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文化格局
第一节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
格局的含义是结构。世界格局和国际格局几乎可以通用。所谓世界格局，是指国际舞台上的主要政治力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世界格局包括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军事格局和文化格局。世界文化格局是指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文化关系的结构，其基本内核是世界主要文化之间的力量对比（能力分配）。文化格局与建立在各国综合国力对比基础上的国际总格局关系密切。因此，要了解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文化格局，有必要首先明确这一时期的世界总格局。
一、两极格局的结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际格局是国家之间的实力分配和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所谓战略关系，是指对国际格局有战略影响的大国之间的同盟、敌对或非敌非友等几种情况。[2]国家实力的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两个变量结合的结果，是对国际格局形态作出判断的依据。以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为标志，东欧发生剧变。1990年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德国实现统一。原社会主义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国发生了政权更迭，由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演变为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同年，南斯拉夫开始分裂，最终分成七个国家。1991年7月1日，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正式解散。1991年12月25日，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联解体，分裂出15个国家。1993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得1947年开始的冷战（即以美国、北约为主的资本主义集团与苏联、华约为主的社会主义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两极格局中的一极轰然倒塌，两极格局瓦解，冷战结束。
二、“一超多强”的世界新格局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极，呈现出“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一超”是指美国，主要依据是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绝对优势。在政治上，美国的影响力首屈一指，它与主要发达国家都有同盟关系，在重要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北约、八国集团中，都有支配性的影响。经济上，其经济实力世界排名第一，比排名第二的竞争对手高出40%左右。例如，1995年美国的GDP为7.4005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25%，比第二名的日本（5.2929万亿美元）高39.82%。[3]军事上，它的防卫开支超过排在其后的四个国家的总和。例如，1998年美国军费开支为3286亿美元，占世界军费的39.4%，比排名第二到第五的法、英、日、德的总和1823亿美元多出1463亿美元。[4]技术上，全球的互联网共有13个根域名服务器，全部在美国，如果发生网络战，美国将“.cn”的域名全部删去，中国以cn为根域名的网络就全部瘫痪。“多强”是指综合国力在美国之后排名世界前列的国家和地区组织，通常包括中国、俄罗斯、欧盟和日本。进入21世纪后，印度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多强之一。
冷战后，大国战略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最突出的是欧盟一体化深入发展。1993年1月1日，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启动，实行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自由流通。同年11月，欧洲联盟诞生。2002年1月，欧元正式进入流通，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不断扩大，到2012年有28个成员国和5.037亿人口。西方大国内部分歧增大，法、德两个欧盟领导国和其他许多欧盟成员国与美国的离心倾向增强。科索沃战争使欧洲大国担心美国的霸权，从1998年起，欧洲国家开始发展欧洲独立的防务力量，公开批评美国在冷战后奉行单边主义的霸权政策。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法、德予以公开谴责。欧洲大国先后与中国结成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
在东亚地区，冷战结束后十年中，随着俄罗斯国力的衰退和中国国力的增长，美国开始逐渐将中国视为未来可能挑战其领导地位的竞争对手。因此，美国加强了与日本的安全保障同盟关系，将台湾纳入该同盟的保护范围，目标指向中国。自2000年以来，美国国防部每年都向国会提交中国军力情况年度报告，这种“待遇”是冷战时期苏联才享受过的。进入21世纪，中日两国关系由于彼此的实力地位接近，政治关系日趋紧张，出现了“政冷经热”的局面。
冷战结束初期，俄罗斯希望加入北约，中俄关系一度停滞不前。进入21世纪，俄罗斯加入西方阵营的努力无果而终，中俄开始结成战略伙伴关系。2001年6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另有五个观察员国：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和印度。成员国总面积3018.9万平方公里，即欧亚大陆总面积的3/5，人口约1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4。中俄的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扩展。冷战结束后，印度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各大国竞相拉拢的对象。
伴随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全球的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冷战结束后，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入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这体现在国际贸易迅速增长、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和资本金融市场急剧膨胀。全球化浪潮推动许多国家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并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从而进一步加快了全球化的进程。
冷战结束前后，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领域的科学技术快速发展，1992年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提出了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法案，引发了全球性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交通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航空和高铁技术的发展，使得跨境的人员往来日益便捷、人数日益增加。这些变化使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上述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出现的新格局，对世界文化格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节 信息传播新技术和文化产业化的影响
一、信息传播新技术对世界文化交流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通信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卫星直播电视、数字化技术及国际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信息跨国传播，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对文化传播的形态造成了重大影响，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传播主体：由政府扩展到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平民
新媒体使得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变得越来越难以从技术上加以控制，由此导致了政府之外的行为主体在跨国文化传播领域的作用增强。这些主体包括跨国公司、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国内民间组织、小团体和公民个人。
20世纪末，一些全球性的经济组织很是醒目。[5]1994年，有3.7万家跨国公司，它们有20.7万个分支机构，控制了1/3私人企业的财产，在全球的销售额为5.5万亿美元。[6]到1999年，跨国公司的数量已经超过6万家。[7]
20世纪是国际组织爆炸性发展的世纪。据国际协会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UIA）统计，1909年，全球各类国际组织有213个，其中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有37个；二战结束后，国际组织迅猛增加；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组织数量依然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8]1992年，各类国际组织总计32，068个，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有4878个，非政府国际组织有27，190个；1994年，各类国际组织达到36，486个。[9]到2002年，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共有55，282个，其中，政府间组织有7080个，占12.80%，非政府组织有48，202个，占87.20%。[10]根据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结果，不少发达国家都把一部分官方的对外援助资金拨给国内的非政府组织，由它们实施对外援助。瑞典将其对外援助的80%交给非政府组织，从1981年起，美国国际开发署要求国会把至少10%的对外援助资金由非政府组织去实施，到1995年该数字上升到30%。[11]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数字化革命和国际互联网的发展，进入国际互联网的门槛降低，公民个人可以用它进行跨境信息交流。一些情投意合的个人可以组成各类的小团体。公民个人和小团体都可以利用网络上的自媒体和社交媒体进行跨国传播。2001年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9·11”事件之后，一位巴西大学生造的谣言很快通过国际互联网传遍了全世界。这位学生9月13日在一个没有多少人知道的网上新闻组贴了个帖子，声称从一名教授那里获悉，CNN播放的巴勒斯坦人在街上欢庆美国被恐怖分子袭击的镜头其实是巴勒斯坦人欢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镜头。尽管这条谣言编得漏洞百出，尽管造谣者在第二天就收回了自己的话，尽管CNN和该录像的提供者英国广播公司等都发表声明澄清，但这条谣言还是传遍了全世界。[12]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在跨国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上升，导致了各界对“全球公民社会”这个新兴的跨国文化传播场域的讨论和参与。个人作为国际传播中的行为者，其地位日益提高。2013年，国际游客人数再度刷新了历史记录，达到了10亿多人次，较2012年增长5%。[13]
