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

夜归鹿门歌

山寺鸣钟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
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
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

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是以隐逸终其一生的。李白说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由于长期隐居，心神常常陶醉其间，因而对这种生活有出色的描写。他把隐逸之情和山水之趣结合起来，构成令人神往的艺术境界。如他的这首名作《夜归鹿门歌》。

诗从黄昏写起，“山寺鸣钟昼已昏”，古庙晚钟，标志着白天的消逝。而在此同时，作为一个隐者，诗人寻山探水、迷花倚石之乐，未必随日暮而消减。孟浩然作品中常有“探讨意未穷，回舻夕阳晚”一类诗句，可见游兴很高而且持久。诗把“昼已昏”放在“山寺鸣钟”之后，似乎反映了诗人的意念活动过程，表明在这之前未必注意到“昼已昏”，待到山寺鸣钟，这才对时间的流逝有了清楚的意识。“已”字很像是乍觉时日已晚，含有不胜恋恋之感。

天晚了，自当归去。但作为一位隐者，又是悠闲的，不必一闻钟声，立即回返。这时候他正好可以欣赏一下汉江渡口的黄昏。所以接下去写眼前景象——“渔梁渡头争渡喧”。渔梁，汉水中的洲名，在襄阳城南七里的岘山附近。这一带农业兴盛，人口繁密。日暮时分舟船行人汇集渡口，出现了争渡的场面。暮钟鸣、争渡喧，两句都写了声音。钟声有助于造成境界的深远感，并且从开篇就带来了静穆隐逸的意味，有了这种情味渗透，下句的争渡就显得并不怎么烦扰。而渔梁争渡，熙熙攘攘，又消去了山寺暮钟通常给人的空寂幽冷之感。这样，两种声音互相融合，就写足了黄昏渡口的气氛。

“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人们走出渡口，沿着岸边的平沙，依依归向江村，诗人也荡起扁舟顺汉江返回鹿门山。这里，上一句很容易被认为仅仅是用来引起和陪衬下句的。其实，它首先是承接“渔梁渡头争渡喧”的，而后又加以开拓，构成完整的图景。渔梁渡村民晚归，假如只点出“争渡喧”就收住，未免太紧促了，不合孟浩然吟诗那种舒缓从容的风度，同时给人的语感是在“喧”字上悬着的，从写隐逸生活基调出发，需要进一步化喧为静。有了“人随沙岸向江村”一句承接引渡，人物活动的空间被悠然宕开，就把这个“喧”给解除了。平沙古渡，暮色中归去的村人，沿汉水罗列的历历江村，也许在附近岘山山麓，那鸣钟的古寺，还微露殿角和楼台，这就显得极其悠远静穆、和平安恬。当时正是开元盛世，襄阳近郊地区自会有这种景象。诗人带着平静的心情感受这一切，并写入诗篇，说明他对一般的人间生活并不是冷漠的，相反地，却有着一份亲切的诗意的感受。我们不妨将其看作诗人活动的大背景，有了这一背景，他“乘舟归鹿门”就不显得过分孤寂了。

诗是一连用三句来写时间和背景的，第四句才点到诗人自己，而“余亦乘舟归鹿门”却又几乎只像在说话，不像吟诗。但正是这种在看来吃紧之处，用如此洒脱随便的语气，似乎最能见出诗人那种自来自往、无所用心的风采神情。

当然，作者到底是一位隐士，他来到鹿门隐居之地，和先前在船上只是安详地观赏，心情毕竟有些两样。“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诗到这里，重叠出现“鹿门”二字，恰好在全篇中心位置，构成带吟唱情味的顶针格。“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这种顶针迭出，是诗人内心中情感回旋的外化。显然，诗人一来到鹿门，精神就愉快而飞扬。鹿门山是古代隐居胜地，东汉末年，襄阳著名的隐者庞公，偕同妻子在这里隐居，采药去而不返。庞公开了襄阳地区的隐逸风气，而鹿门山则更多地带上了一层历史传统赋予的灵光，这儿离渔梁渡不过数里，诗人日暮乘舟归来，正值明月初升，这时笼罩在幽林深树上的一层雾霭轻纱，慢慢被晶莹的月光所揭开。随着月华倾注，树影乍现，诗人的心境有一种奇特的感受。“忽到庞公栖隐处”，这一句在时间上古今的界限不是很清楚，从理性上理解，所到之处，当然只能是留有庞公遗迹的鹿门，但从诗人情感上理解，又好像他真的到了庞公正在栖隐的当年的鹿门山，时间并没有把庞公与今世隔开。月光笼罩的山林，气氛朦胧，本来就带有某种神秘性，加上诗人仰慕追怀，借助眼前的鹿门山，仿佛在精神上和先贤接近了、沟通了，觉得似乎置身在一个古今相接的环境中。“忽到”的“忽”便包含有诗人当时所带的迷离恍惚之感。

