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874-1949：潮起潮落
中国近代画报最初是外国传教士为了普及殖民教育而设，以图画表现新闻信息和传播知识，这是中国80%以上的农民都不识字的国情使然。因此，这一时期的画报均是属于西方传教士之手，宗教教义的传播成为创办画报的主要动因。
关于中国最早画报的定名，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谈论中国画报史者，如黄天鹏《五十年来画报之变迁》（见《良友》画报第49期）、蒋荫恩《中国画报的检讨》（见《报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阿英《中国画报发展之经过》（见《良友》画报第150期）等，大多以《点石斋画报》为起点，而忽略了前期很长时间的酝酿过程。《北洋画报》的创办人冯武越谈道：“在吾国之谈画报历史者，莫不首数上海之《点石斋画报》……去此以前为木刻时代，在吾国未必再有画报也。”[103]张若谷也认为：“到了纪元前三〇年（光绪初叶）间，石印术流行起来，才开始有关于时事新闻的画报出现，最著名的有纪元前二十八年（清光绪十年，即公元一八八四年）出版的《点石斋画报》等。”[104]可是，胡道静公然挑战了张若谷的说法：“最早的画报为上海清心书院所出的《小孩月报》，其次为《瀛寰画报》，第三为清心书院所出的《画图新报》，第四才挨到《点石斋画报》。”[105]而有人对《小孩月报》能否可以作为中国最早的画报存有怀疑。阿英说：“因为《小孩月报》，实系一种文字刊物，附加插图，目之为画报，是不大适当的。”这种观点得到了陈平原的呼应，以为画报应以新闻性为第一位，“图文并茂”的传播样式必须从属于近代报刊这一特性。
然而，从上海通志馆收集的若干份《小孩月报》（无创刊号）来看，《小孩月报》应是中国近代画报的萌芽。它不但刊载有故事、寓言、诗歌、传记、小说、戏法、科学常识，而且刊有论说、教会新闻、杂志新闻、国内外时事等，并配有精美的铜版和黄杨雕版的图画。新闻性、图画性，已彰显画报的刊物特质，并呈现出了中国近代画报的面目雏形。
由于难以亲睹，《小孩月报》的创刊时间、地点、附属领地，依然成为学界的一大公案。[106]根据朱传誉先生的研究，《小孩月报》1874年2月于福州创刊，到1875年才移至上海。根据范约翰所著《小孩月报志异记》记载和现存原样推论：《小孩月报》创刊于1875年5月5日，1881年5月改名为《月报》，由画图新报馆发行；1914年1月又改名为《开风报》，由中国圣教书会和沪汉联会合办；1915年12月停刊，共四十年的出版历史。
图1 《小孩月报》第一部1876年7月刊，第二部1877年9月刊
《小孩月报》用连史纸印刷，封面用黄纸，三十二开，线装书册式，宗教内容，多图画，当时便有“图画月刊”（Illustrated Monthly）之称，成为一份生动活泼的画报，月印三千五百本，影响较广。之后，申报馆的《寰瀛画报》、范约翰的《画图新报》、广学会的《成童画报》《孩提画报》《训蒙画报》等外国人在中国出版的画报渐次兴起，中国近代画报的旅程正式拉开帷幕。不过，画报内容的过去式、装帧的书册式、黄色封面的中国式，均体现了画报对中国读者文化心理的固定印象，影响了画报对于西方先进报刊理念的及时吸纳，并因制图均用镂版，致使画报远远落后于字报的近代化进程。中国画报的近代化历史，是由石印术和《点石斋画报》开启的。
历史要由人民自己创造。在西方报业模式的背景下，真正推动中国报业蓬勃发展的，是国内人民的自身努力。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两次办报高潮，乃是很好的例证，画报亦然。以上海为中心的画报，就是在国人绘画和石印技术的引进中开始其近代化历程的。
《点石斋画报》[107]被赋予中国画报的“鼻祖”称号而享有盛誉，它作为中国第一张石印画报和最具影响力的时事画报，创制了中国近代画报以图文并茂手段传播时事新知的新体式。《点石斋画报》创刊于1884年5月8日，终刊于1898年8月[108]，每十天一号，月出三册，共发行了44集共528号。每册八页，价洋五分。由尊闻阁主人，即英国人美查（Ernest Major）作为申报馆的副业创办，吴友如为主笔，编目用天干、地支、八音、六艺，共出版三十六卷。内容以“奇闻”“果报”“新知”“时事”为主体，有新闻，有百美图、百卉图、百兽图、名人书画，有上海时装等品类，从《点石斋画报缘起》“爰倩精于绘事者，择新奇可喜之事，摹而为图”的阐释中可以看到其追新猎奇以吸引读者的刊物旨趣。《点石斋画报》配合新闻，注重时事，图文互动，“当然，也有风土人情、琐事逸闻、幻想故事等，但对于‘时事’的强烈关注，始终是‘画报’有别于一般‘画册’的地方。与新闻结盟，使得画报的‘时间意识’非常突出……”[109]如果说《小孩月报》等的图文关系和时事性还不足以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画报，那么《点石斋画报》则已补充了这方面的不足，开启了中国近代画报史上的新时代。