这些情况改变了以前基本由单一政府机构作为传播主体的局面，国际传播转变为跨国传播。尽管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个人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在增加，但在可见的将来，跨国文化传播的基本格局还是以国家政府为主导力量。
（二）政府控制：掌控国际信息传播权被削弱
国家主权是国际关系（国际文化交流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的核心，历来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问题中角力的焦点。国际互联网作为新传媒，又一次获得了越境权，信息接受者可以越过国界到境外的网站上去获取信息（图1-1），严重地削弱了发展中国家保护本国文化的最重要的屏障。政府对文化交流的“越境”控制权削弱，国界的“消失”使外宣和内宣的界线模糊，有利于使用世界通用语言（英语）的国家如美、英等国的文化在全球传播。政府对外国文化入境的部分管理权、对外文化交流的主权逐渐转让给本国国民、国内各种组织机构、跨国公司、国际组织。
图1-1 国际互联网交流方式示意图
（三）传播渠道：网络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主渠道
中外文化交流历史显示，中外文化交流的渠道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而转变。在汉唐时期，人们利用马和骆驼运载书籍和文化产品，陆路的丝绸之路成为主渠道；宋明以后，航海业发达了，海路取代陆路，成为主渠道；20世纪，电影、广播和电视等媒介成为大众对外文化交流的主渠道。冷战结束后，电子网络特别是移动无线网络取代电影、广播和传统电视的主导作用，成为大众进行国际文化交流的主渠道。2011年2月，美国VOA停止了汉语的对外广播，直接原因是美国受经济危机影响，削减了对VOA的财政拨款，但深层的原因与VOA广播同新媒体竞争失利有密切关系。
（四）传播内容：海量的文化信息
国际跨界信息的内容多种多样，可分为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科技等多种信息。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开放度的扩大，信息的传播、接收和储存技术不断迅速发展，各类信息都是海量的，文化的信息更是如此。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通过网络上提供的各国的电影、电视节目、音乐、文艺演出、绘画、图书、广播节目、教学、体育赛事等文化信息无所不有。冷战结束前，一国公民接收到的国外文化信息是很有限的；冷战结束后，这种有限的信息很快成为海量的文化信息。
（五）传播形式：文化产品成为大众的日常消费品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文化消费和文化生活逐渐增加，文化行业逐渐发展成文化产业。冷战结束以来，文化产业由地区性产业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产业。文化产业信息传播技术，特别是数字化技术、卫星通信技术、网络化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促进了文化产品的生产，便捷了文化产品的跨国传播，使文化产品日益成为大众的日常消费品。1995年，二战后成立的关贸总协定发展成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与关贸总协定相比，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由前者的货物贸易扩大到服务贸易，这就使一部分文化产品作为商品进入国际贸易领域。从发展趋势上看，国际文化交流中文化产业产品的交流日益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传播的形式由过去的花钱去传播文化日益变为赚钱去传播文化。
（六）传播的受众：普及到平民大众
卫星通信和网络通信，形成了覆盖全球的信息交流的天罗地网。跨国信息交流延伸到地球的每个角落。人们从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发送和接收信息成为可能。天涯海角的人都可以进行国际文化交流，这使得国际文化交流日趋深入，不再仅仅是城市人的事，城乡差别逐渐缩小。电视和个人计算机的普及，国际旅游的发展，国际信息交流费用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些都使得跨国交流不再是富人的专利而日趋平民化。
（七）传播速度：文化涵化的速度加快
涵化指的是向异文化学习和调整的发展过程。传播新媒介的出现，使人们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接受异文化更加便捷。卫星和光缆在上空、陆地和海底传送几百个电视频道，国内信息网与国际互联网的连通，国家对信息越过其边界日益失去控制力，思想、价值观、道德观等文化成分不可阻挡地传播。过去让一种文化渗入另一种文化要用几十年或几百年时间，要通过多种中介物和文化网筛（政府部门、专家学者、教师、家长）；而今天，卫星电视、国际互联网可以在几秒钟之内传播持久的图像，不经任何文化网筛，直接抵达大众。电子文化与印刷文化对人类文化的形成有不同的影响。电子传媒使人类文化的变异性增强、速度增快，大大地强于印刷媒介文化。加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航空业的发展，交通日益便利，人们通过旅游、留学、婚姻、探亲等越境的人际交流日益频繁，使人们有机会直接面对面地与异文化交流。因而，人们接收外国文化信息后的涵化进程加快。
（八）传播的效果：增加国内文化多元性
由于个人文化发展的自由度增强，网民可以在国际互联网中不经任何人批准，自由自在地在信息的海洋中漫游，吸收自己感兴趣的文化信息。这样，一方面，外来移民和侨民与母国联系的加强，形成了网络社区，使同化于所在国文化的速度减缓，保持了原有文化的特征。历史上流落世界各地的犹太民族千百年来保留本民族文化特征的现象可能会普遍化。另一方面，本国居民中的青少年和一些迷恋外国文化的人，在国内通过与外国文化密切交流，同化于外国文化的速度比以前加快。因而，原有的文化群体成员的文化共享性被削弱，形成一个文化群体内文化分化和多种文化共存的态势（如同中国的香港和澳门那样的华洋杂处的社会），利于形成文化的飞地。文化冲突增多，使以前两极格局中掩盖的种族、文化冲突凸显出来。
（九）社会作用：文化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性增大
以信息高速公路为标志的信息革命与历史上的产业革命不同：历史上的产业革命首先是生产力的飞跃和经济结构的革新，间接地引起了社会精神生活的变革。而信息革命则从一开始就直接作用于文化、教育、娱乐、服务业，直接进入家家户户；它开拓的电子消费市场，反过来又刺激信息经济中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中，物质是第一性的，文化属于精神文明，是第二性的，然而，精神的反作用是巨大的，是无法估量的。
二、文化产业化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挑战
探讨国际传播视角下的中国文化软实力，有必要了解当今世界的文化格局。世纪之交的世界文化格局大致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文化成为全球性产业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先前的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全球得到了发展和扩大。在冷战结束前，文化产业只存在于西方国家，文化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事业单位。冷战结束后，文化产业由地区性产业成为全球性的产业。在少数发达国家，文化发展成为一种主导产业，文化产品成为大宗的出口产品。例如，在美国，文化特别是影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解决了130万人的就业，这个数字超过了采矿、警察和林业等部门的就业人数。[14]2000年美国的出口产品中，文化和传媒产品的出口额第一次超过航空航天产品的出口额，成为第一大出口产业。文化是当今经济中的一种主导产业，这是当前世界文化形势最显著的特点。法国学者说，20世纪末我们经历了两个突出的发展变化：一是文化的产业成为新兴产业，一是全球进入世界经济。[15]《世界文化报告1998》的副标题“文化、创新与市场”以及报告中第一、三部分的标题也体现了这种思想。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产业的产值在GDP中的比例在上升。根据《文化软实力蓝皮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2011）》的数据，2010年美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占GDP的21%，日本为18.5%。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把文化部门当作一个事业单位来建设，直至1995年文化部才成立文化产业司，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2002年中国首次出版文化产业的蓝皮书《2001—2002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16]2010年，中国文化产业产值1.11万亿人民币，占GDP的2.78%。
在国际舞台上，随着文化成为产业，文化交流的问题变为世界贸易组织内讨论的问题，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成为国际自由贸易的一部分。
（二）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提升
国际文化传播历来是一些大国实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四大手段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英、法、日、苏等世界经济强国一直进行着文化外交。[17]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化的增强，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增加，文化外交进一步引起超级大国的重视。这突出地反映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和外交策略中。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出现了“软权力”“文明冲突论”“建构主义”等新理论。1990年，哈佛大学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在讨论了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后，提出了“软权力”（soft power）的理论观点。他认为，当今美国试图称霸世界的国力资源中，信息力和文化力是重要的权力资源。美国可以利用国际传播扩散它的理想、意识形态、文化、经济模式和政治制度。美国软权力的优势中，美国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和学术交流）是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理论得到了多国政府的重视。
1992年，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说：“美国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权力’，在国外促进民主和人权不仅是一种道义与迫切履行的义务，而且是一种支持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方式。”2000年11月28日，美国政府第一次在白宫举行了主题为“文化与外交”的研讨会。该研讨会由美国白宫、第一夫人希拉里办公室、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联合赞助。出席会议的有美国艺术家、艺术赞助人、基金会负责人、企业界首脑和外交官等250人。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会上致辞。重新统一后的德国高度重视文化发展和对外文化交往，在其《对外文化政策报告》中，德国政府将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政治、经贸关系列为德国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其总体目标是：通过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德语教学及其他“公共外交”行动，增强德国文化和教育的国际地位，改善自身国际形象，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通过价值观对话预防冲突，为德国赢得合作伙伴，提高德国“软实力”。[18]2001年11月，日本国会通过了纲领性的《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明确指出要在世界传播日本的文化艺术。2005年，俄罗斯斥巨资开播“今日俄罗斯”卫星英语新闻频道。在印度的大国梦中，文化软实力扮演着重要角色。2002年印度政府组织三十多位专家学者起草的《展望2020》报告，提出了要发挥印度“文化和精神的力量”，要“重新发现印度丰富的文化和精神价值”。[19]“软权力”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重视和并被广泛引用。1993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沪宁撰文指出，把发展“软权力”置于战略的高度，是21世纪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
