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欧阳修和北宋诗文革新

宋仁宗以后，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开拓了诗文创作的新阶段。一方面经过北宋初的探索，古文要复韩、柳之古，诗歌逐渐形成宋人风格；另一方面也由于政治危机加深，政治改革活动的影响，促起了文人对于现实的关心，引起了文风的变革。欧阳修和先后出现的柳永、苏舜钦、梅尧臣、晏殊、晏幾道、曾巩、王安石、苏轼等共同创造了文学史上又一个繁盛时期。

第一节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今属江西）人。仁宗天圣八年中进士后，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当时西昆体作家钱惟演任留守，幕府有尹洙、梅尧臣。任满，至京师充馆阁校勘，担任三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所藏图籍编校。因写信给谏官高若讷，责备他诋毁范仲淹，被降官为夷陵令。庆历三年知谏院。又升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后范仲淹等新政大臣以党议罢去，欧阳修上书反对，降知制诰，知滁州。又先后知扬州、颍州、应天府。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奉诏修《唐书》，迁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曾出使契丹。英宗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官至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等职。神宗时，出守青州、蔡州，在他一再请求下致仕。欧阳修对宋朝政治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多次指责朝廷因循苟且，对“骄兵”“冗吏”不满，主张吏治和军事的改革；对西夏，他反对议和，主张积极备战。在学术和文学方面，他是开一代风气的宗师。苏轼在《居士集序》中说：“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又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欧阳修在经学方面，对《易》《诗》《春秋》都有研究，他常常信经而不信传，对传统经说提出怀疑，开启了以“新义”（实际是根据新的时代条件）解经的新学风。他请求删修经疏，并认为古书之托为“圣人之作”者，往往是后人所作。欧阳修在史学方面的成绩是很突出的。他奉诏与宋祁一起重编《唐书》，后称《新唐书》；又独自编写《五代史》，后称《新五代史》，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以为当代的借鉴。治史之外，他又收集金石器物，著《集古录》，为研究历史提供实物证据，并用以破除对佛教的迷信。他的《六一诗话》在诗歌评论方面开创了一个新的形式。此外，在目录学等方面，欧阳修也颇有成就。

欧阳修早年在政治上与范仲淹接近，文学上也有共同之处。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著作有《范文正公全集》。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进士，后由晏殊举荐，为秘阁校理。他泛通六经，长于《易经》。《宋史》本传说：“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他多年守边，历任陕西安抚使等职，采取“屯田久守”方针，敌人不敢侵犯。他主张政治上有所更张，任参知政事时曾针对时弊提出了十条改革措施，与韩琦、富弼等推行庆历新政。但因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不到一年，就被明令废除。他重视文章的风化作用，强调复古，认为：“国之文风，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因此建议皇帝“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奏上时务书》）。他认为写文章应该是“不专辞藻，为明道理”（《答手诏条陈十事》）。他的著名散文《岳阳楼记》写于庆历六年，是贬居邓州时的作品。文章首先写出了洞庭湖的胜状，接着运用写景与抒情、议论结合的方法，抓住不同景物所引起的不同感受，评述迁客的览物之情，抒发了自己以“古仁人”自勉，追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境界。立意高，使这篇文章给人一新耳目的感觉。文中间用骈句，语言参差和谐。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写边塞生活，意境开阔，悲壮沉郁，突破了五代词的局限。

比欧阳修稍早的尹洙（1001—1047），字师鲁，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是提倡古文的重要人物。范仲淹为尹师鲁《河南集》所写《序》文说：“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识，不逐时辈，从穆伯长游，力为古文，而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其深有功于道欤！”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也是以论道著称的人物。他著名的论道之文是《怪说》。文章痛斥佛老和杨亿的“淫巧浮伪之言”。他希望与“三二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上范思运书》）。

欧阳修正是上继韩柳，近承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等的古文提倡者，适应北宋政治改革的需要，成为领导诗文革新的宗师，是宋代的韩愈。他对文和道关系的看法与韩愈一致，认为道对文起决定作用。他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又说：“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欧阳修《答祖择之书》）但欧阳修论道更重实际，他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说：

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岂不为文？孟轲之言道，岂不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

一方面欧阳修及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所论的道实际是论政，不同于理学家的道。另一方面，欧阳修也指出，有道之士，并不一定能写文章，而道又以文传。他说：“故其，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见于后世。”又说：“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彰，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彰。”（《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可见，他并没有把“文”与“道”等同起来。他要求文章“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提倡“文简而意深”（《论尹师鲁墓志》），“简而有法”（《尹师鲁墓志铭》），主张平易自然，反对尚奇趋险。

