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古代的文章学理论体系
沿着传统文学理论的足迹追寻它的童年，我们知道，最早在先秦诸子那儿，哲学、宗教、科学和艺术的观念是浑融一体的。他们既是作家，又是理论家和学者，诸子散文包罗万象的形式决定了“文”的概念虽也关乎情志，但更多还是与理性胶着在一起。由秦而汉，以辞赋为首的文学创作结出了丰硕果实，汉人对文学的认识也随之大大发展，文人和学者被区分开来，文学创作和博通学问被区别开来，劈开了诸子“文”“学”一体的混沌。王充对各种儒者的区别清楚地表明了这点[192]。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需求，使各类文章急剧地产生。《后汉书·冯衍传》载“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193]。《崔骃传》谓“所著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合二十一篇”[194]。《蔡邕传》在叙述他著作史传的情况后，又载“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四百篇”[195]。这些名目繁多的体式都属于文章，其共同的特点是创制，不同于经学的祖述。三国时人则更是清楚地以“文章”与“文学”“儒学”对举，分别表示创作和学问。刘劭《人物志·流业》云：“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这一区别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属文著述，是谓文章”的定义，对于中国始终未形成文学体系而成就文章学体系来说，简直就是个预兆。这以后曹丕说“文章经国之大业”，挚虞说“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序，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196]，萧子显说“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197]，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黄宗羲说“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磨灭”[198]，莫不以“文章”一词涵盖一切创制文字；而论文之书则曰《文章流别论》、曰《文章缘起》、曰《文章正宗》；程颐将天下学问一分为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话之学，三曰儒者之学”[199]。我们看到，文章最终成为总括一切创作文字的大共名为历来所公认，一直沿用到今天，“属文著述”也成了中国古代文章学体系包容一切创制文学的内涵和外延。
前面说过，文章学的骨干是文类的区分，文章学体系的发展进步首先是以此为前导的。东汉尤其是三国时代，文章创作十分繁荣。在这样的形势下，刊落经说，独立创作的文章学理论应运而生，那首先就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它奠定了文章学理论的基础。不过，在文类研究上，如果追溯更早的源头，以现存稍完整的文献来看，还可以举出蔡邕的《独断》。它因叙述典章仪礼顺带论及诗、表、奏、章、驳、议、露布、制书、诏书、策书、戒书、命、令十三种文章的体制。到了曹丕，又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章被分为四科八类，“体”（雅、理、实、丽）也有了规定，文章学理论体系的构架初步树立起来。前修未密，后学转精。随着文章写作的日益成熟，积累了不少经验，到晋代，文章学的两驾马车——文章理论和文章选集开始并驾齐驱。陆机《文赋》作为第一部较系统的文章理论著作，对文章创作冲动的产生、创作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内容上的继承和创新、形式上的谋篇布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各种文章的风格特点等重要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同时又在曹丕的基础上将文章区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类，与陆机同时的挚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200]。《隋书·经籍志》有挚虞《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今均已亡佚。刘师培说“志”是以人为纲，“流别”是以文类为纲，大致是可信的[201]。就现存严可均所辑《文章流别论》零星佚文来看，已含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图谶十二类，原书的区分估计相当详密。