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在该年夏季号《外交》（Foreign Affairs）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一文。1996年，他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他提出，冷战后文化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导致未来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文明的差异，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人类在经历了君主冲突、民族国家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之后，将进入文明冲突的阶段”。世界将由八种主要文明相互作用而形成，它们包括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及非洲文明。未来的冲突将在把这些文明分隔开的文明交界处爆发。（参见图1-2）
图1-2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的文明冲突
“文明冲突论”提出后，一些西方舆论和西方政要认为，“文明冲突论”将使人们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为理解21世纪全球政治现实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更有人认为，这一事件凸显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不幸有效”。
然而，大多数政治家和学者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因权力、财富、分配不公以及大国不尊重小国引起的冲突大大超过基督教、儒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文明冲突论”把各种“文明”割裂开来，只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差异，而没有看到各种文明历史上发生过的相互重叠和渗透，忽视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伊朗前总统哈塔米指出，人类文明是多样化与平等的，一种文明不应排斥另一种文明或凌驾于其上，人们应该了解西方文明，但伊斯兰文明的价值和属性应当得到尊重。哈塔米向世界发出“文明对话”的呼吁得到联合国的赞同。2001年被联合国确定为“不同文明对话年”。尽管人们对“文明冲突论”褒贬不一，还是应该看到，文化和文明确已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可能导致冲突，对此应予高度重视。
199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亚历山大·温特的专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出版，较完整地提出了以“文化、规范、共有知识、认同”为核心概念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以“权力”为核心概念的现实主义理论和以“制度”为核心概念的自由主义理论之外的第三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20]关于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文化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自由主义理论认为文化是一个因素，但不如权力重要，是对权力的补充；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文化决定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建构主义学者重视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强调一种文化使人成为一类人，人们生活于一定的文化之中，不理解文化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的生存，也无法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国际关系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受到文化的影响。国家作为社会行为体，根植于各种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社会规范和传统等文化要素之中，这些文化要素构建了国家的认同和行为的利益根源。离开文化，人们无法理解国家行为的根本原因和深层动机。
软权力理论、文明冲突论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出现都显示文化在国家关系中的重要性明显增加。
（三）美国文化的渗透力迅猛增强
世界文化五彩缤纷，不同种族、肤色的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国家，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以及多种宗教。各国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具有特色的文化。对全球的上千种文化，有多种分类法。可从地理、宗教、语言等角度加以划分。在国际传播的视角下，从综合的角度，可把世界分成八大文化集团：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简称美英文化，主要有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拉丁文化（主要有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德意志—斯堪的那维亚文化（简称德意志文化，德国、丹麦、挪威、瑞典等国）、斯拉夫文化（以俄罗斯文化为主，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塞尔维亚等国）、穆斯林文化、非洲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华文化。冷战结束后，八大文化集团的实力发生改变。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政治和经济地位的衰退，斯拉夫文化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下降。“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使美国为首的美英文化的地位上升，美国文化的主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增强。由冷战结束前美苏两国对峙的格局变成了冷战后美英文化独霸全球的格局。
美英文化势力的增长与文化产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密切相关。随着世界各国纷纷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世界经济全球化加深，信息技术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在全球市场经济中形成了规模生产的文化产品会得到较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一种文化的文化产品的客户越多，产品销售量就越大，就越赚钱，竞争力就越高。反之，行不成规模生产的文化产品的生存空间就受到挤压或被淘汰出局。在经济全球化、文化产品商业化的形势下，文化产品出口多，自然会使其文化得到传播和弘扬。这加剧了全球文化发展的马太效应（越强的越得到增强，越弱的越得到削弱）。
美国基于自己的经济实力，加之英语在世界上起到国际语言的作用，3亿人口，有广阔的国内市场，资金雄厚，有多年来实行市场经济的经验，政府对内及时调整文化产业政策，对外掌握制定游戏规则的话语权。其他文化大国如法国、西班牙、德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埃及、巴西等国都先天或暂时不具备上述全部条件。20世纪末，美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出现了美国文化势力独霸全球的局面。这表现在文化产品的出口贸易额和文化要素广泛传播两个方面。
文化产品的出口贸易额在全球居主导地位。美国在电影、电视节目、音乐、广告、图书、报刊等文化产业都高居榜首。[21]以电影为例，1980年好莱坞年收入的30%来自国外，1999年上升到50%；美国迪斯尼公司1997年出品的《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的国内收入3.57亿美元，国外收入5.56亿美元，其生产费用是0.9亿美元。美国的电影业提供的录像带和光盘，1996年占据了70%的欧洲录像带和光盘市场，83%的拉丁美洲录像带和光盘市场。[22]俄罗斯主要电影制品厂莫斯科制片厂，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年产50多部影片的厂家，1997年只生产了3部影片。[23]在电视节目方面，美国电视节目对世界的主导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美国成为电视节目的“世界提供商”。[24]在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进口美国节目是电视节目的主要来源。二是通过卫星直播电视传播美国电视节目。1998年全世界接收节目用户数量最多的前八名全球性电视网都是美国的电视网。1989年，欧洲从美国进口电视节目6.14亿美元，欧洲向美国出口电视节目1.39亿美元，逆差4.75亿美元；1993年，欧洲从美国进口电视节目15.59亿美元，欧洲向美国出口电视节目0.9亿美元，逆差14.69亿美元。[25]
英语和美国的价值观在全球继续扩张。从文化娱乐产品贸易可以看出，美英文化集团在世界文化产业的格局中处于超强的地位，这不仅给它们带来了巨额的经济收入，而且在全球弘扬了英语和美国价值观。
英语在世界语言中的主导地位加强。1980—1996年间，英语著作被翻译成其他出版物的数量猛增：1980年，英语著作被翻译成其他文字出版物的数量为22，415种，其他90种语言著作翻译成其他文字出版物的数量总共为29，515种，两者之比是76%；1994年，前者为28，642种，后者为21，725种，两者之比是131.8%；1996年，前者为36，528种，后者为20，153种，两者之比是181.2%。汉语在三次统计中分别是187、187、247。各国作品中被译成25种以上文字的作者名单：1980年，美英作者有72名，占总共150名的48%；1994年，美英作者有92名，占总共142名的64.8%；1996年，美英作者有78名，占总共133名的58.6%。1980年，苏联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名列第三。1994年，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排名急速下降到法国和德国之后，名列第五，而且呈现一直下降的趋势，1996年比1994年又下降了1.2%。[26]在这三年的统计中，中国均为0。
这一时期世界学习英语的人数大增。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国民学习英语的热情不减，全中国约有3亿多人在学英语，其中，在大、中、小学学习英语人数超过1亿人。中国中小学英语教师约有70万，大学英语教师有6万。这与美国人学习汉语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根据美国外语教学协会在美国中小学生中进行的一项调查，2000年想学中文的人数仅5000人，2007年上升到50，000人。美国目前有十所大学提供“教授中文为第二外国语”的硕士学位。在中国，英语是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入学考试必考的语言。2013年，中国13亿人口中有2亿中小学生学习英语，美国3亿多人口中有6万中小学生学汉语，前者是后者的3471倍。
