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弗雷格与语言哲学
论述语言哲学，一定要谈弗雷格。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语言哲学的基本内容，包括一些重要术语，主要来自弗雷格或与弗雷格密切相关。其二，语言哲学使用的方法，主要来自弗雷格或基于弗雷格。也就是说，弗雷格对语言哲学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语言哲学的历史，却会发现，弗雷格的影响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那样明显，而是经历了一个从不明显到明显的过程。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作为语言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本人似乎有一个从隐藏在幕后到走上前台的过程。在我看来，这个过程本身也许是戏剧性的，但是它反而更加说明弗雷格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可以认真思考一下这个过程。
逻辑原子论的核心思想是：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这一思想在维特根斯坦的名言“世界是事实的总和”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而罗素所说的事物具有某种性质或事物之间具有某种关系，则具体地解释了什么是事实。逻辑原子论提出事实作为探讨世界的基本单位，以此为基础，区别出简单事实和复杂事实，并且由此形成一套丰富的思想理论。这一理论彻底改变了世界是由事物构成的这种传统看法，对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熟悉弗雷格思想的人都知道，弗雷格虽然也提到过事实，比如他在区分思想与真的时候探讨科学家的发现，由此谈到事实，他在给维特根斯坦的信中曾经批评维特根斯坦使用的事实概念不清楚，等等，但是他从未把事实作为一个核心或主要概念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说明，事实也从未在他的著作和思想中占据重要和核心的地位。因此似乎可以说，弗雷格对逻辑原子论没有什么影响。
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一切有意义的命题要么是分析的，要么是综合的。分析命题是必然的，可以通过数学和逻辑来证明；综合命题是偶然的，可以通过经验来证明。由此出发，逻辑实证主义得出很多重要结果。一个非常出名的结果是认为，一切形而上学的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命题既不能用数学和逻辑的方法来证明，也不能通过经验来证明。卡尔纳普对海德格尔有关“不”这一概念的探讨的批判[1]，可以说是这种看法的典型代表，也是这方面批判的典型范例。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是导致分析哲学中关于证实和证伪的讨论。这里牵涉到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一个命题的意义取决于可以被证实，那么它的可证实性标准是什么？许多经验命题，尤其是全称命题，是无法用经验来证实的，但是却可以被证伪，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它们在科学中的地位？应该如何寻求支持它们的证据？等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是认为，应该构造形式语言，抛弃自然语言，通过形式语言来刻画世界的逻辑结构，消除自然语言的歧义给哲学带来的混乱，以此来彻底解决哲学中存在的问题。以上这些观点虽然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其中一些甚至受到分析哲学家自身的批评，比如奎因对分析和综合的区别的批评。但是它们猛烈地冲击甚至颠覆了传统哲学中的一些看法，为哲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视野和范式，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哲学的发展。
了解弗雷格思想的人知道，弗雷格在探讨数这个概念的时候也涉及到分析与综合、先天与偶然等等问题，但是他从未从区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角度来探讨问题。尽管他论述了句子的意义，强调句子的意义和意谓的区别，但是他很少谈论如何从经验的角度来证实句子的意义，更没有把这样的问题放在首位。虽然他常常批评自然语言是有歧义的，强调要从自然语言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提出要用形式语言代替自然语言。因此似乎同样可以说，弗雷格对逻辑实证主义没有什么影响。
