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小说视域下的中西小说观
《新小说》及其他晚清小说杂志，会沿用古典小说批本的样式，为其所刊之小说，特别是章回小说作批点。从故事内容到行文章法，及至作家才能、时世风尚，批点的内容包罗广泛，并都表达出了评者的识见与感慨。在《新小说》上，不仅《黄绣球》《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章回体创作小说附有批语，翻译小说也被施加评点，以使中西小说乃至中西文化的不同处得到转接。《新小说》上的四部章回体翻译小说中，《电术奇谈》和《毒蛇圈》两部的评点更能引人注目，其评点者分别为知新主人周桂笙和趼廛主人吴趼人。
《电术奇谈》和《毒蛇圈》都从《新小说》第8号(1903年10月)开始连载。《电术奇谈》刊至第18号(1905年7月)，共24回，全书完。《毒蛇圈》刊至最后一号即第24号(1906年1月)，共23回，未完，其他刊本中亦不见赓续。《电术奇谈》(一名《催眠术》)刊出时注明是“日本菊池幽芳氏元著，东莞方庆周译述，我佛山人衍义，知新主人评点”，实出于吴趼人之笔。《毒蛇圈》是“法国鲍福原注，上海知新室主人译”，即周桂笙的译作。所可注意的是，《新小说》第8号同时推出吴趼人的《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电术奇谈》和周桂笙的《毒蛇圈》四部力作，创作翻译各占一半，可谓面目一新。这样的格局与《新小说》的办刊宗旨十分契合：“本报所登载各篇，著、译各半，但一切精心结构，务求不损中国文学之名誉。”[111]被翻译成中文的西洋小说，因多被译者“衍义”，也可作为“中国文学”之一种来看待。《新小说》著译并重，从第8号开始推出两位大家的著译作品，可谓很好实践了其办刊预想。
据丁文江、赵丰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载：1903年“正月，先生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美洲。十月，复返日本”[112]。梁启超的游美经历影响到《新小说》的出刊。《新小说》第3号(1903年1月)和第4号(1903年6月)中间隔了五个月，《新中国未来记》在第3号连载到第4回，第5回要到第7号(1903年9月)才刊出。[113]这次游美之行使梁启超的政治观念发生变化，他对于《新小说》也没有先前那样倾注心力。《新小说》第8号和第9号之间又是相隔10个月之久，之后又有脱期现象，这与主持者梁启超的不暇兼顾有很大关系。于是，从第8号起，吴趼人和周桂笙成了《新小说》的主要作者和持续的支持者。吴趼人有《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电术奇谈》《九命奇冤》等长篇章回作品，周桂笙则有《毒蛇圈》《失女案》《水底渡节》《双公使》《知新室新译丛》《神女再世奇缘》等长短篇作品。总体而言，吴趼人的作品以创作为主，周桂笙则以翻译取胜。这样的著译配合在《新小说》之后的《月月小说》中得到更明显的体现。
吴趼人和周桂笙是知友。吴趼人说周桂笙是“余之爱友亦余之畏友也”，“余旅沪二十年，得友一人焉，则周子是也”[114]。周桂笙评吴趼人“所著亦因人因地因时各有变态，触类旁通，辄以命笔，一无成见，而文章自臻妙境，其为读者敬爱”，“余知趼人最稔”[115]。二人相交甚笃，常以文字互通往来。周桂笙对吴趼人“恒以所为文见示，美矣备矣，而犹必殷殷请商榷”。吴趼人对周桂笙也是“偶得一新理想，或撰一新文字，必走商之”[116]。所以，吴趼人所译之《电术奇谈》是周桂笙作评点，周桂笙所译之《毒蛇圈》是吴趼人作评点，就不足为奇了。这既是二人作为知交的一种表现，也是《新小说》上的一道瞩目风景。
