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传承的“卡里斯玛”

杰弗里•C.亚历山大（Jeffery C. Alexander）在提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派传承与竞争时提出，一个学派或学术传统的建立要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要有一个“卡里斯玛”式的开创者（如马克思、韦伯、弗洛伊德等）。^[5]拉斯维尔恰好具备这一特征。在后学的回忆文章中，拉斯维尔一直以反主流政治学的边缘人形象出现。^[6]因为他将弗洛伊德理论引入政治研究，遭到主流政治研究学者的敌视，以至于在1937年至1950年间，他没有在政治学杂志上发表过任何文章。但是富有传奇色彩的是，这些离经叛道的理论最终征服了青年研究者，拉斯维尔竟于1955年当选为美国政治学学会的会长。^[7]此外，拉斯维尔还曾在二战期间（1940—1945）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战时传播研究实验部主任。更令人意外的是，1938年他在政治学研究的事业高峰期突然离开研究重镇芝加哥大学，并于1946年进入耶鲁法学院。尽管有许多其他外在的原因可供人们猜测（比如学术政治），他自己的解释是从教育入手改造法律精英的工作会比学术研究对社会的影响更大。^[8]他所提出的政治学的定义（谁，得到了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以及对传播的定义（谁，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效果）都成为这两个学科中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定义。以上迹象（signs）都在暗示，拉斯维尔具备了成为“卡里斯玛”式学者的条件。

亚历山大认为，除了神启式的开创者外，一个学术传统一般还要经历阐发（elaboration）、衍化（proliferation）、修正（revision）、重新建构、创造传统、解构传统等一系列变化，回应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竞争与挑战，才能延续下去。^[9]显然，拉斯维尔传统的中断是因为在第二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

一个解释是拉斯维尔到了耶鲁法学院后，无法招收政治学的博士生。^[10]尽管按照布尔迪厄的学术场域理论^[11]，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但这只是原因之一，要说明其学术研究为什么失去了吸引力，我们必须回到文本与语境之中寻找答案。拉斯维尔是个高产的研究者，据统计，从1923年起至1978年，他一共发表了325篇文章与章节，52本著作，共达400多万字。要在一篇文章中全面地对其做出评论可能过于唐突。不妨借鉴卡茨等人倡导的传播研究经典文本（主要是论文）细读的思路^[12]，从拉斯维尔最重要的一篇传播学论文《社会传播》入手，初步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