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聊李苦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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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聊】大画家怎么教自个儿的孩子啊?

这第一步啊,不是他教,是上当时美院附中办的班,这个班有点近似于现在的考前班。那时候没有礼拜六休假,就是礼拜天休息。礼拜天一早到那儿就报了名了,学费也没那么贵。美院附中的教师来教基本功,摆上静物就开始画,一棵白菜、俩土豆、一个苹果……

徐德亮(以下简称徐):咱们聊聊您的父亲李苦禅大师。现在是“大师”满天飞的时代,但是真正够得上大师的,恐怕屈指可数。我想把李苦禅先生称为大师,业内业外,全国人民,乃至于国家都会认可的。聊李苦禅先生,我想请您先聊聊自己。您今年高寿?

李燕(以下简称李):我今年不够高寿,七十有二,1943年生,属羊的。

徐:您也是在旧社会出生。

李:对。

徐:1943年的李苦禅先生已经是大画家了,所以您是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用我们现在的话叫“富二代”,能不能这么说?

李:我们家可不富,我小时候对这个家的印象,就是一个字:穷。

徐:那为什么呢?

李:我告诉你啊,我在北平出生,苦禅老人给取的名,燕京出生嘛,就叫我李燕。出生没满月,我母亲就抱着我上济南去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时局动荡,你想啊,1943年。

李燕和母亲李慧文

徐:北京还是日本占领时期呢。

李:对,那时候叫北平,为什么呢?迁都南京了,北京不但不是首都,而且还是沦陷区。先父李苦禅,那个时候参与了八路军的地下工作,为了家属安全,叫我们远远躲着去。就这样我母亲带着我到济南,住在回民区——到现在我也不吃大肉。

徐:那为什么送到济南呢?济南有亲属还是……

李:有一个朋友。我们是山东人嘛,我父亲在济南的老朋友多了。我一直到什么时候才见到我爸爸,才知道我爸爸长什么样儿呢?鬼子投降了,我母亲抱着我回到北平,才见到我父亲。

回到北平的李燕

徐:1945年鬼子投降。

李:反正回北京的时候我就懂点事儿了,让我叫“爸爸”我就叫了。

徐:还有印象吗,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样儿?

李: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爸爸那个秃顶——他比较早就秃顶了。还有他老拿着毛笔在桌上划拉,后来才知道这是画画。

徐:当时是住在哪儿啊?

李:西城的锦什坊街。可惜了,现在拆了。

徐:白塔寺对面。

李:对,里头是过去巡捕住的地方,一看就不是一般的居民房,有点像兵营似的设计,因为离城门近嘛。那时候住在那儿,后来又搬家……反正我们当时可以说是居无定所。有人以为,李苦禅应该住一个大四合院,对吧?

徐:那可不,那么大一个画家,还不趁个四合院?

李:没有,没有,他这一辈子,曾经挣过不少钱,但是确实也没留下什么钱,他挣的这些钱都哪儿去了,咱们以后再说。

我们住过很多地方,最值得说的,就是1949年后中央美术学院的那个大雅宝胡同甲2号。这个门牌儿需要说,因为这可能是全世界大师级画家最集中的一个宿舍院,长条形的。

团聚后全家一起在中山公园合影

(从左至右:父亲李苦禅、母亲李慧文、李燕、李嫦、李杭)

徐:1949年后,那您那时就是7、8岁了。

李:那就很懂事了,我都上小学一、二年级了,一直上到四年级,都在那儿住。上东城根小学,原名是基督教女青年会小学。

美院宿舍后院画家合影

(后排从左至右:母亲李慧文抱着李琳、齐良迟、范志超、廖静文、徐悲鸿、李可染、王朝闻、XX、李瑞年、叶浅予;前排从左至右:齐白石、父亲李苦禅、邹佩珠、滑田友)

徐:哦,教会学校?

李:对,但是这个教会学校是一个爱国机构,它是由中国基督教爱国三自委员会成立的。在抗战时期,那还帮助过地下工作呢!

住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时候,其他画家的孩子们,他们的吃穿用玩,有的相当不错。还有的时候到别人家里看,有个比较,那很明显,人家比较好,我家境就差点儿。孩子容易羡慕别人。只要我一羡慕,我父亲就冲我瞪眼:“不许羡慕,没出息!”

徐:哦,那会儿您家比其他画家还不如?

