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章回小说研究的形态学方法
尽管学界已有对现代章回小说的相关研究，但主要集中在通俗文学领域，就现代章回小说本身而言，尚未引起足够关注。章回小说作为中国传统小说最典型的创作体式，在晚清以后的发展变化涉及古今传承和现代影响等诸多问题，可以纳入到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总体研究框架中。而中国现代小说，并非就新文学小说一端，如果把创作于现代的众多章回小说也加以考虑，那么中国现代小说就不仅仅是借鉴西方的直接产物，也有承接传统的艰难蜕变。由此对现代章回小说的研究会使中国现代小说的构画图景发生重要改变。
“现代通俗文学”的概念主要和“新文学”相对，“现代章回小说”虽然也包含这种“相对”的意思，但更倾向于“传统演变”的维度。传统章回小说如何演变成现代章回小说，又如何演变成现代小说，这一行进过程正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鉴于这一视角，本书采用形态学方法来研究章回体小说的现代历程。
何谓“形态学”？这个概念最早用于生物学，是研究生命有机体的一门学问。而把它运用于人文社会学科，把文化看成是生命有机体的研究学者首推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斯宾格勒在他的名著《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g of The West)中系统阐述了他的“文化形态学”或“历史形态学”史观。《西方的没落》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完成初稿，1918年一战快结束时第一卷出版，1922年出版第二卷。这部书的问世引起了极大轰动，“《西方的没落》被证明为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社会科学、历史哲学与德意志哲学的一部最有影响力、争论最多、也最能持久的大作”[43]。
《西方的没落》对文化形态史观的论述，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很值得注意。首先是“有机体”的学说。斯宾格勒把文化发展的历史比拟为生命有机体的成长衰退历程，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生命周期。他在《西方的没落》开首处即指出：“人类历史原本就是一些强有力的生命历程的总和，而这些生命历程，在习惯的思维和表达中，通过冠以诸如‘古典文化’、‘中国文化’或‘现代文明’这些高级实体之名，而被赋予了自我和人格的特征。对于一切有机的东西来说，诞生、死亡、青年、老年、生命期等概念皆是根本性的，这些概念在这一领域是不是也具有至今还没有被人抽取出来的严肃意义呢？简而言之，是否所有的历史都奠基于一般的传记性原型(biographic archetypes)之上呢？”[44]《西方的没落》就是在证明这些问题。斯宾格勒说：“文化、民族、语言、真理、神灵、景观等等，一如橡树和石松，一如花朵、枝条和树叶，从盛开又到衰老。”“我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幅漫无止境的形成与转变的图像，一幅有机形式的奇妙的盈亏的图像。”[45]每一种文化就是一个生命有机体，都要经历产生、成长、衰老、死亡的过程，这一过程即为历史。斯宾格勒分出了八种文化，它们各自发展，不是相互承接的而是并行地构成整个历史。西方文化是八种文化之一，所谓“西方的没落”是指西方文化进入了其完成与终结的时期，斯宾格勒用“文明”一词来指代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说：“文明是文化的必然命运，依据这一原则，我们可得出一个观点，使历史形态学中最深刻和最重大的问题能够获得解决。文明是一种发展了的人性所能达到的最外在的和最人为的状态。它们是一种结论，是继生成之物而来的已成之物，是生命完结后的死亡，是扩张之后的僵化，是继母土和多立克样式、哥特样式的精神童年之后的理智时代和石制的、石化的世界城市。它们是一种终结，不可挽回，但因内在必然性而一再被达成。”[46]在这里，表示“文明”的关键词有“已成之物”“僵化”“世界城市”“终结”等。虽然在文明时期，会出现诸如“世界城市”这样的新现象，但是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无法掩盖“终结”的命运。斯宾格勒认为当时的西方正处于“文明”阶段，因此不可避免没落的命运。对于中国而言，清朝即处于中国文化的衰落期，“就像一个已经衰老朽败的巨大原始森林，枯朽的树枝伸向天空，几百年，几千年”[47]，要达至文化的更生还需时日。这是所有文化都遵循的历史法则。
