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当地的人观

贝特森（2008：182）曾提出一个概念，叫做精神气质（ethos），“精神气质是一个情感态度系统，它决定了一个社群对生活情境所能提供的各种满足和不满足所赋予的价值，而且我们已经看到，精神气质可以被恰当地视作‘组织个体的本能和情感的文化标准化系统’”。虽然贝特森的这个定义容易让人想到文化建构主义（Cultural Constructivism），即个体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完全是由社会文化决定的，不过对文化建构主义的反思并不能否定人的社会性存在和文化特征。一个社会中的定向性情感往往与社会日常生活以及伦理道德体系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对一些人和事表露强烈的气愤或者尊敬的情感态度并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和文化的精神气质让人们知道自己应该表露什么样的情感态度，否则就会被大家视为不合格或不正常的人，这也是人之为人的基础之一。相反，如果在人生过程中由于自我的迷失而成为人们所认为的不正常的人，那么，也可以通过行为以及精神气质的“修炼”重新成为一个“人”。

2010年4月20日（阴历三月初七）的午后，我跟着北关村泰山庙会筹备组到村上挨家挨户去攒戏钱，用以筹备三月二十八日的庙会。这一天，我们来到白水桥以北的北商场附近，这一带的居住形式显得比较凌乱，除了本地居民以外，还住有很多从乡村来到县城做生意的人，当地居民除了出租家里的房屋，也会在附近搭建一些简陋的平房用以出租。在一条巷子里，我跟几位庙会筹备组成员在路边等其余人的时候，看到旁边一根电线杆上贴着一份很醒目的广告；粉底黑字，题目叫做“求子”，大意是一位刚结婚的女子遭遇了不幸，丈夫没有生育能力，希望身体好的男子能够帮助自己满足做一位母亲的愿望，最后说到倘若怀孕了，将以重金答谢。广告上面印有一位年轻的女子，长相很好，但有搔首弄姿的味道。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广告，多半是出于好奇，心中思忖怎么还有求别人帮自己生孩子的事情，便看着广告发呆；这时，张叔忽然走过来斥责我：“你怎么看这种东西！”看着他生气的样子，我很纳闷，便问他为什么我不能看。张叔是位脾气很暴躁的人，他说：“不能看就是不能看，这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男人家都不看，你一个女孩子，看什么看！”

过后，我问了几位年轻朋友，他们告诉我那是色情广告，性工作者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给出她们的联系方式；我这才明了张叔对我发火的缘由，也才注意到，后来在我们攒戏钱的过程中，再遇到这类广告，他们都会有意地避开不看。又隔了几天，我继续跟着庙会筹备组攒钱，我们来到县城街道背后的一片巷子里时。有一个巷子，沿道有一排很显眼的铺子，初看上去，外面挂着“洗发店”或“理发店”的牌子，但与一般的理发店似乎又不一样；显然可见，主人没有花太多的心思在门面的装潢和点缀上。筹备组有一个朋友悄悄告诉我，这些都是“小姐们”的工作场所，我注意到，当他告诉我这个事情时，有意地避开同伴，仿佛他仅仅说起这些都是对自己人格的污染；看他神神秘秘的样子，同伴便问他跟我说了些什么，他又不得不用一种近乎神秘的语气说：我告诉她这里都是那些人的地方。他把之前对我说的“小姐”换成了“那些人”。

关于庙会攒钱的问题，庙会筹备组在开会的时候就达成一致意见，依旧按照以前的惯例，只针对北关地区内的常住居民收取戏钱。但是在具体的收钱过程中，会头们发生了分歧；总会长提出要对北关地区所有居民和商铺收钱，包括常住居民和暂时的租客，筹备组里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员认为这破坏了以往的规矩，也破了惯例，很多居民和商铺未必会愿意交钱，难免发生口舌之争。但最终大家还是赞同了会长的提议。会长极力要更改规矩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只向常住居民收取戏钱可能会不够庙会的开销，这位会长是个四十来岁的生意人，据说是迄今最年轻的会长；他说想多收些戏钱又不是要占为己有，无非是想把这一年的庙会办得更好，这不仅是给北关村争光，也是每一位筹备组成员的光彩，但是如果办得不好，谁的脸上都无光；他认为物价在飞速增长，每户交的戏钱很难一下子提高多少，只能扩大收钱的范围。于是，这一天筹备组一行人走进了“那些人”的理发店。

