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全球化
瑞士日内瓦民众抗议世贸组织游行引发暴力冲突
本章要点
学习当代国际政治，了解全球化这个命题，是最重要的起点，是任何人在初学阶段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建立恰当的世界观和时代观的关键。
争论中的定义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它告诉人们，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各国政府和公众不论自觉与否、愿意与否都得适应这种改变。
什么是“全球化”？浏览诸多文献会发现，人们对此并没有共识，很可能十篇文章有九个定义。经济学家也许是讲全球化最多的一类人，比如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地区经济集团化趋势，指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指大公司的跨国经营模式；社会学家用这个说法，形容工业化、都市化在全球普及后带来的社会同构现象，如不断层化的阶级阶层、趋同化的大众消费口味、迅速恶化又让人束手无策的各种生态危机；文化学家用它描述商业文化、大众娱乐、流行音乐等新艺术占据文化市场的世界潮流，指中国大陆“追星族”同美国或香港的“追星族”的相似之处，指各国知识分子影响力不约而同下降的尴尬处境；政治学家说的是国际干预的不断扩大和弱小国家主权受制的趋势；历史学家用它指人类社会发展到近代才出现的现代化过程，指地球逐渐变小、人的视野逐渐扩大、国家间互动逐渐增强、世界体系的扩张；军事家和战略学者则成天把“全球战略”的词汇挂在嘴上，他们心目中的这一术语，意味着比过去范围更大的总体战思想和谋略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全球化”最早的含义，有着世界经济的特定指向，所以叫“经济全球化”。这一过程始于工业化早期的西欧，标志性事件有航海大发现和自由贸易，以及后来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制造业。它强调的是经济要素在世界范围更加广泛和不受约束的流动，各种经济资源（人财物等）在全球范围更加合理有效的配置，如国家间自由贸易、全球各地的资本流动、大量的跨国经商活动和技术转移、随经济需求出现的专业服务和移民趋势，乃至各国在经济领域使用的规则的通用化等，总体态势是形成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格局。这一概念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逐步有了“政治过程的全球化”“安全威胁的全球化”“社会层化过程的趋同”“文化方式和消费品的类似”等说法，引申出的含义也五花八门。可以说，越到后来，全球化范畴越像是一个“大篮子”，涵盖了国际关系里无数的活动和进程、矛盾和创意、期待和批评。
这里要提醒的是，除了专业差别导致视角不同外，定义多样化的主要原因是对全球化本质有不同理解：一种认识是，全球化代表着一种客观历史进程，不依具体的环境、地域、社会体制、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为转移，这一走向萌生于近现代，到了当代条件更加突出，基本内容是以各种方式运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互动，信息的、物质的、资金的、人员的流动等），沟通地球各地块的联系，增进各民族间的了解，加强整体意识和作用。另一类见解，把全球化看成一个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过程，这个过程是近代出现的。几个世纪以来各国国际化和一体化的历史，明显地沿袭了欧美的发展模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消费方式、思考方式和语言方式等）。
如果认为全球化乃客观历史进程，论者多半会从器物和制度层面找动因。比如，有人专门研究信息和资讯手段的穿透力；有人强调市场经济的整合作用；有的文章提到了大众品味的单向性；有的文章识别了“全球性问题”（环保问题、难民问题、核扩散问题、毒品问题、失业问题、债务问题等）的影响；还有论者分析了新的行为在创造国际化方面的作用。这些有关全球化动力的论点着眼于实际发生的“全球性影像”，力图证明各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联系的重要性，说明这种相互依存会促使“全球村”居民遵循共同规则。
流浪在外的难民儿童