《电术奇谈》确切说是吴趼人据方庆周的译本再度创作的作品。吴趼人为《电术奇谈》写的附记道：“此书原译，仅得六回，且是文言，兹剖为二十四回，改用俗话，冀免翻译痕迹。原书人名地名，皆系以和文谐西音，经译者一律改过。凡人名皆改为中国习见之人名字眼，地名皆借用中国地名。俾读者可省脑力，以免艰于记忆之苦。好在小说重关目，不重名词也。”[117]《电术奇谈》原本是英人小说，日本作家菊池幽芳把它翻译成日文，方庆周又从日文翻译成中文，用的是文言，吴趼人再把方庆周的文言译本转换为白话章回小说，连同书中的人名地名都中国化了。如此曲折的文本旅行，《电术奇谈》的英文原本和吴趼人的译本之间当有较多不同。吴趼人说：“书中间有议论谐谑等，均为衍义者插入，为原译所无。衍义者拟借此以助阅者之兴味，勿讥为蛇足也。”[118]吴趼人以“衍义”来称其所作之《电术奇谈》，当十分清楚作品的性质。
周桂笙评小说第2回有三段文字，说的即是“衍义”的用处。一段道：“士马英伦人，何以忽解得中国掌故，自是衍义者故涉趣笔，不必引以为病。此等文字，自不能以刻舟求剑之眼读之也。”一段道：“仲达论世故一段文字，当亦为衍义者所穿插。然其言论，一何痛切耶！吾固不解今之社会中人，动以圆通为干练，转使率直君子，所如辄左。呜呼！德性之不存，吾于社会乎何尤。”另一段道：“士马之于催眠术，处处自称研究，足见其尚须研究也，则其术之未精可知。故一经试演，即误伤仲达，可以为率尔操觚者戒。至演至此处，忽然停住，令读者不知仲达究竟是死是活，急欲看下文，是又衍义者诡谲之处。吾知原文必不如是也。”[119]第一段批语中，苏士马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是主人公喜仲达的朋友。第2回人物言谈间，苏士马说到了“支那国”“叶天士”的故事、提到了“扁鹊”、引用了“分金逢鲍叔”的典故等等，周桂笙说这些是“衍义者故涉趣笔”，用中国人事来点染西洋故事，使读者不至产生疏离感，也不必较真。这是小处。第二段批语谈的是喜仲达和苏士马议论世故淹没德性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实是作者借人物之口批评世风的，“一何痛切”。周桂笙在这段文字旁边还批注道：“我佛山人曾有旧句云：‘阅历到深心术变’，恰好移作此处题词。”作家把对世道人心的谴责寄予小说发之，无论是创作还是译作，在新小说处都成为一种专长。不仅是《电术奇谈》，《毒蛇圈》也如此。这是“为衍义者所穿插”，也是小说的痛彻处。第三段批语是对小说故事结构的评论。苏士马用催眠术“误伤”喜仲达，下文如何，第2回在此关键处戛然而止。周桂笙说这是“衍义者诡谲之处。吾知原文必不如是也”。《新小说》第8号只刊载了《电术奇谈》的第1回和第2回，直到十个月之后的第9号才得见小说第3回和第4回，即便《新小说》如期按月出刊，也足以吊尽读者胃口。这是章回小说在分回结构上的关捩处，凭藉现代报刊分期连载的方式得到更有效的运用。英文原本“必不如是”。衍义者吴趼人对原著所作的修饰、发挥乃至重写，对于晚清翻译小说而言并不稀奇。译作中融合了创作，一部小说到底是译是作，要看译、作间的程度比例如何。要达到严复所说的“信达雅”，实为不易，多数译者也不以此为念。借翻译小说达到启发民智的目的，才是吴趼人、周桂笙乃至梁启超等译家的用心所在。
《电术奇谈》叙述的是一个奇异的故事。主人公喜仲达从印度回到英国，他的印度未婚妻林凤美追随而至。仲达只身到伦敦去办结婚手续，顺道看望好友苏士马。苏士马是个贫困的医者，正痴迷于催眠术的研究。仲达好奇之下，请苏士马为他施行催眠，结果仿佛死去一般不再醒来。苏士马动了邪心，抛却仲达尸首，并侵占了他的钱财。小说主体部分写凤美孤身他乡、历经艰难寻夫的过程。她还委托侦探甄敏达帮忙，一时未果。就在她无望想轻生的时候，卖报纸的钝三救了她。为了生活，身为贵族小姐的凤美学习歌舞，成了戏子。凤美名声大振，苏士马成了追捧她的一员。凤美发现苏士马就是害仲达的凶手，众人协力捕获了苏士马。苏士马在狱中著书，记下他对于催眠术的研究，然后服毒自尽。钝三触电，醒来竟成了喜仲达。原来仲达并没有死，而是因为催眠术改变了面貌，丧失记忆。小说结尾仲达和凤美缔结美好姻缘，回印度生活去了。故事十分吸引人，因为设置了一个“寻找”的过程，吸引读者一期一期看下去，求得“寻找”的结果。同时整个故事全由催眠术这门十分新异的技术引发出来，主人公竟能改头换面，死而复生，十分契合题目的“电术奇谈”四字。