其次是对文化“形态”的解释。斯宾格勒说：“可见的历史是心灵的表现、符号和体现。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谁仔细地考虑过那把某一文化的所有方面的表现形式内在地结合起来的形态学的关系(morphological relationship)。”[48]文化形态学即是对文化所有的表现形式及其结合为文化整体的“心灵”的研究。斯宾格勒在他的书里多处阐释了文化心灵和文化表现形式这两个范畴。他说：“我把一种文化的观念同它的可感觉的现象或表象区分开来，前者是这一文化的内在可能性的总体，后者则是这一文化作为一种已实现的现实性的历史体现。一种文化的观念乃是其心灵与活生生的肉体以及这一肉体在光的世界中可为我们的肉眼所感知的表现的关系。一种文化的这一历史，其实就是其可能性的逐渐实现，而其可能性的完成就等于是该文化的终结。”[49]文化作为有机体，是活生生的，不是通过人的因果逻辑思维去科学判定的，而应该由感性直觉去把握。感性直觉所把握到的就是文化心灵。斯宾格勒由此区分了“历史”和“自然”两个概念，历史是变化运动着的过程，自然则是已完成之物，“自然可以被科学地处理，而历史只能被诗意地处理”[50]。所以斯宾格勒的历史观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学家，以往历史学家把历史看成是具有时间因果联系的科学，而斯宾格勒把历史看成是“文化形态”。文化表现形式，例如“政治形式与经济形式、战争与艺术、科学与神祗、数学与道德。所有这一切，不论变成了什么，都只是一种象征，只是心灵的表现。一种象征，只有当拥有了人的知识的时候，它才能揭示自身。它讨厌定律的约束。它需要的是它的意义能够被感觉到。这样，研究才能达致一个最终的或最高的真理”[51]。由心灵和表现形式构成的形态研究才是20世纪史学面临的重大课题。
再次是比较形态学的方法。斯宾格勒把世界文化分出八种形态，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立的生命有机体。从地球生命的时间长度来看，人类文化的存在时间还十分短暂，斯宾格勒因此把这些文化看成是共时性的，可以对它们作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打破了以往“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观点，斯宾格勒称之为“历史领域的哥白尼发现，因为它不认为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具有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更优越的地位——它们都是动态存在的独立世界”[52]。这些文化不仅相互独立，各具优势，各有其文化心灵的表现形式，而且这些文化还构成了“伟大的形态学关系群”，“它们在结构上是严格对称的。正是这一透视法，才第一次向我们打开了历史的真正风格”[53]。因为每种文化都要经历生长衰退的过程，所以每种文化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可以构成对称关系。斯宾格勒借用生物学上的“同源”(homology)一词来指称这种对称。他说：“把‘同源’原则运用于历史现象，可带给‘同时代’(contemporary)这个词一个全新的含义。我所谓的‘同时代’，指的是两个历史事实在各自文化的真正相同的——相关的——位置发生，因此，它们具有真正等同的重要性。”“例如，在那些历史学家当中，有谁敢设想在狄奥尼索斯运动中找到新教的对等物，设想英国清教运动之于西方人就犹如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世界？”[54]通过这种同源比较，斯宾格勒对“西方没落”的判断就具有了历史根据。因为参照其他已完成的文化形态来看，当时的西方正处于其他文化所经历过的文明阶段，其必然没落的命运已被证实。因此比较形态学的方法可以帮助历史学家更好地透析所研究文化的历史位置。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是一部极具震撼力的博学的大书，虽然提出的观点引发了很多争议，但终究有其现实意义，同时也给历史哲学及其他学科带来很大启示。斯宾格勒之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hbee，1889-1975)所著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一书继续深化了文化形态学理论。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的不同在于：“斯宾格勒主要是一位哲学家，在文化的形态比较研究中放弃‘理性的批判’运用‘心灵的直觉’。汤因比则是一位历史学家，坚持历史的、经验的分析。”[55]在汤因比的理论体系中，“文明”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范畴，他没有像斯宾格勒那样把“文化”和“文明”加以区分。同时他把文明分为二十一种而不是八种，从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来构筑历史。同样汤因比认为诸种文明之间可以作比较的研究，并解释道：“只有联想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政治给柏拉图带来的幻灭感，他才能更好地理解开明的上一辈人期望落空之后的失落感。他亲身经历1914年爆发的大战，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公元前431年爆发的大战给修昔底德带来的类似体验。他凭借亲身的体验第一次了解到修昔底德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深意，这种深意是他以前很少乃至完全不能理解的。他认识到，一部成书于2300多年前另一个世界的著作封存了种种体验，对于后世的读者而言，自己这一代人才刚刚开始这些体验。公元1914年与公元前431年在哲学意义上是同时代的。”[56]这种哲学意义上同时代的文明比较研究即为《历史研究》一书的理论基点。
