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术史的叙事结构

有鉴于此，书写传播学术思想史，当务之急是解构这些被神话包裹的主流宏大叙事。这些神话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叙事的素材，包括概念、理论、人物、学派等，二是叙事结构。关于前者，本书正文将深入做一些个案研究，这里主要讨论之前未曾涉及的第二个问题。

关于历史文本的叙事结构问题，最著名的研究莫过于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受20世纪中期流行的结构主义和语言学、叙事学的影响，怀特认为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具有相同的特征，都是语言创作。这些修辞的结构并非历史事件固有，而是历史学家在叙述时加入的主观元素。怀特将历史中的叙事结构总结为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三个维度。^[25]怀特所讨论的历史叙事偏重历史事件，学术史的叙事未必可简单挪用。然而仿效怀特的做法，我们也可以在现有的传播学术史叙事中发现类似的固定结构。总结起来，在现有传播学术思想史的编撰上存在如下五种主要结构^[26]：

1．编年式结构。严格来说这类叙事还算不上有意义的故事，它只是按时间顺序罗列重大事件，并不诠释其意义，似乎事件本身便会诉说一切。在这种叙事结构中，传播学术的发展由一系列碎片事件简单缀连而成，这里面既看不到具体的人的行动，对于由事件构成的网络关系也缺乏描述。比较典型的是大部分传播学教材中对中外传播学发展历史的叙述。但是即使是这种看似客观的事件排列，通常也不是完全随机的和无意义的，它隐含着进化论和目的论的意识形态。所有被选中的事件，均与今天的现状存在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

2．里程碑演进式结构。这种结构与编年式结构很接近，不同的是编年式结构对事件的罗列更加全面，不仅有研究成果还有重大事件，而且叙述得比较简略。而里程碑式的结构以一定标准遴选符合某种范式的重要研究成果加以详细叙述。其代表性作品为洛厄里和德弗勒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选取了十四个具有较大影响的经验性的效果研究来展现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发展历史。这种结构中的进化论意识形态比编年式结构表现得更加突出，而且有意无意地强化了经验研究的正当性。例如书中在比较经验研究与“文化批判”时指出：“选择文化批判观点的研究者所取得的成绩还远远谈不上明晰。然而，要文化批判学者们以本书这种叙述方式来总结其观点或许还为时尚早。”^[27]

3．大师主导式结构。这类叙事比较突出研究者个人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传播学术的发展由少数学术大师推动。他们个人的故事就构成了传播学术发展的脉络。比较典型的是施拉姆创造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叙事，其将传播学的产生归结为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和霍夫兰四人的贡献。^[28]施拉姆的弟子罗杰斯虽然并不完全认可“四大奠基人”的说法，但仍然继承了施拉姆的叙事结构，将传播学术发展化约为研究者个体的行为，忽略了社会结构和学术场域的作用。^[29]

4．学派冲突式结构。传播研究内部分成不同的学术传统，它们在不少地方存在分歧，经常处于竞争与冲突状态。比如阿多诺在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时与拉扎斯菲尔德的冲突便是传播学史上经常被津津乐道的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之间矛盾公开化的轶事。此外，美国学者詹姆士•凯里还建构了李普曼与杜威的争论、芝加哥学派被哥伦比亚学派取代的叙事。^[30]

5．观念统领式结构。这种学术史以一个观念为中心，考察其在传播研究中的表现与演化过程。典型的是约翰•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丹•席勒的《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和汉诺•哈特的《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三个研究，分别围绕着传播、劳动和批判研究三个观念重建了传播研究的历程。^[31]

以上叙事结构偏重于素材的排列方式，胡翼青在《传播学科的奠定》的导言里还谈到了目前传播学史中的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元叙事，即辉格史观。这种叙事的特征是将当下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以一种进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学术变迁，其结果则是沾沾自喜，肯定了现状的合理性。^[32]在上述前三类元叙事中，也多少渗透着这种意识形态。

总的来看，这些叙事方式的主流是维护现有学术体制的合理性，强化经验效果研究与管理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的主导地位。有个别突出冲突的叙事力图挑战现状，但也因为采取了一种与主流叙事类似的二元对立的结构，在反对主流叙事内容的同时，又将要否定的对象置于中心地位，从而实质上肯定了主流叙事的正当性，并未真正打破主流叙事的霸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