美国主流价值观和发展道路在全球得到广泛传播。冷战一结束，日裔哈佛大学教授福山便抛出了“历史终结论”，乐观地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各国要实现现代化只能以西方为标杆，只能有一元现代性。美国解释的自由、民主、人权具有普世性。美国依仗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发达的信息技术，使其隐含价值理念的大量信息从美国流向发展中国家，控制着全球的话语权，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侵蚀着各民族本土文化中的价值理念。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在1995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传播媒介革命和消费主义——国际传播媒介现在是如此能言善辩、无孔不入以致侵蚀了各民族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新闻节目不仅报道事件而且还帮助决定事件的发展方向。”[27]“电视可以帮助传播知识和增进理解，而电视节目在各处的制作又可以倡导和保持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但是也出现了无情的‘媒体帝国主义’现象，少数几个国家制作节目不断向世界各地播送。美国每年仅向欧洲便出口12万小时以上的电视节目，而全世界制作电视节目的贸易额每年增长15%以上。电视广播具有的提倡消费主义和侵蚀传统文化的潜在作用已经在许多国家引起强烈的反对。”[28]20世纪开始发生在东欧独联体国家、中亚、中东的“颜色革命”中的参与者，拥护他们所认为的民主、自由以及美国式的价值观，就是美国式价值观和发展道路在全球得到广泛传播的体现。
（四）世界文化多元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冷战结束以来，信息和传播技术飞速发展所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为加强各种文化互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但同时也对文化多样性构成挑战，尤其是在富国与穷国之间造成种种失衡，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产业化加剧了文化交流的不平等。全球一体化的市场不可能期望对弱势经济和强势经济产生对等的收益。世界上现存的强势经济集团和文化产业集团，造成了并维持着在各国国内和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发展。
在国际市场上，不同重量级的文化企业的竞争，加剧了文化交流方面的不平等。随着大量外国文化产品的进口，受众正在成为非本土化信息的受众，特别是年青的一代，他们成长在新文化环境中，接收着与本土政治、宗教或民族环境相脱离的信息和文化，教育他们的不仅仅是父母、教师，电视等大众媒介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好莱坞的影星、流行音乐的歌星、著名画家的作品、体育明星和不同国家的政治家，构成了他们的符号库。[29]文化弱国和社会群体对自己文化的不安全感增大，保证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安全成为文化发展和建设的中心任务。弱小文化群体产生了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在向完全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迈进中，丧失自身文化价值的问题不断地被提出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部国际标准司司长林德尔·V.普罗特说，在文化的产业化模式中，“出版业与娱乐界的效率使音乐和电影深入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巨大的以英语为通用语言的市场保证了那些低成本的产品可以倾销到海外。而那些小语种社会的电影业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可能很难维系，它们感到自己的文化倍受威胁”[30]。有的专家说，地球上现有六七千种语言，根据推测，其中90%—95%将在21世纪灭绝或者正在走向灭绝。语言的灭绝在速度和程度上远远高于生物物种。一种语言从地球上消失，就等于失去一座卢浮宫。[3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的一份报告中说：“为数不多的几种文化与语言的方法和内容通过新老传媒的有效传播具有了优势地位，因而文化多样性已经四面楚歌，岌岌可危。土著居民与文化，以及地方经验，所受的影响最为严重。”[32]
美国在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中的影响迅猛发展，使得许多国家对民族文化安全日益关切。1994年3月，美国副总统戈尔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国际电信联盟（ITU）大会上，宣布建立“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II，俗称“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倡议，并把美国“国内信息高速公路”的五条基本原则（鼓励私人投资、推动竞争、开放式进入、灵活性的管理规范、保证普遍服务）作为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基本原则。1995年2月，西方七国在欧盟的邀请下，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就全球信息社会的问题召开了部长会议，制定了信息社会发展纲领。这种抛开发展中国家，只由少数发达国家制定全球信息社会发展计划的做法，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在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倡议下，1996年5月13—15日，“信息社会与发展”部长级国际会议在南非米德兰召开，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40个政府代表团以及欧盟、西方七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18个国际组织参加了会议。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全球信息社会的问题。与会者提出的主要问题中涉及了一系列的原则，如普遍服务、精确规范的网络、世界层次上的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合作与竞争、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技术领域的合作、私人投资和竞争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戈尔重申了实施“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五条基本原则。在这次会议上，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的两个问题之一，就是保持文化多样化的问题。许多国家担心发达国家借助技术和资金的优势，通过信息化进一步扩大其文化影响，有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提出全球信息化不应变成“全球西方化”“全球美国化”。[33]一些发达国家如法国、加拿大都强调了保持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中国代表团团长胡启立指出，尊重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应成为实现全球信息化的一项基本原则。[34]
法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一个文化大国，是推行文化外交最早的国家。冷战后，法国也感到美国文化对本国文化生存的威胁，作为电影诞生地的法国，美国电影却占据着主导地位（参见表1-1）。法国总统希拉克说：“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法国文化部提出，如果“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缺乏适当的规范管理，就有可能造成国家文化的丧失。[35]法国面临美国英语文化的大量进入，英语词汇开始大举侵入法语，产生了母语的危机意识。面对这种形势，1992年6月，法国密特朗政府推动“语言入宪”成功，在《宪法》中增加“法国官方语言为法语”的附加条款；1994年，《法语使用法》（杜邦法）通过，规定：公共场所标语、公告等必须用法语，如果是引进的广告，原文旁必须附加字体不小于原文的法语；召开国际会议，主办者需提供所有文件的法语概要；法国公民、法人签订合同必须有法语文本，任何个人违反此法令将罚款5000法郎，法人则罚款25，000法郎。学者西门·芒迪一语道破了法国这一前殖民国家这种立场的转变：“现在最强烈地鼓吹文化多元主义的国家是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荷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50年前正是它们的那些当今退休养老的国家官员们，曾从事着最恶毒的根除少数民族语言的活动。”[36]这些话虽有些刻薄，但这是实情，也反映了世界文化格局的巨大变化。
表1-1 1996年美国电影和欧洲电影占电影市场的份额
受到美国文化威胁的国家扩及全球。冷战结束以来，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抱怨经常是相同的：那些能表明当地或国家特征和连接当地或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似乎处于被全球市场的冷酷力量打垮的危险之中。[37]甚至在美英文化集团内部，一些英语国家对美国文化产品大量输入本国从而影响自己的商业利益也不满意。例如，加拿大对美国文化产业对加拿大文化产业的威胁十分不满。加拿大的95%的电影、93%的电视剧、75%的英语节目和80%的书刊市场主要被美国文化产品所控制。加拿大政府和学者对此深感不安，因此，加拿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本国文化。[38]这种形势正如一位以色列的记者在1996年所说：“在欧洲、亚洲、非洲，实际上是整个世界，都正防守着美国在虚拟空间里势不可挡的影响。”“世界的政策制定者们都在控告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39]世界文化多元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第三节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问世
一、《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诞生
（一）背景
早在20世纪70—80年代，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就开展了争取建立“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的斗争，以期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传播不平衡状况。1976年10月，发展中国家向第31届联合国大会和第1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提交了旨在建立国际信息交流新秩序的议案。第二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以爱尔兰人肖恩·麦克布赖德（Seán MacBride）为主席，由来自16个国家的成员组成。
1980年，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届大会提交了一份准备三年的名为《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交流与社会，今天与明天》（Many Voices,One World）的报告，该报告是第一份对世界传播问题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全球视角的文件，集中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要求。“建立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口号一经提出，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拥护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对。这次斗争集中体现在：（1）尊重国家主权与自由传播信息之争。（2）是否建立国际传播新闻法与新闻道德问题。美国在种种反对新秩序的手段未能奏效后，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管理混乱和过于政治化为由，在1984年12月31日退出了该组织。美国反对麦克布赖德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它试图把大众媒体的控制权交给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英国的撒切尔政府紧随其后，于1985年12月31日也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7月重新加入）。1990年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此后，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力的争取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斗争淡出了国际政治舞台。但这场斗争是《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通过的前奏。