与《西方的没落》相比，《历史研究》突出的理论贡献在于它把一种文明的成长看成是“挑战与迎战”的结果。新生的文明必须成功迎接各种挑战，例如“艰苦地区的刺激”“新地方的刺激”“打击的刺激”“压力的刺激”“缺失的刺激”等等[57]，才能得到成长。汤因比说：“子文明一方面必然要面对它们继承的先驱文明解体时的人为挑战，另一方面也在某些情况下同独立文明一样，要应付自然环境的挑战。”[58]只有成功战胜各种挑战，文明才能开启它的生命历程。汤因比详细分析了文明在其生命各阶段各时期的状况，并对西方文明的前景作出了不同于斯宾格勒的较为乐观的预示。
文化形态学对西方和对中国学界产生的影响几乎是同时的。20年代王光祈、张荫麟、张君劢等学者就开始介绍这一思想。1930年叶法无出版《文化与文明》一书，较系统地介绍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并从进化论视角对之作出了较为严厉的批判。1942年由王文俊翻译的《文化形态学研究》一书出版，书中收录的两篇长文均为德国著名的教育哲学家、文化哲学家斯勃朗格(Eduard Spranger，1882-1963)所作的演讲报告，阐述了西方学者对文化形态学的研究和看法。当然文化形态学在中国最有力的呼应者是40年代“战国策派”的主要成员林同济和雷海宗。他们在《战国策》等刊物上发表《战国时代的重演》《中外的春秋时代》等文，运用文化形态学来划分中国历史，提出“已经完成大一统阶段的‘古老’文化(例如中国)是不是还有可能性摆脱了一切‘颓萎’色彩而卷土重来再创出一个壮盛的、活泼的、更丰富的体系？”[59]在战乱年代，他们希望借用文化形态学理论来构建中国令人鼓舞的前景。“从这一时期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流传过程我们又发现，中国学者在引进与评论文化形态史观时，是抱着论辩学术是非，追求真理的态度，不是盲目地推崇或简单地否定。文化形态史观的流传，无疑对中国学术界提出了挑战，从而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60]
文化形态学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也启发了文学艺术领域的相关研究。例如苏联学者卡冈(М.С.Каган，1921—)撰写的《艺术形态学》一书阐述了艺术形态学的理论流变和理论系统。柯汉琳《美的形态学》是把形态学理论运用于美学研究。葛红兵《文学史形态学》分析了多种文学史建构模式。盛子潮《小说形态学》明确指出把形态学引入小说研究的三点意义：“研究小说本体的认识意义”“打通小说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建立一种新的小说发展史观”[61]。上述研究均意识到形态学作为一种方法对文艺研究的价值，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却都没有充分贯彻形态学的基本观念，所得的成果并没有预想的充分。鉴于已有学者把形态学运用于文学、小说研究，证明了其可行性，也鉴于已有研究并没使形态学和文学研究达成一种理想的融合状态，本书对现代章回体小说的形态学研究力求开启一种新的视景，让小说找到其适当的历史位置。
如果把文化形态学的基本观念对照于现代章回体小说的创作境况，会发现两者的契合性。参考“有机体”的观念，章回小说也有其生长、兴盛和衰落的生命历程。石麟等学者已对章回小说各创作阶段作出了历史分期。若按照斯宾格勒的说法，晚清以后的章回小说进入了“文明”阶段，或者用汤因比的概念，就是进入了“文明的衰落”和“文明的解体”阶段。汤因比说：“文明衰落指的是未能勇敢地超越原始人类的水平进而达到现在超人的水平上”，“我们同样用抽象的术语把衰落的性质描述成个体创造者和少数创造性群体的灵魂中丧失了创造能力，因而也使他们丧失了影响大多数没有创造性群体的魔幻般的能力”[62]。中国小说研究者一般都认为章回小说最优秀的作品是《红楼梦》《儒林外史》，晚清以后的创作没有出乎其上者。章回小说的文体模式也基本被《红楼梦》等古典作品写定，现代章回小说作者，即便如张恨水，也难以再对这种文体塑形有多大贡献，于是只能走上变革之路。而变革即意味着“解体”的开始。徐文滢对此论道：“章回小说由盛而衰，由衰而没落，正如一切文艺风派的各有其末运一样，是文学史上永远的一个公式：‘新陈代谢’。晚清末年出现的小说中已难寻到标新立异超乎前人以上的创作，民国以来更只是因袭模拟地抄走着前人的老路，发扬光大的全盛时期是被《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时代占尽了，以后陈腐的末流自必然地走上给人厌弃之途。”[63]解弢在他的《小说话》中，也作出了同样的判断：
《红楼梦》等古典小说都是费尽心血之作，而现代章回小说的作者却没有那么多时间和闲情。他们被稿费之利所牵，也为现代报刊出版业的运作机制所累，所成作品难免带有“迫不及待”的痕迹。而这些也正是现代章回小说的特点。斯宾格勒说，文明时段有其特殊的标志，例如世界都市，例如“代表着文明的力量”的“金钱”。[65]现代章回小说也有类似的特殊标志。这是它们区别于古代章回小说的地方，也是其研究价值之所在。徐文滢撰写《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一文是“不想忽视这一个末流的文学的挣扎”，“要重估一估它们潜在民间的广大而悠久的力量”[66]，正合本书之意。