吴趼人为这个奇异的西洋故事套上了中国式的章回外衣。24回小说严格按照章回体例来演绎。每回都有对偶回目，回首用“话说”“却说”引入，文中有“闲话少提”“话分两头”等插入语，回末有“正是”引导的回末诗，只是把“且待下回分解”改成“且待再译下文，便知分晓”。小说基本按时间顺序来结构故事，仅隐而不叙主人公喜仲达被害后的踪迹，直到结尾才揭示出来，多少修改了传统章回小说叙述者全知全能的功能。如果叙述者“花开两朵”，讲述仲达被害后的曲折经历，与凤美的寻夫过程相映成趣，那么叙事效果便大为两样。读者的期待就变成了两位主人公如何相认，而不是凤美的寻夫结果如何，苏士马的罪行是否被发现，结尾的惊异效果也就不存在了。固然这样的故事叙述是据原本而来的，但译者在沿用章回小说外在形式的同时，也因翻译的影响对传统中国小说的内在叙事方式做着悄然改变。
如果比较吴趼人的另外两部章回体创作小说《恨海》和《劫余灰》，就会发现它们和《电术奇谈》有些相似。都是叙事重点落在女主人公的历经劫难方面，而略过男主人公同样艰难的经历，都只在小说结尾处，男女主人公重逢的时候简单追述出男主人公的不幸经历。这样叙述的好处是减头绪，使故事脉络更加清晰，更加突出了女主人公的形象特征，同时也通过叙事留白产生阅读悬念。《恨海》出版于1906年，《劫余灰》初刊于《月月小说》上，都写于《电术奇谈》之后，受到了《电术奇谈》写作思路的影响，亦即西洋小说叙事的影响。《新小说》上梁启勋论及中西小说叙事之不同道：
这一比较故不尽然，可是西洋小说多敷衍“一二人之历史”的做法，被吴趼人等中国小说家注意到了，并仿照着运用于晚清新小说。
梁启勋提到《西厢记》等书与西洋小说最接近，是因为“书中之内容”主要写的是男女爱情故事，故事主线突出，涉及人物也可以不多。吴趼人所作之《电术奇谈》《恨海》《劫余灰》等小说不仅受西洋小说影响，“能以一二人之历史敷衍成书”，而且同样也叙述了爱情故事，《电术奇谈》等小说刊出时即被命名为“写情小说”。这是新小说的一个突出门类。吴趼人对“写情小说”有他独到的认识，在叙写男女爱情时，处处以道德相检束。《电术奇谈》虽为翻译小说，但在描述主人公的爱情时主要从凤美的角度着笔，修短得中。周桂笙对《电术奇谈》的回评，多处也论及于此。第1回回评道：“写情小说，最难描摹。观其‘那一种温存慰贴的情状，我这支笔也描摹它不出来’一句，不描摹处，正是描摹处。盖可令阅者，自于冥寞中想像之也。此谓之透过一层写法。”第7回回评道：“此回虽仍是写凤美痴情，然而却换转一副笔墨，写得忽喜忽悲，生出许多痴想，与第三回之彷徨惊怖，第四回之娇啼痴哭，截然两样。合而观之，又确是一定之秩序，并非随意变化出来。此一支写情妙笔，不知从何处购得。”第24回回评道：“人之有情，禀诸先天，与此身相存亡者也。无论为忠孝节义，为奸淫邪盗，莫不根于情。其所以分善恶之途者，特邪正之用不同耳。观于凤美，初不过眷恋仲达之一点私情耳。然观其暗随情人，远渡重洋时，何等冒险；韶安相遇时，何等委婉；相失思念时，何等悲苦；放枪复仇时，何等激烈。一弱女子耳，而演出如许活剧！故此书虽是写情小说，而较诸徒写淫啼浪哭者，又自不同。”[121]周桂笙对吴趼人的写情笔法是深加赞赏的，他也十分认同吴趼人的写情小说观，故在评论时围绕“写情”二字有较多感发。