以发展中国家主导的争取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斗争未能取得预期的目标，但是世界信息传播特别是文化信息传播不平衡的状况却有增无减。在西方集团内部，法国、加拿大等国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不平衡的状况加剧，法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感受到美国文化的威胁，反抗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呼声日渐高涨。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等西方国家加入了争取建立世界文化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斗争。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呼声。
面对全球化进程的迅速发展，世界文化多元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法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担起引领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主角，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开展了一系列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立法工作，试图以国际法的形式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具有创造力的多样性》等文件，倡导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为延缓弱小文化的消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取了相应措施，不仅加强了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且加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5届执行局会议上，正式审议和通过了关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条例，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走上了可操作的轨道。1998年6月，加拿大在渥太华组织了首届“文化政策国际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Cultural Policy,INCP）部长级年会，商议如何应对美国文化统治地位，法国、英国、巴西、墨西哥等19个国家参加了会议，而美国被明令排除在外。会议着重讨论在贸易壁垒降低的情况下，抵御外来文化入侵。在此次会议上，成立了“国际文化政策论坛：文化政策国际网络”，旨在为各国文化部长创建一个论坛，针对世界全球化趋势和不断出现的新形势，探讨制定相应的文化政策，创造有利于文化多样性保护和发展的国际环境。这个论坛后来发展到47个成员国。该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世界文化报告1998》通报全球的文化情况，并决心以制定准则的行动来加以回应，提出在全球化加速过程中，保持文化多元性。总干事长马约尔在序言中讲：“在这个相互交往日益频繁、经历着急速变化的世界上，各种文化的前程是什么？一体化常被看作是给20世纪末打下深刻印记的全球化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我们也正在看到一种把人们分开的分散化（fragmentation）的趋势。所能肯定的东西是：我们不能允许失去世界众多文化中的任何一种文化；各种文化的生存取决于它们和平的和创新的共存。”[40]该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起草《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1999年组成“文化多样性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Cultural Diversity,INCD），同年举办了第一次年会，配合起草和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工作。
在上述紧张和充分的准备之后，在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上，与会国一致通过了旨在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二）《宣言》的基本内容
《宣言》总计3000字左右，主要内容包括前言和正文两大部分。
在前言中，对文化等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明确了制定《宣言》的目的，追溯了制定宣言的国际法法理渊源。
《宣言》的前言指出：“应把文化视为某个社会或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的不同特点之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文化还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对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和文化多元化（cultural pluralism）的含义进行了界定，文化多元化是与文化多样性这一客观现实相应的一套政策。
制定宣言的目的，一为“如同保护物种多样性一样，保持文化多样性”；二为反对原教旨主义和分离主义。
《宣言》的法理渊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国际人权文件，即《国际人权宪章》，包括1948年发表的《世界人权宣言》，以及1966年订立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关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条款；（2）教科文组织的《组织法》，该法第一条特别规定教科文组织的宗旨之一是，建议“订立必要之国际协定，以便于运用文字与图像促进思想之自由交流”；（3）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国际文件中涉及文化多样性和行使文化权利的各项条款，这些国际文件主要有：1950年的《佛罗伦萨协定》，1952年的《世界著作权公约》，1966年的《国家文化合作宣言》，1970年的《关于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公约》，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6年的《内罗毕议定书》，1980年的《关于艺术家地位的建议》，以及1989年的《关于保护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建议》。
《宣言》的正文部分通过了关于文化多样性的原则，分为四部分：特性、多样性和多元化，文化多样性与人权，文化多样性与创作，文化多样性与国际团结。每部分各有三项条款，共12条，简明扼要。其主要原则是：
（1）世界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宣言》的第一条为“文化多样性，人类的共同遗产”。这份对会员国有道义约束力的文件，有史以来第一次承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
（2）捍卫文化多样性是与尊重人的尊严密不可分的应尽义务。
（3）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务不同于一般的商品。这是《宣言》中最引人注目的最关键的新原则。第三部分“文化多样性与创作”的第八条中，明确规定：“面对目前为创作和革新开辟了广阔前景的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变化，应当特别注意创作意愿的多样性，公正地考虑作者和艺术家的权利，以及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务的特殊性，因为它们体现的是特性、价值观和观念，不应被视为一般的商品或消费品。”
（4）市场经济不能保证文化多样性，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首要作用。在第四部分“文化多样性与国际团结”中，明确表明“目前世界上文化物品的流通和交换存在着失衡的现象”，申明“单靠市场的作用是做不到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这一可持续发展之保证的。为此，必须重申政府的政策在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合作具有首要作用”。这是对市场经济不能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首次表述。
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一）《公约》的通过与生效
在国际法体系中，各国联合发表的宣言只有道德的约束力，没有法律的约束力，因而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大会通过决议，决定起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公约》。中国积极支持该公约的起草工作，文化部外联局的官员曾担任过该公约起草委员会的主席。美国得知要起草《世界文化多样性公约》，为获得在起草公约时的话语权，该年美国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起草过程中，将《世界文化多样性公约》的名称更鲜明地称为《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2005年10月20日晚7：00（巴黎时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大会上，与会的154个国家中，148国赞成，2国反对（美国和以色列），4国弃权（澳大利亚、洪都拉斯、利比里亚和尼加拉瓜），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国家一致投了赞成票，可见美国在与欧盟之间在保护文化多样性上的分歧。
2007年3月18日，在第30个国家递交批准书的三个月之后，根据相应规定，《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开始生效。截至这一天，共有52个国家批准了这项《公约》。首先批准《公约》的是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欧洲联盟。2006年12月29日，中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批准了该公约。
历史上，联合国成员国从1948年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到1966年通过《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两个公约，用了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2001年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到2005年10月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只用了4年。《公约》2007年2月生效。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前世界各国对抵御美国文化入侵以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急切。
（二）《公约》的内容
《公约》是《宣言》的具体化和法律化。《公约》由序言、正文、附件等部分构成，正文共计七章三十五条，约1.5万字。