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梅尧臣负责具体事务。他们借助行政手段来改变当时的文风。《宋史·欧阳修传》说：

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为“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当时矛盾很激烈，已出现闹事的局面，但也说明欧阳修在改革文风中的作用。在这次考试中被录取的苏轼也明白这种形势。苏轼给梅尧臣的信《上梅龙图书》中说：“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欧阳修正是反对“险怪奇涩之文”“浮剽之文”。

欧阳修的散文成就很高，他不仅提出了影响一代文风的主张，而且创作出了优秀的作品。苏辙说他的文章：“天材有余，丰约中度，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短章大论，施无不可。”（《欧阳公神道碑》）

他的论说文，都体现了他的政治观点、为人之道和文学主张。宋仁宗景祐三年，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尹范仲淹，因批评宰相吕夷简用人等问题，贬官为饶州知州。身为谏官的高若讷不但不敢谏诤，反而诋毁范仲淹，这引起了欧阳修的愤怒。他在《与高司谏书》中说：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辩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并指斥高若讷说：“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这篇文章真是“气尽语极，急言竭论”，但又颇委曲婉转；看似平和，却极尽挖苦之能事。文章先说自己久闻高若讷的君子之名，但曾三度表示怀疑。接着转入正面实写，“推其实迹而较之”，以谏官的职责而论，如果范仲淹不贤，为什么“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如果范仲淹贤，不敢说自己畏祸不谏，而要说“不足谏”，是要“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从谏官的职责来检验高若讷的言行，他已丧失了做谏官的品质。联系高若讷在范仲淹贬官事件中的表现，判定他不仅不是君子，而且是“君子之贼也”。文章理直气盛，曲折条畅。欧阳修因为这封信，被贬到夷陵（今湖北宜昌）做县令。庆历四年，朝廷下诏书，批评朋党。次年，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又因“朋党之议”而相继罢官。欧阳修立即上疏《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直接反对“诏书”。同时，欧阳修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政论文《朋党论》。文章认为：“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文章引古证今，史实俱在，是非分明，很有说服力。他参与编修的史书有四部，其中《新五代史》属于个人专著。欧阳修以旧五代史繁猥失实，重加修订。欧阳修去世后，朝廷才把它交予国子监刊行。北宋时期一些关心国事的学者，很注意研究前代治乱兴衰的经验，并将其作为现实的借鉴。《五代史·伶官传序》是一篇名作。沈德潜说：“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文章通过后唐李存勖盛衰的事例，说明人事的作用以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

欧阳修的记叙文朴质醇厚，裁节有法，并富有感情色彩。《泷冈阡表》是欧阳修在宋神宗熙宁三年为他父母墓道撰写的碑文。文章不铺陈，不藻饰，只是通过母亲的话来转叙父亲为官清廉、治狱谨慎的遗事，如实记叙母亲对他的教育，情深语挚。文中写母亲治家俭约，安于贫贱：

自其家少微时，治其家以俭约，其后常不使过之，曰：“吾儿不能苟合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其后修贬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文章平易明白，自然动人。

他的《醉翁亭记》可以说是一篇散文诗。文章写滁州山中四时景色的优美以及朝暮的变化，特别突出“山水之乐”。文章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又说：“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这正表现了欧阳修在遭到贬谪时仍能保持为人的大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尹师鲁墓志铭》），能达于进退穷通之理。所以他不作“戚戚之文”，而“盛称山水之乐”，并不是或不仅是暗示他自己治滁的政绩，或隐寓古人的“乐民之乐”，更不是消极颓唐而寄情山水。此文语言自然流畅，浓淡相济，表达了作者旷怡坦荡的心境。

欧阳修的抒情散文《秋声赋》是作者凭借自己的直接感受即兴而作的。他把秋夜的声音，用各种形象的比喻，具体细致地描绘出来，并进而沉入严肃的思考。他的忧伤是有着先天下之忧的意味的。“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就赋体的发展而言，《秋声赋》打破了六朝到唐代的骈赋、律赋的格式，吸取韩愈柳宗元古文的成果，是代表“古文家”赋的成熟作品。