与中国近代主流报业的生长背景一样，中国画报主要受外国画报的影响，也受中国本土传奇小说前插图即绣像小说的影响。就《点石斋画报》来说，“一半是仿外国画报，一半是仿传奇小说前的插图”[110]，总之，就是中西文化合流的产物。这一点，《点石斋画报缘启》说得很清楚：
图2 《点石斋画报》第四百六号，光绪二十一年三月
由此可知，美查是在泰西画报的启发下，才开始《点石斋画报》出版构想的，对此，王尔敏做了进一步的论述：“就图画新闻纸而言，《点石斋画报》所直接承受西洋书报影响者，当为《花图新报》（The Chinese Illustrated News）。”[112]《花图新报》是美国北长老会教士范约翰（Rev.J.M.W.Farnham）于1880年创办，至1913年终刊，以“上海清心书馆”名义发行，内容刊载天文、地理、科学、器物、时事、人物等，每月出版三千份，刊载图画并附加详细文字说明。[113]虽未标明画报，但内容和体式已是“表现一种画报品类”。《点石斋画报》受其影响，仿效并设计了刊物样式，于1886年6月26日的《申报》上，做了进一步介绍：
前者“寓果报于书画，借书画为劝惩”的创办宗旨，是“道地的中国特色”[115]，而对于“以备官商采用”时事新知的编辑与处理，又寓含了西方报刊的近代理念、政治倾向和文化情怀，清楚地记录了晚清“西学东渐”的渗透轨迹。
《点石斋画报》的大规模流行，除以新闻取胜，还得助于石印技术的运用。石印术发明于1796年，八十年后方才引入中国。最初使用者为上海徐家汇土家湾印刷所，用于天主教宣传品的印刷。1878年，点石斋石印书局从西洋购得新式石印机器一台，照印各种书画。[116]使用石印术后，能使书画“与元本不爽锱铢，且神采更觉焕发”[117]，且出版速度大为提高，因此，不仅增强了画报对于绘画印制的本真性，而且增强了画报报道新闻时事的及时性，在“像”与“快”之间达到了读者的心理期待，并“开启了以‘价廉费省’的石印方式报道‘各国新奇事’的新时代”[118]，营造了中国近代画报的春天。
《点石斋画报》的意义，概述起来有两点：一是创造了以图像解读“时事”、传播“新知”与“奇闻”的画报时尚，开创了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读图时代”和中国近现代画报的石印时代，建构了中国画报的近代化报刊理念与模式，为后世所效仿。据彭永祥统计，从1877年至1919年，国人共出版的画报有118种，“绝大多数是图画石印或刻版，摄影画报很少”[119]。“因《点石斋画报》之起，海上画报遂日趋繁多，然清末数十年，绝无能与抗衡者”[120]。这不免有为自己做广告之嫌，但其功绩却是中国画报史上前无古人的。
继《点石斋画报》之后，石印画报大兴，如上海的《图画日报》《图画演说报》，北京的《浅说日日新闻画报》《新铭画报》等，尤其是申报馆发行、吴友如主持、创刊于1890年的《飞影阁画册》，1902年创刊于北京的《启蒙画报》，1905年创刊于广州的《时事画报》，1906年创刊于京师的《开通画报》，1908年创刊于上海的《世界画报》，1909年创刊于上海的《图画日报》等。更有甚者，新闻纸逐日附送画报单页之风最初在上海盛行，1893年11月，《新闻报》率先开创了这一局面。之后，各报竞相仿制，《申报》《民立报》《民权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等都附有光纸石印的画报，渐次开启了中国近现代画报石印时代的新气象。
二是扩大了报刊读者范围，在图像喜闻乐见的传播样式中，培养了民众的阅报习惯，并自觉地实现报刊“开愚”“启蒙”的社会功能。作为新的出版形式，画报已为大众乐于接受。除了新闻画的常规性出现，《点石斋画报》随后会附录文学作品，如连载的笔记小说、戏曲、谜语等，并附有插图，吸引了大量文学爱好者。同时，从创办第二年起《点石斋画报》便开始附赠美术插页，每期大致有一张到两三张不等，随画报共同发售。插页画大都为“海派”画家群体所作的人物、花鸟和山水画，绘制精细，构图精美，尺寸远大于画报本身，便于绘画爱好者单独收藏、装裱或挂起。《点石斋画报》“通过长期稳定地提供小说附录和插页画，而为自己增添了重要的文学意义和美学意义，有力提升了自己在文化产品层级上的地位”[121]。因此，在新闻信息接受者群体之外，文学爱好者和美术爱好者共同建构了《点石斋画报》的读者群体，致使《点石斋画报》当时影响最大。包天笑曾回忆道：“我在十三岁的时候，上海出有一种石印的《点石斋画报》，我最喜欢看了。本来儿童最喜欢看画，而这个画报，即是成人也喜欢看的。每逢出版，寄到苏州来，我宁可省下了点心钱，必须去购买一册。”[122]“各家画报售纷纷，销路争夸最出群。纵是花丛不识字，亦持一纸说新闻”。[123]看画报，渐渐成为清末民初大众的一种生活仪式，无论是报刊内容传播，还是读者群体规模，中国近现代画报已经具备近代化的基本要素。
