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环境
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环境——基于力量结构、国际机制和观念互动三个维度的考察
【内容摘要】
引言
一国外交的战略环境，是指该国所面对的主客观环境中那些宏观、长远且对外交全局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因素的总和。从构成要素及彼此间的关系看，一国外交的战略环境具有多维属性；就空间角度而言，它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其中国际环境又可以区分为全球和周边两个层次；就基本属性而言，它既具有相对稳定性，也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之中。
探讨一国外交的战略环境，属于广义的战略环境评估范畴。[1]这是一种具有较强主观色彩的复杂认知行为，对于外交政策制定、外交战略调整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就当下中国外交而言，之所以要进行战略环境评估，首先是基于对中国外交决策传统的继承。正如秦亚青所概括的那样，“中国文化的四个关键因素——环境性、互系性、互补性和可变性，使中国人重视‘势’‘关系’‘和’‘变’。这些因素作用在外交决策上，表现为中国重视对大趋势的判断，主张顺势而为……”[2]其次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需要。未来五到十年，是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期。为此需要塑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这就需要中国外交更加有所作为。而做好这一点的前提，在于“先审知天下之势，而后可与言用威惠”。倘若“不先审知其势，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欲应天下之务，难矣！”[3]最后是为了中国外交调整乃至外交转型的需要。随着国家力量和国际影响力的双重提升，中国外交需要更具全球视野，更具进取意识，更具开创精神。如何在继承当代中国外交多年来形成的大政方针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明察和用好各种资源，探索出一条具有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是中国外交亟待完成的新课题、大课题。总之，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都要求我们必须对中国外交的战略环境进行认真的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恰当判断。如果不开展这些工作，或者虽然做了，但粗枝大叶，方法不对头，其结果必然是产生认知和判断上的偏差。一旦将这种认知和判断付诸实践，其结果可想而知。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聚焦于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环境，并选取力量结构、国际机制和观念互动三个维度进行分析。[4]之所以选择这三个维度，与作者对国际关系的基本认知有关。我们认为，外交是国家参与国际互动的基本手段之一，而国家间的互动从来都是参与者依据对自身力量和国际力量结构的评估而进行的；在日渐频繁、日益深化的国际互动中，各种规范化和制度化因素也即国际机制渐次形成，它对国际互动参与者的激励或惩罚，为国际合作的顺利进行提供基础和保证；而国家参与国际互动又总是基于某种观念，并且会在互动中形成对他国的“看法”和“态度”。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将既考察战略环境中相对稳定的方面，又注意辨识其中变化的因素；既考察战略环境的现实状况，也注意探究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环境：力量结构维度
国际力量结构是思考和运筹一国外交时需要首先面对的客观环境因素。所谓知己知彼，所谓形成均势，其实都与力量及对其的认知和判断有关。作为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新兴大国，中国在对当今国际力量结构进行分析时，应当首先关注传统大国力量的现状及其演进趋势，因为这些国家构成了当今国际力量结构的基础；其次应当分析自己身在其中的新兴大国力量的现状及其演进趋势，因为这些国家有可能成为新的国际力量结构的中坚。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国际力量结构的未来走向作出判断，以进行恰当的战略选择。所谓“善制天下者先审其强弱以为之谋”[5]，就是这个道理。
所谓反向而行，是指传统大国的绝对力量仍在缓慢上升，但相对力量却在继续下降。近年来先后问世的权威实证研究成果可以佐证这一判断。[6]这种力量不对称的变化体现在世界政治领域，就是传统大国绝对主导国际议程、全面掌控国际机制的时代已经过去，它们不得不适应与其他类型的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国际环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约翰·伊肯伯里就曾用略带感伤的笔触写道：“毫无疑问，财富和权力正从西方和北方向东方和南方转移，由美国和欧洲所主导的旧秩序正日益让位于由非西方新崛起国家所共享的新秩序。”[7]深谙国际体系演变规律的巴里·布赞则预测，随着国家间权力不平等的消弭，一个去中心的全球化更有可能出现。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根本没有超级大国（superpowers），顶多只会有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大国（great powers）。[8]当然，传统大国不会坐视这一趋势的发展而束手待毙，为此采取各种手段、运用各种方式加以阻滞。比如，通过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当代“新边疆”——包括极地、深海、太空与网络空间等领域——的大力争夺，力图开辟新的力量增长点。又如，加大对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海洋工程、信息技术等领域的投入，以抢占“后危机时代”科技创新领域的制高点和发展领域的战略主动权。[9]再如，加大对亚太、非洲等世界关键地区主导权的争夺。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美国、欧盟近年来均加大了外交投入；美国所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更是广受各方高度关注，并取得一定进展。[10]总之，护持霸权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传统大国对外行为的核心目标；围绕该目标调整全球和地区战略，将是它们对外行为的重要特点。