欧阳修的诗歌也开创了北宋的诗风。他深受韩愈和李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文为诗”和形式自由。“以文为诗”，不仅表现在以个别文句入诗，更表现为用诗来议论。如《食糟民》首先叙述农民种糯米，官府用来酿酒专卖营利，官员日饮官酒当然很高兴，农民却连喝粥度日都做不到，只得来官府买酒糟吃，而官吏还以为做了善事。诗歌写得和他的散文一样，平易流畅。接着又发议论：

嗟彼官吏者，其职称长民。衣食不蚕耕，所学义与仁。仁当养人义适宜，言可闻达力可施。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民之饥；我饮酒，尔食糟，尔虽不我责，我责何由逃！

他的这类诗歌代表了时代的特点。欧阳修在夷陵作的《啼鸟》，写他遭受流言中伤后的苍凉心情，诗句随感情自然流出：

我遭谗口身落此，每闻巧舌宜可憎。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盏常恨无娉婷。花开鸟语辄自醉，醉与花鸟为交朋。花能嫣然顾我笑，鸟劝我饮非无情。身闲酒美惜光景，惟恐鸟散花飘零。可笑灵均楚泽畔，离骚憔悴愁独醒。

他的咏史诗《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也是名篇，宋仁宗嘉祐四年，王安石作《明妃曲》，梅尧臣、欧阳修都有和作。欧阳修写了两首，第二首为：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

诗歌借古喻今，表现了对朝廷的软弱、屈服于外力的不满。

欧阳修的一些个人抒怀和写景诗，有的沉郁顿挫，自由流畅；有的平淡清新，真切有味。如《晚泊岳阳》：

卧闻岳阳城里钟，系舟岳阳城下树。正见空江明月来，云水苍茫失江路。夜深江月弄清辉，水上人歌月下归；一阕声长听不尽，轻舟短楫去如飞。

欧阳修的词也很著名。他的词上承南唐遗绪，与冯延巳近似。刘熙载《艺概》说：“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他的词收在《六一词》和《醉翁琴趣外编》中的有二百四十多首，是当时创作量较大的作家。从内容来说大部分是离别相思之作，从风格来说尚有前代词人余习，但更多心理刻画，着重发挥了词的抒情功能。如〔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这首词见于欧阳修的词集，又见于冯延巳的《阳春集》。李清照说：“欧阳公作〔蝶恋花〕，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句，予酷爱之。”（《词序》）可见宋人把他看作欧阳修的作品。这首词写闺中少妇由于春天将要逝去而引起的怨春情绪。“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是传诵的名句。景物融入人物的思想感情，流露出对逝去青春的惋惜。又如〔踏莎行〕，也是一篇有名的词作。这首词写旅途的游子对景怀人的思念之情：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候馆，是旅舍。候馆、溪桥，是旅途中经行的地方。梅残、柳细，点明初春的时令，又传递游子的别情。梅花的残落、细柳的摇曳，都是增强人们离愁的景色。草薰，草发出的香气。草薰、风暖，也是伤别的语言。在令人心醉的时刻分离，不是更使人伤心吗！江淹《别赋》中说：“闺中风暖，陌上草薰。”这里用《别赋》中的词语，又有一些变化。下面直接点出离愁，却又融入无尽的春水。用春水与离愁关合，是词中常用的手法。但此处感情真挚，使读者感受强烈。这时游子不禁想到所怀念者的伤离心情。她必然柔肠寸断，泪流满面。接着又用游子对自己所怀念者的叮嘱，更表现出思念之深。不要倚楼远望了吧！能看到的只是一片丛杂的草原，以及草原尽头的春山，而人更远在春山之外，又怎能看得见呢？“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是传诵的名句。欧阳修也有部分词直抒胸臆，寄托自己的感慨。如〔朝中措〕：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欧阳修在庆历八年出任扬州太守，建平山堂。这首词的思想与《醉翁亭记》相近，风格沉郁而不失放达。他的言情之作，反映了他生活的另一面。如〔生查子〕：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感情真挚，语言简洁明白，与秾艳作品迥然不同。

欧阳修的词从整体看，尚未摆脱南唐影响，但内容、风格上，又对后来词风的变化起着转化作用。所以冯熙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说：“宋至文忠公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言，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可见他在词史上的地位。