月夜的鹿门山自然人迹罕至，故而诗人心理上更会觉得这圣洁的境界，仿佛只有庞公等人来过。“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岩扉松径”指隐居处的石门与幽静的松间小径。“长寂寥”三字，时间感是很悠远的，上接庞公之世而又恍然延续至今。“寂寥”见得环境极度清静、宁谧，而带上一个“长”字，则让这种寂寥出现在深远悠长的时间背景上，更能显出隐者居处的境界气氛和诗人特殊的心情感受。这种境界对于隐居者来说，可以使他的精神更加开阔广远、舒展自如。“唯有幽人自来去”，就是在寂寥中展开的极为自得的隐逸世界。“幽人”，当然首先是自指，但诗人与庞公精神契合，当此幽林深夜，月影婆娑，昔时的庞公不也仿佛和诗人同在而同游吗？闻一多先生说：“这幽人究竟是谁？庞公的精灵，还是诗人自己，恐怕那时他自己也分辨不出，因为心理上他早与那位先贤同体化了。”这说得很确切。并且，这时“自来去”的幽人和周围环境也可以看成是同体化的，诗人的心灵不用说是早已交付给了这岩扉松径，而和它们完全融合了。他在这儿随兴地徜徉来去，究竟何所而止、何所而息呢？我们似乎不必代他痴想。因为诗人和庞公、鹿门山同体化之后，人们一般意识中的时间、空间观念，对于他暂时是多余的了，他无须考虑何所来、何所去，以及何谓止、何谓息，反正精神升华得很高远，身心俱化，只是尽情地沉浸在梦幻般的体验中。

这是一首写隐居生活情趣的诗。隐居本来在衰败动乱的时代比较常见，像东晋末年的陶渊明便是代表。因此，他们的隐居往往带有对抗黑暗社会现实的意义，我们读陶渊明的诗对此会有很深的感受。但盛唐时代，由于经济繁荣、社会富足，士大夫不做官也可以悠闲地生活，再加以道家思想影响等多种因素，隐逸之风反而特盛。孟浩然自己说：“朱绂心虽重，沧州趣每怀。”虽也看重做官，却又对山水怀有浓厚兴趣。因此当他赴长安求仕无成，便不屑于钻营而以隐逸终其一生了。他固然也吟诵过“不才明主弃”的诗句，有政治失意感，却终于被山水林泉消融得很淡薄。从他的诗篇中，我们不可能看到多少盛世的阴暗面。因此，他的隐逸诗风格上效法陶渊明，而社会意义却很不相同。像陶诗那种对封建社会间接却很深刻的批判，在这首诗中是找不到的。孟浩然的隐逸诗，展示了盛唐时代社会精神生活的另一个侧面，我们只能从这一角度去估价它的意义。诗人洁身自好，把感情倾注于山水林泉，在隐逸生活的陶醉中，“涵涵然有干霄之兴”（皮日休《郢州孟亭记》），流露了纯真的心性、高远的情致，这对汲汲于功名利禄、俗念太重的人，可以产生心灵上的陶冶净化作用。这类诗境界幽寂，但作为盛世的隐逸诗人，孟浩然一般并不把自己摆在和正常的社会生活对立的地位，而常以一种亲切欣赏的态度对待人间生活。他的真诚、坦荡的性格，使他与普通人之间也有一种会心和契合，而不自命清高、鄙视人间。这首诗中渔梁渡的黄昏和鹿门山的月夜，两种景象前后相映成趣，既再现了盛唐时代襄阳地区的和平生活画面，又创造了具有更高美学意义的鹿门夜隐图。有山林的幽趣而又不乏人间生活气息，这是孟浩然隐逸诗的特点，也包含了某种优点。