当然，对传统大国相对力量的下降应有恰当的判断，为此应当重视并深入研究这些国家的某些特质和新特点、新趋势。仅就传统大国领头羊美国而言，除了依然较为强大的软力量（soft power，也译为“软实力”）[11]和被普遍肯定的巨大创新能力外，以下两个近年来出现的新动向值得高度关注。第一，能源独立性增强。自20世纪70年代初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均在推行“能源独立战略”。2011年3月，奥巴马政府发布《能源安全未来蓝图》，宣称将以新能源为主要切入点，制定能源战略规划，着力提升美国的能源生产能力，大幅削减美国石油进口量，以增强美国的能源独立性。该设想已经取得了实际进展。根据国际能源署2012年11月发布的报告，得益于包括通过水力压裂法开采的页岩油和页岩气在内的非常规油气资源，美国能源产量急剧增长。当年美国的天然气产量已经超过俄罗斯。2013年10月，美国能源信息署又宣布，当年美国将超过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12]这些都将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对外行为方式乃至全球政治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第二，再工业化。所谓再工业化，就是重新重视和发展美国工业，其核心就是振兴美国的制造业。自2009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购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案》等举措，力图实现所谓的“制造业回归”。在2013年初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再次强调了制造业对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性，并宣布将在美国境内建立三个制造业创新中心，美国国防部和能源部将与进入这些中心的企业展开合作。美国重振制造业战略的实施，不仅将对美国国家力量的走向产生直接影响，还将深刻影响全球产业布局。美国商界、学界普遍认为，如果能够复苏、开发和再建制造业部门，加之能源独立性的增强，美国将再次享受繁荣。[13]
从历史经验看，传统大国特别是其中的首要大国相对力量下降过快，其实并非世界福音，因为那将导致世界力量结构的突然失衡并出现世界的暂时性失序状态，从而恶化新兴大国崛起的国际环境。反之，如果传统大国特别是其中的首要大国相对力量下降较为平缓，则可以保证世界秩序转换进程的相对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新兴大国所面临的崛起风险。
所谓同向而行，是指新兴大国的绝对力量和相对力量同时增长，尽管增长幅度存在一定差别。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走上发展快车道、几十亿人口加速走向现代化，是21世纪初世界体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并因此产生了不少新名词，如金砖国家（BRICS）、新钻11国（N-11）、展望五国（VISTA）、灵猫六国（CIVETS）等。在这一生机勃勃的群体中，若干历史悠久、文明灿烂、人口众多的国家——它们一般被人们称为新兴大国[14]——的成就更为引人注目。权威资料显示，由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五个金砖国家的GDP的全球占比，已从1995年的15%增至2012年的2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到2018年，该比重将升至30%。[15]与此相对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各种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地位也在稳步上升。在IMF中，这些国家的份额已经增至45.3%，与2008年份额改革时相比提高了9.1个百分点，几乎与传统大国平分秋色；其中中国所占份额增至10.1%，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居第三位；其他四个金砖国家也都进入了最有投票权的前十个国家行列。[16]在世界银行中，根据2010年4月通过的新一阶段投票权改革方案，发达国家共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从而使后者的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其中中国的投票权从2.77%提高为4.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国。[17]世界银行还将在2015年继续讨论新的投票权计算方法，以保证各国更加均衡的投票份额。在联合国中，除中国、俄罗斯两个常任理事国外，巴西、印度、南非目前均已成为非常任理事国，换言之，在15个理事国席位中，新兴大国占据了1/3。可以说，继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一幕再次上演，“权力向新兴经济体流散”已成为一种客观事实、一种国际共识。