李:嗯,还不如。我家有什么东西,我现在闭着眼想一想,一件一件都数得出来,就那些件,真没什么东西。我父亲他爱收藏,那时候是收藏的大好机会。50年代啊,反封建,你要是家里有硬木桌子、椅子,生怕被人说出身官僚,赶快处理了。

徐:那一般家里都使什么家具啊?

李:我说你都不信,跟单位总务科那儿借家具!床啊、椅子、凳子、桌儿啊,那都是普通的柴木做的。上头还有小牌,那留着也是文物了,“中央美术学院家具多少号”。哎,就这个,这样你家就像无产阶级了。

徐:哦,“像”无产阶级。

李:那时候思想都挺“左”的。但我父亲他不怕,反正谁都知道他是农民出身,这早就不是秘密了,是吧?哎,你们不要,我要。一对儿清前期仿明的太师椅,多少钱?一对儿,三块五。就算那时候三块五顶现在三十五,那有什么,三百五也不贵。

徐:三千五也不贵。

李:哎,你买不下来。尤其那个大八仙桌,清中期的,雕花云龙束腰,那多少钱?是他教授工资的七分之一。哎,人民币二十五块。现在咱一个教授,甭说别的,我是清华大学教授,我这个七千块,拿出一千块来,我能买一个老榆木的八仙桌不?

徐:一千块,您买一个三合板的差不多。

李:呵呵,你说得太惨了点儿,怎么也得五合板的。

徐:嗐,反正那时候这东西都便宜。那这大八仙桌儿现在还在家里呢吗?

李:都捐了,我们都捐给李苦禅纪念馆了,无偿捐献。谁要看,上那儿看去。

徐:那时候住的房子不大啊?

李:很小。我父亲这辈子住得最好的房子,是他晚年由国家关照,两位副总理给批示分配的。那时候房子很紧啊,那都不是靠钱买,只能靠国家分配。落实政策,王震副总理、谷牧副总理批的,分在南沙沟大院。楼上楼下两个单元,他工作室17平米,睡觉那屋15平米,跟我母亲住一屋。

徐:那现在来看也是很小的房子啊。

李:很小的房子,没有厅,还有一个9平米的小屋,保姆住着。有厕所、卫生间。哎,那苦禅老人就很满足喽,逮谁跟谁说:“哎哟,我现在可住得好喽,我再也不用上公共厕所喽,再也不用上外面泡澡堂子去了。”他一辈子对自己的物质生活要求很简单,还能有这好房子住,这就千恩万谢了。所以他这一辈子啊,可以讲,大部分时间,跟这“高消费”仨字没关系。

现在都讲究吃素身体好,是吧?我们那时候是净吃素了。

徐:买不起肉?

李:节衣缩食。1949年前那个钞票毛极了。那时候全家最有钱的谁啊?就是我。我的褥子底下,那时候平板床,硬嘛,褥子又薄,我垫着差不多一寸厚的钞票,舒服着呢。现在你想试,你也试不着了。

徐:没那个机会了。

李:因为1949年前那钞票都成小孩玩意儿了,尤其是美国帮着印的那个金圆券,一不小心能把手剌了,咯噔咯噔的。

徐:那纸好。

李:纸好着呢,印得也好着呢,摸着油墨都有厚度,比现在钞票一点儿都不差。小孩用它叠三角,“吧”,我把你的拍翻了,就归我了。回家以后开水一烫,倍儿平。嘿,我垫在床底下,那弹性,真舒服。后来都拢火了,因为上头有蒋介石像的暗光儿,还有“中华民国”字样,那留着不是招事儿嘛。

徐: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呢?

李:孩子画画啊,是出自模仿。德亮你要是老在你儿子面前画画,他也想画画。

徐:但是拿毛笔画,跟拿铅笔画,还是不一样啊。您什么时候开始能拿毛笔在桌上、在宣纸上画呢?

李:你问这个话,就说明你没受过这个苦。宣纸、毛笔,是小孩子用的吗?不配!拿什么笔?石笔,在地上画。这地呢,我们住的不是那种四合院的青砖墁地,是老房子那种“水门汀”的地,那就算不错了。

徐:就是水泥的地。

李:拿石笔画。小时候我们老使画石,干嘛呢?上课。那时候普遍都穷,弄点儿纸订个练习本,该交作业的时候,正规的作业往本上写,交作业。老师上课的时候,底下学写字,算算术,用什么?石板。现在都不卖那个了,就是房山出的那个石板。

徐:我都没见过。

李:哎,你到房山那儿看,瓦都是那个做的。

徐:汉白玉?