就在《电术奇谈》刊至第23回的时候，金松岑发表了一篇论说文《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指出写情的流弊。文中道：“若乃逞一时笔墨之雄，取无数高领窄袖花冠长裙之新人物，相与歌泣于情天泪海之世界，此其价值，必为青年社会所欢迎，而其效果则不忍言矣。”就此“欧化风行”，是负有责任的。[122]《电术奇谈》叙述西洋故事却不涉“情天泪海”，没有打破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这是吴趼人的功绩。可以说，《新小说》刊登《电术奇谈》是为写情小说设立范本，吴趼人的写情小说创作就此开了端绪。但是《电术奇谈》不仅写情。小说吸引人的地方还在于一个“奇”字，它为中国读者提供了新鲜感受。除了催眠术和主人公的改头换面、起死回生之外，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侦探甄敏达，也为中国读者所陌生。
甄敏达是凤美寻夫的主要帮助者，凤美和仲达的团聚离不开他的力量。有能为的侦探，这一职业角色在以往中国小说中是不曾有过的。周桂笙认为：中国小说“虽间有一二案，确曾私行察访，然后查明白的，但此种私行察访，亦不过实心办事的人，偶一为之，并非其人以侦探为职业的。所以说中外不同，就是这个道理”[123]。小说中要出现“以侦探为职业”的人物角色，并且侦探应该是真正机敏通达的(甄敏达)，这样的小说才称得上“侦探小说”。《电术奇谈》正是一部合格的侦探小说。周桂笙为《电术奇谈》第23回写了较长的回评，来谈论侦探小说的意义。
这一回苏士马受审，“经若干见证，若干驳诘，然后定案”，没有威逼受刑的事。周桂笙认为“侦探之足为问官之指臂”，如果没有侦探事先探明实情，获得证据，就不会有这样文明的审讯。他说“侦探小说不必译”，是因为中国的问案“动辄以刑求”，不能理解西方的做法，故发此愤懑之语。吴趼人很能理解好友的愤懑。在为《新庵译屑》写的序言中，吴趼人道：“毋亦愤世嫉俗，借以喷薄其胸中之积忿耳！世之读此书者，其知桂笙之为人哉！”[125]
即便认识到侦探小说的故事内容与中国现实之间有距离，周桂笙依然热衷于侦探小说的翻译乃至创作。《新小说》上周桂笙的侦探小说译作就有《失女案》和《双公使》两个短篇以及长篇小说《毒蛇圈》。翻译侦探小说，也是“为输入文明”。周桂笙并不把侦探小说看成一般意义上的通俗小说，他对侦探小说有独特的理解。在《〈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中，周桂笙道：“吾国视泰西，风俗既殊，嗜好亦别。故小说家之趋向，迥不相侔。尤以侦探小说，为吾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小说，实未尝梦见。……至若泰西各国，最尊人权，涉讼者例得请人为辩护，故苟非证据确凿，不能妄入人罪。此侦探学之作用所由广也。而其人又皆深思好学之士，非徒以盗窃充捕役，无赖当公差者所可同日语。用能迭破奇案，诡秘神妙，不可思议，偶有记载，传诵一时，侦探小说即缘之而起。”[126]周桂笙从“刑律讼狱”“最尊人权”的角度来解释侦探小说的缘起和为泰西所独步的缘由。“在周桂笙的心目中，侦探是西方科学、民主与法制的产物，侦探小说就是西方法律文明的载体。”[127]故翻译侦探小说具有新民的意义。
《新小说》对侦探小说也十分看重。除了推出周桂笙的译作，和同样具有侦探性质的《电术奇谈》等小说外，还从理论上加以提倡。例如定一在《小说丛话》中说道：
从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的提倡扩充至政治、侦探、科学[129]并举，可见新小说所极力包容的门类是中国传统小说中没有的。侠人道：“唯侦探一门，为西洋小说家专长，中国叙此等事，往往凿空不近人情，且亦无此层出不穷境界，真瞠乎其后矣。”[130]即从艺术方面肯定了侦探小说的价值。至于阿英说：“当时的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的翻译小说有千种，则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上。这发展的结果，与谴责小说汇合起来，便有了后来的‘黑幕小说’的兴起”[131]，这是后话了。