传播技术的先进性，促使大众媒介日新月异地发展。中国最早的中外文报刊，都只有文字新闻，没有插图，更无新闻照片。报刊采用新闻插图，始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铜版印刷取代石印技术，以及摄影术的传入并普及，中国近现代画报走进了近代化的发展时期——铜锌版时代。
摄影是画报发展成熟的最重要因素。摄影画报以其更清晰更真实的视觉效果和更精美的印刷质量，在感官上大大超过了石印画报。而在其中的图文关系上，图画的中心地位更是远较石印画报明确，图对文的超越，以至图文并茂的传播效果是中国近代画报成熟的明显标志。
摄影最初出现在西方。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往往是“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慕，后继则效”[124]。1840年，摄影术随英国的炮舰来到中国，很快在广州等地传播开来，并迅速波及上海，被视为科学致用的工具，与绘画并重的摄影便开始了中国之旅。随着观念的改变与提倡、摄影器械与工艺的进步，摄影术逐渐为社会各阶层所认同，画报生存与壮大的文化土壤得以滋养。
1907年是中国新闻摄影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年秋天，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诸人主办，最早采用照相制版的铜锌版技术，以新姿态出现的画报——《世界》画报于巴黎创刊。张静江主要给予财政支持，所有的办刊经费，几乎都是由其一人负担；具体编排和印刷等一应事务，主要由吴稚晖亲自负责，采用当时十分先进的凸版印刷，此法印刷的照片画面非常清晰，在当时亚洲具领先水平；李石曾执笔撰文，翻译出版。编辑人为“仁和姚菊人学使之女公子姚蕙”，亦为张静江夫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画报女性主编。
《世界》画报在巴黎印制后运回上海发行。据上海图书馆珍藏齐全的两期来看，第一期扉页上盖有一枚蓝色印章，印文为“上海老闸桥南厚德里世界画报总发行所，电话2890”，从第二期起发行所就迁到了上海新闻界的大本营：四马路望平街，地址是204号。《世界》画报为季刊，八开本，用重磅道林纸彩印，间以三色版，彩色石印封面，印刷精美，富丽异常。每期刊出照相图片近四百幅，取材立足全球、偶尔关注国内，“半数以上为世界各地的风光名胜、科学技术、文化生活作品和时事照片”[125]。内容包含“世界各殊之景物”“世界真理之科学”“世界最近之现象”“世界纪念之历史”和“世界进化之略迹”等五大板块，各个板块都集中介绍能代表西方民主和科学的一些事物。
《世界》画报成为国人自办最早的摄影画报。更为重要的是，它以内容新潮、印刷精美等特性，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对于《世界》画报的印刷，曾主编过多种画报的画家张光宇给予了高度赞扬：“《世界》画报初次发行的时候，不用说在中国是属于空前的创举，即使在印刷界进步甚速的日本，也没有那样精美和豪华类似性质的画报出现。《世界》画报真可以骄傲地占坐东亚印刷界的第一把椅子，是东亚画报中的鼻祖。”这样精美的画报，曾引起很多读者的垂涎，张光宇在文中进一步回忆，自己少年时路过望平街，每每被《世界》画报所吸引，但该刊每册定价高达大洋两元，并且具有明显的革命倾向，故父母不肯买。以后成年了才收集到该刊，算是圆了自己的少年之梦。[126]作家施蛰存对《世界》画报的评价更高，他在20世纪30年代曾撰文表示：“要找一种像英国的《伦敦画报》、法国的《所见周报》和《画刊》这等刊物，实在也很少。就是以最有成绩的《良友》和《时代》这两种画报来看，我个人仍觉得每期中有新闻性的资料还嫌太少一些，至于彩色版之多，编制的整齐，印刷之精，这诸点，现在的画报似乎还赶不上三十年前的《世界》。‘东方文明开辟五千年以来第一种体式宏壮图绘富艳之印刷物。西方文明灌输数十年以来第一种理趣完备组织精当之绍介品。’这个评语，即使到现在，似乎还应该让《世界》画报居之无愧。”[127]1921年，沈知方创办世界书局，历经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后发展为堪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比肩的大书局。而沈知方承认，开设书局，以“世界”为名，正是看了《世界》画报后受到的影响。[128]这些足以证明《世界》画报在当时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世界》画报奏响了中国近代画报走入新时期的先声。