李:不是不是,哪儿那么好?一片一片的,那石头也不太硬。

徐:页岩?

李:叫什么岩,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管它叫瓦片儿石,因为光看人拿它做瓦了。

徐:黑不拉叽的。

李:黑灰色的。有的连那个四边都没有,有四边的边框那个,得去市场买。有的人直接到房山那儿起一块石头,把四边磨磨,大人还得钻俩眼儿,穿上线儿,搁书包里头。拿画石做的笔,在这上头写。每个人还有一个小板擦。

我开始画画就是拿画石在地上画,反正我父亲那儿画什么,我仿着画什么。画的时间长了呢,就看着什么画什么了。比如说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离豁子口200米,到城外玩儿,什么都不花钱,逮个蚂蚱啊、勺蚂螂啊、挂嗒扁(一种尖头尖尾的蚱蜢)啊,粘个知了啊。还有小刺猬,我会逮刺猬,扎不着。

李燕画刺猬

徐:那怎么逮呢?

李:哎,刺猬,你一逮它,它团一团,你下不了手。得用俩中指,从两边腰底下——那地方的毛软啊——这么一搭,搭起来了,带一个口袋,给它搁口袋里头提溜回来。

徐:提溜回来养着玩儿?

李:从小大人就劝:咱们别杀生啊,这个让你养,养不活。喂它点儿,时候长了,它不爱吃饭,就麻烦了。而且一到冬天,它还得冬眠呢,咱也没这个条件,玩几天就放了。

哎,东郊那儿还能看什么?那时候环境还没污染呢,护城河里有碧绿金线儿的青蛙。两边就是野菜,那时候我会采野菜,尤其那野苋菜,野苋菜不是红的,现在炒苋菜不是红汤吗?那个野苋菜是绿的,味道挺好的。你得会采。什么时候采呢?得嚼得动的时候采。采回来之后啊,拿开水那么一焯,剁吧剁吧,剁碎了,弄点虾皮炒炒,拌个馅儿,包大菜包子,省粮食。这个也等于是玩儿了。

徐:那这些什么苋菜,什么蛤蟆呀,还有草虫什么的,您都照着画么?

李:哎,都照着画。还有那个什么菜园子,小时候好奇,咯噔咯噔咯噔,什么声音?一看,小驴在拉水车呢。我就在那儿研究水车怎么画,差点儿没把手给掩了。

可以说一出城就能接触农村生活。现在那一块儿早就变成大楼了。雅宝路就是我们住的大雅宝胡同那地方,现在成了路了。

李燕画猫与螳螂

我小时候,特别爱城墙,那会儿城墙没拆呢,城墙上头就是我们孩子们的天地,大人看不见,管不着,当然也很安全,掉不下来。

徐:城墙怎么上去呀?

李:我告诉你啊,快到齐化门那儿有一个马道。那个马道也是关着不让人上的,但是孩子们呢,大人一般不怎么管,也管不了。孩子们能钻进去,钻进去“腾腾”就上了马道。一到了上边,哎哟呵,是全放开了,那简直是天地人三不管了!

徐:那会儿城墙上边有垛口吗?

李:有垛口。都有,极完整,没人拆。

徐:因为我小时候,上过现在东便门遗址那个城墙,就在靠近崇文门那边,有个地方能上去,但是上边就没有垛口了,就是半截城墙在那儿立着。

李:那时候就已经拆得差不多了。

徐:上边全都是酸枣树啊什么的。

李:对啊,酸枣,诱惑力可大了,一不要钱,第二它通风,那个酸枣个儿大,好吃。现在有时候他们拿酸枣来,我一吃不行,不如我小时候那个。还有上头逮的那个蚂蚱,就是“登刀山”,个儿大。怎么“登刀山”呢?你带一个手绢,把它给兜起来,它那个后腿一蹬,感觉像是带锯齿的,把你手绢能蹬透了,所以还得带一个废窗纱做的小笼儿,底下都封上,上头是用过去都穿的那个线袜子,废袜子,拿着袜子脖儿那“边儿”,缝上,上面绳一扎,你逮的蚂蚱,放那里头。

徐:您那会儿上城墙,城墙上面已经都长树长草了?它不是一马平川的?

李:不是不是。老早就没什么人管了。

徐:上边都是土路了呗?

