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西方古典学
黄薇薇撰
提中国的“西方古典学”（或“古典西学”），是为了跟“西学”在中国的整体研究，尤其专治“现代西学”的研究区分开。把国内学界对西学的研究分为古代和现代，并不是为了区分研究领域和时段，而是为了凸显西学研究的两种学术取向。但是，学术取向并不等于个人喜好，也就是说，研究现代西学的并不纯粹因为喜欢或支持西方的现代思想，而研究古典西学的也并不必然讨厌或贬低西方的现代思想，因为无论是研究西方的现代还是古代，都是立足于中国当下。换言之，西学研究的起点在于中国所处的语境，西学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解现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这不仅是百年来中国知识人的学问之路，也是当前乃至以后的治学之道。那么，既然殊途同归，二者的取向有何差异？差异就在于对中国问题的来源和实质的认识，以及对问题解决之道的选择。
中国之所以有了“问题”，源于百年前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轰击，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建制乃至于思维方式受到了全面的质疑和抛弃，即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因而重建中国文化成了知识人的奋斗目标。可是，拿什么重建？如何重建？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一直以为，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因此一直把研究的目标放在打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近代或现代思想上，认为中国的失败是因为中国的“古”不能战胜西方的“今”，要想重建中国文化，当然不能仅凭中国的传统，而是要用西方的“今”去寻找中国传统的病灶，进而医治中国的弊病。所谓医治，就是把西方近代和现代的“先进”理论和思想拿来我用。换言之，重建中国文化并不是单纯的恢复中国传统，而是把西方的现代文化移植过来，甚至逐渐替换中国传统文化，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化。因此，中国的问题就是现代性问题，但实质是中国文化的断裂问题。然而，中国的现代能否建立在西方的现代之上？当然，这并不是主张中国文化的建立要抵制和脱离西方现代文明，闭门造车，而是强调重建过程中，不要简单地依靠复制和替换，因为西方现代思想诞生的背景和面临的问题并不必然适用于中国的现代。那么，重建中国文化的首要任务就应该是精确地理解西方的现代文明，即分析西方现代思想是怎么来的？它们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在西方古代也存在？如果存在，古人有何见解？古人的观点与今人的观点是否一致？又或者，今人的观点是对古人观点的延续和继承，还是背弃和反叛？因此，研究中国的问题不应该关注于“中西之争”，因而全盘接受西方的现代思想，进而改造中国的传统思想，而应该搞清楚西方现代思想的来源和实质，尤其是与西方古代思想的联系和差异。换言之，研究中国问题的前提是对西方文明和思想有着清晰的把握，尤其对西方的“古今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8]
西方文明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虽然可以追溯到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但“可以追溯”并不意味着“一脉相承”。日耳曼人进入罗马疆域之后，西方的古代文明确实起到了引领和教化作用，但当欧洲诸国成长起来并试图塑造自己的民族文化时，古代文明就逐渐受到挑战，并随着宗教改革的发展，尤其基督教的分裂而最终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态。换言之，文艺复兴并不是在恢复和启用古代文明，而是对古代文明的质疑、批判，乃至背离和抛弃。西方近代文明的出现意味着西方文明的断裂，并由此种下了西方近代乃至现代的诸种问题。那么，如果再把这种断裂的文明植入中国文明的重建，无异于是在中国文明的断裂之上再添一层断裂，在中国问题的基础上再添上西方的问题。因此，要思考中国的问题，当然应该首先回到西方的古代，研究古人如何解决生命以及社会问题，尤其共同体所面临的人应该如何生活（或生活方式）的问题。如果依然跟随西方现代，乃至于后现代，那就会使中国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立足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了然西方古今之争的状态，研究西方的古代才有意义和价值。当然，一旦有了这样的治学目的，对于西方古代的研究就无法用西方“古典学”的学科含义来匡正，因为古典研究并不等于“古典学”研究，西方的古典研究可以追溯到希腊化时代，而“古典学”作为一门学科，乃是西方近代文明兴起以后的产物，包括经典作品的训诂和疏解（古典语文学），以及古代史迹的实证（古代史和考古学）。然而，“古典学”究竟应该强调前者——古代精神品质的延续，还是后者——古代生活的证明，这在西方本身就引起了争论，并促成了“古典学”两个对立的研究方向[9]，中国对西方的古典研究不应该延续他们的争论，在何为“古典学”问题上纠结，而应该深入地反思何为中国的“古典学”，或者何为“古典西学”，也就是回到开篇提出的中国学者从事西方古典研究的立足点问题。
中国人治西学，出发点是为了反思中国的问题，而不纯粹是西方的问题，之所以强调对古典的研究，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古今之争，探寻西方现代问题的根源，从而诊断中国的现代。我们对西方古典的关注，是因为它曾为现代的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据说具有普遍性和正当性的生活方式——民主政制。可是，这种方式在诞生之初就受到了质疑。一些心志高贵的圣贤早就对此种生活方式的品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的作品已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个民主政制兴衰的见证。当然，对古代民主政制生活品质问题反省得最为深透的，恐怕要数柏拉图、色诺芬、修昔底德以及悲剧和喜剧诗人。然而，倘若没有事先弄清楚荷马、赫西俄德、品达等早期希腊诗人对古代政治生活的看法，要恰切地理解柏拉图等政治哲人对民主政制的批判恐怕不大可能。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生活方式的现代遭遇，重新疏解古希腊的经典著作，重新审视古代思想家如何反思当时的政治生活、自然哲学产生的社会影响、诗歌在希腊教育中的作用以及诗哲之争，就是中国人研究古典西学的当务之急，而不是去追问自己的研究究竟符不符合“古典学”的学科定义。
