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路易斯·塞尔努达
路易斯·塞尔努达（1902—1963）出生于塞维利亚的一个老式的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就对诗歌感兴趣。1919年进入塞维利亚大学学习法律，在第一学年听了佩德罗·萨利纳斯开设的课程，激发了他对西班牙古典文学的兴趣。1923年去骑兵团服役。1925年，获法学硕士学位；结识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并在《西方杂志》上发表诗作；与马德里文学界首次接触，为《真实》《正午》《海岸》等杂志撰稿。1927年出版《天空的轮廓》，并参加了纪念贡戈拉逝世三百周年的活动。1928年母亲去世，离开塞维利亚，在马拉加与埃米利奥·普拉多斯和马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建立友谊，10月赴马德里，结识了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同年，萨利纳斯在法国图卢兹师范学院替他谋到了一个职位，11月第一次访问巴黎，开始接触超现实主义。1929年回到马德里，出版了由萨利纳斯作序的《一条河，一种爱》。1931年，塞尔努达开始创作《被禁止的欢愉》。这时，诗人已形成了自己表述理念的方式和独特的诗歌语言。这部诗集标志着塞尔努达超现实主义创作时期的结束。1932年，他创作了《遗忘在那里栖息》，记述了个人的情感历程。从1933年起，塞尔努达的政治主张变得十分激进。他为《英雄》杂志写稿，参与编撰赫拉尔多·迭戈的选集，通过拉斐尔·阿尔贝蒂主持的《十月》杂志发表拥护共产党的声明。1934年，他赴各地为共和国做宣传。在西班牙内战中，他作为民兵参加了保卫共和国的战斗；为《西班牙时刻》和《蓝色工装》撰稿；参加第二届世界反法西斯作家大会，希望西班牙成为一个更宽容、自由与文明的国家。这阶段的诗作大多收在写于1937至1940年的诗集《云》（1943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里。1938年他赴英国为共和国谋求援助，便再也没回西班牙。塞尔努达在英国居住了8年之久，曾在格拉斯哥（1939—1943）、剑桥（1943—1945）以及伦敦（1945—1947）的西班牙语学校教授西班牙语。之后，塞尔努达去了美国，在蒙特·荷尔约克大学（1947—1952）教书。1953年以后，除了偶尔去美国讲学之外，他一直生活在墨西哥，直至1963年在西班牙女诗人卡门·贡德家中去世。后来的诗作有《等候黎明》（1947）、《虽生犹死》（1949）、《来时无多》（1950）、《献给躯体的诗》（1951）、《喀迈拉的哀伤》（1964）等。
塞尔努达是“二七年一代”中一个有争议的成员。“二七年一代”的诗人们将新颖、现代的创作手法和技巧引入古老的诗歌传统，在西班牙诗坛掀起一场革命。塞尔努达在自己的诗中运用了大量的欧洲文学样式，包括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来表达对于自我的证明和寻找。批评家们甚至认为，法国、英国、德国的诗歌传统对塞尔努达的影响远远大于西班牙自身。帕斯说，当同代的西班牙诗人决定做安达卢西亚人、马德里人、加泰卢尼亚人时，塞尔努达坚定地做一个欧洲人。塞尔努达在两个层面上成为西班牙的“敌人”：一个是他饱受争议的“西班牙性”，另一个是他的“现代性”。对于前者，他属于西班牙异端一族；对于后者，他的诗歌是对欧洲传统缓慢的再征服，是对于西班牙已经隔绝很久的欧洲诗歌主流的寻找。
他的诗歌创作可以被简略地分为三个时期。最早是他的古典主义抒情诗时期。塞尔努达最初的两本诗集《天空的轮廓》（1927）、《牧歌、挽歌和颂歌》（1928），反映了他最初对于象征主义以及古典主义的兴趣。这些作品表达了成年人感情的矛盾与复杂。
在1920年之后，塞尔努达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开始借助超现实主义诗句表达自己正在经历的困惑。在《一条河，一种爱》（1929）、《被禁止的欢愉》（1931）、《遗忘在那里栖息》（1934）中，塞尔努达使用意象与事件的随意结合来表达自己的特殊情感，表达对社会敌意的反应。如下面这首《我来是为了看……》：
在塞尔努达超现实主义的、人性化的诗中，他第一次有勇气表达出心底的激情，它们给他一种艺术形式去控制那些几乎无法表达的情感，那种“被禁止的欢愉”：
（《被禁止的欢愉》）
塞尔努达在超现实主义中寻找诗歌的现代精神。对塞尔努达来说，超现实主义不仅仅是一种风格，一种诗歌流派，它也是一种将诗歌融入生命的尝试，一种对语言和制度的颠覆。对他来说，超现实主义是一种解放运动，而不是诗歌或者意识运动，是西方世界最后一次伟大的精神震撼。由于安德烈·纪德，塞尔努达接受了自己的性取向，从那时开始，他不再认为同性恋是病态或者罪恶，而是一种被自由接受的人生和命运。诗人用诗的语言，勇敢地说出了《我爱你》：