李:上头不是土。

徐:城墙两边是垛口,中间的地是什么呢?

李:地也是砖。

徐:那这个树怎么长出来的?拱出来的?

李:拱出来的。那个砖都残了,多少年也都不再用了,它确实也不再有防御价值了。那儿就是这些孩子们的天地,上那儿玩去,大人看不见。因为那时候不管认得你不认得你,大人都有管孩子的权利,你这儿淘气了,那儿又违规了什么的,旁边只要是个大人就能管你。

徐:甭管认不认识?

李:哎,那时候出去丢不了,也没有多少流动人口,跑丢了有人给你送回来,哈哈。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这么一个环境,我出去玩回来就画。我父亲不管,你爱画什么画什么。

徐:那是多大岁数?

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

徐:就是您画,他也不管?

李:哎,他不管,不指导。

徐:这个为什么呢?

李:等我懂事之后,我父亲才讲,说是孩子啊,天真,看什么都新鲜,画出来就有意思,你别老拿大人的意志去指导他。他说现在好些个大人教孩子画画,挺小挺好的孩子,让他临齐老先生,齐白石老人,很小很小就临,还照着大人的画画,把孩子的天真就给泯灭了。他说在这个儿童时期,这一段,你就让他由着性子画去。有条件给他准备好点儿的工具,没条件就准备差点儿的工具,你就让他画去。

确实,儿童画都有趣味,这好像是人的天性。你给哪个孩子一个画画的工具,他都能画得好玩儿。但是一般来说呢,到了9岁、10岁,慢慢地,儿童的那种童真就没了。所以到这时候呢,我父亲苦禅老人就说,可以开始受点儿基本功训练了。所以我实际上到了13岁才接受正规的训练。

徐:哎,这个我们就特别想听,作为一个大画家,怎么教自个儿的孩子啊?第一步是画什么?

李:这第一步啊,不是他教,是上当时美院附中办的班,这个班有点近似于现在的考前班。那时候没有礼拜六休假,就是礼拜天休息。礼拜天一早到那儿就报了名了,学费也没那么贵。美院附中的教师来教基本功,摆上静物就开始画,一棵白菜、俩土豆、一个苹果……

徐:等于一开始学,不是学中国毛笔的水墨画?

李:你等着,我还没说呢。这个是色彩课,是水彩。还有就是什么呢?素描课,画的素描,画球啊,画圆锥啊,再后来就是画这个分面的贝多芬像,就是上次我让你画的。再复杂一点儿,开始画圆雕,圆雕就是整的,不是一半的那个。

徐:就是整个的一个大卫像,或者是老人像之类的吧?

李:大卫像还轮不上呢,那个太难了。为什么引进来这些个石膏像?它分不同的教材层次用,有的相对容易一点儿,有的就相对难一点儿。那个大卫像,就得到相当程度才能画。还有一个,石膏像都是白的,是不是?那么现在,一个老头儿,真人坐在那儿,你把这个肤色得画出来。可是素描,就是铅笔画,画完得让人感觉到皮肤和衣服质感是不同的。如果戴眼镜的话,眼镜腿儿和眼镜片儿质感都不同。水平、难度逐步加深,很正规,很严格。

徐:那画这些跟国画有什么关系呢?

李:对日后用毛笔白描很有益,用素描概念去理解线,能很快地用线找到体积感和质感。可以说这个班如果办得好的话,时间不必特别长,你学的都是真东西,是扎扎实实的真东西,让所有学生受益,决不会误人子弟。教师也认真,不像后来,我看有一些考前班,每人支一个画架子,摆一个石膏像,或摆一个模特,你们画去吧,老师半天不说一句话。那不行。

徐:我插一句,我有一个朋友是美院毕业的,他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好多都去考前班当代课老师。人家学生呢,比如说画这个分面,画半天不会啊,着急啊。他在旁边看着,不言语。学生也小,十几岁,半个钟头了,还在那儿吭哧呢。他过去了:“你起来!”他往这儿一坐,30分钟,把这个画画完了。站起来,“叭”把手里的铅笔一撅,“换一张纸重新画!”孩子站那儿傻了,他画下一个去了。好多考前班是这样的。

李:反正我们那时候上课,老师就是及时地走在每一个人的座位那儿,给每个人仔细讲。

徐:因为学美术,它和学理工还不一样。

李:对。一个牛顿定律,你讲不出花儿来,给多少人讲它都是牛顿定律这点儿事。美术不行,一个学生一本账。你徐德亮到我这儿来学画,甄齐也来,俩人进度不一样,情况不一样,教师的指导方法、内容就不能一样。

