但州郡的户口数则大大减少。东晋为安置流民、保全士族郡望，专门设置了和北方旧籍同名的州郡以处之，这就造成了“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的混乱，后来不得不“土断”以整齐之。

汉朝的俸禄本来是钱币（东汉是半钱半谷），而江左五朝，力役（如恤、干、扶之类）和禄田变成官员报酬之大宗。萎靡的国家机器，无力通过税收来保证俸禄的发放，就转而听任官员去直接占有人手和经营农田，结果官员的行政服务收入，反而依赖其个人经营。国家也更多地采用了直接控制人身方式来保障人力资源，例如屯兵与屯客制度，就是“国家在特定条件下用豪强征敛方式剥削国家佃客，用私人部曲方式组织国家军队的制度”[31]。又，各个军府、州府往往存在着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吏”，他们单立为吏籍，终身乃至全家世袭为官府服役，包括从事农垦[32]。

作为官僚行政命脉的法制法规，在此时期也趋于松弛了，“在职之人，官无大小，悉不知法令”[33]。这不仅源于时局动荡，还在于士族的不屑：“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34]；“江左以清谈相尚，不崇名法，故其时中原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35]监察、考课等制度，也往往宪纲俱在而形同虚文。监察考课不足以督责坐享天禄的士族官僚，几乎无事可做的冗散之官又大量繁衍——多封一个官儿，摇摇欲坠的王朝也许就多了一个支持者。君主虽然痛感着“周官三百，汉位兼倍，历兹以降，游惰实繁”，不过“若闲冗毕弃，则横议无已；冕笏不澄，则坐谈弥积”[36]，照旧是束手无策、左右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