若承认全球化是“西化”的同义词，论者在讨论全球化的动因时，会察看西方霸权的出现、盛衰交替及其支配世界其他地域的方式。考察的出发点，在于揭示历史表象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外化方式。其核心观点是，全球化即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化。这方面的论述，有马克思的著名论断，有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有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根据这种思路，不仅冷战结束以来的秩序，而且整个二战后的秩序都是美国导向的秩序。各主要国际体制和规则，如“布雷顿森林体系”、欧盟、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安理会及多数决议，属于西方文明的产物，其他国家被迫接受这些体制和规则。在此判断下，西方对非西方的征服和同化，被视为全球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力。
特定的历史阶段
尽管研究过程不过三四十年，全球化却是一个长久的进程，我们今天见到的算是它的晚近形态。
历史地观察，全球化过程或可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算起。在那一年，从两百万年前诞生以后就分散到世界各地而且往往互相隔绝的人类，实现了再度会合，随之而来的是探险的热潮与贸易的热潮，终于导致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世界各个部分从此走上了“相互依存”的时代。不同地域和肤色的人们第一次明确意识到，自己同那些与本族不同的人群，居住在同一个圆球上，可能发生交往或冲突。从此，人类间的行为和心态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异国他乡亦是地球的一部分，此地彼地是不可割裂脱开的；凡地球人皆有理由相识沟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一种与封闭、孤立的部落社会具有的交往和心态大相径庭的东西。以历史的角度看，不难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哥伦布的高度评价。他们认为哥伦布的壮举改变了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2]显然，受到赞扬的不是殖民主义者给新大陆的土著人和原始部落带去的横祸，而是地理大发现对人类文明向新阶段迈进的里程碑作用。
今天，全球化已不再只是一种征兆，或是一种迹象；它汇集成洪流，有无比的推动力。任何人都能感受到，全球性的问题在出现，全球性的危机在加深，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在几乎所有发生在国际背景下的事件里，人们都可能发现全球化过程的冲击力，发现跨国界的、全球性因素的作用：从柏林墙的倒塌到苏联的解体，从欧盟的扩大到信息化时代的飞速进步，从金砖国家的转型和崛起，到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美国、日本、西欧出现的经济危机，从南非种族主义制度的消亡到伊斯兰世界萌动的革命，从毒品到难民直至核扩散等共同挑战，到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思考主题的趋同——理智的人不难从中观察到一个不同于以往历史的进程。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1992年联合国日致辞时说：“第一个真正全球化的时代到来了。”
罗马俱乐部的报告
对全球性问题的最早研究，可能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发表的两份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当时，由来自近30个国家的上百位杰出的学者、科学家、教育家、医生和管理人员共同撰写的这两份报告，表达了对他们所说的“世界总问题”或“人类困境”的关注。
在报告作者看来，人与世界系统中所有事物的相互联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打开新技术的“潘多拉之盒”，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互不相干的经济、技术或社会问题，原先完全可以按它们自己的方式加以判断，可以由个人一个一个地解决；而今，此类问题已不复存在。世界的动态、速度、能量和复杂性，早已今非昔比。人的困境也是如此：它们同时是心理的、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和政治的难题。它们不是单纯的“问题”，而是整体机制和世界范围的挑战。失去控制的人口增长、社会的分工和差距、各种不公正现象、饥饿和营养不良、大量贫困、失业、通货膨胀、能源危机、资源短缺和竞争、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混乱、保护主义、文盲和不合时代的教育、青年的反叛和官员的腐败、犯罪和吸毒、对法律和秩序的藐视、制度的无效和不健全、政治的腐败、官僚主义、环境的恶化、道德价值的下降、信仰的真空，以及对这些问题及其相互联系的认识不足，等等——联系起来看待这些问题，就不难发现后面隐藏的整体性危机，一种真正的全球困境。