徐:您上课等于是孩子们都拿着画架子在那儿画,您去给每个人具体指导。如果是教理论,600人一块儿上课也可以啊。

李:对,你教中国美术史,讲八大山人,给多少人讲都行。涉及具体技法,尤其是考前班,他主要是学技法,那必须认真对待。哪儿不对,他具体告诉你:“这儿形儿不太对,你拿大拇指比比,或者是拿铅笔比比,垂直线,你以这个垂直线为基准,你看它偏多少,你自己比比,你说多少?”你画得不对,“你看我给你这儿稍微动一笔,就加这一条线,就跟几何图的辅助线似的”。然后他再教其他人,一会儿绕回来了,再看你,“哎,这回差不多了”。每个人他都得记着。

我后来考进美院附中,1958年,我考进去了。我们校长是丁井文,原来在延安当过毛主席的卫兵。他也喜欢画,在解放区就喜欢画,还打过游击,进城以后,组织上就给他文化工作做,让他组建了美术学院附中。那是我终生怀念的好校长。我还没考附中的时候,他见着我就把我搂在怀里头,我印象里那胡子茬儿挺扎人,“现在办附中了,你进我们附中吧”。丁校长那人特别和蔼可亲。

丁井文

他不但很会用人,而且他自己通过长期的研究实践,成内行了。你不是内行怎么领导这个专业?而且他亲自上课。他作为校长,他挨着屋地串,这个客观上起到了对教师的监督作用。不像后来,“文革”后,我看到一个情况:这个教师上课,沏一杯茶,且“滋儿”不完呢,出去加点儿水,且不回来呢。学生给他编顺口溜儿:八点上课九点到,一会儿出去撒泡尿,十一点钟报个到……然后什么的。反正我也背不下来了,但愿别流传。

李燕上中学时与父母在煤渣胡同6号的美院宿舍合影(两个妹妹是李琳和李健)

丁校长可不是,他作为校长,上课时在各个教室里悄悄走。看着你有什么问题了,也是让你起来,他坐在你这个位置上看,他说:“你看啊,你画的这个是圆雕,现在画成高浮雕了。你没把脑勺画出来。”那学生就说:“我画的前脸,怎么还把脑勺画出来?”“你这儿是没转过去啊,太实了,岂不是等于一刀把脑勺切了。你看,”他拿橡皮噌噌噌几下,“给你虚一下,你看圆过去了吧?这道理明白吧?好,你再画。”他这是启发式的教育,又是亲自动手教的,看人家这校长当的,多实在!

他在美院附中当校长,一过马路就是他家,但他还是以学校为家,选择了学校里的一个小屋。那个小屋是早上不见东方红,晚上不见夕阳红,很小,一小桌、一小椅、一张床,他经常在那儿过夜、睡觉。那真是老延安作风,全力以赴。所以美院附中出来的,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教师也个个好。你看这样的校长带出来的教师,肯定负责。再加上教师本身,那都是打徐悲鸿教育体系出来的,都是非常负责任的。所以有好的校长太重要了,他决定了校风。我们挺沾光儿的。

为什么我父亲让我考美院附中,从考前班到美院附中?他说:“国画你先别轻易画,你先把基础打好了。”什么基础?一个是文化课基础。我们美院附中按高中生的要求,连几何都学。好些人都不理解,不理解不行,这是规定的,也得学。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绘画基本功。那美院附中,要求基本功是真严,整个我们四楼都是素描教室,比别的教室都大。而且1958年那年,赶上了全国“大跃进”运动,是加一倍招生,原来是一个班35位,到我们那儿70位了。那真是要求得特别严。

那些教师们呢,他们的事业心表现在:我就是教基本功的,我就是教素描的,我就是教色彩基础课的,特别安心。后来“文革”后,我发现有的老师不安于教这个了。这是给学生铺路的呀,搭梯子的,对老师自己的名利没好处。你说哪一个教素描的出名?画张素描,标价一万,有人买吗?那个时候教师很称职,自己分工就是教学生基本功的,就安于做这件事,踏踏实实。首先早上绝对不迟到,没有学生待半天,老师才进来的情况,没有。到后来我当教员之后,也是这个早来的习惯。你摆模特什么的,得自己先看。静物有时候都摆半天,底下垫的那个衬布绸子都且得选呢,不是随随便便戳俩苹果搁那儿了。

