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流寓作为文化记忆
一首歌咏地方风物的诗最终能够成为名作，也同任何作品的经典化一样，必须具备几个要素。作品本身的生动传神当然是最重要的，但仅此尚不足以保证它广为传诵、脍炙人口。作者身份所具有的影响力与当地人的接受，相比之下是更关键的因素。黄景仁《颍州西湖》写道：
颍州西湖是欧阳修、苏东坡任颍州刺史时流连歌咏的胜境，虽然景致远不如扬州和杭州出名，但两人诗文中所流露的赏爱之情甚至超出对扬、杭二州的感情。黄景仁认为这绝不是后人所谓的古人嗜好之僻，而是两位先贤都有着达生适世、随遇而安的乐观天性，故能适性娱情，留下许多令后人仰慕、传诵的事迹和诗文。最后话题一转，“吾曹沦落偶流寓，姓名寂寞谁相收？”这是恨不能起二公于九泉，使自己这样怀才不遇的寒士都能扬眉吐气，有个出头之日。同样是流寓，欧、苏二公的声名和诗文绝不会随同聚星堂毁圮、西湖沧桑而湮没，而自己的名字和诗文又有谁会记载和传诵呢？这不能不让他感叹伤怀。事实上，无论诗文内容、水准如何，黄仲则都不可能拥有欧、苏二公那样的文化势能，他的那些颍州诗篇至今也无人注意。这是大多数寒士诗人不可避免的命运。
当然，假如换一种情况，结果可能就不同了。比如说，黄景仁身居高位，或名望高到如袁枚晚年，那么他流寓颍州就会受到当地名流的关注，奉为上宾，诗酒唱酬。他的姓名和诗作会出现在当地名流的诗集中，他的作品会在当地士人中流传，若干歌咏地方风物的佳句更会广泛传播，被记载于笔记或诗话。而到修地方志时，他的流寓会成为被记载的事件，他有关颍州的诗文也会被收入方志的“艺文志”中。总之，每个地方都乐于接纳这样的人物，一个可以给地方带来荣耀感的名重一时的名臣或诗人。这就是说，流寓者的诗文被地方作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来接纳，是有个很势利的前提的。寒士的名作经历岁月的磨砺，或许也有机会焕发神采，成为一个地方引以自豪的金字招牌，像徐凝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但在短时间内，则只有拥有较高文化资本的人物才能享有这种荣遇。清初名诗人王士禛正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顺治十七年（1660）春，二十七岁的王士禛以年轻进士兼诗坛新秀，莅任扬州府推官，不久便以家世声望、天赋才华和谦抑姿态被当时拥有话语权的江南遗民群体接纳[246]。《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云：“山人官扬州，比号繁剧。公事毕，则召宾客泛舟红桥、平山堂。酒酣赋诗，断纨零素，墨渖狼藉。吴梅村先生伟业云：‘贻上在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盖实录也。”[247]他在扬州期间邀集的游览唱和活动，最盛大的有两次：一是康熙元年（1662）六月十五日，与袁于令、杜濬、丘象随、蒋阶、朱克生、张养重、刘梁嵩、陈允衡、陈维崧等泛舟红桥，自填《浣溪沙》三阕，诸公俱和，编为《红桥唱和词》一卷。《香祖笔记》卷十二载其事云：“昔袁荆州箨庵于令自金陵过予广陵，与诸名士泛舟红桥，予首赋三阕，所谓‘绿杨城郭是扬州’者，诸君皆和，袁独制套曲，时年八十矣。”后来余怀、曹贞吉、邹祗谟、纳兰性德、丁炜、周在浚、阮士悦乃至后任扬州知府金镇都有追和之作，足见影响之深广。另一次是康熙三年（1664）三月九日清明，招林古度、杜濬、张纲孙、孙枝蔚、程邃、孙默、许承宣、许承家诸名士修禊红桥，即席赋《冶春诗》二十四首，诸君皆和。渔洋有句云“好记甲辰布衣饮，竹西亭子是兰亭”，将这次修禊活动与著名的兰亭集会联系起来，让参与者都感觉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宗元鼎诗云：“休从白傅歌杨柳，莫向刘郎演竹枝。五日东风十日雨，江楼齐唱《冶春词》。”[248]可见这次唱和的作品当时在扬州市井曾广为流传。
这两次游览唱和活动，王士禛都选择在红桥。当时这并不是一个出名的场所，据梅尔清考察，它在此前甚至未曾出现在诗文中[249]。但经过这两次唱酬后，红桥俨然成为一处名胜。据王士禛自撰年谱记载，诸人唱和之作流播于世，“或有绘有图画者，于是过扬州者多过问红桥矣”。康熙四十八年（1709），即渔洋下世前两年，有答门人程鸣所作《程友声画余绿杨城郭是扬州旧句相寄答二首》云：
如果说前者抒发了个人相对历史的有限和渺小之感，那么后者则寄予了一种被记忆的希望。《渔洋诗话》在记述这两次游览赋诗的情形后，说：“予既去扬州，过红桥多见忆者，遂为广陵故事。”事实上，不仅红桥，冶春至今仍是茶社和公园名，而“绿杨城郭”自乾隆三十年（1765）就被用来命名一区观赏湖。至于“绿杨城郭是扬州”一句，也成为三百年来歌咏扬州最为人熟知的名句，后人过扬州遂有“绿杨城郭王司理，尚有红桥指点中”之句[251]，将王士禛的名字与扬州永远联系在一起。王士禛九泉有知，固然会为此欣慰，为此感到荣耀，但更觉得荣耀的恐怕还是扬州人，一代诗宗由衷的热爱和赞美，毕竟意味着城市不同寻常的品位。仅凭这一点，同为联合国人居奖城市，扬州人就会比唐山、包头、威海人更觉得荣耀。当流寓成为一种文化记忆时，它就变成地方的无形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