在侦探小说的翻译上，周桂笙功不可没。“‘侦探小说’的名词由他而成立”[132]，《毒蛇圈》就是最早被翻译的侦探小说之一。小说主人公铁瑞福是个雕刻家。一日参加聚会，醉归途中迷了路，遇到一人，瑞福帮他抬他生病的女人去医院，不料半道那人自己溜走了。警察来到，发现女人已死。这是一桩命案。瑞福协同警察查案，却意外失明。女儿妙儿更是悉心照顾他，瑞福也在筹划着妙儿的婚事。同时瑞福的徒弟陈家鼐却在暗中侦查凶手。小说没有完篇，但悬疑已露。妙儿要嫁的伯爵在亲友眼中问题重重；突然出现的大词曲家顾兰如太太到底是何许人；她和久而复出的麦而高及其团伙之间有什么关系；白路义兄妹和妙儿、陈家鼐又会产生怎样的情缘；史太太在案件中起到什么作用；警察葛兰德能否缉拿真凶……这些疑问使得《毒蛇圈》成为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作品。
周桂笙也用章回体来翻译这部侦探小说。除了每回开头有“却说”“且说”等引出正文，回末用“且听下回分说”等作结外，中间还穿插了不少叙述者的议论。研究者对此评析道：“译者既然将西方小说改造成了传统的章回说书体，自然获得了置身于原文之外以第三者的身份发表评论的合法性。”[133]在章回小说中，叙述者的评论往往是小说兴味之所在。第3回“赏知音心倾世侄谈美术神往先师”中，小说描述白路义道：“看看他生得身材雄伟，仪表不俗，唇红齿白，出言风雅，吐属不凡，可惜他生长在法兰西，那法兰西没有听见过什么美男子，所以瑞福没得好比他。要是中国人，见了他，作起小说来，一定又要面如冠玉，唇若涂朱，貌似潘安，才同宋玉的了。瑞福见了这等人，不由得他不暗自赞叹，在肚子里暗暗点头。”吴趼人批语道：“公亦在此译小说，何苦连作小说的都打趣起来。”[134]这段“面如冠玉”的议论显然是原著不会有的。周桂笙联系章回小说中常用来形容人物的套语，一是为了让中国读者看起来明白，二也有些讥讽中国小说的意味，所以吴趼人会说是“打趣”“作小说的”。尽管作小说的形式是中国化的，但在具体叙事方面，周桂笙对“旧体裁”已不太满足了。
杨世骥论周桂笙道：“周桂笙的翻译工作在质量方面虽赶不上林纾，但有三事使我们不能忘怀于他：第一他是我国最早能虚心接受西洋文学的特长的，他不像林纾一样，要说迭更司的小说好，必说其有似我国的太史公，他是能爽直地承认欧美文学本身的优点的。第二，他翻译的小说虽不多，但大抵都是以浅近的文言和白话为工具，中国最早用白话介绍西洋文学的人，恐怕要算他了。第三，他的翻译工作，在当日实抱有一种输入新文化的企图，虽然没有什么成绩表现，他的一番志愿是值得表彰的。”[135]就第一点和第三点“接受西洋文学的特长”以“输入新文化”而言，周桂笙对此有清醒认识，并积极付诸实践。论者常引用到《毒蛇圈》起始的“译者曰”，确实很具有代表性。
周桂笙比较了中西小说开篇的不同。中国小说，特别是章回小说总有“楔子”来引起正文，叙述人物又常先交代履历，西方小说就不如此。像《毒蛇圈》以铁瑞福父女的对话开篇，“凭空落墨”，而不叙述故事缘起。这是做小说的另一种技巧，可以打破章回小说“千篇一律”的格局，故为周桂笙所推介。《毒蛇圈》发表之后，《新小说》上时有关于中西小说章法布局的评论。如侠人道：“中国小说起局必平正，而其后则愈出愈奇。西洋小说起局必奇突，而以后则渐行渐弛。大抵中国小说不徒以局势疑阵见长，其深味在事之始末，人之风采，文笔之生动也。西洋小说专取中国之所弃，亦未始非文学中一特别境界。”[137]用起局奇突来改变章回小说的起局平正，以实现新小说之“新”，这个方法似乎不难。吴趼人一边评点《毒蛇圈》，一边也在借鉴其新手法。论者一般都会把《毒蛇圈》和《九命奇冤》联系起来看。