罗马俱乐部报告指出，要确定某一个问题的性质并提出单个的解决办法是困难的。每一个问题都和所有问题相关，单独针对某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可能使其他问题恶化或受干扰。使用传统办法或线性思维，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经验表明，不管社会和政治制度如何，当问题处在发展的某种阶段时，它们往往越过国家边界向四处扩散，造成了世界性难题。这类扩散越来越多，更难处理。而现实问题在于，各国精英把注意力集中在边缘性或功能性难题上，忽略了控制着这些难题的总问题。既有的组织和机构（如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内在缺点是，无法对这种形势做出充分的、迅速的反应。它们的结构是为对付边缘的和功能的需要设计的，其官僚氛围对变化是抵触的，当下的局部问题已令它们焦头烂额。当下的迫切任务是，促进对人类困境的更深入了解，在新的基础上，探讨改进目前状况的新方向。
在多年努力之后，罗马俱乐部报告收到成效。把增长本身作为最终目的（所谓“GDP主义”）的想法，遭到越来越多的批判，代之而起的是诸如“有机的增长”“均衡的增长”“可持续的增长”等观念。到1992年，联合国大会吸收了罗马俱乐部的建言，敦促各国政府建立各自有全球视野的千年议程及行动计划。
罗马俱乐部报告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开启了“全球化研究”。[3]
罗马俱乐部2011年发布《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
信息与思想的传播
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是交通和通信手段的日益发达。这些手段代表着对信息的掌握。掌握信息意味着掌握资源、财富和权力。19世纪早期，欧洲一些银行家由于最先知道滑铁卢的战况而大发其财。到了当代，信息更是越来越表现出它无所不在的巨大力量：它成就事业，摧毁制度，于无中生有，令有化为无。信息不仅传播得更快、穿透力更强，也为更多的人共享。纵观现代化历史，推动美国崛起的发明有电报（后来是电话）和铁路，而使地球变成全球村的发明是喷气式飞机和通信卫星。由于采用了通信卫星、光缆、传真机等先进通信手段和数字化通信等新技术，电信机构已能提供全球电信服务。与现代化通信手段相结合的大型喷气式飞机、巨型货轮和邮轮、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等，大大缩短了各国各地区的距离。传播工具的现代化，使世界变小，使人的全球意识更强烈。
当代信息传递过程，具有日益明显的全球性质。没有信息，任何全球性问题都不可能被广泛了解和获得解决。比如，没有各方关于和平倡议的相互通报、高级别的方案讨论、领导人面对面的往来，当今世界的总体和平与稳定不可想象。许多国家正在尝试用信息方法增加彼此安全上的信任，如事先通报军事演习、部队调动、武器试验等。各种全球性问题之所以引起国际关注，主要得益于信息的传播。当大量媒体把撒哈拉以南某些非洲国家饥饿不堪、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孩童的照片和报道播发后，世人对落后的国家面临的饥荒问题就有了形象认识。无形中它也加深了人类共同命运的感受。当然，信息的全球化也带来了消极后果和不确定性。比如，它令金融财富不合常理地增长或消失；它让穷国和富国同样了解彼此的差距，加剧了移民势头（包括非法移民）。
“占领华尔街”抗议者在纽约富人区举牌示威
科学技术的国际化和研究活动的国际化，从另一侧面推动了全球化。在当代，科学知识所达到的空前水平和规模，自然科学各领域（物理、化学、生物学、控制论、天文学等）的巨大突破，人类对于微观和宏观世界奥秘、地球深处、海洋、空间以及生命实质的探索，总之现代科技革命所展现的一切成果，越来越不是单个国家努力的结果。没有科学知识的迅速普及，没有科学家的国际交流，就不可能取得现有成就。全球化扩大了技术创新的基础，使财富生产有了新的基石。当今世界的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更多是由不同企业、基金会、研究机构或大学共同承担的。单个国家政府对于思想和信息的控制越来越困难了。
从信息和思想角度观察，全球化虽有快与慢的不同阶段，但这一进程是不可逆的。
市场和跨国公司
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也许是全球化的最大动力。20世纪后期表现得尤其明显。这种浪潮排山倒海般地席卷了地球的各个角落。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用巨大的穿透力，整合和重塑地球上的生产、经营、流通、消费的诸方式。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不仅包括了技术的全球化和电信及运输手段的全球化，尤其还有贸易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和生产的全球化。