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章回体小说创作概观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开篇对晚清小说的数量作出这样的统计：“晚清的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但其间所产生的小说，究竟有多少种，却始终没有很精确的统计。书目上收的最多的，要算《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文学类一共收翻译小说近四百种，创作约一百二十种，出版期最迟是宣统三年(1911)。杂志《小说林》所刊东海觉我《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就一年著译的统计，有一百二十余种。《东西学书录》(1899)只收三种，《译书经眼录》(1905)较多，然亦不过三十种。梁启超《西学书目》(1897)不收小说，《新学书目提要》(通雅书局，1904)只存文集。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目》(北平图书馆，1933)，所收创作，亦只与《译书经眼录》数量相等。实则当时小说，就著者所知，至在少一千五百种上，约三倍于涵芬楼所藏。”[25]由中国古代小说史的脉络来考察，阿英认为晚清小说“最繁荣”。这首先表现在数量方面。晚清小说很多都被记录保存了下来，有据可考者要比古代小说更为确实。而这些小说中的长篇基本都是章回体。例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诸作在文学史上都留下了经典价值，而吴趼人、李伯元等人则成为晚清著名的写作章回小说的作家。

对于晚清小说的研究，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堪称代表。两部著作都从“变”的角度来论述晚清小说和古代小说的不同及其在现代小说史上的发端地位。例如：“1906年群学社刊行符霖创作的《禽海石》，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用章回小说的形式描述自我的生活经历，把第一人称叙事方法真正运用于‘新小说’创作中。”[26]传统章回小说的“说书人”叙事在晚清开始被变革。在内容方面，“某些作家对历历成规了然于胸，从而游戏其间，并创造出似是而非的复制——一种亦真亦假的谑仿。例如刘鹗(1858-1909)的《老残游记》(1907)逆转了公案小说的内容，声称贪官可恨，清官更可恨；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告诉我们，所谓清官，其实好不过自称处子的妓女；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将人间比诸魑魅魍魉的世界；曾朴的《孽海花》(1905)则编造赛金花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韵事，大谈其为国‘捐躯’的神话”[27]。这些章回小说的故事内容是变乱时代的生动反映，其发人深省的观念在根深蒂固的传统帝制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在众多晚清小说中，史家特别推崇1894年出版的《海上花列传》一书。范伯群称之为“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是“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换乘点’的鲜明标志”，“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步点”[28]。这部作品一共64回，是一部吴方言小说。胡适对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评价很高，也认为它是一部“开山”的“第一流”作品，并说：“如果从今以后有各地的方言文学继续起来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么，韩子云与他的《海上花列传》真可以说是给中国文学开一个新局面了。”[29]对于《海上花列传》而言，“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既指它的题材，也指它的叙事方式和语言，这部小说记录下了晚清时代一类人物鲜活的生命轨迹。作者韩邦庆为这部小说写有一篇《例言》，自叙所作之书的不同凡响处。其中一则道：“或谓书中专叙妓家，不及他事，未免令阅者生厌否？仆谓不然，小说作法与制艺同：连章题要包括，如《三国》演说汉、魏间事，兴亡掌故瞭如指掌，而不嫌其简略；枯窘题要生发，如《水浒》之强盗，《儒林》之文士，《红楼》之闺娃，一意到底，颠倒敷陈，而不嫌其琐碎。彼有以忠孝，神仙，英雄，儿女，赃官，剧盗，恶鬼，妖狐，以至琴棋书画，医卜星相，萃于一书，自谓五花八门，贯通淹博，不知正见其才之窘耳。”[30]《海上花列传》只写妓家故事，而《红楼梦》等书写闺阁故事却又添上很多“琴棋书画，医卜星相”之类的文章，才能使全书丰厚起来，相较而言，《海上花列传》更见出作者运筹之才。韩邦庆从他独到的角度以古代经典章回小说作衬托来推崇自己的作品，表现出足够的自负与自信。而《海上花列传》与古代小说相比，确实显示出种种新意，当得起作者和评论者对它的赞誉。