杨世骥是较早注意到这两部小说之间的联系的，后来论者只是承其余绪。杨世骥在《文苑谈往》中说道：《毒蛇圈》“第一回开端是父女两人的对话，其体式在中国小说界尚是最初一次的发现”。“他这种下意识的介绍在当日即发生了迅速的策应，《毒蛇圈》发表在《新小说》杂志第一卷第八期，第一卷第十二期载有我佛山人的《九命奇冤》，其开端即叙述一批强盗的对话，自然是模仿这种‘欧化’的体式的。”[138]吴趼人的评点从《毒蛇圈》第3回正式开始，发表《九命奇冤》的时候，《毒蛇圈》正连载至第8回和第9回，铁瑞福失明，女儿妙儿“睹盲父惊碎芳魂”(第9回回目)。吴趼人在第9回回评中谈到，他和周桂笙商量，让他在小说中添加女儿思父一段，以纠正“伦常蟊贼”的“专主破坏秩序，讲家庭革命”[139]的行为。十分明显，吴趼人参与到了《毒蛇圈》的翻译过程中，他对西洋小说或侦探小说的做法有一定了解，故在创作小说中有所尝试。
《九命奇冤》的开头明显模仿了《毒蛇圈》“凭空落墨”、起局奇突的技巧。胡适对《九命奇冤》的评价很高，他说：“《九命奇冤》可算是中国近代的一部全德的小说。”“他用中国讽刺小说的技术来写家庭与官场，用中国北方强盗小说的技术来写强盗与强盗的军师，但他又用西洋侦探小说的布局来做一个总结构。”“有了这个统一的结构，又没有勉强的穿插，故看的人的兴趣自然能自始至终不致厌倦。故《九命奇冤》在技术一方面要算最完备的一部小说了。”[140]《九命奇冤》的“总结构”是一件大案的始末，和西方侦探小说一样，用一桩案件来结构故事，但毕竟不是侦探小说。尽管有一个“总结构”，起局也奇突，但在具体叙事方面，依然采用传统章回小说的路子。胡适说：《九命奇冤》“开卷第一回便写凌家强盗攻打梁家，放火杀人。这一段事本应该在第十六回里，著者却从第十六回直提到第一回去，使我们先看了这件烧杀八命的大案，然后从头叙述案子的前因后果”[141]。《九命奇冤》的开头相当于一个特写，把第16回的一个情节放大了前置，此后还是用章回小说的全知叙事，从头道来，使读者很早就知道罪犯是谁，为什么犯罪，罪犯是否以及如何得到惩罚，则是读者顺着小说叙事得到的结果。所以《九命奇冤》的开头是吴趼人特意添加上去的，小说第2回才是真正的故事开端，如果删去第1回的强盗对话，并不会影响小说叙事进程。《毒蛇圈》则不同。开篇的父女对话确实就是故事的开头，对话之后，铁瑞福就去赴宴，回家途中遇到命案。开篇对话之所以特别，是因为采用了零度叙事，没有交代对话者身份，过后才作了补叙。因为零度叙事在中国读者看来太特别、太陌生，《九命奇冤》就依此仿照，来吸引读者。可接着《毒蛇圈》采用的是限制叙事而非《九命奇冤》的全知叙事，罪犯是谁、为什么犯罪、罪犯是否得到惩罚等问题都是读者不知道的，也就是说《毒蛇圈》只叙述受害者与侦探方面，而不从罪犯方面叙述故事，罪犯身份及犯罪动机要到小说末尾才揭晓，这才是侦探小说的做法，《九命奇冤》的全知叙述者从一开始就行使其无所不知的能耐，受害者与罪犯双方的行迹都得到了充分展示。因此，《九命奇冤》对西洋小说的模仿只是表层的，总体上它还是一部较为传统的章回小说。翻译小说《毒蛇圈》的叙事则比较遵守西洋小说的做法。从这方面来看，吴趼人衍义的《电术奇谈》把叙事限制在女主人公的角度，倒是与《毒蛇圈》更为接近。
《毒蛇圈》的叙事遵守了西洋侦探小说的做法，杨世骥说：这部小说“是用白话翻译的，不失为一部最早的直译的小说”[142]，“直译”就包含了尊重原作的意思。周桂笙懂得英文和法文，故翻译法国小说可以做到忠实，而不似晚清很多小说译家对原作大肆改写，乃至著译不分。同时，白话也是“直译”的重要构成部分。《毒蛇圈》之前，林纾的翻译小说最著名，但用的是文言，强调《毒蛇圈》是“最早”的直译小说，即强调了它的白话文体。吴趼人也注意到小说的语言特征。在点评第4回铁瑞福醉归途中“走到了一个死胡同”时，吴趼人道：“死胡同，京话也。江南人谓之实窒弄，广东人谓之崛头巷，此书译者多用京师话，故从之。”[143]提到江南话和广东话，是考虑到南方读者的阅读接受。梁启超和吴趼人都是广东人，《新小说》上刊有粤讴、广东戏本等作品，就是迎合广东读者的。周桂笙是上海人，他不用上海话或吴语译小说，而用“京师话”，实际上就是采用了章回小说的白话。胡适在评《儿女英雄传》时说：“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144]。既然采用京语的《红楼梦》是章回小说的典范之作，那么后世章回小说的作者便会有意无意地参照《红楼梦》的叙述语言。《儿女英雄传》是如此，《毒蛇圈》也是如此。尽管是翻译作品，《毒蛇圈》依然是一部章回小说。