它“溯其起源、考其正变，以明古今各体之异同，于诸家撰作之得失，亦多评品”[202]，大体界定了古代文章学的范围，合之陆机《文赋》的创作理论，文章学和文章学理论的内容基本具备。刘勰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构撰了他的体系性的巨著《文心雕龙》。《文心雕龙》的出现，宣告了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的完成——其“体大而虑周”竟使得后人只能惊叹“观止”而难以续貂[203]。明代朱荃宰撰《文通》，结构不可谓不周备宏大，但基本内容仍不出《文心雕龙》的范围，创作理论更几乎全是节录刘勰的话；古文的殿军林琴南的《春觉斋论文》也每每取刘勰的说法，再加以发挥。《文心雕龙》可以说是独领风骚一千多年。
《文心雕龙》问世以来，系统的文章学理论几乎绝响，但文章学体系却在选本中一脉绵延着。现存最早的文章选集是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三十卷，将它与《文心雕龙》作个对比，就会发现两者的精神大体相同：刘勰重文却不排斥笔，萧统将诸子、史传关在门外，却仍收了些日用杂文。刘勰曾任昭明东宫通事舍人，他的理论当然是会影响萧统的。但从根本上说，两书的性格都是为时代精神决定的，更是为中国古代文章学体系所决定的。
沿着集部总集类作一个巡礼，我们会看到，自《文章流别论》界定的文章体系确立后，它就一成不变，像整个封建社会一样，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从后面列出的十七种较有影响、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学理论著作和文章选集的分类表（为检视方便我打乱了原书的次序），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文章学体系古今一贯的精神和实用性的特点。
从仅零余几条就已包容了后世大部分重要文类（只有奏议、书启、诏策、论说四大类缺如，但原书有无尚难断定）的《文章流别论》，直到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虽然各书分类多寡不一，归并有异，但根本精神却未变，始终排斥着足以动摇和瓦解其整个体系结构的新因素。每个时代适应新的需要产生的文类，被吸收到文章体系中去的只有实用的种类，如《文苑英华》的“判”，《宋文鉴》的“御札”“批答”“题跋”，《成都文类》的“笏记”，《明文衡》的“字说”等。而日新月异的纯文学创作，如唐传奇、五代曲词、宋话本小说、元散曲杂剧、明章回小说、清民谣、弹词宝卷等却始终被拒之门外。《唐文粹》不收传奇，《宋文鉴》不收词和话本，《元文类》不收散曲……尽管时代变迁，这一体系就是未渗入一点新鲜血液；尽管文选家常将诗赋放在首位，以示尊崇，但我们却要怀疑那是不是出于自《诗经》《楚辞》以来尊崇诗赋（含有伦理色彩）的传统的惯性，而并非出于对文学特性的重视。因为无论在外延上还是在内涵上，纯文学自始至终都未能冲破文章学的藩篱，甚至到近代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的章太炎先生作《文学总略》，名为文学，实际上还是在论“文章”。且看他对“文学”的界定：“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正如程千帆先生在《文论十笺》中所阐明的：“其封域弇于先秦，而侈于近世抒情美文乃为文学之说。”不难发现，太炎先生“文学”的定义与一千六百年前刘劭“文章”的定义是何等相似！事实上，经过唐宋元明清历朝的创作实践，当时在诗词音乐文学、话本宫调说唱文学乃至杂剧传奇综合艺术，各方面都已积累了足够的艺术经验，完全具备了产生综合概括各种文学体裁的特点、总结文学共同规律的理论著作的条件，可这样的著作却迟迟没有诞生。我国第一部真正系统的文学概论式的著作是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1922年），其内容建立在中国文学的经验上，然而基本结构和理论框架却无疑是搬了西方的。稍后有些著作更只能说是“稗贩西说，罔知根柢”了[204]。在我看来，中国民族文学的经验上从未孕生一个文学理论体系或代表着这种体系的系统的理论著作，纵贯古今的传统文学理论实质上是个文章学理论体系，一个在《文心雕龙》中一旦完成就一成不变的稳态系统。任何封闭系统都有熵自发增大的趋势，最终会很快解体，分裂为孤立的部分。文章学理论系统能久久维持其稳态，正因为它是包容性极大的开放系统。它以实用性的原则吸收了诗、赋、乐府这些部分含有实用功能（如科举）的种类，削弱了纯文学部类的独立地位和冲击力量，同时坚决拒绝词、曲、小说等完全不具有实用功能的种类，使文学的因素始终控制在临界点内，避免了因它的涌入而改变系统的要素和结构、改变系统性质的后果。这实际上是从环境中输入了负熵流，使之与熵形成动态平衡，从而抵消了熵增大的趋势。这就是文章学理论系统的自控制、自调节的能力。但如果放到更高级次的人类社会大系统中看，它又是受社会系统的一种自控制、自调节能力——社会需要支配的。社会需要才是形成文章学理论体系的更深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