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地带的生命力

要真正挑战传播学术史主流叙事的统治，除了将它从前门赶出去外，还要防止它从后门偷偷溜回来。不仅要对其内容进行直接批判，更关键的是从根本上颠覆其叙事结构。传统主流叙事的一大特征是追求宏大叙事，以一个维度或主题统摄传播学术史的整个过程。这种历史主义的叙事把学术发展的复杂逻辑简单化为一个平面，并为其发展预设了目标。简单地说，就是所有学术研究都在朝向一个方向进步，其结果就是证明当下的或作者心目中的某个理念的正当性。除了以施拉姆为中心的经验研究的传统如此叙事，批判学派无意中也肯定了这一策略。例如丹•席勒的《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虽然提醒读者注意过去被忽略的传播研究中的劳动维度，但是却意欲以“劳动”取代之前居于统治地位的“效果”，以同样的逻辑排除了其他维度。汉诺•哈特的《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则片面地理解了哲学中的“批判”概念，将其庸俗化为思维的“批判性”，对传播学术史做了单维度解释。

这种把历史变成哲学或社会科学注脚的做法，最终受损的是历史的丰富性和人文关怀。对于学术史来说，回到历史，重建学术演化过程的复杂性，其目的不仅仅是了解我们走过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寻找历史中蕴含的其他可能性，为今天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路。与此同时，将学术史放在思想史下研究，在我们的头脑中复活过去学人面临的问题、困境与思考的脉络，同情地理解、把握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这既是一种必要的学术训练，也丰富了当代人的学术体验。

当然，回避体系化的叙事未见得就能摆脱宏大叙事，除此之外还需要借助新的叙事策略帮助我们抵抗主流叙事的霸权。为此，我更愿意尝试反讽的叙事来达到上述目标。反讽的叙事最突出的特征是放弃了以简化的方式对学术史打包概括的野心，转向寻找既有的主流叙事中蕴含的矛盾与缝隙，发现被意识形态掩盖或歪曲的问题，并以此为线索，展现整个话语系统的固有缺陷。在之前的系列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传播学术史的“灰色地带”的概念。

所谓“灰色地带”，并不是日常语言所说的“是”与“非”之间的模糊地带，它只是一种中立的描述，并不带价值褒贬。它是相对于之前学术史叙事中所呈现的秩序感而言的。上述秩序感的获得常常建立在武断的分类体系和线性的过程描述之上，最终产品是黑白分明、壁垒森严的僵化概念体系和似是而非的因果关系。所以这里的“灰”，指的是在宏大叙事中无法被归入非“黑”即“白”的分类体系之中的那些模糊的、暧昧的对象，是宏大叙事中被有意省略或遮蔽的个人与事件，即那些令人尴尬、无法被嵌入到某个连续事件流的“个案”和“特例”。因此对灰色地带的重新发现，不是对传统叙事内容的直接否定，因为如上所论，那种方式使得被否定对象仍然居于叙事的中心，仍然强化了其地位，甚至肯定了其叙事方式。相反，这种取向是通过迂回的方式，把注意力转向被忽视或收编的“异类”，通过它们的发言，打破传统叙事方式的霸权，找到新的话语表达方式，从而更彻底地否定单维度的主流叙事。

“灰色地带”不是“陌生地带”。它不是新近才被发现的（尽管它并不排除新证据），而是我们熟视无睹、被主流话语收编的那些部分。所以解放灰色地带的方法，并不是像罗杰斯在《传播学史》里所做的那样，将传播学的边界向外无限扩张，发掘那些过去不属于传播研究的人或事件（在某些时候这种做法也是必要的），而是回到我们熟悉的区域，向内审视传统宏大叙事中被忽略的断裂之处。正如诺夫乔伊所言，每个人或群体那里都有一些大众共享的思想默契，因为太过理所当然，它们甚至不会出现在文本之中。这些思潮在资质普通的学者身上体现得更明显，而那些卓越者却往往特立独行，敢于打破这些共识，在他们身上这些特征反而比较少。但是在传统观念史研究中，常常忽略前者，反而偏离了观念史研究的真正中心问题。^[33]“灰色地带”的意义在于提醒研究者不要只关注那些新奇的个案，而是要反思常识，从习以为常中发现真正的问题。

宏大叙事之所以强大，就在于能在将这些不符合主流叙事模式的特例边缘化的同时，又以含糊其词的方式，将其重新包装并收编，形成让人难以察觉的连续叙事。和边缘化比起来，收编更难被觉察。因为这些特例并没有被排斥在叙述之外，而是被嵌入既有的话语结构，并被有选择地加以重新诠释，回避与该话语结构的冲突，被贴上黑白分明的标签，让曾经存在的不协调与冲突烟消云散，世界呈现出整齐的秩序感。

因此，要挑战宏大叙事的霸权，首先必须打破现有的界线分明的分类体系，采取“陌生化”的策略，悬置成见，将这些“特例”从“共识”和“传统智慧”中解放出来，恢复它们被武断地归类前所具有的那种模糊的、充满歧义的、令人难以抉择的状态。这样，那些黑白分明的界线之间的灰色部分才能重新发言，打破既有秩序，暴露矛盾与冲突，让我们反思原有叙事的武断性与局限性，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能性。

举例来说，传播学教科书中一般都会提到魔弹论或皮下注射理论，似乎它是传播学发展的必然阶段。但是究竟谁是魔弹论的主要支持者，主要观点是什么，论据是什么……这些问题大多数人都没有深究过。有学者发现，传统传播学效果叙事中的魔弹论其实是20世纪40年代哥伦比亚学派的经验研究者为了强调自己的发现而制造的稻草人。哥伦比亚学派为了突出自己所发现的“大众媒介效果有限”这一结论的“创新性”与“科学性”，将之前欧洲的研究一律斥为盲目地肯定大众媒介的强大影响，从而建构了传播效果研究由魔弹论进步到有限效果论的神话。^[34]

本书关于拉斯维尔、伯内斯、帕克等“熟悉的陌生人”的研究也采取了类似方法。^[35]这些在学术史上看似地位显赫、不可缺席的学者，却因为不符合传播学史的主流叙事，被标签化后便置之不论。然而一旦排除刻板印象，进入他们的思想，之前那些似是而非的论断便会顷刻崩溃，并对既有的学科叙事构成挑战。除了灰色的人物外，还存在灰色的时代。比如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传播研究曾经一度欣欣向荣，但是因为无法嵌入1978年之后新闻学者所建构的“传播学是新闻学发展的新阶段”的叙事，不符合施拉姆给中国学者圈定的传播学范畴，在主流传播研究史里，这些民国时期的社会学者和心理学者的传播研究几乎无人提及。^[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