但也应当看到，新兴大国的力量、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仍存在不确定性。这与以下情况有关。第一，这类国家的经济增速未来几年将普遍放缓。新兴大国近年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令人印象深刻。但支撑这类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外条件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偶然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复制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早在2011年，联合国在《世界经济形势和展望》报告中，既肯定了中国、印度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优异表现，又不无忧虑地指出，由于面临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货币升值、热钱流入等压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存在放缓的可能性。[18]如果新兴大国不能很好地处理上述问题，特别是不能顺利和较快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速度放缓是必然的。一旦这些国家经济低速增长的时间过长，甚至出现滞涨，它们崛起的势头肯定会受到遏制，崛起夭折也不是不可能。第二，新兴大国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总体上仍然较为有限，更谈不上主导。比如，在2010年IMF新总裁人选问题上，虽然新兴大国推举了两位重量级人物出马竞争，其中墨西哥央行行长卡斯滕斯曾任IMF副总裁，工作能力获得各方高度评价，且被认为能与华盛顿的政治圈进行良好沟通，但最终还是来自法国的拉加德胜出。尽管拉加德就职后承诺增加新兴经济体在IMF中的发言权，并将中国经济学家朱民任命为该组织副总裁，但毕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老规矩——欧洲人执掌IMF——保住了。第三，新兴大国的软力量短期内普遍不可能有根本改观。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都表明，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崛起应是力量的整体性增长、地位和影响力的全方位提升，而不仅仅是经济力量的单方面增长，以及经济地位和经济影响力的单方面提升。如果没有政治崛起特别是文化崛起，没有国内的善治和良好的国际形象，换言之，就是缺乏强大软力量的支撑，一国经济崛起就是不稳定和不可持续的。很显然，新兴大国目前在软力量方面普遍较弱。[19]虽然这类国家都已程度不同地认识到自身软力量的缺陷，并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受硬力量相对不足以及历史、制度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这些国家软力量偏弱的状况很难在短期内有根本改观。最后，新兴大国在诸多方面差异较大，彼此间的合作不少是议题性的。粗略地看，新兴大国确实存在不少共同点；但细究起来，它们之间的不同点也许更多一些，这在经济发展水平、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可以找到例证。诸多不同点决定了这类国家在全球观、利益观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20]它们也许可以在某些特定议题上暂时达成共识，进行短期合作，甚至建立某种形式的准结盟关系或者联合阵线，但在其他议题上则很有可能产生明显的分歧和矛盾，甚至形成尖锐的对立。不仅如此，它们在解决彼此间的分歧和矛盾时，甚至会借重一些传统大国。比如，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巴西与美国的立场基本一致，两国曾联手对中国施压。上述状况与传统大国基于相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而形成的相似性有很大的区别。
总之，变革世界秩序、提升自身地位和影响力的宏大愿景与既有力量相对弱小的落差，将是新兴大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得不面对的客观事实。巩固已有阵地，谨慎向外拓展，稳步向上拉升，将是这类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方式。
当前正在发生的全球力量结构重组亦即世界格局重构，是冷战遗产之一。但正如诸多论者曾指出的那样，由于旧格局的结束不是大规模战争引发的，因此，新格局的最终形成将经历较为漫长的时间。在此期间，各种国际力量此消彼长，相互之间攻防互现，各种组合不断形成。只有当各种主要国际力量达到相对均衡状态时，新的力量结构才能定型。从目前情况看，美国无意让出权杖，“世界第一”“美国领导”，既是它的信念，也是它的目标；其现有力量也足以支撑这一点。[21]中国无意争夺头把交椅，不争霸、不称霸，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属性、国家力量和战略考量综合作用的产物，也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22]陷入最长“衰退严冬”的欧盟疲于应付内部问题，其全球抱负有限。在可预见的未来，该组织将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解决内部问题；间或实施的对外干预行为，也更多是基于内政的考量。俄罗斯已经明确宣布“不寻求获得超级大国的称号”，但“会捍卫国际法，敦促尊重国家主权、独立和人民独特性，从而争取成为世界领袖”。[23]日本、印度、巴西的大国雄心与其力量和国际认知之间形成巨大反差，二流大国也许就是这些国家的宿命。因此，在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里，世界力量仍是很不均衡的。
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均表明，全球力量结构的转换期往往也是一个矛盾积聚期、冲突高发期。这是由于传统大国、新兴大国在心态、目标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相互抵牾所致。故而，转换期也常常是危险期。加之此次全球力量重组发生在大体和平的背景下，期间各大国间的关系较历史上类似阶段可能更加微妙、更加复杂，大国间的战略博弈也就更为激烈。特别是在东亚地区，由于世界主要大国云集于此，力量结构的变化十分显著，军事化程度又是最高的，而有效管控各种分歧和危机的双边或多边安全机制则相对匮乏，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安全禁区/准禁区”的现象。[24]这一切，都对中国外交决策者的复杂思维能力、资源运用能力、想象力和灵活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二、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环境：国际机制维度