晚清民国年间，社会历史剧烈动荡，章回小说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新”与“旧”的对立、西洋文学的冲击、现代传媒的兴起、日常生活境遇的改变、作家思想的变迁……所有这些都“挑战”着章回小说的生存，它必须“迎战”才可能立足。汤因比认为，挑战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内，迎战才能获胜。如果超出一定限度，迎战就不会成功，文明便被扼杀。如果挑战力量过小，迎战也就没有意义。文明是在不断的“挑战与迎战”的过程中得到成长。章回小说面对的现代挑战力量强大，其迎战显得艰辛困苦。新文学小说对章回小说的吸纳，以至出现“新章回小说”，证明章回小说的迎战获得了成功。而章回小说变革传统体式，乃至和新文学小说靠拢，则又说明迎战的失败。不论成败，总之，在这次卓绝的“挑战与迎战”中，中国章回小说走向了其生命的终结。然而，终结又意味着新生。
考虑到现代章回小说身处新的生存境遇，形态学方法恰好能把握章回小说本身及其各种表现形式或表象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综合了“内部”与“外部”的体系化研究，能够在历史的复杂情境中透视出章回小说本体的“心灵”律动。同时形态学的比较方法可以引入西方小说作参照，这不仅仅属于影响研究，也是共时性研究。在西方小说的比照下，现代章回小说的生命形态能得到更清晰的呈现。
鉴于上述理论思路，本书分出六章，大体按时序来研究现代章回小说的诸种形态。第一章依托晚清《新小说》杂志，讨论“小说界革命”提倡的“新小说”为何没有变革传统章回小说体式，“新小说”之“新”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其中涉及梁启超的小说创作观念、各种新小说题材与章回创作之间的关系以及翻译小说对章回小说的利用。这一章旨在探讨在中国小说观念变革和西方小说大量译介的情境中，章回小说如何开启其现代化的生命历程。
第二章讨论民国初年章回小说的创作特点。文言小说的涌现是这一时期最令人关注的现象。作为传统白话文学典型代表的章回小说，其文言语体为何在这时有突出表现，姚鹓雏等现代小说家对文言章回小说作出了哪些贡献，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同时民初文言小说被冠以“鸳鸯蝴蝶派”的头衔，言情题材对现代章回小说具有什么意义，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第三章以现代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为个案，具体分析张恨水对章回小说创作的理论认识、实践态度、创作成就以及变革章回小说的努力。张恨水的成名作《春明外史》发表于五四之后，他的章回小说创作生涯一直持续到建国初期。经历了舆论批评、读者推举、大红大紫、勤勉不辍和时代变迁之后，功成名就的张恨水对于章回小说自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这份情感可以视为现代章回小说家普遍情绪的代表，很能说明章回小说的现代生命力。
第四章讨论一种特殊形态的小说——“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说。从晚清《海上花列传》《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到民初《广陵潮》《留东外史》，从20年代《江湖奇侠传》《上海春秋》到30年代《蜀山剑侠传》《斯人记》再到40年代《八十一梦》《洋铁桶的故事》，这些在一部作品中叙述多个相对独立故事的章回体小说构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独特景观。报刊传媒、时事新闻、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等等，都能成为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说兴盛的原因。而从章回小说本身着眼，故事集缀型小说是章回小说发生现代蜕变的重要标志，所以十分有必要突出这类小说的存在理由和价值。
第五章集中探讨面对新文学的挑战和西洋小说的影响，现代章回小说如何自处。一方面是中西之别，另一方面是新旧之争，章回小说终于在艰难的应对中找寻到了自身的出路。本章重点讨论40年代一部家喻户晓的作品《秋海棠》。这部小说既可以看成是章回小说在其生命终结时期的酣唱，也可以看成是新的小说时代开启的鸣奏。
第六章讨论40年代的“新”章回小说。《新水浒》《新儿女英雄传》等作品通常被纳入新文学范畴，但它们又是章回小说生命历程中的特殊景象。革命故事的叙述、农村题材的开掘、“儿女英雄”叙事新传统的成型，都是过去章回小说中未曾有见的。40年代文学大众化运动中的章回小说创作即意味着一种新的小说的诞生。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并不旨在写史，因此不可能面面俱到。六章内容突出的是章回小说在现代经受的磨砺与变革，以呈现章回小说生命后期的独特征象。那些继续依承传统，无论在体制还是在思想上都无多少新意的作品，都为本书存而不论。例如蔡东藩写作的一系列通俗演义，和古代“演义体”小说区别不大，并且艺术价值也比不上《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而现代的历史演义小说可谓是最为传统的一类章回小说，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可以参见其他论著，本书不再赘言。另外六章之后再附一文，谈论《京华烟云》的中译本问题，这部英文小说最终以章回小说的形式为中文读者所认知。《京华烟云》的章回体译本不仅牵涉到中西文化与小说文体之间的紧密关联，也牵涉到现代小说在当代语境中的可读性问题。章回小说终究是中国小说不散的精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