序言用二十一条的篇幅全面地陈述了订立公约的原因，再次阐述了《宣言》中的重要思想：确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认识到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对其加以珍爱和维护；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它使人类有了更多的选择，得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形成价值观，并因此成为各社区、各民族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一股主要推动力；确信传递着文化特征、价值观和意义的文化活动、产品与服务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性质，故不应视为仅具商业价值。
第一章为目标与指导原则。第一条约定《公约》的目标有九条。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五条：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以互利的方式为各种文化的繁荣发展和自由互动创造条件；鼓励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以保证世界上的文化交流更广泛和均衡，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尊重与和平文化建设；承认文化活动、产品与服务具有传递文化特征、价值观和意义的特殊性；重申各国拥有在其领土上维持、采取和实施他们认为合适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政策和措施的主权。
《公约》第二条约定的八项指导原则如下：一、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原则；二、主权原则；三、所有文化同等尊严和尊重原则；四、国际团结与合作原则；五、经济和文化发展互补原则；六、可持续发展原则；七、平等享有原则；八、开放和平衡原则。
第二章为适用范围。第三条规定了公约适用于缔约方采取的有关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政策和措施。
第三章为定义。第四条对本公约中的八个概念——文化多样性，文化内容，文化表现形式，文化活动、产品与服务，文化产业，文化政策和措施，保护，文化间性进行了定义。“文化间性”指不同文化的存在与平等互动，以及通过对话和相互尊重产生共同文化表现形式的可能性。
第四章为缔约方的权利和义务。这一章是公约的实质性内容，规定了权利和义务的一般规则及具体规定。
第五条规定的权利的一般原则是：“缔约方根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及国际公认的人权文书，重申拥有为实现本公约的宗旨而制定和实施其文化政策、采取措施以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及加强国际合作的主权。”规定的义务的一般原则是：“当缔约方在其境内实施政策和采取措施以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时，这些政策和措施应与本公约的规定相符。”
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分别在第六条“缔约方在本国的权利”，第七条“促进文化表现形式的措施”，第八条“保护文化表现形式的措施”，第九条“信息共享和透明度”，第十条“教育和公众认知”，第十一条“公民社会的参与”，第十二条“促进国际合作”，第十三条“将文化纳入可持续发展”，第十四条“为发展而合作”，第十五条“协作安排”，第十六条“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第十七条“在文化表现形式受到严重威胁情况下的国际合作”，第十八条“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以及第十九条“信息交流、分析和传播”中做了规定。
第五章为与其他法律文书的关系。第二十条“与其他条约的关系：相互支持，互为补充和不隶属”和第二十一条“国际磋商与协调”确认《公约》与任何已存在协定之间的不相隶属性及互为补充性，鼓励各方在处理本公约与其他条约（主要是世界贸易组织公约）的关系时，做出更有利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安排。
第六章为公约的机构，在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四条分别对缔约方大会、政府间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的组成和活动做出了规定。
第七章为最后条款。第二十五条至第三十五条分别对争端的解决，会员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加入公约，联络点，公约生效，联邦制或非单一立宪制，退约，公约保管职责，公约修正，公约的有效文本，以及公约登记作出规定。
虽然公约内容丰富，但是其核心内容是：承认了文化活动、产品与服务具有传递文化特征、价值观和意义的特殊性，它们不同于其他产品。不认同世界贸易组织将文化活动、产品与服务混同于其他产品的约定；各国拥有在其领土上维持、采取和实施它们认为合适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政策和措施的主权，保护和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其中，各国拥有在其领土上维持、采取和实施它们认为合适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政策和措施的主权，这一条最为关键。它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文化信息方面）是对“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中关于尊重国家主权与自由传播信息之争的一个结论，部分地完成了“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斗争的遗嘱。文化信息的自由流通是国家主权指导下的文化信息的自由流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保护自己的文化特色，有利于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
（三）美国反对《公约》的理由
通过《宣言》时，美国尚未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没有投票权。2003年美国申请重新加入教科文组织，美国作为成员国参加了《公约》后期的起草工作，并参加了2005年11月教科文组织大会最后的投票。只有美国和以色列对《公约》投了反对票，美国在大会的会场上很孤立也很尴尬。美国出于什么原因投了反对票呢？查阅教科文组织起草《公约》的讨论会议记录，显示反对意见主要有三条：反对文化活动、产品和服务的双重属性，美国不承认这种双重属性，认为文化活动、产品和服务与其他商品没有什么两样，它们只有商业属性；反对主权国家有权在本国境内为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采取保护性措施；反对《公约》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制约作用。《公约》规定它不隶属于其他国际条约，也就是说，文化活动、产品和服务具有特殊性，不能像其他商品一样完全的自由流通。美国反对《公约》的理由中，核心是反对各国为保护自己的文化采取文化政策的合理性，即反对在国际法的领域确认主权国家采取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相关政策的合法性。
（四）《宣言》和《公约》的历史意义
《宣言》的通过和《公约》的生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在《宣言》获得通过时宣布：“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设立了一个如此综合的标准和手段，将文化多样性提高到了‘人类遗产’的高度，其对于人类的必要性正如生物的多样性之于自然的必要性。同时，文化权利的保护也成为一种道德强制力量，同人类尊严密切联系，不可分割。”[41]它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人类文化多样性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刻，从伦理和国际法上阻止了美国文化独霸全球的发展趋势，在人类文化发展上，它阻止了文化“单一主义”，并首次建立了可以用国际法来保护多种弱小文化的世界性制度。如果说1948年以来《人权宪章》的制定和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签署，昭示了人类社会构成的基本准则为人类普遍接受，使人权最终成为一种公认的普世性价值，那么《公约》的生效意味着关于文化间关系准则的新的理解并成为普世性的价值，意味着从地理大发现以来持续了五个多世纪的西方文化中心论在国际社会中从国际法上丧失了合法性，西方中心论被国际社会所唾弃，成为文化偏见。因此，《公约》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从文化理论上讲，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相对论受到了除美国之外的全世界政府的认同。19世纪后期，受到查尔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文化人类学界出现了文化进化论。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77年发表的根据自己40年的研究、观察和搜集的材料，写出的著作《古代社会》就是代表作之一。该书发展了文化进化的理论，是对文明的起源和进化所做的最早的、重大的论述。书中重视文化的进化性质，提出社会变化的革命性质，人类经历了蒙昧时代（savagery）→野蛮时代（barbarism）→文明时代（civilization）的演进；预言了社会制度向比较公平化发展。作者认为，文化的所有方面，包括家庭结构、婚姻、亲属范畴、政府形式、技术、食物生产策略都会随着社会的研究而变迁。
认为人类社会是发展前进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不同文化间的进步不是单一模式的。认为人类都是以一种模式向前发展的文化进化论为欧洲国家试图通过殖民来支配世界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这成为文化帝国主义或文化中心论的理论基础，西方国家已经走过了前两阶段，以其价值观为标准来评价其他文化价值观的优劣，并以此站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介的制高点上，评判他人的行为。
19世纪末，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提出“文化相对论”，对文化进化论提出了批评，认为将文化与一个认定的文明绝对标准（被西方人类学家所定义）相比较是不正确的，殖民主义者运用这个理论来支持自身文化的优越性，这是民族中心主义。他认为文化只能在其自身环境中被理解，任何社会的文化都必须被看作是由这个社会独特的历史所造就的，各民族文化没有高低之分，不能用自身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去判断另一种文化，不能用一己诠释的框架去套用或解释其他文化现象。这被称为文化相对论。《公约》序言中指出，“确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第一章“目标与指导原则”中的八项原则之一是：“所有文化同等尊严和尊重原则：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前提是承认所有文化，包括少数民族和原住民的文化在内，具有同等尊严，并应受到同等尊重。”这实际上是对文化相对论的肯定，对文化民族中心论的否定。
第四节 美国相对衰退和中国和平复兴
一、一超走弱，多强易位
国际格局变化主要取决于实力分配与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大国战略关系变化频繁，一般5—20年就发生变化，大国间的实力分配（世界范围内的大国实力排序情况）则可能需要30—50年才会发生显著改变。战略关系变化与大国实力分配变化相结合，使得国际格局在数十年内就可能发生质变。[42]