作为受到李白，杜甫、王维一致推崇的盛唐早期诗人，孟浩然的创作以出手平淡自然、成篇却情韵高远为世所称。《夜归鹿门歌》读起来完全像是按诗题信笔记述。时间由傍晚而入夜，地点由渔梁渡而鹿门山，顺序结构，任其自然。所见所闻，点到即止。不加描摹刻画，也不见语言上的藻饰和夸张。诗中虽曾顶针迭用“鹿门”二字，也全如信口而出，未加思索。但就是这样随意平常，却能得山水精神，传其真谛，作者在山水中任情浏览，而他那“风神散朗”的情态，不待刻画就自然显露；文辞质朴，意象疏淡，也更能衬托诗人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广阔而久远的感受，于笔墨之外显出深邃高渺的情味。所以清代诗评家施补华赞赏这首诗“清幽绝妙”（《岘佣说诗》）。孟浩然的这种淡不是失去了诗味，而是让诗味从淡中流露出来，更加沁人心脾。这就格外显出韵致之高，好像一位美人，不需任何脂粉梳妆就意态娴雅，而使一切着意修饰者黯然失色。

也许由于太追求韵高，孟浩然所弹奏的乐调，似乎始终像发自一把古琴，有高山流水、风来松下之音，而像李白、杜甫那样的神情激越的奏鸣曲，却未曾尝试。孟浩然诗一般不出五言的范围，《夜归鹿门歌》是他唯一的一首七言歌行。歌行体诗唐人最爱“放情长言”（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构成广阔的篇幅，孟诗却只是八句的七言短古，并且“语气平缓，若曲涧流哀而无风卷江河之势”（谢榛《四溟诗活》），这在唐诗中是较为少见的。宋代大诗人苏轼曾经评论说：“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后山诗话》引）承认他韵高，但又批评他才气和才学不足、缺少材料，如果拿《夜归鹿门歌》去和李白、杜甫的长篇歌行相比，似乎很能证实苏轼的论点。但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生活条件，单纯计较作家的才力学问，未必公允。孟浩然一生平静而单纯，能够镕铸入诗的生活内容，比李白，杜甫要少得多，自然难得有鸿篇巨制，这既为才力所限，更为生活所限。文学作品要求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创作中常有这种现象：作家本来具有某种长处，如发挥不当，就会对作品造成损害；也有某些作家，尽管存在短处，却能扬长避短，不在具体作品中显露出来。孟浩然属于后一种类型。他的诗作，难得在于精纯，尽管内容不多，也能做到悠远深厚。如果我们不强求歌行体一定要有怎样的规模和格局，那么用作者夜归鹿门这一题材和平静愉悦的感受，写成八句的七言短古，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孟浩然写诗，把“兴”放在首要地位，兴和诗相并而行，甚至诗是兴的副产品，下笔时便不可能离开兴去苦搜强写。《夜归鹿门歌》之所以只取有限的景象，只赋予很有限的篇幅，从孟浩然重视诗兴出发，便易于理解。比如，若根据天气推测，既然到鹿门山时有明朗的夜月，那么在渔梁渡时必有晚霞夕照，但诗对此并未涉笔，仅用一个“昏”字把日暮说了过去。原因就在于诗人最有兴致的是鹿门山的夜景，而在那种夜境中，也的确更能表现隐者的风神。如果当初诗人不顾实际有无兴致，描绘了汉江落日的气象，那么后面“月照鹿门开烟树”的夜景便无疑要被冲淡。再如诗中关于庞公栖隐的遗迹，关于静夜中“自来去”时的心境，都似乎言而未足，未尝不可以再放笔拓而广之，但这样扩充的结果，将必然导致篇长意薄，难得如原作意兴自然，在闲淡疏朗中有深厚的包蕴和悠悠自得之趣。

