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深刻的历史原因
我们说，历史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在必然的规律下会出现偶然现象，在偶然的现象中又潜藏着必然的要求。就思想的历史而言，理论形态的产生和形成都是条件和需要的统一，必须有足够的实践活动为它奠定基础，同时还要有迫切的社会需要催化，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它才能结晶。夏志厚、陈静漪两位学者在《中国古代为何鲜有系统的文艺理论著述》一文中提出，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的诞生有三个条件：（1）文艺本身必须发达到一定程度；（2）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研究达到相当水平；（3）比较松动的政治局面和比较自由活跃的社会科学研究风气[205]。这三点无疑都是正确的。不过，将六朝以后始终未再出现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归结为不能同时具备三个条件，还值得商榷。因为实际上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艺本身已相当发达，而且经过宋代的理学与佛学的交融，思辨哲学也得到极大的发展，即使在文网密致的清代也出现了像诗歌理论领域里叶燮的《原诗》、戏剧理论领域里李渔的《闲情偶寄》那样系统的著作，更不要说较早的皎然《诗式》、严羽《沧浪诗话》之类的专著了。有关各种文学门类的专门理论的研究，到清代可以说都已相当深入，各种具体的艺术规律已得到充分揭示，问题是始终没有人将这些具体规律加以比较和分析，从中抽象出能概括一切文学现象的共同规律；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人尝试将这些有着共同特征的文学门类放到一起，当做一个有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系统来思考。这起码表明人们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认为它对人们毫无意义，人们也不需要它。
需要总是与目的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古代这样一个以文官政治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写作的目的首先就是实用。实用的目的决定了文章学理论是需要的，而文学理论则是不需要的。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先从社会方面看，秦汉以来的中国是极端的封建专制社会，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体制是其支柱。皇帝要独裁天下，当然需要一批绝对服从他个人意志的行政代理人。然而在这个要求上，还有着延续国祚、保持统治地位的前提，所以官吏的选择就成了国运攸关的重要问题。王亚南先生指出：“大凡一种政治制度如其对于环绕着它的其他社会体制不能适应，不能协调，它就会立即显出孤立无助的狭窄性来，反之，如能适应，能运用同时并存的其他社会文化事象，并且在各方面造出与它相配合的社会体制来，它的作用和影响就将视其包容性而相应增大。”[206]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所造出的与之配合的是科举制度。“到隋唐开其端绪的科举制，鉴别（人才）的有效方法亦被发现了。在这种制造并选用官吏方式的演变过程中，中国官僚制度才逐渐达到完密境地。”[207]由于封建君主除了歌功颂德、揄扬鸿业的需要外，下命令要有人掌制诰，告祭山川要有人作祝颂之文，哀策祀谥也须有人代笔，御用文人是不可少的。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一切事务不离文字：向上呈报要作章表奏疏、地方上公事往来要用公移牒文，处理政事要用批答判辞，军队征伐要作檄文露布；达官贵人养尊处优，边镇武将不通文墨，都需要掌书记捉刀代笔。会做文章成为官吏起码的要求，士人有志于仕者也必借文章为进身之阶。孔融荐祢衡，萧瑶光荐王暕、王僧儒（任昉代笔），都大称其文才，就是这个道理。隋文帝正式开科举取士，唐代分秀才、明经、进士三科遴选文学才士。秀才（高宗时废）、明经只试帖经与时务策，内容机械，为士人所鄙。唯独进士科尚文辞，尤为当世所趋竞[208]。此外各种由皇帝特诏举行的制科，如“文艺优长”“博学宏词”“文章俊拔超越流辈”等均与文章才艺相关[209]，也是士人热衷的。宋以后考试制度益臻详密，但大要不出经学与文学两端。漫长的封建社会，独特的科举制度，造成了士人习文的传统，无论杂文还是八股，文章总是必须精通的。除了应科举外，民间的各种红白丧喜之事，饯送酬贺之会，也要用名目繁多的各类文章，越到封建社会晚期这种应酬越是普遍（明人文集中日用杂文种类激增正反映了这一趋势）。这两方面汇成了社会需要——一个可以包容各种文类的文章系统。同时这种需要又必然成为反馈，刺激文章学理论的发达。
再从个人方面来看。士人受到社会需要的刺激，必然重视文章研习。换句话说，士人之所以潜心于文章之学，也正是出于与社会需要相适应的自身需要。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七级：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实现自我的需要。他认为，在这个由低到高的需要级次上，人总是追求较高层次需要的满足，因为它对人来说更有价值[210]。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需要的最高层次——实现自我，在于道德完善和建立功业两方面，即孟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前者可以通过内省和修行完成，而后者却非得通过科举考试博取功名才能实现。科举成功的概率是极低的，《文献通考·选举考》载：“（唐）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至二千人，少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下，文章于是沦为士人手中的敲门砖，做文章成了一种职业技艺。为了实现自我的需要，不仅许多较低层次的需要被“十年寒窗”剥夺，就连高层次的审美需要也被压抑了。于是在道德努力上就发扬了“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主张，在事功追求上就有了八股之类科举文的机械摹习。在以做官取功名为最高层需要的现实情况下，纯文学的诗赋的学习也丧失了文学自身的目的和独立性。