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综合实力开始从巅峰走向相对衰退。2001年发生了极端恐怖分子驾驶飞机冲撞美国纽约世界贸易大楼的“9·11”事件。2001年10月7日起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动了针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3月20日美国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发动了入侵伊拉克的战争。这两场战争延续了10年，耗费掉1.6万亿美元。斯蒂格里茨和比尔米斯合写了一本书《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他们认为，单对伊拉克战争，截至2008年年底，美国的直接战争费用超过8000亿美元，加上间接的费用，这场战争起码要消耗美国3万亿美元。2008年美国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受到很大冲击。美国的硬权力和软权力受挫，从冷战结束后的巅峰走上下坡路，开始衰退。在这一时期，以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兴旺发展，金砖五国的国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近30%，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2012年“金砖五国”的GDP约占世界总量的21%，贸易额占世界的15.5%，对全球的经济贡献率超过50%。从2001年到2010年，五国之间的贸易年均增长28%。[43]“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使得世界向多极格局演变的速度加快。国际关系的中心开始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拉动这个转移的主要因素是亚洲在崛起。20世纪60年代，亚洲的GDP占全球10%，2013年占25%，再过20年有望占到50%。美国《新闻周刊》前总编辑法里德·扎卡里亚在2008年出版的《后美国世界》探讨了世界历史变化的大趋势。他认为，当前的转折是过去500年来人类历史第三个重要的结构性转移。第一个是西方世界的崛起，主要是指西欧；第二个是美国的崛起；第三个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44]
世界格局开始由“一超多强”向多极的路径演变。在经济实力上，表1-2显示了1990年到2014年世界各国GDP前五名排名易位的情况。2005年之前，排在前五名的都是西方国家，美、日、德始终位居前三名；2006年中国跃居第四；2007—2009年中国赶超德国，位居第三；2010年中国以0.354万亿美元的优势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中国仍位居第二，但比日本高出了5.764万亿美元。
表1-2 世界各国GDP前五名排名及所占比重（1990—2014）[45]
单位：万亿美元
经济实力对军事实力有重大影响。随着世界各强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各国军事实力也发生了变化。军费开支是各国军事实力发展变化的一个指标，从世界军费开支前五名国家的排名变化，可以洞察各强国军事实力多强易位的情况。2003年之前，排名前五名的美、英、法、日、德都是西方国家；2004年中国取代德国排名第五；2005年中国取代日本排名第四；2007年中国取代法国排名第三；2008—2010年中国取代英国排名第二，俄罗斯取代日本排名第五。见表1-3。
表1-3 世界军费开支前五名国家及所占比重（1998—2010）[46]
单位：10亿美元
总之，21世纪以来美国对外的一系列战争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们不仅冲击了美国的金融和经济领域，也削弱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综合国力，美国相对衰落，形成了一超走弱、多强易位的国际格局走向。
二、中国经济总量追赶美国
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的发展尤其迅猛。在世界GDP的排名榜上，美国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位居第一，但21世纪以来中国追赶美国的步伐加快。1970年中国排名第十三（除苏联外），为272亿美元，美国为10，255亿美元，中国的GDP只是美国的2.65%；2001年，即发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这一年，中国GDP在世界排名第六位，为11，590亿美元，美国为101，714亿美元，中国的GDP是美国的11.39%；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排名第二位，为903，866亿美元，美国为1，619，796亿美元，中国的GDP是美国的55.8%。这是新中国在1972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成为世界性的政治大国之后，在21世纪初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大国。
2000年与2010年中美主要经济数据对比显示，11年中，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在各项指标上的差距在迅速缩小，呈现追上美国的趋势，见表1-4。
表1-4 2000年、2010年中美主要经济数据对比[47]
单位：美元
1998年，著名的世界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1926—2010）在他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OECD Development Centre,Paris，1998）一书中，从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历史长河和未来趋势的角度大胆预言：中国可能会在未来数十年中继续其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他首次采用购买力平价（PPP）方法，预测1995—2015年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5.5%，美国为2.1%，到2015年时中国GDP将达到并超过美国，相当于美国GDP的100.7%。自2010年以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少则十年，多则二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48]2011年，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在《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一书中，基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包括各国的GDP、贸易和资本进出口占全球的比重等不同指标，提出中国现阶段已经处于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引导地位的关键时刻。他预测，2030年前后，中国在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将非常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人民币作为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它来临的时间和速度将比我们想象得要快。分水岭时间为2030年，甚至还可能提前。[49]迄今为止，少有人对2020年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预测持反对意见，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50]
2004年11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撰文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的崛起具有更加重大的历史意义，实际上这标志着世界事务的中心由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的转移。”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仅次于美国和平衰落的影响世界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2014年4月底，世界银行根据2011年国际比较项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的结果推算，按购买力平价，2014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同年10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正式公布，中国按购买力平价算法的GDP为17.632万亿美元，美国为17.416万亿美元，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101.1%。
胡鞍钢等著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51]不仅引用了世界银行GDP的最新数据，而且首次采用发电量作为衡量一国的现代化因素，并以美国发电量100%作为基数。1950年，中国的发电量仅相当于美国的1.2%；1980年，中国的发电量相当于美国的12%，美国的现代化因素相当于中国的8倍之多；2010年，中国的发电量就已经相当于美国的97.2%；2013年更是超过了美国，达到了美国的126.5%。这就验证了中国不仅是在GDP（价值量）上超过美国，而且在现代化因素发电量（实物量）上也已经超过了美国，前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计算出来，后者则是实实在在地测定出来的，不过两者之间呈同方向上升，并不断趋同，都反映了中国如何快速追赶美国并超过美国。[52]
2014年12月7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名利场》（Vanity Fair）上发表了题为《中国世纪》（Chinese Century）的文章，根据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的最新GDP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2014年1月3日发表的英国经济学家利亚姆·哈利根的文章《标志着回归世界旧秩序的一年》中写道：“2014年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是什么？这取决于你的视角。作为一名经济学学痴和长期研究东方新兴市场的人，我将因为统计学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记住2014年。正是在2014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如今，在欧洲和美国先后主宰世界两百多年之后，不论我们喜不喜欢，东方注定将再一次主宰全球商业。”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将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将人民币视为仅次于美元、欧元的第三大货币，起地位超过居第四、第五位的日元、英镑。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得到西方大国的承认。
新中国用了六十多年的时间，成功地走完了美国花了几百年时间的现代化过程，完成了现代化追赶的第一步目标，即在主要现代化指标的总量方面超过美国。与此同时，又开始了现代化追赶的第二步目标，即在主要现代化指标的人均方面继续追赶美国，并在构建共同富裕社会、创新绿色现代化、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等方面超越美国。
三、中国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
（一）从经济“走出去”到文化“走出去”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对外政策上实行韬光养晦，最初在经济领域实施招商引资，将国外的资金和企业“引进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逐渐发展到实施中国的资金和企业“走出去”战略。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扩大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此次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