除力量结构外，国际机制是一国外交必须面对的另一种客观环境。随着“中国昂首步入世界经济舞台的前沿、国际政治的中央、全球安全领域的敏感地带”[25]，各种国际机制特别是全球性机制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与国际机制特别是全球性机制的互动状况，也是观察中国融入外部世界程度和中国国际影响力大小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探讨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环境，必须弄清楚各种全球性机制的状况和走向。
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典型代表，当属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近年来，面对不断深化的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全球问题的挑战，面对全球力量结构的深刻变化，这些“仍然带有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强烈印记”[26]的全球治理机制的治理能力严重不足已经暴露无遗，并因此饱受各方诟病。就安全领域而言，负有首要责任的联合国的履职记录遭到了很多成员国的严厉批评；特别是近年来它在利比亚、叙利亚等国际热点问题上的作为，已使得众多中小成员国深怀忧虑、深感不安。在2013年9月举行的G20首脑会议期间，南非总统祖马直言不讳地说：“如今的世界中，许多小国家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有一种明显的印象就是，更强大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对小国动武。”[27]同年10月，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在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声明中指出：“安理会的工作机制和双重标准，妨碍其履行职责维护世界和平。因此，沙特阿拉伯别无选择。”稍后，拥有22个成员国的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拉比对沙特的举动表示支持。他认为，安理会没能履行对阿拉伯世界的责任，过去60年间，包括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因联合国的孱弱蒙受了巨大损失。[28]就经济领域而言，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充分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预警与防范能力严重不足，金融监督范围过于狭窄，贷款援助机制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29]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也存在类似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
为解决治理能力严重不足以至于合法性下降等急迫问题，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近年来也的确在进行某些改革。比如，2009年2月召开的第63届联合国大会非正式全体会议做出决定，正式启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谈判。该谈判将涉及以下重点问题：安理会成员种类、否决权、地区席位分配、扩大后的安理会的大小和工作方法、安理会与联大的关系。又如，在2010年秋季年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出了其成立65年来最重要的改革方案：将总份额增加一倍，即从约2384亿特别提款权（SDR）增加到约4768亿，其中约6%的份额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代表性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转移；改革执行董事会，其成员未来将全部通过选举产生，以使其更具代表性；欧洲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让出两个席位。[30]但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受到以下两个因素的制约：第一，成员国在机制中的身份、利益及诉求有很大不同。因此不同国家对传统机制的态度存在不小的差别：有的主张维持现状，至多进行小修小补；有的主张大拆大建；有的甚至主张另起炉灶。因此，各方的博弈及由此产生的冲突乃至对抗无法避免，这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扩大以及大国否决权问题、IMF新一轮机制改革议程等方面有极为明显的体现。第二，成员国特别是大国国内各党派政治斗争的外溢效应。以IMF为例，由于美国国内民主与共和两党相互缠斗，奥巴马总统关于永久增加美国对IMF出资额度的请求已被共和党把持的参议院拨款委员会驳回。鉴于美国是IMF最大出资国，也是2010年改革方案的主要推动者，因此，美国参议院的行为已使IMF原定于2014年1月完成的份额改革流产。为此，IMF总裁拉加德已多次向美国国会发出强烈呼吁，敦促它尽快批准2010年改革方案，以更好地反映新兴经济体力量上升的现状。总之，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治理能力的提升，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其中的曲折甚至某种程度的倒退也是不难想象的。
近些年来，一些新的全球治理机制相继诞生，2009年形成的金砖国家（BRICS）就是其中最具声望的代表，但总体而言，这类机制的数量目前还很有限。此外，一些新的全球治理机制也在酝酿之中，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诸边服务业协议（PSA）等。在这些新机制的创设或酝酿过程中，主导者要么是传统大国，如美国之于TPP、TTIP和PSA；要么是新兴大国，如中国之于BRICS；要么是两者的联手，如G20首脑会议。