这种“至高的经济力量”一方面把个人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迫使不同地域的人变为经济人的同时，市场经济迫使各国使用同样的商业语言，按照一式的规则活动，建立类似的规章制度。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如今，国家体系和国际经济关系正迅速改变，传统的国家疆界内外正在出现新的关系。国家不再像从前那样控制经济，全球资本听令于银行和跨国公司的董事会，这些人很难说属于某个国家或政府。各式各样的跨国公司、行业基地、生产网络，变成市场经济走向全球化的中介。经济巨人通过“生产的国际化”或“新型的国际分工”得以扩张，其力量达到惊人的程度。那些最大跨国公司的资产，超过了很多中小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想想微软（Microsoft）、苹果（Apple）、福特（Ford）、通用电气（GM）、壳牌石油（Shell）、丰田（Toyota）、大众（Volkswagen）、雀巢（Nestle）、索尼（Sony）、可口可乐（Coca Cola）：它们比很多国家更富有更强大；它们改变了传统的经营思想，创造了单个国家无法容纳的产品、技术和消费观念。在新的结构下，国籍、人种、疆界的影响不断弱化，起作用的是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人财物的配置及速度，是对能源资源的控制。这是国际关系新的基石与环境。
全球性问题
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亦是全球化进程的推力之一。科学家们警告，因人类活动而引起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增加了这些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如果不采取措施遏止排放量的增加，将导致地球表面的温度上升，造成难以估量的消极后果。它可能使沙漠化速度加快，使极端的天气现象（如飓风和干旱）增加，使良田减少或害虫增多，使“生态难民”跨国流动。处理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会产生许多社会政治难题。比如，处理国际污染和温室效应问题，意味着约束国家主权；新的排放规则能否实施，取决于共识达到的程度和牺牲传统权利的意愿；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发展与减排的两难困境。
但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背后仍有巨大的推动力，如新兴国家的大众消费欲望和资本输出者的赚钱动机。谁来干涉和改变这种发展模式呢？谁可能投入巨大资源保证实现不破坏环境的发展呢？谁设计能源非密集型的、对环境无害式的建设战略呢？不难想象传统国家的无能为力。在与全球变暖有关的国际场景里，政治上最难操作的，是从富裕的“北方”向贫穷的“南方”转让资金技术。如要达到科学家们建议的指标，大部分的能耗削减须由工业化国家做出。像公园、灯塔、军事安全、公共交通一样，适宜生态的维护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它是每个国家和人人都能受益的，但作为个体的人或单个的国家很难心甘情愿地单独承担所需费用。各国都不希望见到气温上升、全球变暖的后果，但多存有“搭便车”的心理。正是这种消极态度，使科技进步与生态退化同时加深。
因冰面融化等原因坍落形成的冰川锅穴
现实表明，当代出现或严峻化的多数问题已具有总体特征。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债务问题、毒品问题、核扩散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贸易保护主义问题、金融安全问题等——这些不断恶化的问题，其作用范围及后果均是超国界的，其生成也不仅仅是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因素所能解释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也在全球化。如难民问题：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有当局的镇压、种族间的仇杀、国家与国家的冲突、自然灾害、地震等，但不论何故，一旦出现即成为国际麻烦，逼迫国际社会共同应对。这是相互依存的时代与从前的最大区别。国内政治生成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催化国内政治。国内冲突直接或间接成为国际冲突导火索。“全球村”的意识，正是在这种境遇面前被不断激发和培育。
全球性规范和文明