1912年1月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诞生；2月12日，清帝溥仪被迫退位，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结束。受辛亥革命胜利的推动，中国新闻事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画报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新的面目。
图3 《真相画报》
完全脱离国外干系，在国内正式实现照相铜锌版印刷，则是高奇峰1912年6月11日创刊于上海的《真相画报》。旬刊，标注为每月逢一出版，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见报，十六开本，书册式装帧，封面彩印，至1913年3月停刊[129]，共出十七期。取材精粹，包括时事、社会活动、人物、书画等，偏重于政治和美术，以论语、时评、时事画、美术画、历史滑稽画等剖析新闻和社会政局，“以文学图画构成，或庄或谐，或图或说，社会状态时局变迁无微不显，无幽不著”[130]。因此，被人称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一份大型革命画刊”[131]。
顾名思义，《真相画报》是探讨“真相”，即中华民国的真相，“舍实行监督之外，决难为功。然非洞明政府之真相，则监督亦无从措手。此本报之设所以真相名也”[132]。画报的刊物宗旨就是“特集合躬亲患难，组织民国之知己相与讨论民国之真相，缅述既往，洞观现在，默测未来，以美术文学之精神为中华民国之前导，分类制图，按图作说”，以“监督共和政治、调查民生状态、奖进社会主义，输入世界知识”。[133]第1期马星驰绘画，图示全国各地社会真相，“上海真相：逋逃薮”“内地之真相：疮痍满肤”“北京之真相：运动场”“政党之真相：兄弟斗墙”。从第14-17期连续四期报道宋教仁被暗杀的经过，试图揭露政局真相。《真相画报》立志以艺术塑造国民精神，教育民众“知我民国以往之历史”“现在之状态”和“将来之结果”。如第2期醒迟生戏笔“国民之真相”，以三幅图画对国民做了如下的道德评价：“过去之国民：蜷伏专制下”“现在之国民：权利竞争”“将来之国民：权利义务平等”。
短短十七期《真相画报》，无论刊物旨趣，还是经营实践，在刊物的内容取材和装帧印制上，以新闻性和精美性“实具后来之大型月刊画报的规模”[134]，作为摄影画报的一面旗帜，为中国近现代画报的成熟创制了借鉴的摹本。
《真相画报》“是中国摄刊照片的（笔墨绘图的不计）图画杂志之开元”[135]。在此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人的意识”的觉醒，确立了以受众为中心的画报观念。这种观念的强化使得初具雏形的中国近代画报焕然一新。办刊宗旨摆脱了外国传教士的宗教蛊惑、西方物质器具风俗的说教、低级趣味的消遣；内容趋于科学知识、文化文明，图文并茂的传播样式更适合读者的审美趣味。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摄影铜版印刷技术催生了中国新型的画报。
中国摄影画报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据统计，到1935年竟达235种之多。[136]戈公振、沈能毅主编，1920年6月9日上海《时报》增出《图画周刊》，体例仿照外报的星期画刊，完全使用铜版印刷，“为画报界开一纪元”[137]。内容刊载新闻时事、美术、风景人物、妇女儿童照片，以“彰善阐恶”为本旨，“若夫提倡美术，增进阅者之兴趣，又其余事耳”。由此，《图画周刊》很受读者欢迎。“毕倚虹看了眼热，也就办起《上海画报》来。”[138]
图4 《上海画报》第二十三号