国内目前对西方古典的研究仍然分散在外国哲学、世界历史、比较文学和诗学研究当中。如果按照现代西方大学的建制，尤其“古典学”的学科设置，恐怕会把我们对古典哲学和古典诗学的研究都排除在“古典学”的范畴之外，但那只是按照西方的模式而言，如果把这些研究对中国的学术价值视为对中国问题反思的一部分，我们就可以突破西方学科的限制，建立起中国自己的“西方古典学”。
中国对西方古典作品的研究源远流长。早在16世纪，中国人就开始接触西方的经典作品，但那时只是作为一种异域文化来引介。“五四”之后，中国学者侧重于翻译和引介西方近代和现代的思想，以为能够从中寻找到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中国掀起“西学”热潮的同时对中国的传统文明产生了重大冲击。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研究者发现，西方现代思想也存在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与西方古代息息相关。由此，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部分中国学者开始以研究的心态来翻译和引介西方古代经典，希望理清西方古今思想的根源。然而，到了六七十年代，因为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的研究进展缓慢。因此，“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真正兴盛起来是晚近十年的事情。古代作品的译本逐渐增多，研究视阈更为开阔，研究方法也更为专业和系统，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更重要的是，“西方古典学”的研究得到了各个高校的支持，比如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1984年），北京大学的希腊研究中心（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古典文明研究中心（2009年），以及北京大学的西方古典学中心（2011年），重庆大学的古典研究中心（2012年）等先后成立，在全国掀起了“西方古典学”的热潮。
以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为例[10]，该中心隶属于文学院，致力于经典著作的翻译和注疏以及通识教育的实施。至2015年，该中心与华夏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已编辑出版了近350种学术著作。这些著作以“经典与解释”为名，编译西方思想大家对古希腊经典作品翻译、注释和疏解的专著及论文，汇集了英、法、德多种语言国家的学者在古希腊文学、历史和哲学等领域的经典诠释和深刻洞见，分“西方思想家”“西方传统”和“经典辑刊”三个丛书系列逐一出版。目前，全国各地已有上百人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
另一方面，为了实施“通识教育”的计划，该中心在文学院的支持下，于2010年创办了古典学实验班，面向全校二年级本科生进行跨专业招生，学制三年，迄今已招生五届，共培养本科生50多人。学员的课程主要以古希腊语、古典拉丁语和古代汉语为专业基础课；以古希腊—罗马的史诗、悲剧、史书、哲学经典、犹太—基督教历代经典和西方近代文学、哲学、史学、法学经典，以及中国经史子集经典为专业必修课程；兼以古典艺术、西方古典乐理和书法等为专业选修课程。从这些课程的开设可知，中国人民大学正在试图开创自己的古典学专业，其建制和培养方案并没有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将西方与中国的古典学问融为一体。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前辈一直在为“西方古典学”事业孜孜不倦地工作着。由于国内的大学还没有设置“古典学”的一级学科，因此这些研究者们只能在各自所属的文、史、哲领域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做出努力和贡献。他们在其所在院校开设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讲解古代文明，教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诗学思想，也出版过很多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著作。
综上，“西方古典学”在中国开始兴盛，并不意味着西方古代文明取代了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的位置，更不意味着西方古代文明取代了中国的传统文明。恰恰相反，这正好反映出中国之真正崛起，因为中国的学者们研究古典西学有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学者之所以重视“西方古典学”，是因为西方古代的先哲比西方现代思想家更早和更深刻地反思了西方和现代文明遭遇的困境，这种困境曾在中国国力比较衰微的时候移入中国，致使中国传统文明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动和破坏。因此，研究“西方古典学”，是中国重新认识西方文明，反思古今之争的实质性探索，只有清楚地把握了西方由古至今的问题症结，才能为中国文明的困境和危机找到出口。这一过程也折射出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现有的精神状态，在他们眼里，西方文明是断裂的文明，将断裂的文明引入延续了五千年之久的中国文明会给其造成同样断裂的伤害，中国学者应当认清这样的断裂，反思这样的断裂，以便恢复文明的延续。
迄今，“西方古典学”在中国取得的成就确实令人振奋，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学者们满怀喜悦也满怀信心地从事着这个任务，他们相信，古希腊文化和中国传统文明在他们的努力下将重新焕发青春，尽管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毕竟：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行289—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