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初文言章回小说及言情故事

古典章回小说有“文备众体”的特点。从语体角度来考虑，所谓“文备众体”是指白话章回小说的“白话”并不纯粹，其中含有文言和方言的成分。古典章回小说大都用白话写成，但中间夹有诗词尺牍等文言体裁或描述人物风情的方言俗语，一部小说往往兼备多种语体，显出作者的博学多闻。现代章回小说却有了不同。文言、方言可以从白话中离析出来，出现纯粹用文言写作的潮流，方言小说也由晚清《海上花列传》开始受人瞩目。白话传统虽然仍是主流，但现代章回小说的白话与古代白话毕竟有了不同，并且不含诗词文赋的纯粹白话章回小说也不在少数。这些语言文体上的变化当然还是表面现象，但却十分重要，可以显现出章回小说现代化的诸种迹象。

文言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在民初都是一个高潮。短篇的文言小说因为古来多见，所以到清末民初，在西方小说的影响下，形制上虽然有所改变，但与古代小说依然一脉相承。被称为现代小说“先声”的鲁迅的《怀旧》，考其叙事特色，不难在古代小说散文中找到它的渊源。可是长篇的文言小说在中国古代很少见，清代乾、嘉年间的小说家屠绅所撰《蟫史》是稀有的代表。今所见《蟫史》共20卷，每卷首有一单行标题，字数不一致。相邻两卷标题似能合成一对句，同于传统章回小说的双行回目。以卷分段落的方式，是章回小说较早时的形态。这部小说在神魔外衣下讲述平定战乱的故事，语言十分古奥，就文言来说地道已极。鲁迅对之的评价是“惟以其文体为他人所未试，足称独步而已”[153]，即指其作为文言章回小说而言，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价值。

文言章回小说在古代以《蟫史》为代表，其他同类作品很少见，因此不能形成潮流，也不为时人关注。但到了清末民初，情况有了很大不同。特别是民国初年，文言小说创作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章回体的文言小说不乏为世所称道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文言”，在清末民初包含古文和骈文两类，由于当时的骈文小说并非全以四六句成之，可以把它们和纯粹散文体的古文小说同归于“文言小说”名下。这时的文言小说和《蟫史》相比，语言要浅显易懂得多，即便是古文家林纾的译著小说，语言也不深奥难读，而被时人竞相争阅学习，影响很大。用浅近文言来写作小说，原因是多方面的，表现出这一时期小说雅俗兼顾的特征：既要延续晚清小说革命的思路，发挥小说的世俗功用，同时又需要为文士们提供栖息情感的场所。

对民初文言小说乃至民初小说的研究是学术界的薄弱一环。新文学家对民初“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批判导致后来的文学史家也以同样的眼光看待这一时期的文学，从而遮掩了民初文学的存在意义。在有限的民初文学研究中，有些学者认识到了民初小说的特殊价值，并努力探讨民初小说在晚清和五四之间除开过渡衔接之外的区别特质。认为：“民初小说在‘小说界革命’曾经无往不利的两个方面都作出了不同的回应——不同于晚清小说主流对小说功能的历史功利主义认定，民初小说家普遍看取小说‘日常性’的一面，回避历史‘大叙事’，专心经营自己那些动人以情或引人入胜的叙事文本；同时，不同于晚清流行的进化论式的小说发展观，民初小说无论在文体形式上还是在小说本性的把握上，都没有抱持一种对传统小说的偏见。”[154]作为传统小说代表的章回小说在民初依然有十分突出的表现，而文言章回小说作为民初小说最耀眼的创作形态，在之前与之后的文学史中都不复重现。对它的研讨不是“鸳鸯蝴蝶派”一词所可笼统涵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