不知不觉中，人类进入21世纪之时，全球文明的因子悄然萌生。与仍然强大、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别文明和地区文明相比，它仍然弱小，却生机勃勃。就其范围而言，全球文明建立在对世界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的认识和承认的基础上，它不把产生于并且依赖于孤立的、偏于一隅的文化的东西看成神圣不可打破的偶像。全球文明的基石之一是国际市场体系，上面建筑全球文明的其他构件，如通用的科学和技术、商业规范和语言、共同关心的问题、国际法等。全球文明有异于过去的文明形态，但又从其他文明那里汲取有益成分。新的全球文明孕育了新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比如，种族、宗教、语言、性别的差异不应当成为遭受歧视的理由；社会运转既应服从市场需要，也应接受国家监督和调节；政府要注重生态环境，不光是为了讨好选民；国家领导人应由民主选举产生，其职责来自于对公民的福利、安全和发展的承诺；国际事务的处理和国际危机的解决，离不开对国内矛盾的化解和国际性协调。这些行为准则和规范的形成虽然漫长，对各国政府和公众的影响却潜移默化而巨大无比。
全球文明的载体有其独特的性质。它由众多的衔接系统构成，比如，这些系统中包括全球通讯和运输系统、全球金融和贸易系统、全球生产和消费系统、全球科研和教学系统、全球救济和医疗系统、全球竞技和娱乐系统；这些系统有些有中央组织和协调机构，有些没有，例如体育竞技方面有国际奥委会等机构，而教学方面的科层结构则薄弱得多，但无一例外地都要以主权国家的支持配合为前提，都要建立在各国的分系统的发展之上，包括交通运输和传播系统、生产和分配系统、水源和能源供应系统、教育和科研系统、医疗保健和防疫系统、福利系统和科层管理系统等。与各国的分系统不同，全球大系统是无政府而有组织的，全球文明的传播主要不是依靠强制手段，而是内化式的润物无声。
全球经济
这里的“全球经济”，不是泛指世界各国的经济，亦非指这些经济中已经国际化的部分之和，而是指正在萌发的全球要素和系统。主要表现有：（1）跨国经济占有越来越大的分量，影响支配着民族国家的经济，降低物理边界的价值。（2）形成跨国经济的主因是货币流动，各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被迫对跨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做出反应。（3）土地和劳动等传统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下降，管理则上升为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有全球视野和战略的管理者拥有更大的发言权。（4）人们追求的并非“利润最大化”，而是“市场份额最大化”，贸易正在成为投资的一种功能；目光狭隘者看到的只是滚动变大的利润，全球企业家瞄准的是越来越小的地球。（5）同过去相比，主权国家已不是全球经济里唯一的单元，它必须与区域共同体、跨国公司、全球经济相互依赖。（6）经济政策的“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色彩变淡，而地区间的“互利”色彩却日益浓厚。（7）环境生态问题在发展议事日程上占有更大分量。全球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人们意想不到的结果，许多后果难以用“好”“坏”衡量，例如，全球化经济带来了管理革命，即便管理者们相互合作并且有某些共同利益，全球性市场也不似从前那样容易操纵或管制；在传统的“国家间经济”中，各国的合作关系是双边的，而在全球经济里，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形式转向更复杂微妙的跨国合作与整体配合，难度可想而知。只要能最大限度地获得收益，人们并不在乎投资于世界何地。全球经济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别的政治影响和劳资谈判余地减小，因为全球性的资源配置、市场份额和劳动力流动依据的是经济合理性的需要。全球经济的一个新地标是，越来越多的地区正在形成贸易自由化的板块。这些地区性经济集团虽有保护主义色彩，却体现着经济全球化的必由之路（一种中间形态），其内在逻辑与全球经济别无二致。
全球政治
所谓“全球政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全球层次中的各种决策能力得到重视和加强。典型的事例有联合国安理会制止侵略的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二十国集团引导各国处理金融危机的能力等。（2）人类活动的广泛领域在全球层次上得到更多协调。如国际奥委会、国际红十字会、大赦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等提供了这类平台。（3）各国国内的活动正进一步国际化，国际秩序和民族国家的互动，使很多政治事态超出了国家掌控范围。（4）人们在参与国际政治时必须参照国内政治，在决定国内政治时不得不考虑国际政治。（5）网络化的政治决策和决策后果，使民族国家在复杂的国际体系内，不得不接受其约束。（6）这一切，使国际干预与国家主权的争论引人注目，使国际社会对国际组织的期待更高。
