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外交新布局与东亚的未来
【内容摘要】
2013年以来，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积极进取的姿态进行外交调整，空前提升对周边外交的重视程度[57]，特别是召开了1949年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了“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的新理念，确定了今后5—10年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明确了解决周边外交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中国周边外交新布局基本成型。这一具有诸多新特点的外交布局将对地区格局乃至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应予以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
一、中国周边外交的“介”字型新布局
目前，中国周边外交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汉字“介”的新布局。其中的一撇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对于这一经济带的“带长”和“带宽”，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的解读。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邢广程的说法：“‘丝绸之路经济带’应以中国为出发点，以俄罗斯和中亚地区为桥梁和纽带，以欧洲为落脚点，以北部非洲为延长线，在欧亚大陆形成一个比较畅通的交通网络和比较便捷的贸易通道。”[58]其中的一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至于它的“路长”和“路宽”，迄今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大体说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中国为起点，中经东南亚、南亚和海湾地区，西抵南部非洲。其中的两竖，分别是“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简称“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国、印度、缅甸、孟加拉经济走廊”（简称“中印缅孟经济走廊”）。这两个走廊涵盖了南亚次大陆的主要国家，并与“一路”“一带”存在某种重合。
中国周边外交新布局大体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构想宏阔，潜力巨大。粗略估算，中国周边外交的这一新布局涵盖的国家数目超过30个，人口总数超过35亿。它聚焦于中国周边，但又不仅限于此。它由点成线，又以线控面。它立足亚洲，远眺欧陆。与其可能形成的平台对照，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所运行的任何一种地区性合作机制都相形见绌。
第二，以经济外交[59]为主线。一路、一带、两廊，三个直接以“经济”一词命名，一个虽未明确包含“经济”一词，但隐含强烈的“经济”意味。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周边外交新布局主打的是“经济牌”。这与当下中国外交的总体取向完全一致。自1978年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始终坚守的目标之一，就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外交在中国总体外交中拥有独立的身份和独特的地位。[60]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经济外交的形式进一步丰富。中国周边外交的“介”字型新布局以经济外交为抓手，可以更好地使外交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根本目标，对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体现了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外交价值观。崛起的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外交价值观，并在实践中切实加以践行，以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尊重。包容互鉴、合作共赢，是中共十八大报告所概括的十二字中国外交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的“惠”“容”二字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并在中国周边外交新布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国务委员杨洁篪近期曾指出：“一路一带”是开放的合作倡议，不搞封闭性的集团，不妨碍既有的多边合作机制。亚洲过去的沧桑历史与丝绸之路的兴衰紧密相连，亚洲未来的整体振兴与丝绸之路的复兴交融并进。“一路一带”是亚洲大家庭的事，希望有关国家和中国共同商量、共同建设、共同受益。[61]
第四，践行了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理念。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两个大局，是当代中国大战略的基本原则。就国内发展而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虽然已经行之有年，但受制于多方面因素，特别是缺少强有力的外部支点，成效并不显著。中国东部地区经过多年高速发展之后，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也面临既往发展模式边际效应递减、新的发展方式艰难孕育的巨大挑战。而中国周边外交的“介”字型新布局，将西部省份、东部省份特别是东南诸省与数量众多、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周边国家有机地联系起来，其战略意义十分重大。[62]目前，地方政府已经积极谋求将自身发展与国家新的周边外交布局相对接。比如，乌鲁木齐市正在规划“亚欧经济合作实验区”，该计划一旦获批，将使中国与中亚国家在非油贸易领域的合作实现更大突破。福州市政府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非发展基金联手推动设立100亿元人民币的基金，计划在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建设港口，以进一步加强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海上联系。云南省政府制定了《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总体规划》。甘肃、陕西两省分别提出了建设黄金带和新起点的构想。宁夏计划打造“四大平台”：中阿空中丝绸之路、中阿互联网经济试验区、中阿金融合作试验区、中阿博览会战略平台。[63]由此，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格局逐渐成型。而这对于推动全球经济恢复性增长大有助益。
