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法律实施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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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努力都有回报(代序)

我对老缪最早的印象应该是十几年前在南京大学的课堂上。那时,我刚毕业留校不久,要去浦口校区给本科生讲授企业法、公司法及商法总论等课程。当时的浦口远不像今天这么热闹,位于城乡结合部,星星落落的几座楼。但南大校园里倒也宁静,适合读书。只是图书馆的书并不多,我一直觉得南大对不住那几届浦口学生——老缪属于其中之一。以我个人的感觉,南大学生是极优秀的。内敛、勤奋、求知欲强。前几日,某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偶然提及,他希望所在大学能多招一些南大学生,我就很钦佩他的眼光。但或许是江南生活过于安逸,或者是浦口过于闭塞?那时的南大学生并不是很愿意去北京或出国,“好学生”多将继续深造的目标锁定南大。所以,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在课堂上鼓动最好的学生“考出去”。其中不少优秀者后来都出国或去了北京、香港。老缪,是其中的一个。

他是南大学生里很早就喜欢写文字的人。我记得一个有着典型苏南读书人形象的大二男生兴冲冲地告诉我,他正在就某个问题写文章,准备投稿《法制日报》。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本科生为发文章而写稿。因此我就跟他多唠叨了几句,大意是说,学生要多阅读云云。这个男孩就是老缪——当时他还没什么胡须。不知道我的话有没有打击到他。

老缪大三时还参加了我主编的《公司法律报告》(第二卷)专题的写作。他大四时,正值国资委成立和新一轮国资改革启动不久,我们还在学校资料室一起讨论过国资法是否会融入公司法而消亡的问题。但后来我直到2008年因工作变动来到北大,才再次遇到他。小男生已在跟随吴志攀教授读博士。后来他又去哈佛取得了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去了中央财大法学院——并且,还蓄起了小胡须,已经开始有一些“民国老夫子”的感觉。我便随他的北大同学一起叫他“老缪”。

人世间我们所遭遇的各种境况,都会以某种方式写在脸上或者性格中。我未去考究过“老缪”这个称呼的来历,但我的这一称呼曾一度让他惶恐。可能是他觉得自己远远没有我那么“老”。在北大期间,老缪与沈朝晖、夏小雄等先后从南大考到北大的同学会经常来参加我的读书会以及我申请的一些项目。在学术讨论过程中,我真正体验了“教学相长”的愉悦。朝晖和小雄毕业之后,也都分别去了清华和社科院。他们也开始展现出成为“好学者”的气质。

经过在北大及哈佛的几年研习,缪同学明显沉静了很多。他的一些见解,也有明显的前瞻性。我没有想到当年那个“蠢蠢欲动”的无锡小男生会如此安静地志于学术。他租住在北大附近,全身心地投入阅读和写作,每年都有不少文章发表——说实话,北京年轻教员的收入是极低的,但我从未看到他为了生计或者收入而去承办某个案件,也从未看他抱怨过生活有多么艰难(也可能他抱怨的时候,并没有当着我的面)。每次遇到他,讨论最多的是学术——当然,偶尔他也会说/传一些学术八卦,这个时候,他一般会“坏笑”几声。你才会感受到,老缪其实还有很天真的一面。

尽管如此,老缪基本上还是一个“我行我素的学术痴迷者”。无论是在中央财大举办的学术活动中,还是在证券法研究会、经济法研究会的学术会议中,他经常会谈论自己最近的研究,诸如国企改革、场外交易、光大证券案、场外配资、金融创新等。老缪的学术敏感性很好,出手很快。我写的文章有时能拖两三年甚至更久,他在新事件/新案件发生时,往往一个月就能完成应对/评价研究,确实是证券法、金融法领域的“快刀手”。他的这些研究中的部分内容,最近汇成了眼下这本书——《中国证券法律实施机制研究》。

这些稿件虽然是零散、断续地完成,但它们不仅着眼于证券法的技术、争议案例的解释,更涉及国家复兴与资本市场、行政权力与市场自由、公共规制与私人诉讼等大问题。作者试图在一个更为开阔的时空下,思考中国证券法的有效实施机制;试图通过个案分析展开关于资本市场的宏大叙事,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年轻法学者的孜孜情怀。

所有有开拓意识的研究,都是值得记住的。老缪所累积的这些文字不仅是其近年学术研究的纪念,更是关于如何展开部门法理论进路的建言。尽管我未必认同其中的全部观点,但这种认真研究的精神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比较稀缺的。

法学有很多面向。无论是法教义学,还是社科法学,或者是其他路径,都有其有意义的一面,如同我们每天可能吃不同的菜,穿不同的衣服,但我们每天都仍然是我们自己,又不完全是自己。老缪并不特别关注或者特别有意识地去试验某种法学方法,他只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他所理解的证券法解释,这正好也是学术自由的意义所在。

我相信,老缪的研究自有其“有道理的一面”。这也是我虽一再拖延,却十分愿意为其大作写些文字的原因。只是因为我的拖延,影响了老缪大作的尽早出版,内心不免有些不安。北大出版社的王晶编辑想必是比较了解我的拖延症,因此,她建议老缪每隔三天催我一次(汗,我以后更怕和王晶打交道了……)。直到最近,我在华政做关于“僵尸企业”权利的报告时,难得有闲拍发了若干华政美景,老缪却乘机在微信圈中“公开威胁”我——“你出外讲僵尸权利时,可要记得我有本书也快成僵尸了”……我想,我不能一边讲“僵尸企业”的权利,一边让老缪的书成为“僵尸”,忽略了老缪的权利。因此,我就在上海回北京的飞机上,最终续完了这篇小文,并在家里最终改定。

老缪的研究证明了——所有的努力都会有回报。

是为序。

2016年12月3日终稿于北大畅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