创设主体的多样化，导致各类新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宗旨存在不小的差异，有的甚至大相径庭。传统大国创设或支持新机制的最主要目的自然仍是护持霸权。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正如一位中国前亚太经合组织高官所言：“TPP要超越茂物目标、甚至WTO，企图按照它的价值观和‘市场标准’，占领新的‘制高点’。”[31]此外，美欧启动的TTIP、美日欧启动的PSA、欧日启动的“经济伙伴协定”（EPA），也有类似的战略意图。[32]新兴大国创设全球治理机制则是为了变革既有的世界秩序，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并体现新的国际力量对比状况。2006年，时任印度总理的曼莫汉·辛格就指出，为适应亚洲崛起这一新的现实，“现有的全球机构和合作框架必须不断发展和变革。对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以及恢复联合国的权威来说是如此，对多边贸易体系的管理、全球环境保护或者世界能源供给的安全来说也是如此”。[33]巴西总统迪尔马·罗塞夫在2012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峰会上也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都需要改革，以适应当前新兴市场国家不断繁荣的新形势。就此而言，金砖国家在2010年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的决定、在2011—2014年间四次峰会上所发出的各种信号，具有历史性意义；这些国家在金融领域已经和即将采取的集体行动，如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机制、大力推动建设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共同参与国际发展议程的制定等，有可能撼动既有全球经济秩序的支柱。
当然，受机制成长周期及多种因素的影响，新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功能有待增强，组织化程度也有待提高。比如，G20首脑会议作为最主要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虽经五年磨合，但在机制化方面并无多大进展，目前仍停留在“临时性政治俱乐部”阶段，没有常设机构，没有理事会、秘书处；期间甚至出现个别传统大国用本国关切左右年度会议议题的极端案例。有学者认为：“G20机制的生命力正在经受考验。它可能作为一个突出金融、经济议题的论坛得以维持，但难以发展为一个包括政治议题的、有一定权威的常设机构。”[34]因此，提升治理功能、完善组织结构，将是各种新的全球治理机制亟待解决的共同课题。
按照斯蒂芬·克拉斯纳的定义，规范（norm）是国际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35]由于力量、利益和国际地位的差异，不同国家对传统国际规范体系的态度存在明显的差别。作为传统国际规范体系的创制者和护持者，传统大国一方面尽最大努力维护该体系——特别是其中的核心规范——的稳定，并迫使新兴国家继续遵守这些规范，从而继续享有“规范红利”；另一方面又力图抓住构建新国际规范的主导权，并试图弱化新兴大国构建新国际规范的努力，或者尽可能地限制它们在这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以构建“新的利益增长点”。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提出的“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构想，[36]就是这方面的集中体现。她在不同场合反复提到的规则（rules），其实既包括传统国际规则即传统国际规范，也包括新国际规则即新国际规范。对于传统大国的上述做法，新兴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当然是不认同和不接受的。尽管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国家目前都还无力改变传统大国主导既有国际规范体系的局面，特别是无力挑战其中的核心规范，但它们对传统国际规范体系的不满众所周知；它们也越来越不掩饰自己在这方面的态度，并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方案。新兴大国在变革传统国际规范体系特别是经济、社会规范方面携手合作，互为支援，步步为营，不断增强同传统大国在相关领域讨价还价的力量和资本。这在2012—1014年间的金砖国家和G20分别举行的三次领导人峰会都有非常引人注目的体现。
全球治理机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中国对不同机制的态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作为世界上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最被看好的主要投资目的地，以及能源资源产品的主要进口国[37]，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简言之，就是做“当代国际秩序和公认国际关系准则的维护者”[38]。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也希望变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以使其更加公平公正，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因此，如何处理与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关系、如何参与和推动新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建设，特别是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将是未来中国外交必须认真完成的重要任务。
三、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环境：观念互动维度
观念及其互动所产生的主体间（intersubjective）世界所形成的共有文化，是国家实施对外行为时必须面对的主观环境。它与前文所讨论的两种客观环境相互交织，形成一种复合体，共同对国家的对外行为施加影响。按照建构主义的术语和理论，这样一种环境是构成性（constitutive）的，它不是通过外在约束影响或者改变具有既定偏好的国家的对外行为，而是通过改变偏好来改变国家的对外行为。中国外交如何在这种也许更为复杂微妙的环境中稳健自处并且积极有为，也是一门必须努力做好的重要功课。