第五，展现了“更加有所作为”的外交新姿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长期秉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并以相应姿态加以展现。虽然这一战略方针及相应姿态饱受争议，但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绩也是不争的事实。当然，随着全球和地区格局的复杂演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增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外交的战略方针确实需要做出调整。至于这一调整的基本方向，目前同样存在不小的争论。[64]一系列迹象充分显示，当下的中国外交是在坚持“韬光养晦”即谦虚谨慎原则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有所作为，更加强调主动参与，更加强调主动塑造。中国周边外交的“介”字型新布局，就是这一外交姿态最新也是最鲜明的体现。
中国周边外交的“介”字型新布局，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周边外交最为重要的战略设计。[65]它立意高远，目标明确，内涵丰富，侧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可以预计，这一新布局的全面展开和深入推进，将对中国外交的整体走向，进而将对地区格局乃至全球格局的走向，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东亚[66]为什么会消失？
细察中国周边外交的“介”字型新布局，人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中亚、东南亚、南亚甚至是西亚都涉及了，东亚哪里去了？
东亚确实不见了。
东亚在中国周边外交“介”字型新布局中的消失虽然让人惊讶，但深究起来，个中原因并不难理解。它可能与当下东亚复杂严峻的地缘形势及中国对此的认知有关。
第一，东亚对中国的经济价值下降。东亚曾在中国对外开放总布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日本曾连续数年位居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国[67]。但近年来由于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这一点正在发生变化。作为东亚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经济虽然经过“安倍经济学”的强刺激而有了一些起色，但其中短期的前景并不被各方看好。“如果不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走出长达20年的滞胀，实现经济增长，其量与质并重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可能随时引爆日本债务危机。”[68]虽然韩国经济总体状况良好，但也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69]朝鲜经济模式陈旧，发展动力匮乏，加之受到联合国制裁行动的影响，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起色，未来出现经济崩溃也并非不可能。蒙古经济体量较小，其运行好坏对本地区整体经济格局影响不大。[70]就双边经贸关系而言，自安倍晋三政府执政以来，中日经贸关系持续恶化。2012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大幅回落，“日本退居欧盟、美国、东盟和中国香港之后，仅为中国第5大贸易伙伴”；[71]2013年，中日双边贸易额持续下降，相互投资也出现负增长，中日互购国债与人民币直接交易受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无实质性进展，“政冷经冷”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中日经贸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72]初步摆脱意识形态羁绊的中朝经贸关系，“正从战略安全导向型向市场驱动型转变，面对朝鲜‘经济建设和核武建设并行发展’战略，中国对朝经贸关系与防扩散责任间的张力越来越大”。[73]中韩双边贸易额虽然超过2000亿美元，但贸易关系严重失衡，中国所得远小于韩国。[74]中蒙双边贸易额仅有60亿美元，且与中韩经贸关系一样呈现出严重的不对称状况。[75]此外，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设目前尚无大的突破，出现了具体领域“制度过剩”与整体性区域“制度匮乏”这样一种特殊格局。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既无法实现区域内部经济的深度整合，又“难以采取集体行动，共同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经济风险和冲击”。[76]因此，东亚在经济上对中国的重要性和吸引力下降。
第二，东亚政治格局静态化特征短期可能无法改变。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亟欲摆脱战后国际秩序束缚的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在国内很受欢迎，他在未来几年内可能继续执政，日本也将在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下朝着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狂奔。这自然会引起中国、韩国的高度警觉、强烈反感乃至有力抵制。因此，中日、韩日的紧张状况短期内均不可能有大的改观，甚至有可能在某些偶发因素的刺激下骤然加剧，爆发所谓的“黑天鹅事件”（black swan event）。其次，由于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恩在核武器问题上所持的强硬立场以及在处理周边关系方面不合常理的做法，朝韩关系短期内难以解冻，朝中关系有可能继续降温。[77]再次，由于存在短期内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有斗有和、斗而不破，仍是未来中美关系、美俄关系的最突出特点。在这一意义上，东亚政治格局呈现静态化的特征。除非有重大事变发生并引发本地区国家周边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否则，这种状况不会有大的改变。
