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源泉的探析以及对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启示

赵晓军　王灿

日前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6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被设定在6.5%—7%的区间内。由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我们深入地剖析经济增长的源泉，从而对症下药，推动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

一、社会分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从未停止对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的思考和探寻。目前主流的观点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该理论将生产过程定义为形如Y=AF（K, L）的函数，其中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A表示技术进步。在一个经济体中，通过投入资本和劳动可以提高产出，但由于受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单纯地增加要素投入并不能支持经济长期增长。而技术进步可以促进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的提升，为经济提供持续增长的动力。因此，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然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并未对生产函数F（·）给予足够的关注。在其理论框架中，一个重要的假设是产出关于资本是边际递减的。但笔者认为，如果存在开展社会分工的可能，则可以通过对生产过程进行细分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使等量资本获得更高的产出。以Cobb Douglas生产函数y=f（k）=kα，0＜α＜1为例^[1]，该生产函数满足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减假定。如果我们将人均资本k分为γ和（1-γ）两部分（其中0＜γ＜1）分别进行生产，得到的产出为y′=γαkα+（1-γ）αkα，显然，每部分资本的生产依然服从边际产量递减规律，但所带来的产出之和y′＞y。由此可见，对资本进行分割从而使生产过程得以细化，可以在其他三种源泉保持恒定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再次增长。这一思想源于杨小凯的“分工报酬递增”理论，虽然由于某些技术上的原因^[2]，该理论并未被主流经济学所接受，但笔者认为，社会分工是经济增长的第四大源泉。

二、社会分工对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启示

社会分工理论不仅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补充，对于解决中国当前的增长困境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古典理论中经济增长的源泉都来源于增量，如增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技术的进步也依赖于增加对研发的投入。而社会分工则是利用经济存量，通过对现有的资本和生产方式进行分割和重新组合实现增长。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产能过剩本质上是存量问题，政府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也是要解决这一问题，社会分工理论恰能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一种思路。如果我们能够找出适合特定产业的分工方式，将过剩产能投入到更加精细化的生产中，这不仅能够消除过剩产能带给经济的负面影响，还可以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可谓一石二鸟之举。从这个角度而言，供给侧改革可以通过对生产结构进行优化，改进和加快现有生产方式的社会分工，细化生产过程。因此，过剩产能不可怕，也无须摒弃，只要能够合理分配好过剩产能，完全可以利用现有的经济存量实现更高速的经济增长。

由于我国的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那么免不了有人会担心：进行社会分工是否会导致国有企业的解体，使其失去对经济的控制能力，进而降低政府对于经济的调控能力？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社会分工或精细化生产并不意味着将国企进行整体分割，使其变成一个个小型的竞争性企业。我们所讨论的分工强调的是资本的“分割”及其与生产方式的“组合”。例如，对于生产钢铁的国有企业而言，它们可以对现有的资本进行分割，并与下游的企业合作，将不同性质的资本与最适合它的生产过程相匹配，形成更小、更高效的生产方式，这一过程并不会影响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因此，社会分工不仅不会导致国有企业的解体，反而有利于国有企业的转型。未来的国有企业不应作为生产型企业，而应当作为资本控股型企业，利用其对经济资源控制力强的天然优势，更合理地分割资本，并重新组织和构建生产方式，提高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实现“在发展中得到控制”。因此，加快推行社会分工不仅可以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还能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大有裨益。

国有企业引导社会分工的优势在于其有助于引导资源的有序流动。在社会分工中，存在无序和有序两种资源流动方式。资源的无序流动源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社会分工，这种生产方式受需求的冲击较大，对生产的增进有限。而资源的有序流动则源于人为诱导的社会分工，它有利于找出资本和生产方式的最匹配的组合，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使生产得以精益求精，从而产生更高于单纯分割资本能够产生的经济增速。以上文中的生产函数为例，当我们以γ的比例将资本分割生产时，显然当γ=1/2时得到的产出最大。资源的无序和有序流动影响的正是γ的取值。以前的社会分工几乎都是无序的，γ等于二分之一的概率几乎为零，并不能实现产出的最大化。而如果现在我们能够利用好国有企业对资源的控制力，主动引导社会分工，推动资源的有序流动，理论上可以使γ向二分之一无限趋近，从而以最有效率的生产结构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只要利用好社会分工这一增长源泉，完全可以令产能过剩、国企控制力过强这些表面上的问题深化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最后，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工与其他增长源泉之间亦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在过去的生产方式中，由于资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生产，所采用的技术或者人力资本并不一定符合异质资本的不同特性，因此投入的人力资本和采用的技术只能是在一个折中的水平上，并不能准确地匹配所有资本。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资本的不同特质进行分割，分别进行生产，就可以为各部分资本匹配到更加适合的技术和人力资本，这相当于对生产函数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因而能产生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更高速的经济增长意味着更多的资本积累，更优秀的人力资本和更高的技术水平，从而有利于资本的进一步细分。因此，社会分工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四大源泉之间的良性循环，推动经济增长率不断提高。

“社会分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也是帮助我国开展供给侧改革，走出产能过剩困境的重要手段之一。相比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社会分工”的优势在于它利用的是存量经济，通过对生产过程和资本的细分和组合，形成更有效率的生产结构；而且一旦找到了资本和生产方式的组合途径，在短期和长期内都可以增加产出，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当前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思路应该是利用国企对经济资源控制力强的优势，找出一种合适的方式引导社会分工，消化过剩产能，促进资源的有序流动，使得不同特性的资本与最适合的生产方式相匹配，用这种精细化的生产结构为经济带来更高的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