是这样吗？弗雷格对逻辑原子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真的没有什么影响吗？在我看来，并非如此。以上只是表面现象。且不说罗素与弗雷格有书信往来，维特根斯坦既与弗雷格有书信往来，也曾多次拜访弗雷格，他们有许多私人交往，卡尔纳普还听过弗雷格的课，等等，即使人们不知道这些事情，只要认真阅读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等人的著作，或多或少总会看到弗雷格的影子。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要么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弗雷格的名字，言明自己从弗雷格的思想受益，甚至对弗雷格表示感谢，要么提到弗雷格的思想观点并进行探讨。也就是说，通过这些人的著作，人们实际上可以看到，在他们的背后站着弗雷格。因此弗雷格对他们是有影响的。弗雷格的影响，也许主要不是体现在一些具体的观点上。确切地说，他们的观点有时甚至是有分歧的，比如罗素批评弗雷格关于专名的论述，认为他没有区别专名和摹状词，维特根斯坦则抱怨弗雷格不理解甚至曲解了他的思想。但是在哲学研究的方法上，弗雷格肯定是有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还是很大的。这是因为弗雷格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他所建立的一阶谓词逻辑成为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等人主要依据的理论和工具。只要看一看逻辑原子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思想，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并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如前所述，逻辑原子论把事实放在核心的地位。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他利用“图像”这一比喻，从事实过渡到思想，并进而过渡到句子，最终围绕句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探讨涉及句子的句法结构，涉及句子的语义解释。但是很明显，所有这些讨论及其所得出来的结论，不仅是依据一阶逻辑进行的，而且几乎没有超出一阶逻辑理论的范围。罗素对于事实的解释，无论是指事物具有什么性质，还是指事物之间具有什么关系，显然也是基于一阶逻辑理论，因为从这里的解释明显可以看出一元谓词和二元（以上）谓词之间的区别。逻辑实证主义与逻辑原子论明显不同，因为它突出强调对命题意义的分析。但是应该看到，在这样的分析中，逻辑实证主义最强调的一点是对逻辑句法的分析。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许多哲学问题，甚至所有哲学问题都是由于句法错误产生的。因此他们提出的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别，前面谈到的三个主要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分析句法进行的；而以形式语言取代日常语言，描述世界的逻辑构造，不过是其思想登峰造极的体现。所有这些，依然是主要依据一阶逻辑进行的。换句话说，无论是把事实放在首位，还是从命题意义出发，实际上都是从句子出发的，都是围绕着句子在进行分析。这一点，恰恰是依据现代逻辑，特别是依据一阶逻辑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这一点，恰恰是来自弗雷格，来自弗雷格建立的一阶逻辑。当弗雷格的语言哲学被人们发现并得到讨论之后，人们同样发现，从句子出发，围绕着句子进行分析，正是弗雷格的语言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
如果说在前一个阶段，弗雷格主要是从方法论上直接对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等人产生影响，从而通过这些人的著作和思想对分析哲学间接地产生影响的话，那么在后一个阶段，弗雷格则直接参与了语言哲学的讨论，并且通过自己的思想直接对语言哲学产生重大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期，弗雷格的著作被重新出版，一些著作被翻译为英文，他的思想开始广泛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随之而来的是，他的所有著作，包括遗著，到了80年代陆续出版并被翻译为英文。简单地说，他之所以有影响，主要在于他不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被研究，而是作为分析哲学的思想来源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其结果是，他的一些著作成为分析哲学的经典文献和基本文献，他使用的一些术语成为分析哲学的基本术语，他的一些思想和理论成为分析哲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并且成为深入讨论的基础，他使用的分析方法成为分析哲学的基本方法。语言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主要是围绕着弗雷格的思想，围绕着有关弗雷格思想的讨论形成的。[2]语言哲学最核心的内容——意义理论——也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形成的。因此，无论意义理论今天有了多么大的发展，讨论弗雷格的思想，至少谈及弗雷格的思想，总是不可缺少的。限于篇幅和本书的目的，下面我们仅以戴维森和达米特为例，来谈一谈意义理论。