第二节　苏舜钦和梅尧臣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开封（今属河南）人，景祐元年进士，授光禄寺主簿，历任亳州蒙城、长垣县令。康定元年（1040）回京，任大理寺评事，监在京楼店务。他不顾官职卑小，多次给皇帝上疏论朝廷大事。殿中侍御使韩缜上书宋仁宗，请求在朝堂出告示，禁止百官越职言事，宋仁宗批准此议。苏舜钦就针锋相对上《乞纳谏书》，认为这“不惟亏损朝政，实亦自取覆亡之道”。他敢于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后由于范仲淹的举荐，经召试为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他的岳父是宰相杜衍。杜衍、范仲淹、富弼等都是推行“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御使中丞王拱辰为了反对杜衍等人，借口苏舜钦等用公钱召妓乐，对有关人员进行劾治，苏舜钦以“监主自盗”罪被除名。他到苏州过起流寓生活。在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经常写诗抒发胸中的愤懑。苏舜钦是古文家，同时又善草书，是著名的书法家。著有《苏学士集》。

苏舜钦所写的《沧浪亭记》，语言简洁流畅，叙事、言情委婉曲折，感情深切，颇似柳宗元的格调。“沧浪”取古歌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之义。文中流露了“安于冲旷”“鱼鸟其乐”，逍遥于自然的生活情趣，同时表现了对污浊官场的鄙弃：

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他的诗歌和梅尧臣齐名，但各有特色。欧阳修说：“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六一诗话》）这是很确当的说法。苏舜钦关心社会，以报国救民为己任，诗中常常流露出高昂的激情，揭露社会黑暗方面也更为大胆和直率，如《庆州败》：

无战王者师，有备军之志。天下承平数十年，此语虽存人所弃。今岁西戎背世盟，直随秋风寇边城。屠杀熟户烧障堡，十万驰骋山岳倾。国家防塞今有谁？官为承制乳臭儿。酣觞大嚼乃事业，何尝识会兵之机？符移火急搜卒乘，意谓就戮如缚尸。未成一军已出战，驱逐急使缘险巇。马肥甲重士饱喘，虽有弓剑何所施？连颠自欲堕深谷，虏骑笑指声嘻嘻。一麾发伏雁行出，山下掩截成重围。我军免胄乞死所，承制面缚交涕洟。逡巡下令艺者全，争献小技歌且吹。其余劓馘放之去，东走矢液皆淋漓。首无耳准若怪兽，不自愧耻犹生归！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地机不见欲侥胜，羞辱中国堪伤悲。

作者对任用只识“酣觞大嚼”的“乳臭儿”，和他们在敌人面前“涕洟”求饶的丑态，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同时为失地丧师感到羞辱。他的诗作使我们听到一个爱国忧时的志士心声。反映这方面内容的，还有《己卯冬大寒有感》《吴越大旱》等。他的《城南感怀呈永叔》更以亲见耳闻的事实，揭示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和统治者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

所见既可骇，所闻良可悲。去年水后旱，田亩不及犁。冬温晚得雪，宿麦生者稀。前去固无望，即日已苦饥。……十有七八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乌鸢啄其皮。胡为残良民，令此鸟兽肥？天岂意如此，泱荡莫可知。高位厌粱肉，坐论搀云霓，岂无富人术，使之长熙熙。

苏舜钦的抒情写景诗，雄放不羁，意境开阔。如：“日落暴风起，大浪得纵观。凭凌积石岸，吐吞天外山。霹雳左右作，雪洒六月寒。”（《扬子江观风浪》）《淮中晚泊犊头》虽平夷妥帖，犹有“满川风雨春潮生”这样有气势的句子，仍然能使读者感受到他内心的激愤。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人称宛陵先生。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以叔父荫补官，长期担任主簿、县令等职。皇祐三年五十岁时，经面试赐进士出身，累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所以又称梅都官。曾受命参与编修《唐书》，著作有《宛陵先生集》。他的诗很著名。钱惟演留守西京时，把他看作忘年交，引与酬唱。欧阳修把他看作诗友，当时人把他们比作韩愈和孟郊，二人也颇以自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宋初佐修以变文体者尹洙，佐修以变诗体者则梅尧臣。”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据说有人从西南地区得到夷布弓衣，上面织有梅尧臣的诗句，可见他的影响之广泛。

梅尧臣认为诗歌的创作是“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他主张“刺”与“美”（同上诗），批评当时浮艳雕饰的诗风：“迩来道颓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辩雄，经营唯切偶，荣利因被蒙。”（同上诗）在艺术上，他注意到了诗歌的意境，说：“诗家虽主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引自欧阳修《六一诗话》）提倡平淡，“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朱自清认为：“平淡有二：韩诗云‘艰宕怪变得，往往造平淡。’梅平淡是此种。朱子谓：‘陶渊明平淡出于自然。’此又是一种。”（《宋五家诗钞》）也就是说，梅尧臣的平淡不是出于自然，而是生做出来的。

