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研究方法

1.4.1　重视不同性质语料的差异

众多语料在时间、地域、编写者各方面都有差异，本书特别关注这些不同和所揭示的语言面貌之间的关系。特别是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百年间社会动荡，语言受到外来文化冲击的同时，自身也在经历大的变革，厘清语言内外部众多因素之间的关系至为重要。

本研究倚重语料文献，而经典文献几经传抄，后世多对其进行改动，这些改动能充分反映语言的变化，值得重视。如《清文指要》（1789）被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867）改编，《总译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1880）用日语全文翻译了《语言自迩集》，《自习完璧支那语集成》（1921）用韩语翻译了《语言自迩集》。本书特别重视翻译、改编后的字句变动所反映的语言变化。另外，文献的发行时间可能比所记录的语言现象产生时间延后，不能确定准确时间的文献至少要确立上下限时段。如《华音撮要》至今未能确定发行时间，但可以肯定不晚于1877年。

域外汉语教科书的编写者多为传教士、商人和外交人员，其自身的汉语水平高低不齐，这些教科书虽然大多经过汉语母语者校订，但繁杂的编写过程仍使部分教科书有一些不太地道的表达。如《英清会话独案内》（1885）第一部分是从英语会话材料翻译为汉语和日语，汉语较为生硬，而第二部分只有汉语和日语对译，汉语表述就更为地道。本书凡遇孤例均谨慎处理。

有些汉语教科书可能会有汉语方言的影响，加上记音不准，抄写流传的讹误，本书在使用时特别留意这一点，比如朝鲜汉语教科书受东北方言影响，所使用的助词和语气词都呈现出和西方、日本汉语教科书不同的面貌。

1.4.2　描写和统计相结合

为做到点面结合，本书在近百部语料中选取代表性语料作重点描写，在考察范围内尽可能穷尽性统计。代表性语料的确立以体现上述三项差异（时间、地域、编写者）为基本原则，力求宽泛地覆盖各类语言现象，视描写现象的具体情况增加同时期其他语料，为了说明历时关系参考近代和现当代语料。域外汉语教科书对语气词的解释说明也一并转录，便于整体把握编写教材时代的语气词面貌和人们对语气词的认识。另外，本书重视语气词的语音变化问题。分析语音形式必定要结合意义，纯粹语义分析特别是语气分析容易流于个人主观体悟，跨时间和跨地域的语料统计能反映出语音和语义演变的倾向，因此研究时尽力做到描写和统计相结合。

1.4.3　文献记音和方言相结合

为突破语气词在读法和写法上的差异带来的研究困难，本书的考察以早期北京话记音语料为主，主要是各类域外汉语教科书。尽管各种注音能反映实际读音，但因文本材料的书面记录性及刊行时间的滞后性，随着新材料的发掘，本书所有涉及演变分期的时间点结论可能会有所提前，“更恰当的说法是这种成分的出现‘不晚于’某个时期”（胡明扬，1991）。文献的记音反映了百年前的北京话语音面貌，既是汉语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理应在其他方言中有相似情形。本书力求寻找其他方言中的类似现象，与历史记录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