社会需要造成了对文章的重视，同时也形成了轻视纯文学的传统观念，将纯文学创作视为小道、余事、末技。在经学盛行的汉代，辞赋为人轻鄙是不用说了，到曹魏时期，诗和抒情小赋已蔚为文学主流，曹植却还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与杨德祖书》）。曹丕虽宣称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他所谓不朽的“文章”只是徐幹《中论》那样的“一家言”而已，与乃弟“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本质上并无多大差异[211]。唐代王勃则说“君子所役心劳神，宜于大者远者。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212]。到了宋元以后，戏曲、小说蓬勃发展，而官私书目却一概不予著录，不予承认。实用性这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的正统观念严重阻碍了文学理论的发展。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滞，一直未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文学创作也始终未能转化为商品生产，未成为一门独立的职业。西方从古希腊奴隶社会起就是商业社会，诗人、剧作家都是职业作家，吟游诗人以讲唱史诗、神话、英雄传说为生，剧作家写出剧本供演出获取酬劳。以后，像莎士比亚、莫里哀这样的剧作家都是靠为剧团编写剧本为业，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来，文学创作也商业化了，作家或向报刊投稿，或与出版商签订合同，用作品换取报酬，以此作为主要收入，乃至于有巴尔扎克这样的半生写书还债的作家。西方社会可以说很早就形成了作家这一职业阶层，他们进行精神生产，向社会出售文学商品，可以只供社会消费而不附带其他目的（当然也有不为经济目的创作的）。这样，文学的研究必然着眼于使它和读者发生关系的审美特性方面，从美学的角度去把握文学的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手段和目的，从而建立起文学的本论（Theories of Literature）和分论（Liter-ary Theories），于是系统地探讨文学基本规律和基本问题的文学理论就自然地产生了。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写成了《诗学》一书，用一定的科学观，在当时史诗戏剧的创作上总结了文艺的一些基本规律，成为“欧洲第一部体系较为完整、具有强大生命力、影响深远的文论著作”[213]。到文艺复兴时，英国锡德尼的《为诗辩护》论述了文学的社会功用、表现方式、文学的本质、作家思维的特点等问题，可以说是欧洲第一部较全面的文学理论著作。此后像布瓦洛、黑格尔、柯勒律治、斯泰尔夫人等人的著作，都各有侧重，但不失系统全面地探讨了文学的理论问题，逐步形成西方文学理论的体系和传统。而中国却不一样，从第一个留下姓名的大诗人屈原起，文学家就没有以文学创作为职业的。屈原尽管写诗，但却担任着左徒之职，曹子建也自有他的王侯爵禄；李白、杜甫虽不靠官俸糊口，却也不靠作诗文卖钱度日；白居易诗当时有人“缮写模勒，炫卖于世”，但我们的诗人是得不到分文稿费和版税的。明代改编小说最出名的冯梦龙、凌濛初也不是像巴尔扎克那样靠出版小说来维持生活。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大不相同，中国的文学创作在士大夫看来只不过是仕宦以外聊以消闲游戏的风雅余事罢了。像李贺、汤显祖、金圣叹、曹雪芹这样的作家太少了！
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古代终未出现文学理论体系，而造就了一个独特的文章学理论体系。说它独特，因为它从实用性出发，密切结合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需要，注重总结经验而不太穷究形而上学问题[214]。理论中论述得较多的是写作的一般原则和优秀范例，诸如文章的本质、概念的内涵等命题是没人去留意的。古人编选文章总集或选集也总是强调其实用的而不是审美的目的：首先是政治目的。周乔年《宋文鉴序》引朱熹语云：“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其次是模仿目的。李善《上文选注表》云：“（昭明太子）撰斯一集，名曰文选，后进英髦，咸资准的。”李兆洛《骈体文钞》云：“少读《文选》，颇知步趋齐梁，后蒙恩入庶常，台阁之制，例用骈体，而不能致工，因益搜辑古人遗篇，用资时习。”实质上模仿只是手段，根本目的还是政治上的“干事施政”或日常应用。彭时为吴讷《文章辨体》作序便兼及了这两个方面，说：“学者得（此书）而诵之，具见诸家之体而力追古作，于以黼黻皇猷，恢弘治理，使斯文超两汉而追三代之盛，端自此始，岂不尤为世道幸哉？”一语道出了中国文章学与文章学理论的性质和效用。
到这里，我们可以暂做个结论了：由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独特需要，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文章学理论体系。它研究一切创制文字的写作技巧和各种基本问题，是包含了文学理论的更广泛的理论系统。《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文章学理论系统的成熟，但同时它也就趋向于凝固，拒绝接受新因素，最终阻碍了文学理论体系的发生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