梅尧臣的写景诗，笔触细致，颇有新意。如《鲁山山行》：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又如写故乡宛溪的诗《东溪》：

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短短蒲茸齐似翦，平平沙石净于筛。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

“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是名句。这些诗句已经开创宋诗以新颖工巧取胜的途径。还有写个人生活遭遇的诗，亦不乏切至的作品。如《书哀》：

天既丧我妻，又复丧我子。两眼虽未枯，片心将欲死。雨落入地中，珠沉入海底。赴海可见珠，掘地可见水。唯人归泉下，万古知已矣。拊膺当问谁，憔悴鉴中鬼。

语句沉痛，深挚感人。

他还有部分作品反映了社会现实，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如《陶者》：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劳动者不能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而“十指不沾泥”的剥削者却“鳞鳞居大厦”。这是民歌中常用的手法，用鲜明的对比，揭示生活中的不平。又如《汝坟贫女》：

汝坟贫家女，行哭音凄怆。自言有老父，孤独无丁壮。郡吏来何暴，县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龙钟去携杖。勤勤嘱四邻，幸愿相依傍。适闻闾里归，问讯疑犹强。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生女不如男，虽存何所当。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

这首诗的自注说：“时再点弓手，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者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陂，僵尸相继。”与史实印证，这是对西夏用兵时，在陕西河南抽征弓箭手情况的描述。这首诗用贫女的口气，追述了当时强行征兵给人民带来的惶扰愁怨，以及贫女与父亲生离死别后痛不欲生的真实情景。《田家语》《小村》《田家》《送王介甫知毗陵》等，也都表现了诗人对人民的关切。

梅尧臣对宋诗的发展起了开辟道路的作用。《宋诗钞·宛陵诗钞》引元代龚璛的话说：“去浮靡之习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于诸大家未起之先，此所以为梅都官诗也。”然而梅尧臣的诗也有生硬怪巧或平淡无味的地方，甚至把琐碎丑恶得难以入诗的事物，也一本正经地写入诗里，冲散了抒情诗的韵味。

第三节　曾巩　王安石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著有《元丰类稿》。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曾任太平州司法参军、越州通判，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地知州，后任史馆修撰、中书舍人。在任地方官时，他了解人民疾苦，颇有政绩。他的文学主张和散文风格都和欧阳修相近。《宋史·曾巩传》说：“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他的文章雍容平和，委婉稳重，谨严周详。他的序记文比较有名。《战国策目录序》是曾巩在校定《战国策》后写的一篇序文。方苞说：“南丰之文，长于道古，故序古书尤佳，而此篇及《列女传》《新序》目录序尤胜，淳古明洁，所以能与欧、王并驱，而争先于苏氏也。”这篇序文意在阐明“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对刘向关于《战国策》的评价进行批驳，但语辞雍容平正。他的《墨池记》，记述江西临川城东的墨池，传说是王羲之洗涤笔砚的水池。作者从这一则书法家的轶事，说明王羲之成为书法家并非“天成”，而是靠刻苦学习，进而“推其事以勉其学者”。文章即事生情，反复唱叹，深入理奥，而辞气从容。曾巩的书信，语意婉曲，写得较有情致。《寄欧阳舍人书》是一封致谢信，写于收到欧阳修的信及为他祖父写的墓道碑铭之后。信中说：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由，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

《古文观止》编选者吴楚材、吴调侯认为这篇文章“在《南丰集》中，应推为第一”。这是一封致谢信，但不是泛泛地称颂对方。曾巩与欧阳修为同道，文字皆从肺腑出。“畜道德而能文章”的见解是认真提出来的。文章纡徐百折，感慨呜咽，而又不失雍容文雅。当然，由于曾巩儒学正统气味浓，文章过于雍容平和，其成就不及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著作有《临川先生文集》。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曾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等地方官，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了解得很清楚。他由江南东路提点刑狱调任三司度支判官，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说：

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他有矫世变俗之志，决心对政治有所“改易更革”。宋神宗熙宁元年，又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指出当时在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次年，神宗特拔王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从此得以推行新法。由于新法遭到不断的反对，以及推行新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元丰八年，新法被废除。次年，王安石病卒。