孟浩然在文学史上并不以才力和学问见称，甚至被苏轼看出了他的“才短”。但诗歌最重要的不一定是要呈现才学，而是要有风致情韵。才高而多学的人，如果不重视诗歌内在规律，在缺少深切体验、诗兴不足的情况下，借助才学而完成的诗，绝难比得上孟诗纯粹而富有情味。清代潘德舆说：“东坡谓襄阳韵高而才短，非东坡不敢开此口。然东坡诗病亦只一句，盖才高而韵短，与襄阳恰相反也。”（《养一斋诗话》）这种批评看似过激而实有见地。苏轼诗尽管总体成就大大超过了孟浩然，但也确有一部分作品并不耐读。诗歌创作需要才气，却更离不开情韵。才情兼备，方是好诗。如果韵味太短，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一些才高而韵短的诗家，如能细心体会孟浩然的诗，并注意吸取他的长处，是会有好处的。

（原题作《韵致高远　悠悠自得——谈孟浩然〈夜归鹿门歌〉》，内容略有改动，原载《阅读与欣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孟浩然是唐代诗坛上负有盛名的诗人。第一个替他编定诗集的王士源说他写诗不因袭前人，“文不按古，匠心独妙，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孟浩然集序》）。这些话很能代表当时人们的评价。孟浩然的五言诗中，律诗的成就更高一些，这篇《过故人庄》又恰恰是其五律中的佳作。不过，他的作品乍一看去，好处往往不太显眼，所谓“匠心”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如果说诗应该是醇酒的话，孟浩然的作品或许可以说像清泉，要品尝出它的味道，还需要多用一些吟咏的工夫。其所以这样，跟孟浩然作品风格上的特点——“淡”有密切关系。

《过故人庄》的“过”，是过访、访问的意思。题目告诉我们，这是一首描写到朋友村庄里做客的诗。这首五律，在孟浩然语淡而味终不薄的诗作中虽不算是最淡的，但它用省净的语言，平平地叙述这样一个普通的题材，几乎没有一个夸张的句子，没有一个使人兴奋的词语，也已经可算是“淡到看不见诗”（闻一多语）的程度了。那么，我们说这首诗是孟浩然五律中的佳作，它的诗味究竟又表现在哪里呢？

清代诗评家沈德潜曾经说孟浩然的诗“语淡而味终不薄”（《唐诗别裁》），认为它语言虽然平淡，而诗味却丝毫也不淡薄，这是很有见地的。对于孟诗，我们应该透过它淡淡的外表，去深入体会内在的韵味。

诗的头两句：“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具”，是备办的意思。“黍”，就是黄米。老朋友用鸡黍具办了酒宴，邀请我到他庄上做客。这个开头，似乎就像是日记本上的一则记录，叙述一件刚刚经历的极其平常的事。故人“邀”而我“至”，文字上毫无渲染，招之即来，简单而随便。这正是友谊深厚、不用客套的至交之间所可能有的形式。而以“鸡黍”相邀，既显出田家特有的风味，又可以见出待客之简朴。这种“鸡黍”宴，直至今天，仍然是中国农村中一种最亲切的招待。这里，如果把“鸡黍”注释或翻译成“丰盛的饭菜”是不太符合原意的，鸡黍就是鸡黍，不能把它抽象化。农家待客，鸡黍就是上品，也是唯一的珍味；他们是真诚待客，准备让你菜足饭饱，吃个痛快，而不会在饭桌上弄什么花招，但正是这种不讲虚礼和排场的招待，朋友的心扉才往往更能为对方敞开。朴实的邀请，只能用朴实的笔调来写。这个开头，不甚着力，平静而自然，但对于将要展开的生活内容来说，却是极好的导入，显示了气氛特征，又留下了充分的余地，有待下文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绿树环抱在村子四周，而青山斜立在远处的城郭之外——走进村里，顾盼之间竟是这样一种环境和清新愉悦的感受。这两句，上句是写近景，好像很随意地把一眼看到的村庄四周的景色采入诗中，只见绿树环抱，显得自成一统，别有天地；下句轻轻宕起笔锋，把读者的视线引开去，那城郭之外的青山依依相伴，则又让村庄不显得孤独，并展示了一片开阔的远景。从写景的角度看，这两句一近一远、一密一疏，显出层次，显出变化。“合”“斜”二字极为传神，但又完全像是信手拈来，用得极其自然。这个村庄坐落平野而又遥接青山，使人感到恬淡幽静而不是冷清偏僻。元代人马致远也许是从这里翻出了一段散曲：“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更那堪竹篱茅舍。”（《双调·夜行船》）不过，孟浩然的诗与马致远的曲意境不尽相同，这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毕竟不一样。马致远是生活在“急攘攘蝇争血”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元代，在他的笔下，绿树遮屋角，青山补墙缺，加上竹篱笆、茅草舍，虽也很有诗意和雅趣，但他通过描绘这种境界，表现了自己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厌烦和逃避：所谓“红尘不向门前惹”。而孟浩然并不把“不惹红尘”看得重要，反倒把城郭引来作为“故人庄”的陪衬。这是处在盛唐那样一个升平时代，周围人世在人们心目中变得亲切美好的表现。