第三，东亚安全形势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东亚地区是当今世界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且这一特征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在该地区安全格局中，至少显著地存在着四种对抗性的双边关系：其中两对属于域内国家间的对抗，即中国与日本、韩国与朝鲜；一对属于域内国家与域外国家间的对抗，即中国与美国；还有一对完全属于域外国家间的对抗，但却对东亚的安全形势产生重要影响，那就是美国与俄罗斯。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些对抗关系同样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在某种状况下，一些双边关系的对抗程度同样有可能急剧上升，爆发严重武装冲突也并非不可能。[78]考虑到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后对其在东亚地区军力部署的调整、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所产生的后续影响以及该地区国家正在进行的海军和空军的军备竞赛等多方面因素，这种可能性进一步提升。更为关键的是，本地区缺乏成熟的集体安全机制来有效管控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安全禁区/准禁区”的现象。[79]因此，有悲观主义者就认为：“该地区（指东亚——引者注）可能正在朝传统的两极对抗局面发展，遏制、阵营和军事威慑是焦点。”[80]
第四，东亚各种亚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虽然东亚5个国家均属于所谓的“汉文化圈”，中国还是汉文化的发源地，理论上似乎这些国家更容易形成共有观念，建构共同身份，但现实状况却并非如此。康灿雄（David Kang）就发现：“虽然受到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深刻影响，但这些文化和思想被嫁接于本土文化和社会之上，两者并没有完全融为一体，而是共生共存的。”他还指出：“东亚一直存在着多元传统，佛教、儒学以及本土理念在混合互动中演变，但很少会完全融合为一体。”[81]既然各种亚文化无法融为一体，那就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由于民族主义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勃兴[82]，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隐然对立无法消除，东亚文化之间的冲突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比如，中韩“两国网民围绕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展开的激烈争执”就是“文化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纠纷事件”。[83]
从以上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当下的东亚地缘形势十分复杂，未来走向更是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对中国而言，这样一种地缘形势总体来说是不安全的，甚至是十分严峻的。对此，中国的战略人士忧心忡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在与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共同撰写的研究报告中认为：“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由于历史上的相互不满而升级，并给东北亚……带来持续的紧张……北京和华盛顿有被卷入地区危机的风险。”[84]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在一篇总结2013年国际安全形势的报告中写道：“东北亚地区以日本安倍政府安全战略思维的大倒退和朝鲜核问题走入僵局为代表，以中日钓鱼岛争端为焦点，凸显和平发展与发展的安全困局。”[85]CSIS的报告也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中国大陆战略人士中，有40%的人认为，历史问题有可能导致相关国家军事上的冲突。这一比例在所有受访对象国家或地区中最高。[86]从这一意义上讲，当下的中国周边外交总体上“西倾”或者说是“西进”，其隐含的认知和背后的逻辑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介”字型新布局，应当就是这种认知和逻辑的具体体现。
三、东亚的未来如何才能不黯淡？
中国周边外交的“介”字型新布局虽然不包含东亚，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周边外交中彻底放弃了东亚。毕竟，中国不可能离开东亚，也无法自主地选择东方邻国。因此，期盼本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一直是中国的真诚愿望和现实需要，只是这种愿望和需要得不到有效满足而已。要使中国的良好愿景得以实现，并提升其在本地区的安全感和舒适度，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本地区的整体信任水平特别是中国受信任的程度不断得到提升。虽然“‘信’在东方价值观中具有重要地位”，[87]但“信任赤字”却是东亚国际关系长期存在的基本特点之一。中日、韩日、朝日等国间的互不信任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即使是中韩两个目前关系较为友好的国家之间，彼此的信任程度也并非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高[88]。