《上海画报》创刊于1925年6月6日，由许窥豹、曾师竹做助手，毕倚虹主刊。它是一份介于日报和月刊之间的新型画报，三日刊，八开，四个版。首创三日刊画报发行模式。《上海画报》报道范围非常广泛，及时跟踪报道“五卅”惨案，还刊载了许多外地市民甚至国外华侨支援上海人民的消息和图片，并对圣约翰大学爆发的学生风潮和“商务”“中华”的罢工潮都作了及时报道，刊登了大量触目惊心的照片。它一般侧重于人物报道，如政界要人有吴佩孚、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等，报人有邵飘萍、林白水、戈公振等，学术界有蔡元培、王国维、胡适等，还有许多画家、明星名媛等。它还刊载名人的亲笔手迹，如孙中山的题词、王国维的绝命书、张学良的购书函、胡适的书扇、梁启超的刻印等。它策划出版了十几期特刊，如“中华歌舞大会特刊”（第256期，1927年7月24日）、“天马会特刊”（第290期，1927年11月6日）、“刘海粟先生去国纪念展览会特刊”（第412期，1928年11月15日）、“南国戏剧特刊”（第492期，1929年7月30日）、“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特刊”（第775期，1932年1月24日）、“陈树人个人画展特刊”（第815期，1932年7月16日）、“游艺救国总动员特刊”（第847期，1932年12月26日）。
《上海画报》因执力于独家新闻报道，一炮走红。一方面，其新颖的形式和扎实的内容赢得了市民的青睐，发行量很快达到二万份，“京津报房以电索报者踵相接”[139]，周瘦鹃曾赞道：“不意白帜招展，揭帖纷飞中，而《上海画报》奋然崛起，如春雷之乍发，如奇葩之初胎，吾人惊魂未定，耳目为之一新，倚虹之毅力，有足多者。”[140]另一方面，《上海画报》的成功，“刺激了芸芸众生，跟风而起者顿如雨后春笋，毕倚虹的助手们也先后离他而去，独创门户”[141]，“从此掀起一股‘画报热’，一时间铜版画报风起云涌”[142]，在当时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三日刊画报潮”。如张光宇、刘豁公主办的《三日画报》，松江闻野鹤主持的《中国画报》，曹梦鱼主持的《骆驼画报》，周瘦鹃主辑的《紫葡萄画报》，严芙孙主编的《星期画报》。尤其是林泽苍、庞亦鹏、丁惠康三人创办的《摄影画报》，每周六出版，运用活体楷字，注重照片的精美，颇清晰悦目。北方之铜版画报，也呈兴盛之势。如1924年冯武越的《图画世界》，杂志式，插图丰富，印刷亦精；1925年9月发刊的《晨报》附刊《星期画报》，为对开之单张，注重美术及小品文字，排版印刷，颇具美术思想；继起者还有林凤眠主编的《世界日报》附刊《世界画报》，取材精美而又通俗，注重画学知识之灌输，同为一时优秀之刊物。
图5 《良友》画报八月号，1935年8月
戈公振创办的《时报》附张《图画周刊》，为中国报纸增辟现代画刊之始。自此以后，一些大报纷纷效仿，如《京报》《晨报》《申报》等。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种大型综合性摄影画报——《良友》画报。1926年2月15日《良友》诞生于上海，至1941年12月停刊，1945年10月续办一期，共出172期和两个号外，时间维度将近二十年。月刊，初为24页，双面印48面，后渐增到四十多页，最多时达到74页，第100-130期平均每期渐增至56页，单独订册，取代了当时“上海盛极一时”的单张画报，容量很大，且具独立性。从25期起，图像的说明文字一律采用中英文对照，中国画报完成了它的现代转型。
《良友》画报最初用铸铜版，到1930年4月第45期时，率先试用影写版技术印刷。这是中国近现代画报在印刷术上又一大革新。《良友》内容上也有了新的改进，“既不如《世界》的侧重国际，亦不似《真相》的偏于政治、军事与绘画。而是强调着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建设以及国际的重要动态，旁及于一般的社会生活、艺术文化。这是中国画报内容的一种高度的进展”[143]。怪不得有人认为“伍联德是中国第一个大型综合性画报的创始者，而梁得所是把画报革新，奠定了画报地位的第一个编辑，在中国画报史上，两人的业绩都是不可磨灭的”[144]。《良友》画报开辟“中国现代闻人”“名人生活回忆录”“上海地方生活素描”“西游记”“新闻时评”等栏目，既有新闻敏感性，又有文化的丰富性，“在官方与民间、政治与文化、文字与图片、高雅与流行之间找到了巧妙的契合点”[145]，以图像解说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上海都市的现代性进程，记录了上海都市文化的历史变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现代画报的鼎盛时期。自《良友》之后，上海滩模仿者风云而至，如《大众》《中华》《文华》《时代》等，“这些大都市的大画报领导时尚潮流，展现都市摩登，报道时事人物，紧扣时代脉搏，全然一道文化艺术风景线”[146]。1927-1937年，中国画报业甚为兴旺。据统计，1934年仅上海出版的画报（不包括报纸的图画附刊）就有23种。[147]自《良友》画报之后，尤其是影写版技术的使用，中国近现代画报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