徐:就是说,学生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有得画。

李:对了。尤其是等到画模特,大活人,那几个姿势怎么摆,什么年级摆什么姿势。好,你一年级摆一个“朝天镫”,模特受不了,学生也画不了,是不是啊?哎呀,我回想那三年,还住校,整个是军事化管理,不许回家。礼拜六晚上回家,星期一早晨得准时回来。那有的同学还真是怕迟到,礼拜天晚上就回来了。晚上开夜车?不行,头十点,还有一点儿时间,铃“哗啦啦”一响,你得赶快去上床,不上床就拉闸,房间里黑的。早晨“哗啦啦”铃一响,五分钟之内,紧急集合,在操场排一队,向右看齐,稍息、立正,然后跑步。所以女同学都掉着眼泪把辫子剪了,没时间扎小辫,就五分钟之内集合。

徐:那会儿美院附中这么严格啊?

李:哎,严格极了。

徐:这美院附中在哪儿啊?

李:在隆福寺,现在那个楼还在,后来后任领导给卖了。卖了之后给挪到哪儿去我也不去了,我再也不去了。我没有感觉嘛!没卖之前,我们校友回去,亲切极了,走在楼梯上,那个回声都觉得亲切。想起来当年自己上课的时候,真是觉得对学校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那种回忆不是别处能够代替的。卖了,换新地方,那不是地皮值钱嘛!包括老美院在王府井旁边,原来是个日本小学,日本投降后徐悲鸿院长北上接收艺专,他看中了这个地方。他跟李宗仁关系好,这地方正是李宗仁管辖范围嘛,送他20多张画,再加上过去就是老朋友,把那块儿地方买下来了。那叫U字楼,U字形。可是90年代以后后任领导给卖了,搬到花家地去了。花家地有一个垃圾填埋坑,那最便宜,没人买,愣买了。那坑,到现在也填不平,哪儿找那么些土填去?你到北京周围哪儿有土让你挖,石头子儿也不许你挖啊。所以那个坑上头盖的,你远看,哟!这是哪儿啊?怎么跟火葬场似的,建筑是黑的,还起个烟囱。到里头一看,还有三层楼呢,卧在那儿了!那不是烟囱,那好像是为了现代审美,高出一块来,似乎它也觉得太矮了,就是高出那么一个横截面是扁方的建筑,就像大烟囱,只是不冒烟,上头还有一个没有字的钟,让人一看这是干嘛?这是“送终”呐?

李燕(左一)在当年的中央美术学院

这个建筑,平常看是深灰的,一下雨全是黑的。就是把原来美院那个小门牌儿给起下来以后,给安在那新美院的大门上头当文物,还得脸朝里。哎!咱不说了。当初徐悲鸿院长选在王府井旁边,就是因为那里有人气,因为到大学就不是军事化生活了,学生们自由时间多了,出来一转弯,东安市场,东安市场有一个丹桂商场,书摊,旧书,工具书也挺多的,你要是买资料真是又便宜又好。我替我父亲也买了不少,便宜极了。每个书摊跟每个书摊进货途径不一样,所以各种书都多。还有些很有意思的东西,那有些是看得起买不起的。在王府井这条街,生活丰富,所以有的学生画一个长卷,把王府井看到的各种人都画在上头。

旁边是故宫,凭美院附中和中央美院的校徽,不要钱,进去就能学习。那绘画馆清静极了,那时候能有两三个人就不错,还都是我们同学,在那儿临摹。哪儿像现在,好家伙,扎堆儿排队,大长队,还得早领票,看《清明上河图》。

徐:也就是这一个月,这个《清明上河图》之后,又清静了。

李:哎呀,真的,那时候清静极了。哎哟,那会儿在故宫,我告诉你,我享受皇上待遇,那个安静!徐悲鸿找这个地方,他不是没原因的,学古有学古的地方,生活有生活的情趣,尤其1958年以后,不远的中国美术馆又起来了。所以学艺术这个人文环境特别重要,培养人才要特别重视人文环境。为什么“孟母三迁”呢?是给儿子小孟选个良好的人文环境,日后才能成为“亚圣”孟子啊!好在,我赶上了王府井帅府园的美院,如今梦里头都是帅府园老美院,绝没有大烟囱、没字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