阿英说：“当时也有用白话演述原书的一派，如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都是。他们就原书的内容，用章回小说的形式演述，颇能深入小市民层。”[145]周桂笙《毒蛇圈》等一些译作当然也属于“用白话演述原书的一派”。章回体白话小说是为中国读者所习惯好尚的，换一种体式并不见得就能被接受。鲁迅谈《域外小说集》的翻译道：“《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146]不仅是“读书人”，晚清普通市民也是看惯了章回小说的。而长篇小说一般都用章回体制。《新小说》对长篇小说的要求是：
长篇小说都应分回，不仅是迎合一般读者的阅读好尚，也是晚清译著小说者下意识中当然如此的。《新小说》所刊著译作品中，非章回体小说都篇幅不长。鲁迅在晚清尽管用新体翻译《域外小说集》中的短篇小说，但在译长篇《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的时候，也是分了章回，加了回目的。《佳人奇遇》是梁启超翻译的政治小说，尽管不是白话，但也用了章回体。他的《十五小豪杰》“又纯以中国说部体段代之”[148]，是一部章回体翻译小说。
《新小说》不但刊登了梁启超、吴趼人、周桂笙等著译的晚清著名长篇章回小说，还对所刊作品给予评价。梁启勋道：“凡著小说者，于作回目时，不宜草率。回目之工拙，于全书之价值，与读者之感情，最有联系。若《二勇少年》之目录，则内容虽佳极，亦失色矣。吾见小说中，其回目之最佳者，莫如《金瓶梅》。”[149]《二勇少年》是刊登于《新小说》上的章回体翻译小说，其回目和传统章回小说不一样，如第1回为“同敌士”，第6回为“内外之强敌”，是字数不等的短语而非对偶句。这样的回目设置可以说启示了后来包括民初文言小说在内的章回小说的变革，但在晚清文人的心目中是不尽人意的。他们的小说观念无可避免地渗透着中国传统小说的强大影响。不仅是《金瓶梅》，《新小说》的《小说丛话》经常评价甚或赞赏传统章回小说。如说：“吾国之小说，莫奇于《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道德小说。”[150]“吾观水浒诸豪，尚不拘于世俗而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使后世倡其说者，可援《水浒》以为证，岂不谓之智乎。”“《水浒》可做文法教科书读。”[151]用西学观念赋予传统章回小说以新的意义，同时又肯定其“文法教科书”的地位。更新内容而保留形式，这就是晚清新小说家对章回小说的态度。
在作为《新小说》宣言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一方面肯定了小说的力量，一方面又否定了传统小说对中国民众的不良影响。“小说之为体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152]作为文体的小说，是新小说倡导者梁启超要好好利用的，而传统小说的内容则需好好改革。“新小说”“新”的是小说内容(包括小说门类)而非小说文体。“旧体裁”的章回小说是中国民众喜闻乐见、习以为常的，故章回体小说的形式被新小说(无论是创作小说还是翻译小说)所袭用。在袭用过程中，受西洋小说影响，传统章回小说的叙事方式捎带着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