正是由于“故人庄”出现在这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所以宾主临窗举杯，才更显得畅快。“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轩”，指窗户。“场圃”，指场地和菜园。打开窗户，面对着场地和菜圃摆开筵席；端起酒杯，一边喝酒，一边谈论着关于桑麻之类的农事。这里，“开轩”二字似乎是很不经意地写入诗，却很有作用，因为上面写的是村庄的外景，下面要叙述人在屋里的情况，轩窗一开，自然就把读者的视线由屋外引入了户内，让人立即想见主客饮酒交谈的情景，进一步感到亲切融洽的气氛。然而，尽管是在农家小屋之中，但由于“面场圃”，面前有一片开阔的打谷场和菜园，因此不但不觉得局促，还给人以一种宽敞和舒展的感觉。“话桑麻”三个字，会令人想起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所写的“相见无杂言”的诗句，说明主客完全忘情在农事上了；而且更让你有一种置身田园之感，从而引起对农作的关怀，分享收获的愉快。于是，我们仿佛可以嗅到场圃上的泥土芳香和不远处传来的桑麻气味，看到庄稼的成长与收获，甚至孟浩然的家乡襄阳一带夏秋之交的种种物候和山乡风光。有这两句和前两句的结合，绿树、青山、村舍、场圃、桑麻和谐地打成一片，构成一幅优美宁静的田园风景画，而宾主的欢笑和关于桑麻的话语，都仿佛萦绕在我们耳边。它不同于幻想的桃花源，而是更富有盛唐社会的现实色彩。如果说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带有点传奇的性质，令人向往；那么，孟浩然所描绘的这种境界，所创造的这种艺术美，和生活距离就更近，联系就更紧，更能引起人们许多关于农村的回想，给人以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而一旦真的来到这样一个地方，亲临其境的时候，不用说是会有点“酒不醉而人自醉”的。孟浩然曾经叹息过“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留别王维》），对在仕途上得不到执政大臣的引荐，深有感慨。但这回在故人庄里，却不仅把政治追求中所遇到的挫折、名利得失忘却了，就连隐居中孤独抑郁的情绪也丢开了。从他对绿树青山的顾盼，从他与朋友的对酒和关于桑麻的共话中，似乎不难想见，他的情绪开朗了，甚至连他的手足举措都灵活自在了。农庄的环境和气氛，在这里显示了它的征服力。“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岁暮归南山》）孟浩然是因为求仕失望才不得已归隐的，虽然栖身于山水之间，但仕和隐的矛盾一直在思想中纠缠着，未免有点落落寡合，有点孤独感。现在，“故人庄”这种农家生活，似乎使他暂时得到了解脱，并且有了几分皈依了。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等到重阳佳节那一天，我还要来观赏菊花。孟浩然皈依的表现，就是在临走时留下了这样的话。“就”，是接近的意思。“就菊花”，指赏菊，但又有不邀自来的意味。待到——还来——就，这一连串词语的运用，透露了诗人盼望着重来的心情。农历九月初九是赏菊的节日，古人在这一天有饮菊花酒的风俗。诗人那天再来饮酒赏菊，鸡黍宴的款待，自然又不在话下。孟浩然在故人庄愉快地度过了一天之后，临走时似乎根本没有想到要谢谢故人的盛情款待，也没有说一句对这个村庄赞美的话，但他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地宣告还要再来，却远远地超过了一般的赞美和感谢。这种真率的表示，是从一个受到健康生活的洗礼、几乎恢复了儿童式的天真的灵魂中迸发出来的动人语言。诗人之来，是出于故人的邀请，去时却不顾虑主人将还要赔上鸡黍宴而主动预约重来，前后对照，这个天地对他的吸引，故人相待的热情，作客的愉快，主客之间的亲切融洽，都跃然纸上了。要说感谢和赞美，还有比这更真诚、更热烈的吗？但文字却仍然很淡，只有细细体会，才能让人感到它所包含的丰富情味。这又不禁使人联想起杜甫的《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中的最后两句：“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说饮酒饮到月出，田父仍然拉着不让走，并且大声吆喝叫家人添酒。这两首诗的结尾，杜诗写田父留人，情切语急；孟诗与故人再约，意舒词缓，但都有着非常真挚和亲切的情味。