民国初年的章回小说，一方面继续晚清小说谴责暴露的写法，长篇累牍地叙述时代社会污浊纷乱的景象，另一方面则以哀情之风，用典雅的文言辞章来表达痴男怨女不满与无奈的心绪。前者如朱瘦菊的《歇浦潮》、向恺然的《留东外史》乃至李涵秋的《广陵潮》，后者如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李定夷的《霣玉怨》。对于《歇浦潮》等作品，学界一般把它们归为“黑幕小说”。徐文滢在40年代初写的《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一文中说道：“由谴责而流于黑幕，大概是始于《留东外史》罢。由冷静的幽默的讽刺而变为泼妇叫街的谩骂，更下而变为洋场罪恶的教科书，这其间每下愈况真是可惊。民国以来较这种黑幕小说更下流的也有得是。”[31]对“黑幕小说”的评价一向不高，主要是因为这类小说满纸记录着罪恶故事，不利于道德教化。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类小说又未尝不能揭露出世情的某种真相。沈从文就对《留东外史》颇有好感，他说：“这个作品连缀当时留日学生若干故事，用章回谴责小说体裁写成。一般来说，虽然因为对于当时革命派学生行动也带有讽刺态度，常常被人把它称为‘礼拜六’派代表作品，亦即新文学运动所致力攻击的‘黑幕派’作品之一看待。然吾人若能超越时代所作成的偏见来认识来欣赏时，即可知作者一支笔写人写事所表现的优秀技术，给读者印象却必然是褒多于贬。且迄今为止，即未见到其他新作品处理同一题材，能作更广泛的接触，更深刻完整的表现。”[32]沈从文道出的好处是《留东外史》等作品近年来受到学界重新看重的主要原因。沈从文说这些作品“用章回谴责小说体裁写成”，一方面表明了《留东外史》等民初小说和晚清小说之间的承接关系，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这些小说的文体特点。《留东外史》共90章，《歇浦潮》100回，《广陵潮》100回，都是篇幅很长的章回小说。《留东外史》以“章”替代“回”，每章标题依然是一个对句，还是遵循了章回小说的基本格式。

徐枕亚《玉梨魂》等小说是风行于民初文坛的哀情之书。这类小说用文言写成，每章也设标题，但不都是对偶回目，例如《玉梨魂》每章的题目是两个字。史家们依然把这些民初文言小说列为章回小说，并对此评论道：“民国章回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徐枕亚的《玉梨魂》，也用二字作回目。”“不过，这种回目形式虽然言简意赅，但既缺少七字对或八字对的那种形式上的对称之美，也缺少摇曳多姿的变化之美。”“所以这种回目字数的变革并没能推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章回体经过较长时间的探索、变革，已形成的模式不但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缺少内部再创新的余地了。”[33]二字回目在民初文言小说中有集中表现，可是不能说二字回目就比不上七字或八字的对偶回目。这是章回小说变革过程中的一种尝试，民初以后章回小说在回目方面还有更多变化姿态，不能说章回小说“缺少内部再创新的余地”。传统章回小说的“模式”也会变得僵化以致成为桎梏，晚清开始出现的各种现代因素能够促成章回小说从形式到内质的改变。

关于现代章回小说研究，当首推徐文滢《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一文。此文分析总结了民国初年到40年代初章回小说创作的基本情况，是较早的研究现代章回小说的专文。文章道：“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是继承着晚清小说的两种气味：社会人情的讽刺小说和恋爱小说，理想幻奥的神怪小说和侠义小说。”[34]关于“讽刺小说”，徐文滢论述了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来的几部作品，《广陵潮》《留东外史》《歇浦潮》《海外缤纷录》和张恨水的《春明外史》。“恋爱小说”主要谈论了张恨水的《金粉世家》，认为“作者所有作品中也惟有这部是用了心血的精心杰构”，这部小说的很多好处是“以大家庭为题材的许多新文艺作家们所还未能做到的”。评价非常高。属于“神怪小说”一路的有《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属于“侠义小说”的则有《近代侠义英雄传》《奇侠精忠传》《英雄走国记》等作品，并认为《英雄走国记》的成就“在《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之上”。徐文滢在文章开头阐明了写作此文的原因：“现在章回小说的潜势力不但仍然广大的存在着，它握有的读者群且确是真正的广大的群众。我们不能把它的势力估得太低。《啼笑因缘》《江湖奇侠传》的广销远不是《呐喊》《子夜》所能比拟，而且恕我说实话，若以前代小说的评衡标准来估价，民国以来实在不乏水准以上的章回作品，而我们的小说史中列着的新文艺作家们，何尝没有不成熟的滥竽充数的劣品！”在新文学兴起后章回小说受到新文学家“轻蔑”的语境下，徐文滢撰写此文显然是在为章回小说作声援。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不但占有不可低估的读者市场，且确实不乏优秀之作。在新文学家们大谈“‘文艺大众化’‘文艺通俗化’的时候”，徐文滢建议应该“注意到这个的确深入民间占有了很久很广的一个力量：——章回小说”。徐文滢的文章虽然有其明确的写作目的，但依然可以作为研究现代章回小说的重要文献来看待。文中述及的章回作品，以及对这些作品的分类研究，呈现出了民国年间章回小说创作的总体成就。