自近代以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逐步展开，特别是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巨大进步，人类不同群体在思想领域互动的频度和深度不断增加，并间或伴有血与火的洗礼。可以说，本质上是观念互动而形成的全球思想领域从来都是不平静的。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性，既是当今人类不同发展模式的困局所致，更意味着现代文明深层次的文化危机，由此引发全球思想领域的反思浪潮也是顺理成章。从实际进展看，这场反思的内容已经大大超出金融和经济范畴，涉及政治、安全和文化等极为广泛的领域。由于受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不同国家反思的内容、指向和深度存在明显差异，即使是文化相近、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不完全一样。比如，美国人的反思与欧洲人的反思就很不同，美国人与中国人的反思更是大相径庭。除此之外，在同一国家内部，不同阶层、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们的反思也很不一致。比如，西方左翼学者对全球治理理论、权力转移理论、民主理论的反思，与这些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者就有着明显的差别。[39]中国创新马克思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新左派、新儒家、民族主义者等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思考、对“华盛顿共识”和“中国模式”的认知，在很多方面都是尖锐对立的。[40]不同反思之间的相互激荡，构成了当今国际思潮的基本态势。[41]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决策者都不能不认真面对、谨慎处理的事实。
思想史的演进历程显示，人类每一次对自身所面临的危机乃至困局的深刻反思，都预示着可能的观念创新和理论进步，从而在不同程度上重塑全球思想生态。这一幕已经在当下的世界上演。而全球思想生态的变化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的观念、国家的观念，而“观念所体现出的原则化或因果性的信念”“为行为者提供了路线图，使其对目标或目的—手段关系更加清晰”。[42]简言之，国家将在人类思想领域的反思和重塑的大背景下形成新的观念，采取新的行为方式。不同国家基于新观念和新行为方式的互动，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国际关系的既有面貌，并衍生出新的国际规则、国际规范乃至新的国际机制。
之所以如此，与国家间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世界大趋势直接相关。在导致相互依赖加深的诸多因素中，最为突出也最为直观的是经济领域。从一定意义上说，各国在经济领域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是最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发展的显著特点。[43]尽管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某些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严重受挫，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有所抬头，国家间的贸易摩擦有所增多，一些国家的政治内向化、保守化倾向有所加剧，但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大趋势。以多样化最为显著的亚洲为例，权威数据显示，该地区商品贸易依存度2007年为53.4%，2010年增至54.9%，2011年虽有回落，但仍维持在54.1%的高位。亚洲经济体区内直接投资依存度2008年为23%，2011年增至29%。尽管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亚洲经济体2012年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出现了些许波动，但该经济体内部各成员之间在贸易、投资等领域仍保持稳定的高依存度。正在进行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建设（RCEP），将进一步加快亚洲贸易一体化进程。[44]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曾指出，“相互依赖影响着世界政治和国家行为”。[45]其实，考虑到世界政治是行为体互动的结果、国家行为总是要受到某种观念支配等事实，可以说，相互依赖的现实改变或建构着人、国家的观念。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利益共同体”观念日益凸显。人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在当今这个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国家可以超越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在发展彼此合作的进程中建构“利益共同体”。比如，尽管中美之间存在严重的战略互疑[46]，但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国务卿任上曾多次使用“同舟共济”这一典型的中国成语，描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中美关系。王毅在就任中国外交部长后多次强调：“中美之间乃至全球各国之间已是日趋紧密的利益共同体。”[47]IMF总裁拉加德在2013年全球央行年会上也指出：“没有哪个国家是孤岛……在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国内政策的溢出效应——包括非常规货币政策——会很快流回发源地。让我们来研究其更广泛的影响，因为这关乎我们自身的利益，也关乎所有人的利益。”[48]
但是，利益共同体毕竟是以“利益”为基础的，而不同国家的利益范围、利益内容和利益观念是不断变化的。汉斯·摩根索就发现：“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之内，哪种利益能够决定政治行为，要视制定外交政策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的环境而定。”[49]玛莎·费丽莫的研究也表明：“国家利益的再定义常常不是外部威胁和国内集团要求的结果，而是国际共享的规范和价值所塑造的，规范和价值构造国际政治生活并赋予其意义。”[50]因此，利益共同体即便能够形成，也是不稳定的——各方利益高度重合则共同体兴，各方利益严重冲突则共同体衰。这方面的案例可以说是屡见不鲜。而要从这种不稳定中摆脱出来，需要建构一种稳定性特别是涵盖性更强、也更易于为人类不同群体所接受的观念。“命运共同体”就是这样的一种观念。它根植于利益共同体观念，但远高于这一观念；在践行前者的过程中可能形成的命运共同体，不是既有的各种利益共同体的机械组合，而是后者的涅槃重生。可以预计，随着有关国家的倡导、实践的推动、认知的调整，命运共同体观念一定能够成为一种全球共有观念，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