一个普通的农庄，一回鸡黍饭的普通款待，被表现得这样富有诗意。描写的是眼前景，使用的是口头语。感情是安恬平淡的，没有什么极度的兴奋喜悦。描述的层次也是完全任其自然，笔笔都显得很轻松，连律诗的形式也似乎变得自由和灵便了。你只觉得这种淡淡的平易近人的风格，与他所描写的对象——朴实的农家田园生活和谐一致，表现了形式对内容的高度适应，恬淡亲切却又不是平浅枯燥。这是因为它是在平淡中蕴藏着深厚的情味。一方面，每个句子都几乎不见费力锤炼的痕迹，另一方面，每个句子又都并不显得薄弱。无论笔墨之内、笔墨之外，都值得深入体会。比如诗的头两句只写友人邀请，却能显出朴实的农家气氛；三、四句只写周围景物，却能展现出一片绿树环抱、青山横斜的童话式的天地；五、六句只写把酒闲话，却能表现心情与环境的惬意契合；七、八句只说重阳再来，却自然流露出对这个村庄和故人的依恋。这些句子平衡均匀，把恬静秀美的农村风光、单纯朴实的田家生活、真挚亲切的人情味融成一片，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意境，并且衬托出一个与诗歌情调完全一致的精神开朗而又不自检束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这种诗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它的好处不在于给人什么强烈的刺激，使人兴奋、激动，而在于像素朴的农村风景和生活一样，给人精神上一种滋润。在写法上，他“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分散在全篇中”（闻一多《唐诗杂论》）。也就是将艺术美深深地融入整个诗作的血肉之中，显得自然天成。确有所谓“篇法之妙，不见句法”，“不钩奇抉异”的长处。不炫奇猎异，不卖弄技巧，也不光靠一两个精心制作的句子去支撑门面，正是艺术水平高超的表现。清代的王士禛把这类诗说玄了，认为是“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带经堂诗话》）。其实，即使是不在形式和字句上过分雕琢与刻意经营所取得的艺术效果，也还是有它的踪迹可求的。孟浩然的与此相类似的一些诗，能领着你进入一种诗的境界，让你看到形象，感受到韵味，但要把它的诗境、形象、韵味归结为某一两个句子写得好，或者说是由于某种技巧的表现，是远远不够的。譬如一位美人，她的美是通体上下、整个儿的，不是由于某一部位特别动人。她并不靠搔首弄姿，而是由于一种天然的气质和风韵使人惊叹。正是因为有真彩内映，所以出语洒落，浑然省净，使全诗从“淡抹”中显示出它的魅力，而不再需要“浓饰盛妆”了。

孟浩然的作品，说明唐诗经过初唐四杰、沈佺期、宋之问和陈子昂等人的努力，达到了成熟的境地，已经形成了盛唐诗歌浑融完整的艺术风格。再往前发展，就是王维、李白、杜甫那种在浑融完整的前提下，既有华彩，又有深刻的意境乃至宏伟气魄的诗篇了，李白、杜甫、王维无论是才气，还是艺术功力，都超过了孟浩然，但他们又都一致敬仰和推崇孟浩然。这除了出于他们对这位前辈人格的尊敬外，无疑还包含有对他诗歌的重视。这三位大师并不照搬孟浩然形式上的“淡”，但孟诗在“淡”中所包含的深厚、隽永、朴实、自然等素质，却被他们合理地吸取和发展了。孟浩然在创造盛唐诗歌共同的时代艺术风格方面，是很有功绩的。