到了第一家“理发店”时，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筹备组的人谁都不愿意推门进去，上了年纪的成员更是站得远远的，像是躲避瘟疫一般；其他几位年轻的会头也不愿意进去，最后，会长差遣了一个人，据说这个人是大家公认的不正经之人，而他倒也乐呵呵地进去了。进去的那位成员很快就出来了，并带出消息说，她们不愿意交钱。连续十来天的挨家挨户筹钱已经让筹备组的人感到了疲惫，他们的耐心越来越少；通常情况下，遇到为数不多的不愿意给钱的，他们先是装作生气的样子，并摆出一副不给钱就不离开的架势，这时候对方往往犹豫片刻便会交戏钱了，尤其是那些正在做生意的商铺。筹备组的人站在门外等了一会，见里面的“小姐”并没有送钱出来的意思，他们便在外面与“小姐”你一句我一句地争执了起来。争吵中，几位年轻的会头便推门进去，我也顺势跟了进去，看到“理发店”里只有一面简单的镜子和一张破旧的沙发，梳妆台上没有任何理发的工具；在这个狭小的客厅后面有三四个用简单的薄木板隔成的小房间，只见其中半开着门的一间房里，床上躺着一位男子。和大家争吵的那位“小姐”似乎是负责人，其余的人都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露面。这位“小姐”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给钱，她说她们挣钱也不容易，以往北关泰山庙会从未向她们收过戏钱，她们也从不去看戏，而且她们当中有的是刚来的，凭什么要交钱。几位年龄大些的会头建议不要与她们争执，早点离开，况且向她们收的戏钱也只有十元，为了十元钱与“那些人”争执完全没有必要；但是，一些年轻的成员却反而执意要她们交钱，便说到，只要在北关地界上做生意，就都受到泰山爷的庇佑，就有交戏钱的义务。而那位“小姐”反驳，她们不需要泰山爷的庇护。对此，筹备组的一些人大声说，哪些人能在北关村的地盘上做生意那也要北关人说了算。这已经有了恐吓的味道。几经争吵之下，那位“小姐”开始指责他们乱闯私人空间、扰乱她们的生意。这时，会长开口说了这样一句话：“乱闯私人空间？请问你们是人吗？这里是人待的地方吗？这里是猪窝！”那位“小姐”马上回了一句：“对，我们是猪，我们这里是猪窝，但你们不是也来么，你以为你们就是人啊！”

在跟着大家一起筹备戏钱期间，我渐渐知道了这位会长的故事。其实，早在大家知道这一届泰山庙会的当选会长之后，就有不少人在议论，而且，这位会长同时也是这一年北关社火的总社火头，他叫李又仁。北关泰山庙会虽然算是一项民间自发的活动，村委会在其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每一届庙会村民选好的会头名单必须经过村委会的同意才算生效。北关庙会是由北关村的四个生产队轮流承办，这一届庙会结束之前，下一个承办的生产队要向村委会递交一份他们自发选举好的会头名单，经过同意后便用红纸张贴于村委会会议室的墙上。有一天，我跟张叔提起李又仁，他愤愤地说：“他是去年给我弟弟送了不少好烟好酒，才得到这个会长的。”张叔的弟弟是北关村委会领导之一，张叔这样说的另一层含义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李又仁原本没有资格做这个会长。特别是在筹戏钱的这段时间，大家看到李又仁带着一群人到家里来收钱，很多人议论道：三社没有人了么，怎么选了他做会长！

在西和，当人们说起一个家庭、一个地方有没有人或者出不出人，在这种语境下的“人”通常是指人才、人物或者德高望重之人；当人们议论北关村三社是不是没有人了，怎么选李又仁做会长时，显然大家并没有将李又仁放入“人”的分类当中。而这并不是大家的偏见，因为李又仁确实干过“坏事”，大概二十年前，他因犯事蹲过监狱。有意思的是，在大家质疑李又仁担任会长的合法性的同时，又在佩服李又仁的能力，他们说无可否认李又仁也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从监狱出来之后，不仅成了家还立了业。