就报道的内容看，中国画报形成了单一性与综合性两类。前者妇女类有《玲珑》和《妇女画报》、世界题材的有《国际现象画报》、电影类有《电影画报》《时代电影》、美术类有《美术生活》《美术杂志》《鼎臠》《漫画生活》。1920-1939年中国出版的画报约有350种，其中专业性的有230种，综合性的120种，大型综合性画报除《良友》以外，还有上海的《时代画报》《文华》《大众》画报、天津的《北洋画报》，影响较大。
图6 《大众画报》第一期
《大众》画报，即THE COSMO-POLITAN，梁得所主编，1933年11月出版，八开本，月刊，发行人黄式匡。借助在任《良友》主编期间积累起来的经验、图片资源和刊物理念，梁得所手中的《大众》画报遗留着《良友》的踪影，它的取材和编排完全可与创刊多年的《良友》媲美。据《良友》当时主编马国亮回忆：“它的出现，不同于别的画报，可以说是《良友》画报最足注意的劲敌。”[148]这迫使《良友》将月刊改为半月刊。与《良友》不同的是，《大众》画报试图在读者群体中做普及运动，“取材切合实际生活，售价低廉以便购买，意识正确以负时代前驱之责，经营克己以服务效率为前提，持远大之眼光，作周详之计划，采群力以实现之”[149]。为引起读者阅读的需求，画报从三个方面用力：一是有新闻性，使人看了一期，还想看下期；二是美术欣赏，以艺术慰解苦闷；三是知识灌输，使画报不但有“平面”，而且有“容积”。画报编排很有系统，分“图片”和“文字”两部分，图片篇幅约占十分之九，并注重新闻时事照片，设有“国内时事”和“国际瞭望台”两个固定栏目，是现代画报的完美形态。
《大众》画报能秉承刊物的严肃态度，摒弃了为“好看”而刊登美人画片等媚俗的行为，相对于《良友》画报明星名媛的封面、大量闺秀照、校花照、游泳泳装照以及明星时装照等的内里，《大众》画报明显走的是硬新闻与知识普及的严肃路径，试图从两个方向寻找目标路径：一是要以图画引起读者欣赏美术的兴味，故不以迎合读者之低级趣味为事；二是要能由图画介绍实际有用的知识，而不以图画为低级享乐的资料，或者只供人的笑谈。这种努力，曾得到很高评价。“惟就印刷及材料方面来分别轩轾，在我以为最佳的，首推《大众》，用影写版印，内容亦比较丰富，《时代》与之不相上下，《良友》与《大上海》次之，《文华》再似乎较逊。其实，画报能够编辑到此地步，即比之欧美、日本这些先进国家，已尽无有愧了”。“在所有画报中，我之所以推《大众》与《时代》为首者，即因其尚能表现几分的国民意识……”[150]
很明显，梁得所是在另辟蹊径，矫《良友》画报的媚俗之气，与其一争短长。然而，矫枉过正，他忽视了弥漫在上海消费社会的多种文化需求，严肃的媒介风格没能给他带来太大的经济效益，销路在短期内还不能自给自足；况且，当时的《良友》画报已经有相当稳固的经济基础和关系资源，作为一个文化品牌和消费符号，适应了受众的精神享受与情感习惯，赢得了大众的认同与接受。因此，《大众》画报创办仅仅一年多，便不得不宣告结束。
《大众》画报停刊后，梁得所患病，回老家广东连县休养，一年多后重返上海，应《时代》画报之邀出任主编。
凭着年轻人的勇气，为了与风行一时的《良友》抗衡，1929年10月，张光宇、叶浅予等人创办了《时代》画报。但由于资金短缺，出版几期后，由邵洵美出面收拾残局。邵洵美不仅拿出巨资作为画报的启动资金，还用出卖房产所得的五万美金去国外购买了最先进的印刷设备。于是，从第二卷起，邵洵美的名字正式出现在《时代》画报上。《时代》画报，初为月刊，后为半月刊。张光宇、叶灵凤、叶浅予等人先后担任编辑，梁得所任主编后，又改为月刊，以刊登时事社会新闻摄影和漫画为主，益以政治、社会、文化评论和文艺作品。《时代》画报出版长达九年，基本涵盖了抗战爆发以前的整个30年代，共出版119期（包括一期号外），为1929-1937年之间的社会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图7 《时代》画报第五期第一张，1942年12月11日
相比于文字报刊而言，画报最需要大都市的文化环境。因此，在上海画报繁荣的语境下，北方画报业一直处于沉寂，除北京《晨报》的画报外，北京、天津等报摊上出售的大多是来自上海的画报，自此《北洋画报》一出，真有“风行一时”的盛况。
《北洋画报》1926年7月7日创刊于天津，1937年7月29日停刊，共出1587期，并于1927年7月至9月另出版副刊20期。创办人冯武越、谭北林，主编吴秋尘。独资经营，曾得到奉系军阀的资助。周刊，继改为三日刊，最后改为隔日刊。以“传播时事，提倡艺术，灌输知识”为宗旨，取材广且善，包含一切时事、各界名人、今中外各门艺术，各项材料均有一定的位置，不随意移易，使读者更易阅读。