（原题作《语淡而味终不薄——读孟浩然〈过故人庄〉》，内容略有改动，原载《阅读和欣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
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
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
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

这首诗在意境上显得清寂或清峭，情绪上则带着比较重的孤独感。

诗题点明是乘舟停宿桐庐江的时候，怀念扬州（即广陵）友人之作。桐庐江为钱塘江流经桐庐县一带的别称。“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首句写日暮、山深、猿啼。诗人伫立而听，感觉猿啼似乎声声都带着愁情。环境的清寥，情绪的黯淡，于一开始就显露了出来。次句沧江夜流，本来已给舟宿之人一种不平静的感受，再加上一个“急”字，这种不平静的感情，便简直要激荡起来了，它似乎无法控制，而像水一样急于寻找它的归宿。接下去，“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语势趋向自然平缓了。但风不是徐吹轻拂，而是吹得木叶发出鸣声，其急也应该是如同江水的。有月，照说也还是一种慰藉，但月光所照，唯沧江中之一叶孤舟，诗人的孤寂感，就更加要被触动得厉害了。如果将后两句和前两句联系起来，则可以进一步想象风声伴着猿声是作用于听觉的，月涌江流不仅作用于视觉，同时还必然有置身于舟上的动荡不定之感。这就构成了一个深远清峭的意境，而一种孤独感和情绪的动荡不宁，都蕴含其中了。

诗人何以在宿桐庐江时有这样的感受呢？“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建德当时为桐庐邻县，这里即指桐庐江流境。维扬，扬州的古称。按照诗人的诉说，一方面是因为此地不是自己的故乡，“虽信美而非吾土”，有独客异乡的惆怅；另一方面，是怀念扬州的老朋友。这种思乡怀友的情绪，在眼前这特定的环境下，相当强烈，不由得潸然泪下。他幻想凭着沧江夜流，把自己的两行热泪带向大海，带给在大海西头的扬州旧友。

这种凄恻的感情，如果说只是为了思乡和怀友，恐怕是不够的。孟浩然出游吴越，是他四十岁去长安应试失败后，为了排遣苦闷而作的长途跋涉。“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自洛之越》），这种漫游，就不免被罩上一种悒悒不欢的情绪。然而在诗中，诗人只淡淡地把“愁”说成是怀友之愁，而没有往更深处去揭示。这可以看作孟浩然写诗“淡”的地方。孟浩然作诗，原是“遇思入咏”，不习惯于攻苦着力的。然而，这样淡一点着笔，对于这首诗却是有好处的。一方面，对于他的老朋友，只要点到这个地步，朋友自会了解。另一方面，如果真把那种求仕失败的心情，说得过于刻露，反而会带来尘俗乃至寒碜的气息，破坏诗所给人的清远的印象。

除了感情的表达值得我们注意以外，诗人在用笔上也有轻而淡的一面。全诗读起来只有开头两句“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中的“愁”“急”二字给人以经营锤炼的感觉，其余即不见有这样的痕迹。特别是后半抒情，更像是脱口而出，跟朋友谈心。但即使是开头的经营，看来也不是追求强刺激，而是为了让后面发展得更自然一些，减少文字上的用力。因为这首诗，根据诗题“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写不好可能使上下分离，前面是“宿”，下面是“寄”，前后容易失去自然的过渡和联系。而如果在开头不顾及后面，单靠后面来弥补这种联系，肯定会显得分外吃力。现在头一句着一个“愁”字，便为下面作了张本。第二句写沧江夜流，着一“急”字，就暗含“客心悲未央”的感情，并给传泪到扬州的想法提供了根据。同时，从环境写起，写到第四句，出现了“月照一孤舟”，舟上作客的诗人所面临的环境既然是那样孤寂和清峭，从而生出“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的想法便非常自然了。因此，可以说这首诗后面用笔的轻和淡，跟开头稍稍用了一点力气，是有关系的。没有开头这点代价，后面说不定就要失去浑成和自然。

孟浩然写诗，“遇思入咏”（皮日休语），是在真正有所感时才下笔的。诗兴到时，他也不屑于去深深挖掘，只是用淡淡的笔调把它表现出来。那种不过分冲动的感情，和浑然而就的淡淡诗笔，正好吻合，韵味弥长。这首诗也表现了这一特色。

（原载《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