按照建构主义理论，“观念不仅是指导行动的路线图，观念还具有建构功能，可以建构行为体的利益。”[51]据此可以推断，“利益共同体”观念的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形成，将有助于影响当代国家的偏好，引导它们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采取更多的合作行为，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的进程中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中国拥有悠久的和合观念和天下观念，愿意把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愿意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与合作共赢，因此是可以对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形成和相关实践的展开做出独特贡献的。
安全是国家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制定和实施安全战略的过程中，国家所依据的安全观有着很大的差别。传统安全观以权力政治理论为基础，以最大限度地增强自身力量、减损他国力量为手段，以绝对安全为目标，热衷于组建对抗性的军事联盟。这种安全观曾经广为流行，并于冷战期间最为兴盛；间或出现的新安全观念——如卡尔·多伊奇提出的“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往往被束之高阁。其结果是军备竞赛盛行，安全困境频现。随着全球化发展而造成的相互依赖逐渐加深，非传统安全问题广泛生成，传统安全观所面临的挑战日趋严峻，创新安全观念成为必要。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关于“要对安全提出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解”的倡议，开启了系统创建新安全观的思想之旅。[52]1982年，O.帕尔梅领衔的“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第一次提出了“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这一崭新概念，并确立了涵盖广泛的六项原则。[53]此后，各种新的安全观念不断产生。比如，布鲁金斯学会提出的“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日本政府提出的“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中国政府提出的“可持续安全”（sustainable se-curity）等等。据此，以相互依赖为现实基础、以安全合作为主要方式、以人类的普遍安全为最终目标、渗透着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新型安全观逐渐成型并日益完善。这种与传统安全观迥异的新型安全观具有多层次和多维度的显著特点，它倡导安全的普遍性、相互性、共同性和包容性，追求在安全领域的共建、共享和共赢。新型安全观的成型与完善，标志着人类对自身与他者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54]
新型安全观已经并被越来越多的国际行为体所认同。一个显著的例证是，冷战结束以后，作为全球最大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完成了从传统安全观到新型安全观的转化，“‘人类安全’‘全球安全’等概念已在联合国文献中频繁出现”。[55]尽管传统安全观的影响尚未被彻底根除，个别大国仍然固守“零和博弈”的旧思维，但越来越多国家的确基于对安全的新认知而不同程度地调整了安全战略，统筹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越来越成为国际安全领域的主流。由此，新型国际安全关系日益形成，新型安全机制不断涌现。这一切都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倡导亚洲安全观的中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结语
前文对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环境进行了大致的分析和判断。受分析框架限制，一些因素尚未涉及。综合已探讨的各种因素，本文认为，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环境既存在相对稳定的方面，也的确出现了诸多变化和发展的因素。两相比较，后者可能更为突出。虽然那种认为“当前的世界政治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期、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越来越具有危险性”[56]的观点有点言过其实，但无论如何，当今世界的确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与此相关联，中国外交所面对的全球战略环境也较以往更为复杂。
全球战略环境的不同方面，对于中国外交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其中相对稳定的方面构成了中国外交的支点，可以保证中国外交大政方针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证中国对外行为的总体可预期性。其中变化和发展的方面则构成中国外交调整乃至外交转型的外在动因，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外交调整乃至外交转型的方向、内容和目标。中国外交应当在细致观察、深入理解这些“大势”的基础上，加强战略思维，加强战略设计，加强战略运筹，努力塑造一个安全、有利、友善和总体可控的全球战略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