另一位为民国章回小说撰写重要研究论著的现代学者是范烟桥。范烟桥在他的《中国小说史》和《民国旧派小说史略》二书中都梳理了现代章回小说的创作情况。初版于1927年的《中国小说史》第五章第二节“最近之十五年”，记录了民初至1927年小说、戏曲等方面的文学成就。书中道：这一时期“‘章回小说’与‘短篇小说’，乃特见进展。惟以世界思潮如阵云四合，有一时代与一部分起强烈之感应，几使中国小说呈一裂痕，至今未有吻合之可能，或者须经若干时期，乃有统一之局面”[35]。作为身历其境者，范烟桥看到了现代雅俗文学的分野，但他在谈论“章回小说”与“短篇小说”的时候，主要把视野放在通俗文学方面，只对文学研究会的创作稍有述及，足可见出其文学趣向。显现在范烟桥“章回小说”视野中的有李涵秋、毕倚虹、张春帆、向恺然、叶小凤、朱瘦菊、包天笑、程瞻庐等人的作品，范烟桥对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是熟知的。《民国旧派小说史略》是范烟桥30年代在东吴大学授课的讲稿，60年代初整理后被编入《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史略》开篇说道：“这里说的民国小说，是指的旧派小说，主要又是章回体的小说。”[36]不像在《中国小说史》中列数章回小说作家和作品，范烟桥在《民国旧派小说史略》中主要运用分类方法来论述民国年间通俗小说或章回小说的创作情况。言情小说、社会小说、历史传奇小说、武侠小说、翻译小说、侦探小说以及短篇小说是被分出的几种类别，民国章回小说创作的主要题材类型基本被囊括其中。章回小说被报纸杂志特别是晚清的报纸杂志刊登连载时，常以题材类型被标识。例如曾朴《孽海花》在《小说林》连载时标以“社会小说”名目，吴趼人《两晋演义》在《月月小说》连载时标以“历史小说”名目，这种小说分类法既简便又清晰，多为章回小说研究者所采纳。