政治全球化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各种反抗与抵制力量的活跃。对于活在当下且被“裹挟”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人来说，它带来的不仅是欢乐和进步，还带来烦恼和痛苦。它不但会促成融合与和谐，还带来摩擦与冲突，甚至是血与火的斗争，是生与死的抉择。自从几百万年以前地球上出现了人类以来，总的来说是分的趋势。出于求生的需要，人们越走越开，越走越远。然而地球是圆的，到距今五百年以前，这种趋势倒转过来了，人类又走到一起来了。全球化不会是平稳的。市场经济就其积极面讲，它的伟大作用就是解放了个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因而促进了财富的增殖；而就消极面讲，它利用的正是人原始的利己心，是人对物质享受似乎永远不会满足的贪欲。正因为如此，它提高了人的生活水平，增加了个人可能得到的自由度；它也把牛仔裤和可口可乐、迪斯科和摇滚乐同海洛因和艾滋病一起传播到全世界。它打破了自古以来多数人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却还来不及给他们带来应有的新秩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今天的世界陷入了价值观念空前的失落和混乱。这就是人们现在都已看到的全球文化危机。这个危机之所以是危机，是因为它不仅表现在诸如教育事业的衰败、出版行业的不景气、音乐家作不出好曲子、科学碰到了逻辑和实验的界限等，而且表现为所谓“文化”的核心——道德水准——的下降上。传统的价值失落了，安定社会的新价值尚不知在何方。[5]
就像物种起源和进化的道理一样，全球化过程会加速和强化各种传统文明的汇通、冲撞、竞争，会导致演化、筛选、淘汰，会在产生新形式、吸收旧形式优点的同时，使一些曾经辉煌过的东西黯然。尽管全球化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对人类历史上一切文明的新综合，本质上这一过程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吸纳式的，但至少从物种消失或减少的意义上讲，全球化过程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某些损害。好比生物学家看待蝴蝶品种和标本的态度一样：一万年以前，世界上可能有数万种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蝴蝶，现在，蝴蝶可能只剩下几千种了，尽管它们比从前的品种更强壮、更好看、更有生命力，但看到品种和颜色的数量，生物学家会有哀叹和留恋。当哥伦布的航行把东半球和西半球合为一体时，触发了一系列的冲突和战争，但血与火的征战并没有烧毁全球化的历史车轮，相反，它们加快了不同地块不同人种的文化的、思想的、经济的、政治的、信息的、科技的交融，让各种文明置身于现代化的角逐场。
反全球化运动
正由于全球化本身带有的矛盾，现实中产生了激烈的反抗，典型如“反全球化运动”。
这一过程大体始于20世纪后期。1997年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大会上，几万名被称为“反全球化运动”的抗议者与警察对峙，形成严重的街头骚乱，导致会议的原定日程被打乱，有关启动新一轮谈判的讨论无果而终。从那以后，“西雅图模式”几乎成了全球范围反政府的大规模街头抗议示威活动的榜样。这种来自民间的示威活动愈演愈烈：在“达沃斯论坛”外，在欧盟首脑会议旁，在八国峰会附近，示威者每每大量聚集，大声抗争且与警察发生争斗；近期出现的伦敦民众抗议和美国纽约华尔街占领运动，更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造成深刻震荡。不难看出，这些在反全球化名义下开展的抗议活动，表达了对资本主义主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不满，折射出全球化在现阶段的必须改进之处。
韩国农民反世贸游行
实际上反全球化运动并非始于今日，它与全球化过程恰似一个硬币的两面。[6]全球化不仅造就了获利者，同样带来了失落的群体；从全球范围看，南北世界的差距仍在扩大，发达国家内部的弱势与富有阶层的矛盾也未能缓和；何况技术的进步、经济的提升与贸易的自由化，还带来了生态环境恶化、少数民族边缘化、“好莱坞文化”和“麦当劳食品”大举进犯等现象。因此，尽管反全球化人士的某些做法值得商榷，但这一运动是对西方主导的当代国际体制的校正努力，是对迄今为止的全球化带来的差距和矛盾的批判和反思。反全球化运动目前仍杂乱无序，缺少明确的纲领与组织，有时甚至自相矛盾，但总体上，它以其特有的方式，证明了世界需要改造，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有严重缺陷，现有的各种方案和模式绝不完美。这一运动的出现，势必对国际关系和各国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全球化进程越是发展，到了较高的阶段，情况越是复杂，呈现出如树状的伸展形状。努力认识全球化的更多侧面与复杂特征，是理解当代国际政治的大前提。
思考题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