随着在经济领域实施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从中逐步延伸出文化“走出去”战略。20世纪末以来，全球文化产业以一年平均7%的速度增长，文化产业逐渐成为各国重要的经济增长点。2000年全球文化产业产值达到了1.3万亿美元，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7%。与此同时，文化产业进出口贸易也以较高的速度增长。1994年至2002年，全球文化产品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3%。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文化产品进出口对各国经济的贡献日益增大，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占商品进出口总额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日益扩大，而中国的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占商品进出口总额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大大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2002年，中国核心文化商品的进出口总额为63.8亿美元，只相当于英国的2/3，而当年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比英国多50.3亿美元。中国核心文化商品的进出口总额占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不仅低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比重较高的国家，还低于瑞士、西班牙等国。从中国文化产品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比较来看也明显偏低，2002年，中国这一比重为0.5%，而瑞士、英国、加拿大分别达到1.4%、1.1%和0.8%。因此，加大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步伐，扩大文化产品的进出口规模，不仅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环节。[53]
2003年12月，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大力发展涉外文化产业，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走出去”战略首次出现在文化产业领域。党的十六大明确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战略任务。
（二）从文化“走出去”到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正如《宣言》所指出的，“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务的特殊性，因为它们体现的是特性、价值观和观念，不应被视为一般的商品或消费品。”中国文化“走出去”，必然体现其特征、价值观和观念，必然会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带去中华文化影响力。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将文化“走出去”与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紧密联系起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提高国际影响力，语言是重要的交流桥梁，为适合海外民众学习汉语的需求，2004年11月21日，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教授汉语和中华文化。截至2014年9月，中国国家汉办已在全球123个国家合作开办了465所孔子学院和713个孔子课堂，成为汉语教学推广与中国文化传播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孔子学院成立和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
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的重点之一是：抓好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对外文化贸易，初步改变中国文化产品贸易逆差较大的被动局面，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
（三）从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进入21世纪以来，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经济较量中的文化因素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的不断增强，为中国提高软实力奠定了基础。在软实力的要素中，相对于政治观念、对外政策两项要素，中国文化软实力有着明显的优势。中国文化“走出去”有着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中国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包括旅游观光、文物珍宝、民俗风情、表演艺术，尤其是具有普适性的价值理念。其次，拥有巨大的潜在国内市场。经过二十多年的持续发展，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增长，需求结构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将给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巨大的需求拉力。最后，海外华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海外华人总量接近8000万人，他们对中国文化都保持着一定的认同感，本身存在着巨大的对中国文化产品的需求；同时，他们既了解国外文化市场的特点，又与国内保持着联系，可以带动非华人对中国文化产品的消费。因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逐渐成为中国的国策。
2007年10月15日，“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正式进入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论及今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工作时，表述了这个概念：“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中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十七大报告在提出国家文化软实力时，其内涵不仅包括国内文化软实力，而且包括对外文化软实力。对外文化软实力就是“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54]。国家文化软实力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部分，在2008年1月22日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得到更明确的表述：“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增强国家亲和力和影响力，是全面增强中国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之举。”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对外部分（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增强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弘扬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具有历史文献和文明遗产的价值，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并以包容性的特征彰显其全球性价值。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一项迫切任务，是认真总结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经验”中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
提升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的直接体现。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方位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影响力大大上升，军事力量持续增强。面对中国力量不断上升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从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中国周边一些国家，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就其实质内容而言，既包括“军事威胁论”“意识形态威胁论”，又包括“经济威胁论”“文明威胁论”“生态威胁论”等。害怕中国的发展强大将挑战其既有的国际地位，借“中国威胁论”来制约中国的崛起发展。提高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要求通过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和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增强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中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把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策，准确有效地传递给外部世界，充分表达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美好心愿，消释“中国威胁论”。
增强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不断提高中国文化的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仅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任务，也是文化多样化背景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工作重点。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47.9亿美元，仅占当年全国出口总额9601亿美元的0.49%。中国文化产品出口额与中国文化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2010年《文化软实力研究蓝皮书》指出，中国文化产业占世界文化市场比重不足4%（美国43%、欧盟34%、日本10%、澳大利亚5%、中国及其他亚太国家4%、其他4%），与国内生产总值、外汇储备等硬实力相比，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较为落后。因而，需要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支持重点主流媒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完善译制、推介、咨询等方面扶持机制，开拓国际文化市场。[55]增强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助于实现提高硬实力和提高软实力的双重目标。
（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密切相连
2012年11月8日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是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新的要求。其中对外文化软实力的新要求是，“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开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56]十八大报告还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第一次向世界传递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两年多来，习近平62次谈到“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对命运共同体的不断阐释，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从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体现了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理念，提交出一份思考人类未来的‘中国方略’。”[57]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密切结合起来，中国文化走出去将服务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