范烟桥对民国章回小说的分类研究并不完善，只是列出了一个基本的研究框架，很多作品未被论列，分析也不够深入，但对后来的研究者依然启示良多。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即分列社会言情、武侠党会、侦探推理、历史演义、滑稽幽默等类型，对每一类型的创作流变作详细论述，以形成其文学史的叙述方法。这部研究著作中论及的通俗作品，很多都是章回小说，或者说现代章回小说大都属于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范畴，只是通俗文学研究者不太关注于这类小说的文体特征，也未从文体方面作出专门研究。范伯群著作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的述史方法正好和《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相对。这部研究著作是以时间为线索，在论述某一时段的通俗文学时再突出类别特征。例如谈论二十年代文学，就列出了狭邪小说、武侠小说、社会小说、侦探小说等几类分别阐述。同样，这部文学史中论列的通俗小说大部分也是章回小说。范伯群说：“通俗文学作品是有精品的。我们在写20世纪20年代通俗社会小说时，写到严独鹤的《人海梦》时，最后曾发出这样的赞叹：‘《人海梦》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很有可取之处。无论从文化递进的角度，还是从增加感性知识的角度，都给我们以有益启迪，以致我们不禁会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过去没有发现这样一部，可以称得上精品的小说？’”[37]《人海梦》是一部章回小说，是现代“可以称得上精品”的章回小说的代表。范伯群等学者对现代通俗文学史和通俗小说的研究，为研究现代章回小说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张赣生的《民国通俗小说论稿》在同类研究论著中也成就突出。此书“凡例”第一条道：“本书研究之范围仅限于1912-1949年间之长篇或中篇章回体白话小说。”也就是说，书名中的“通俗小说”指的就是“章回体白话小说”。“凡例”第二条又道：“本书所论作品，不拘泥于回目形制是否合章回体例，专取其实质。”[38]也就是说，书中所论的“章回体白话小说”不都一定是用了回目的，而“其实质”依然是章回体。张赣生意识到了现代章回小说形制上的变化，但这些小说还是“通俗小说”，它们没有脱离章回小说的序列传统。张赣生说：“民国的通俗小说，作为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历程上的一个环节，它一方面继承了明、清小说的传统，另一方面又适应时代的变化而有新的发展，这两方面合起来就构成了它的基本特征。而这决定着或继承或发展的运动轨迹的不是别的，只在于保持‘通俗’。”[39]所以张赣生在论述现代章回小说时，还是仅从“通俗”着眼，不太关心章回小说本身的变化发展。《民国通俗小说论稿》的主要特点在于把通俗小说分成南北两派，分别阐述相关的代表作家和作品。被详细阐述的南派作家有孙玉声、包天笑、李涵秋、蔡东藩、姚民哀、顾明道、文公直等人，北派作家有董濯缨、赵焕亭、陈慎言、张恨水、刘云若、陈墨香、还珠楼主等人。对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深入阐述也为现代章回小说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一些作品丛书的出版，也可以显现出现代章回小说创作的成绩和学界对之的认可。如《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版)收录了平襟亚《人海潮》、毕倚虹《人间地狱》等章回小说。《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范伯群主编，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除了收录江红蕉《交易所现形记》、王小逸《石榴红》等作品外，还有专文对这些通俗作家进行研究评述，为后来的进一步研究起到了筚路蓝缕之功。《鸳鸯蝴蝶派·礼拜六小说》(魏绍昌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收录了汪仲贤《歌场冶史》、张秋虫《新山海经》等小说。魏绍昌在这套丛书的《编余赘言》里说：“该派小说自20世纪1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作者成群，作品成林，自创风格，自成体系。它比‘五四’兴起的新文学小说先领文坛风骚，继而又长期双峰对峙，互争短长，直至全国解放才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存在的时期长达近40年，且拥有自己的发表出版园地和广大众多的读者群，其社会影响之大，很值得重视与研究。”“该派小说以章回体的长篇为主，既继续了古代通俗小说与民间文学的悠久传统，又注重文艺的欣赏价值与娱乐功能，因而它的民族性与大众化特强。”[40]现代章回小说的创作数量庞大，且有其自身特色，并与新文学小说构成了独特的历史关系，很值得深入研究。

另有《民国社会系列小说》(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收录了陈慎言《故都秘录》、朱瘦菊《歇浦潮》等作品。《中国通俗小说书系》(吴士余、臧建民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收录了顾明道《花萼恨》、秦瘦鸥《孽海涛》等作品。杨义在后一种丛书的《前言》中说道：“20年代后期，在张恨水、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分别将通俗小说中的言情、武侠两路推向成熟的同时，分别继承了中西文学传统的历史演义、侦探小说，也在蔡东藩、程小青的笔下结出了硕果。而在整个20年代至40年代，分别以北京、天津和上海、苏州等地为中心，通俗文学南北互动，相促相生。”“而与此同时，不同程度认识到自身局限性的新文学小说，也在悄然向通俗小说学习，而这只要提一下20年代的张资平、叶灵凤，30年代的徐訏、无名氏，以及40年代解放区文艺中的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们就会有深刻的印象。”[41]20至40年代的章回小说正如杨义所言，出现了像张恨水、平江不肖生这样的大家，言情、武侠、历史演义等小说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而章回小说的创作经验也对新文学小说有所启发，40年代马烽、西戎等作家写作的革命故事就用了章回体例。可以说，章回小说在民国依然洋溢着活力。

《民国章回小说大观》(秦和鸣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2003年版)不同于上述丛书对现代小说的整理再版，而是一部辞典性质的书，对收录作品有简要的出版介绍、内容梗概及回目罗列。这部辞典还是按照题材分类的方式对民国章回小说进行了归类介绍。《序言》中说：这是“国内外第一个有关民国章回小说之全面知见目录”[42]，只可惜并不十分全面，所以2003年又出了一册，以为补缺，却依然不能网罗民国年间出版和发表的所有章回小说，甚至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也被遗漏了。但从此书的编撰本身来看，现代章回小说的创作盛况已吸引了学界对之的关注目光。

从晚清至40年代末，章回小说一方面继续被大量地创作和发表，另一方面也开始了现代化变革。它和新文学之间的关系、时代变迁和西方文化对之的影响，都使得章回小说在晚清以后显示出不同于传统的面貌。在章回小说的生命流程中，现代章回小说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章回小说体式何去何从，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