王安石主张“文贵致用”，他在《上人书》中说：

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他的散文和诗歌体现了他的主张。吴北江说：“荆公崛起宋代，力追韩轨，其倔强之气，峭折之势，朴奥之词，均臻阃奥，独其规摹稍狭，故不及韩之纵横排荡，变化喷薄，不可端倪。然戛戛独造，亦可谓不离其宗矣。”王安石的散文各种体裁都有，以议论文最出色。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议论多而头绪整，提挈起伏，照应收缴，动娴法则。他的《答司马谏议书》是写给右谏议大夫司马光的。司马光指责王安石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劝他停止变法。王安石指出当时的习弊，“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为善”。并明确说明，对方所列举的四大罪状都不符合实际。而判断事物的根本原则是“名实”，所列罪名与实际不符，是不能成立的。文章理足气盛，坚强有力，但不盛气凌人。王安石的文章精练，“往往束千百言十数转于数行中”，如《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呼！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这样一个不足百字的短篇，却有四层转折。开始三句，举出传统的看法。接着便提出不同的观点，将上文一笔折倒。随后承上文转出正论，进行论证。末了以结语收笔。吴北江说：“此文乃短篇中之极则，雄迈英爽，跌宕变化，故能尺幅中具有万里波涛之势。”

王安石的记叙文，具有议叙结合，寓意深远的特点。《游褒禅山记》作于宋仁宗至和元年任舒州通判时期。这是一篇游记，但并不以记游为重点。而是由记叙带出议论，实际是一篇游记形式的说理文。借游褒禅山的感受，说明学人要以不流俗、不畏艰难的精神，来探求“险远”之处，才能有“非常之观”，表现了作者勇于进取的精神。用笔曲折，寓意很深。

王安石的诗歌学习杜甫，不少诗歌表现了诗人要求改革时弊和关心人民疾苦的精神。《河北民》，写与西夏、辽临界的河北地区人民的苦辛。北宋河北路，原分东、西二路，后并为一路，包括今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地，宋神宗熙宁六年，又分为河北路与河东路。这里的人民长年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遭遇旱灾，仍然催逼河役，以致流落到南方。南方虽是丰年，也一样没饭吃，同样陷入危境。其他如《兼并》《收盐》《感事》《发廪》《省兵》等，都反映了当时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危机，以及人民遭受的灾难。

王安石有不少咏史怀古的诗篇，也都表示了他对国事朝局的愤慨。如著名的《明妃曲》，勾画了明妃的形象和她对家国的怀念，并且流露出不为人知重的感慨。当时欧阳修、梅尧臣、刘敞、曾巩、司马光等人都写了和诗，说明这首诗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共鸣。王安石写诗也喜欢翻历史旧案，如《商鞅》：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用锋芒犀利的语言，果断干脆地表达了新颖的意思。同时王安石还很注意修辞的技巧。他的抒情写景诗中，名篇佳句很多。如《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这是王安石退居江宁以后的绝句。湖阴先生，姓杨名德逢，是他的邻里。从王安石为杨德逢写的诗看来，杨德逢是一位隐者。如《示德逢》中说：“先生贫敝古人风。”又如《招杨德逢》中有这样的诗句：“云尚无心能出岫，不应君更懒于云。”这首诗是写杨德逢的住宅。他虽贫敝，住着普通的草屋，但这对经历世事、富贵的王安石看来，更觉得高雅。何况主人经常打扫，屋檐下的平台非常洁净，连青苔都没有。成行的花木，都是主人亲手栽种的，更是肥硕。一弯清水守护着田地，带着绿色环绕着园圃，两座山峰排闼而入，把青色送到眼前。“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是名句，也是王安石自己得意的诗句，曾经把它题写在金陵的墙壁上。诗中“护田”和“排闼”，都是《汉书》中用过的词语。过去一些论诗的著作，谈到王安石精于对偶，就称他“史对史”“汉人语对汉人语”，并说这两句整个句法是从五代时沈彬的诗“地隈一水巡城转，天约群山附郭来”得来的。这些说法也未必对，王与沈的诗可能是偶同。不过王安石的绝句是有名的以工致取胜，被看作苏轼、黄庭坚的前导。又如《江上》：

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又如《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都很妥帖自然、新颖别致。王安石的诗也往往搬弄词汇和典故，对后来的作家有不小的影响。

王安石的朋友王令（1032—1059），字逢原，广陵（今属江苏）人，著有《广陵先生文集》。他是气概比较阔大的诗人。无论叙事诗、抒情诗，都有雄健的特色。如《暑旱苦热》说：“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又如《偶闻有感》：“长星作彗倘可假，出手为扫中原清。”气魄都很壮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