众所周知，戴维森的意义理论的核心可以简单地表达为一个公式：s是真的当且仅当p。这个公式可以称之为戴维斯纲领。[3]意义理论，顾名思义，主要是要思考语言的意义是什么。在戴维森看来，问一个句子或一个命题是什么意思，回答一定是这样的：“s意谓p”。这里的“意谓”是一个内涵概念，不太容易分析。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转换为外延的，就可以通过逻辑的方法来处理。因此，他通过“是真的当且仅当”替换了这里的“意谓”，或者说，他以前者解释后者。我们知道，在这里，戴维森主要是依据塔尔斯基的真之语义学，从而把真这个概念看作是一个初始概念，以此来解释“意谓”。表面上看，戴维森纲领与弗雷格的思想似乎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看一看戴维森的著作，我们就会明白，情况不是这样。戴维森对弗雷格分析句子的方法推崇备至。他明确地说：“由于有了弗雷格，大家才清楚地知道这条探索的途径，人们循着这条途径进行探寻的劲头甚至经久不衰。”[4]在他看来，“弗雷格是惟一通过对谓词的处理而清晰地使句子成为语义单位的人”[5]，无论我们对弗雷格分析句子的方式是不是满意，“我们都应该歌颂这种企图和尝试”[6]。而且他在论述意义理论的过程中，从来也没有离开弗雷格的逻辑方法。退一步说，即使认为戴维森主要依据的是塔尔斯基的理论，也应该看到，塔尔斯基的逻辑语义学也是建立在一阶逻辑基础之上的，因此同样是得益于弗雷格。
我曾把达米特的意义理论称之为达米特框架。[7]在达米特看来，一个意义理论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关于所指和涵义的理论，另一部分是关于力量的理论。前一个部分是意义理论的主体部分，后一个部分是它的补充部分。因此相对来说，前一个部分是意义理论最重要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所指的理论，另一部分是关于涵义的理论，其中关于所指的理论则是基础性的。这样一种意义理论明显基于弗雷格的思想。根据弗雷格的思想，句子的涵义是句子的思想，而句子的意谓是句子的真值。围绕着这一区分，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比如：所有真句子都意谓真，所有假句子都意谓假。一个句子的真是由该句子中专名意谓的对象决定的。如此等等。达米特框架最初是在解释弗雷格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其中关于所指的理论，关于涵义的理论就是直接来自弗雷格关于意谓和涵义的区分和论述，而关于力量的理论也在弗雷格的著作中找到根据。因此达米特框架完全是从解释弗雷格的著作发展出来的。后来当达米特专门探讨意义理论的时候，他也没有抛弃这个框架，而且他的论述从来也没有脱离弗雷格。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弗雷格的逻辑是经典逻辑，是二值的，因此依据这种逻辑来解释语言就会遵循二值原则。达米特赞同直觉主义逻辑，而直觉主义逻辑的语义不依据二值原则，因而不承认排中律。依据这种逻辑来解释语言会质疑二值原则，达米特恰恰是这样做的，他的反实在论之名主要也是由此而来。但是即便如此，达米特始终没有放弃弗雷格关于所指的理论，他认为这是弗雷格的语义理论，他只是坚持认为并指出，以此不能解决语言中的所有问题，特别是那些超出二值范围的问题。因此他强调关于力量的理论，在他看来，这部分理论可以探讨和解决语言中超出二值范围的情况和问题。
无论是戴维森还是达米特，当然，还有讨论意义理论的诸多哲学家们，他们都明确认识到，意义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意义与真这个概念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单纯从字面上来理解，意义本身可以理解为句子的意义，构成句子的词的意义，或者非常简单地说，词的意义。但是由于与真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意义就不是词的意义。因为通过现代逻辑及其应用，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真乃是与句子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即使考虑词的意义，也是要在句子的语境下，联系句子的意义来考虑的。由此也就可以看出，句子乃是考虑的出发点或核心。
综上所述，20世纪分析哲学前后两个阶段所讨论的问题，所形成的理论等等，乃是不同的。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以句子为核心，或者说，以句子为出发点。正因为从句子出发，正因为围绕句子进行分析，因此才把语言突出出来，才会形成语言哲学。20世纪分析哲学为我们展现的就是这样一幕历史画面。如果说弗雷格未出现在前台的时候，句子虽然是分析和探讨问题的出发点，但是它的核心地位还不是那样突出和明显，那么在弗雷格出现之后，这种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观。感谢弗雷格，正是他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分析句子的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如何分析句子，特别是，我们如何通过分析句子来达到关于世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