图8 《北洋画报》第八百五十一期封面，姚念媛女士像
《北洋画报》在中国近代画报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华北历史上最久的独资定期画报和华北唯一的独立画报，它装点了华北的画报事业，构成了中国近代画报史上南北对峙的局面。自此以后，中国近现代画报主要集中于沪、津、京三地。
超前于中国新闻主流报刊的传播思想与实践，中国近现代画报率先自觉履行受众本位的刊物理念，在知识、趣味的内容取向上，成就了巧妙的契合，并以受众喜闻乐见的传播手段，开启了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的别样形式。这不仅与当时的唯美主义思潮有关，而且与画报以图像为主的媒介本质有着紧密的关系。
历史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画报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一是大量画报被迫停刊，有的从上海、天津、北京迁往重庆、香港等地继续出版；由于报纸容纳照片有限，为充分发挥图片的作用，对战争作身临其境的、有系统的报道，上海、武汉等地又创办了不少画报。二是画报中心有所转移。上海是画报的中心，哪怕是在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的画报业又一次勃兴，创办了不下15种抗战画报。然而，1937年11月，上海失陷，这些画报，除《良友战事画刊》随《良友》迁往香港外，全部停刊。重庆、桂林、武汉、香港一时成为画报的出版地。三是画报的作用与性质发生了改变。趣味性减少，新闻性加强，闲情逸致被战火的硝烟所代替；以艺术陶冶性灵和改造国民精神的画报旨趣，转变为以抗战救亡、民族正义为主题的时代内涵。四是画报的政治色彩加重，各自在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的不同政治领域扮演不同的媒介角色，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文化风格和出版个性，因此，这一时期画报出现复杂化的多元格局。五是画报寿命短暂。出于抗战需求办报，画报多为散张，或多为文字报纸的画刊，且旋生旋灭，没有出现影响力巨大且持久的大型独立画报。
国统区的画报因卢沟桥事变而异常活跃。为真实地拍下战争场面，新闻摄影发展迅速。最早报道卢沟桥事变的画报是《北洋画报》，在事件发生后第6天，就刊载了9幅相关新闻照片。《时代画报》亦于7月底出版号外“卢沟桥之役”，全面报道事件经过。《良友战事画刊》出版了相关专刊。“抗战”成为画报的主题。武汉成为国统区的政治中心后，画报中心移至武汉。许多报纸如《武汉日报》《扫荡报》迅速增附画刊，与抗战初期宋一痕主编的《战斗画报》一起战斗，后者是国统区第一家为共产党的抗日军队出专辑的摄影画报。
抗战初期，上海依然是画报的重镇。八一三淞沪战役以后，上海新刊行的有《抗战画报》《良友战事画刊》《战时画报》《抗日画报》《抗敌画报》等十多种。1937年12月至1941年12月“孤岛”时期，上海画报先后不过十余家，或停刊，或迁移至内地和香港，还有的挂上洋商牌子继续出版。
图9 《抗敌画报》第三集，第十一期
《青年知识画报》是“孤岛”上最先出版的画报，1937年12月创刊，16开本，内容以科学新闻照片和文字叙述为主，多从外国科学画报取材，几乎不涉及中国抗战话题，却为希特勒及其帮凶空军元帅戈林留有不少版面。1941年11月停刊。
这一时期，具有美国商业控股背景的大美晚报馆在1938年、1939年两年内出版了四种画报：《中国画报》《大美画报》《远东画报》《远东摄影新闻》。它们比较客观公正地报道抗战，认为这是一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
1939年底，上海“孤岛”除《中国画报》和《大美画报》继续支撑外，《展望图画杂志》《世界画报》《大路》《良友》以及其《第二次世界大战画报》陆续出版，这7种画报装点了“孤岛”时期摄影画报的繁荣。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上海进入了为期四年的沦陷期。敌伪画报开始活跃，《青年良友》刊载“和平救国运动特辑”，替汪精卫作汉奸宣传；最有代表性的《中华画报》，是汪伪喉舌《中华日报》的附属，16开本，封面上标明“宣传部特许编印”字样；还有《远东画报》（后改名《欧亚画报》）、《国民新闻画报》《摄影新闻》《太平》等均为反动的敌伪画报。
图10 《中华画报》