这也是导致东亚地区局势持续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削减乃至消除“信任赤字”，域内各国的执政者在处理彼此间关系的过程中，就必须不断地释放诚意和善意，尽量避免采取加剧周边国家疑惧的行为，并且通过扩大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等方式，不断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域内其他国家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还应当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更深入地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进一步理解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进一步理解中国在周边外交中秉持“亲、诚、惠、容”理念的真诚意愿；特别是日本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必须从情感和理智上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对新形势下的东亚地缘形势形成新的认知，对中日关系形成新的定位，而不是固守业已过时的理念和判断，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的崛起[89]，并且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和切实行动以取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域内相关国家的谅解，否则它必将成为东亚地缘形势新变化的最大输家。此外，东亚特殊的地缘结构，还使得该地区信任水平的提升，受到某些域外大国的直接影响，其中美国对中国的信任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中美两个大国之所以长期存在战略互疑，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存在直接冲突的可能性，虽然是因为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所致[90]，但晚近的最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基于西方经验即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大国政治的悲剧”而形成的“历史宿命论”，对中国崛起可能造成的地区和全球影响产生种种并非必要的疑虑和恐惧。在这方面，美国应当有所作为，并且是顺势而为，而不是逆势而动；应当是心口一致，而不是口是心非；“应当保持战略耐心，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91]
第二，相对完整的地区性国际制度体系得以构建。“机制赤字”是东亚国际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而有效且覆盖域内所有成员的地区机制匮乏，是导致该地区成员国之间冲突频发、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未来各方应当采取积极态度、运用适当方式，努力构建相对完整的地区性国际制度体系。这一体系至少应当涵盖安全、经济和政治等重要领域，可以采取改造、升级、新建三种方式。具体地说，首先是将朝核六方会谈机制改造成为一个仅包含本地区成员国的集体安全机制，切实提升某些成员国的安全感，激发它们参与塑造地区安全共同体的愿望。其次，在中韩自贸区（FTA）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本地区多边经济合作机制的建设工作特别是成员的扩容，实现本地区成员的互利与共赢；坚持开放地区主义立场，妥善处理域内多边经济合作机制与域外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关系，尽可能地降低外部因素的消极影响。再次，积极推进本地区国家领导人政治对话机制的建设，改变现在“借场唱戏”的状况，让他们在只有域内成员的多边场合定期会面、深度沟通、增进了解、建立（或者厚植）友谊，实现“东亚的事情由东亚人自己来处理”的目标。与此同时，美国应该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看待东亚地缘形势的种种变化，适时调整、恰当处理自己与东亚诸国的关系。为此，它应当有效地约束日本的冒险行为，减少后者对地区安全和政治关系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以新的理念改造美日同盟、美韩同盟，使两者的存在有助于东亚的安全和稳定，化解中国和俄罗斯对它们的疑虑；以善意心态和建设性方式发展与蒙古的关系，不使后者产生错误知觉及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实施不适当的对外政策；积极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减轻东亚其他国家选边站的压力，支持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扮演更加富有建设性的角色，支持区域性合作机制的建立，从而加强东亚国家之间的联系、维护地区稳定。[92]
第三，新的地区共有观念能够形成。尽管东亚地区存在文化多样性的特点，但在历史上，该地区的确存在着某些共有观念，并在维持地区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93]近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尤其是域外大国的深度介入和刻意搅局，这些共有观念逐渐被侵蚀，被消融。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东亚国家需要尽力抵御民族主义的诱惑，彻底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有效管控各种突发性危机，努力发掘彼此文化上的共同点，不断扩大彼此利益的交互点，积极塑造与21世纪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相契合的新的地区共有观念。这些观念大体应包括：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念，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包容互鉴、共生共容的观念。在塑造新的地区共有观念的过程中，逐步减低“信任赤字”和“制度赤字”，化解事实上存在的“安全困境”。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地理毗邻且文化相近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功经验[94]，也可以在某些方面借鉴“欧洲整合的历史经验”[95]。在这方面，本地区其实已有成功的先例，比如中日韩三国学者、教师与市民共同编写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96]，东北亚名人会推出《中日韩共同常用八百汉字表》，只是数量仍然较为有限。
基于前文研究，本文认为，如果上述条件能够大体具备，如果本地区其他国家能够在创造上述条件的过程与中国携手并肩，相向而行。那么，中国也将重拾对东亚地区的信心，提升对该地区的重视度，并扩大在该地区的外交投入。而这一切都将助于东亚的和平与繁荣。当然，达到这一目标的道路是崎岖而漫长的。为此，各方应当保持足够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