人们习惯认为塞尔努达是爱情诗人。这不错，而且从这一主题发展出所有其他主题，比如孤独、厌倦与对自然界的兴致、对人类劳作的沉思……他在《等候黎明》这本诗集中说，“爱与被爱是永恒的”。在大约二十几年前，他就说过“死去的不是爱情，而是我们自身”。必须指出的是，塞尔努达的爱情是同性爱。在20世纪30年代，他出版《被禁止的欢愉》，这对于当时的西班牙社会是巨大的挑战。塞尔努达不觉得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是邪恶或不道德的，只是感到自己被社会排斥和拒绝。塞尔努达承认自己是不同的，现代思想尤其是超现实主义告诉他：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对于塞尔努达来说，爱是与社会的分离，与自然世界的连接，尽管“遗忘在那里栖息”[16]：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塞尔努达诗歌创作的主题有了鲜明的变化。诗集《云》最初的标题是《西班牙的哀歌》，主题是死亡与毁灭。诗人从揭示内心世界转向反映客观现实。在残酷的战争中，诗人看到只有令人生畏的死亡。诗集的另一个内容是对宗教信仰的探索，塞尔努达认为现代人不应是有神论者。在一首题为《致一位死去的诗人》的诗中，塞尔努达歌颂了自己的好友——被法西斯杀害的加西亚·洛尔卡，并愤怒抨击了西班牙的黑暗：
在这首挽歌中，塞尔努达运用了古典挽歌的各种元素和技巧，甚至借鉴了加西亚·洛尔卡本人在《致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梅希亚斯的挽歌》和《沃尔特·惠特曼的颂歌》中的艺术手段，但是他从始至终回避“哭泣”这样的字眼，也没有一般挽歌忧伤的韵调，而是采取平和对话的口吻，怀着对朋友的亲情与崇敬，对社会的愤慨和抨击，既令人感动又令人信服。因此，他并未用《致加西亚·洛尔卡的挽歌》这样的题目，而是用《致一位死去的诗人》，只是在下面的括弧中注明了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的缩写（F.G.L.）。这表明加西亚·洛尔卡的遭遇揭示的是，仇恨和报复是西班牙社会的普遍现象。
《等候黎明》和《虽生犹死》所表现的依然是怀念故土和怀念故人的苦闷心情，《来时无多》则表现了诗人对生活的厌倦，觉得自己只是个“没有躯体的幽灵”和“没有理想的阴影”。在《来时无多》中，有一组由16首短诗组成的《一个躯体的诗》，记述了诗人一段炽热的爱情经历，讴歌了一个美丽诱人的身躯，但这份本已迟到的爱却因“惧怕被打入地狱”而终止。
塞尔努达的最后一部诗集是《喀迈拉的哀伤》，标题取自艾略特的一部作品。喀迈拉是希腊神话中令人生厌的喷火怪，前半身像狮子，后半身像蛇，中部像山羊。诗人像老迈、疲惫的喀迈拉一样，回忆自己孤苦、漂泊的一生。在这部诗集中，虽然他不再延续超现实主义的语言方式，虽然他的诗歌美学已有所不同，但他的人生态度却没有改变，依然要无怨无悔地向前。请看下面这首《跋涉者》：
从这首短诗中，可以看出塞尔努达流亡异地、亲情缺失的人生经历。诗人就像尤利西斯一样，艰苦跋涉，却又没有归宿；但他却锲而不舍，坚持自由地向前，去开拓无人走过的土地，去见识无人见过的景观。这不仅是诗人的人生之路，也是诗人的诗歌创作之路。尽管塞尔努达对马拉美、波德莱尔等诗人保有忠诚，但是他并未止步于他们的传统。他曾走向西方现代诗歌的源头——德国浪漫主义。19世纪早期德国抒情诗人荷尔德林是他的楷模，阅读荷尔德林、布莱克、柯尔律治、让·保罗，不是为了发现而是为了识别。他和他们对话就像和自己对话，他们是他真正的、神秘的上帝。1936年第一版《现实与愿望》问世时，加西亚·洛尔卡曾在一次酒会上说：“让我们为《现实与愿望》干杯，因为这是西班牙当代最优美的诗集之一。”此后，塞尔努达一直将《现实与愿望》（曾三次扩充）作为自己诗歌总集的名字，足见他一生都处于现实与愿望的矛盾与冲突中，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的作品中，浪漫与快乐逐渐被痛苦与绝望所取代，和谐与优美变成了冷峻与干涩。批评家把《现实与愿望》看作塞尔努达的“精神自传”。帕斯说，《现实与愿望》是现代西班牙诗人的传记，也是欧洲诗歌良知的传记。
路易斯·塞尔努达的创作以诗歌为主，兼及文学评论、翻译和短篇小说。在《当代西班牙诗歌研究》（1957）、《十九世纪英语抒情诗的诗学思考》（1958）、《诗歌与文学（Ⅰ、Ⅱ）》（1960、1964）、《批评、随笔及回想》（1970）等著作中，塞尔努达显示出作为批评家的个性与睿智。他还写作了《三种叙事》（1948），翻译了《荷尔德林诗选》及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