抗战胜利后，中国近代画报可谓盛极一时，上海的画报率先活跃起来，在1945年9-11月，出版的画报达十种之多，如《联合画报》《胜利画报》《上海图画新闻》《良友》《大华图画杂志》《寰球画报》《凯旋画报》《特写画报》等，报纸画刊更是络绎不绝，在补版面上新闻照片之不足和吸引读者增加销路等方面发挥了作用。
解放区的画报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共认为画报是“宣传的一种最好武器”。1926年6月25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的《宣传工作决议案》中强调：“党必须注意编印画报画册及通俗小册子的工作。党报须注意用图画及照片介绍国际与国内政治及工农斗争情形……”毛泽东在1929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第四部分“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中也谈到：“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抗战时期的中共画报有晋察冀政治部主办的《抗敌画报》《解放画报》《晋察冀画报》和《冀热辽画报》《战场画报》《胶东画报》，以及《前线画报》《抗敌画报》《山东画报》《战斗画报》《苏中画报》等。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出版画报达五十种左右，如《人民画报》《江淮画报》《天津画报》《东北画报》《华北画报》《华东画报》《中原画刊》《人民军队画报》等。它们尽管是地区或军区部队画报，尚无条件出版统一的面向全军或全国的画报，但在及时记载战争、鼓舞士兵斗志、迎接全中国的解放等方面具有无法替代的意义。由于纸张、摄影器材等的限制，解放区的画报多为油印或石印的美术作品，印刷较为粗糙，取材和编排的艺术性稍差一些，远不能与上海二三十年代的画报媲美。
图11 《解放画报》）
带着历史的沧桑最先跨入新中国的，是以沙飞为社长、石少华为副社长的《华北画报》（前身即为《晋察冀画报》改名的《晋察冀画刊》），1948年10月创刊于石家庄，1949年2月迁至北平，第2期出版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
图12 《人民画报》
画报，是绘画、摄影和印刷三位一体的大众媒介，因此，其历史演变无疑就是唯美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在三个领域的碰撞、配合与协调。当然，还有印刷技术的物质保障，使画、照片构成的图像得以传播受众欲知的信息。
印刷、摄影技术明显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画报的历史分期，即镂版、石印、铜锌版、影写版四个画报时代。《小孩月报》《点石斋画报》《真相》和《良友》各自对应着不同的技术，为中国近现代画报的历史考略提供了可行的线索。
中国近代早期画报无论是“下而贩夫牧竖，亦可助科头跣足之倾谈”“内而螓首蛾眉，自必添妆罢针余之雅谑”“开愚”和“启蒙”的《点石斋画报》，“传播时事、提倡艺术、灌输知识”的《北洋画报》，还是“努力于民众的文化教育事业”的《良友》画报，都遵循为求杂志好看而采用美人、明星、名媛、校花、交际花照片等内容的办报模式。更有甚者，如《上海画报》，以刊载名妓玉照和《顾小姐逃婚记》《顾小姐结婚记》等媚俗文字为特色。正是这种低级趣味和空泛内容，导致许多画报昙花一现。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良友》画报和大众出版社出版的《大众》画报。《大众》画报致力于民众的普及运动，在图像的软性内容中注入硬性的新闻信息和知识趣味，“从不刊载名伶、校花一类的照片取悦读者……其中没有一幅美女照片。这在当时出版的画报中是极为罕见的”[151]。而《良友》画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俗”的画面里，掺入知识，所选择的美术作品、文学作品常常做了知识与趣味的联姻。并且，媒介内容选择紧跟时代，在抗战时期，以高度的新闻敏感记录了真实的历史，因此，它又实现了新闻与文化的联姻。近二十年的办刊历史，见证了它在人们心中的文化分量，标志着中国近代画报的鼎盛与成熟。
在战争炮火里诞生的画报或报纸副刊，作为战斗的武器，具有明显意义上的党派属性，画报软性而富于延展性的活泼面孔，转变为严肃的、作战的英雄形象，其作用与意义与主流的文字报纸无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