据说二十年前，那时李又仁二十来岁的样子，他与一伙人深夜进入一户人家偷窃未遂，被主家发现，他们失手打死了主人；后来，公安局抓到了李又仁以及这伙人的头头，头头被判死刑，作为从犯的李又仁被判无期徒刑。还有人说，当年李又仁不仅打了人，在那之前还强奸过一个女孩。李又仁的父母很要强，家境也不错，他们疏通各种关系、花了不少钱，最后不仅将李又仁的刑期减至十年，还给他在监狱里找了个“文职工作”，负责出黑板报。十年刑满，李又仁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已经三十好几了，无家室、无事业、道德沦丧，大家都觉得这个人虽然提前出狱了，但蹲过监狱的人无论怎么样都是废人了。不过，李又仁当时做了一件震惊很多人的事情，据说在出狱之后的那年腊月里，他便在县政府的大门口摆了一张桌子，在那里提笔书写对联出售。原来，李又仁在监狱里利用出黑板报的机会练了一手不错的毛笔字；西和人喜爱字画，每逢腊月总有一些毛笔字写得不错的人在街上或家里写些对联出售。在西和，一个人若要能写一手好的毛笔字会受到大家的尊重。很显然，李又仁出狱后便出来写对联出售应该不单单是为了挣些钱过年，他在县政府大门口摆摊位写对联出售，这个事情本身具有几个隐喻。首先，将摊位选在县政府大门口，李又仁想告诉大家，他并未因坐过牢而抬不起头；另外，他也想通过写字为自己赢取一些道德资本。直到现在，他一直坚持苦练毛笔字，我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打听起他练字的历史，他的朋友在一边半开玩笑地说他是在监狱里练出来的，接着又说他坐牢倒坐出本领来了，对朋友的这种说法，李又仁脸上倒也露出几分得意之色。不管怎么样，李又仁出狱之后在政府门口卖字的行为让很多人为之折服。即便到现在，每当提起这个事情，大家依然会感叹说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事情。

后来，在家人的帮助下，李又仁在当地承包起一座矿山，挣了些钱；又从远乡娶了个姑娘，几年之后，他自己买了块宅基地修起新房，带着妻儿从老宅搬了出来。这几年，他的生意越做越好，与此同时，他也想参与到村里的公共事务中去，比如出力出资办社火、想尽办法与村领导搞好关系争取到泰山庙会会长的职位。当他的身影逐渐走入村庄的公共生活时，大家都明白他是想借此提高在村里的威望，言外之意，他也是在尽力洗去个人历史中的污垢。

虽然年轻时的李又仁在大家眼里就不是一个好人，但确实是从他蹲监狱开始，首先作为个体的李又仁从村庄里消失，其次，他的道德以及社会性存在都被取消，在人们眼中，他不再是一个“人”了。而他出狱之后所做的事情，正是试图想找回曾经丢失了的东西，让自己重新做回“人”，所以，在他与“小姐”吵架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有资格说对方不是人。

在小城西和，并不单单有文化、有权势、有钱、有人脉的人就会被大家视为“大人物”，因为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人品。这里的“人品”就类似于精神气质，表现为谦逊、自制、彬彬有礼、具有独立意志等，总之，是大家心中的“理想的人”。关于“理想的人”，并不是要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这样的人，而是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这样的标准，去看自己、看别人。在小城西和，关于“人”的讨论大多表现为以男性为主导的特征，很少将女性纳入“理想的人”的范畴，比如在谈论一个地方有没有“大人物”的时候，人们很少会提及女性，即使一个地方确实有很优秀的女性，人们也鲜有将她们与“大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包括女性自身也不会将自己认同于“大人物”。这就如西和传统院落的结构设计是一样的，在有些空间里，女性始终是被悬置的，不管是在经验层面还是在观念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