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代谢经济学的演化视角

1.5.1 历史演化的时间尺度

目前经济学的各个学派犹如瞎子摸象，局部看都有道理，整体看互相矛盾。原因是在非线性非均衡的条件下，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整合经济学的一个办法是构建多层次的视角，注意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时间尺度和演化规律。

我们从宇宙、生物、经济三个层次来观察演化历史和学科层级之间的关系，如图1-1所示。

产业诞生的历史，最早是农业，其中渔业开始于8万年前，接着是牧业（1.1万年前）、种植业（1万年前）。手工业的历史有8 700年（石器时代开始），工业的历史只有230年。有趣的是，艺术的出现几乎和渔猎经济同步，石器时代人类的闲暇刺激了人类的想象力，也许超过大工业生产时的工人。城市和国家的发展和种植业同步，因为只有粮食可以储存，剩余产品才能供养越来越多的非生产人口。代谢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学的视角，演化经济学和文化人类学都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生命演化的速度远远大于宇宙演化的速度。宇宙演化的量级是百亿年，星球和生命演化的量级是十亿年，低等物种演化的量级是千万年，高等物种演化的量级是百万年，越复杂的生物演化的速度越快。

人类活动的演化进一步提速。初级农业的发展历时万年，城市国家的发展历时千年，工业的发展仅仅百年，信息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从十年缩短到一年左右！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视角如何能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

1.5.2 组织代谢的生命周期

不难发现，不同层次演化的生命周期差距极大。恒星的寿命在300万年到100亿年之间，我们所在的太阳系已经存在了45亿年，估计还有50亿年的寿命。地球上生物的寿命也变化很大：植物寿命短的不到1天，长的如已有的松树达4 000年。动物寿命短的如蝴蝶仅1个月，长的如乌龟达250年；人的寿命目前最高达122岁。

生命周期的概念在经济学中至关重要，因为管理、计划、调控都必须考虑不同产业的生命周期。例如，农产品的生长周期只有几个月到几年，重工业的生命周期远比轻工业为长。大学、医院、高铁、电网等基础设施的周期比制造业更长。

技术进步的基础是科研。科研的发展呈现出日益复杂和多样的趋势。

科研周期最长的要数核能。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质量—能量的关系式，1932年得到实验证实。1938年人们发现核裂变，1951年建成核反应堆发电。但是核聚变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离实际应用还有很远距离。

相比之下，空间技术的发展比核能快得多。最早的火箭出现在13世纪中国的宋朝，1903年俄国的齐奥尔科夫斯基提出空间飞行原理，1943年德国研制出V-2火箭，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1959年苏联第一个空间飞船在月球着陆，1962年商业通信卫星投入使用，1993年GPS（全球定位系统）投入商业运行。

计算机的发展更快。英国的巴比奇1831年首先发明机械计算机，电子计算机诞生于1945年，1955年晶体管取代电子管，1958年集成电路被发明出来，小型计算机在2000年前后在大众中普及。

高科技产品研发和生产的生命周期长短没有确定的规律。产品换代最快的当数半导体产业。1965年被提出的摩尔定律发现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每年翻一番，近年来才开始放慢。

航空工业的更新换代要比计算机工业复杂。首架可控的载人飞机试飞于1903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急剧扩大，喷气式战斗机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晚期。它的更新换代可以显示技术更新的速度变化。[4]第一代（1945—1955年）是亚音速的喷气式战斗机，如美国的F-86和苏联的米格-15；第二代（1955—1960年）是超音速的F-104和米格-21；第三代（1960—1970年）是可以携带炸弹和导弹的多功能战斗轰炸机，如F-4、米格-23、法国的幻影Ⅲ; 第四代（1970—1990年）是更具机动性的F-15、F-16、米格-29、苏37、幻影2000；第五代（2000—2005年）是隐身战机 F-22、F-35。喷气式战斗机的生命周期，最短的第二代只有5年，最长的第四代达20年。这说明技术进步越复杂，不确定性越大，政府的产业政策也越重要，因为私人资本难以承担高科技的巨大投资和竞争风险。

1.5.3 科技进步的轨迹决定论和时机不确定性的矛盾

新古典经济学用随机游走来描写技术进步是有问题的。因为随机游走或布朗运动是典型的扩散过程，不可能产生系统性的技术进步。

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如下显著的特征：

第一，科技进步有明确的方向和轨迹。以航海定位的经度问题为例，只有两个研究的方向，一是发展机械钟定时差，二是观察行星轨道。前者产生工业革命基础的齿轮传动和控制系统，后者产生哥白尼-开普勒-牛顿的行星运动模型，开启牛顿力学。工业革命发生后，各种发明都围绕着探索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工具，延长人体的感官功能，并不是盲目的探索。

第二，实现技术目标的方案有多种方式的竞争，和生物演化的树状模式类似，并不是一条道走到黑。

第三，每种技术方案瓶颈被突破的时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科研计划的不确定性是发展混合经济的根源。历史上只有少数垄断企业才有能力发展长远的基础研究。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曾经发明晶体管的美国贝尔实验室。1996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拆分后的朗讯科技的商业化经营没有成功，竟然在2008年把46年历史的贝尔实验室大楼出售给房地产公司，结束了历史上最灿烂的工业研究机构。

1.5.4 科技进步和政府作用的共生演化

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竞争看作某种体育比赛，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看作裁判和球员的关系，就无法确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

从代谢经济学的角度看，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政府在科技进步基础阶段的推动作用大于民间企业的投资，所以政府不只是科技进步的裁判。更恰当的比喻是把经济看成一个生命有机体。政府相当于神经系统，市场相当于循环系统，社会相当于骨骼肌肉和其他器官。生命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也是神经和大脑的发育过程。任何器官要正常运营，必须同时受到循环系统的支持和神经系统的控制。越复杂的生命，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的发育越是复杂，不存在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之间的明确边界，只存在两者之间的共生演化。

1.5.5 科技政策史强化经济学中的政治维度

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和经济的紧密联系，新古典经济学排斥政治维度，是从古典经济学的倒退。我们在经济分析中引入科技政策史的观察，大大加强了政治经济学的地位，进一步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不足。因为在现代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方面，地缘政治的竞争需要往往大于经济福利的动机。

首先，国家在科技进步中的作用稳步增长。正因为基础研究的投入越来越大，从研究到应用的周期不确定性很大，所以政府对科技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大。拿破仑首先把科学教育作为国家的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各国建立了国家级的科研机构。

其次，技术进步的主力来自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军事科研成为基础研究的主要动力，新科技如原子能、雷达、计算机、互联网、GPS，都是首先发展军用技术，然后再向民用技术转移，因为只有政府才能承担研发初期的巨额成本。

世界列强都把高科技的垄断作为控制国际分工制高点和定价权的杀手锏，限制国际贸易的技术转让。新古典经济学描写的自由贸易在高科技领域并不存在。奥地利学派也夸大了市场信息的作用。从科技发展的趋势看，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科研投资上的本质都是计划经济，差别只在于开放竞争的程度和军用转民用的速度。苏联由于过度畏惧西方间谍活动而采取的过度保密体制，阻碍了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移，从而使一度领先的空间技术落后于西方。计算机与生物技术由于限制不同学派的竞争而走了弯路。历史证明，技术的研发阶段主要靠非营利的大学和政府科研机构；在技术可以应用的起飞阶段，引入市场竞争可以加快技术的传播和扩散，但是依然需要政府的市场监管，以避免市场泡沫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老技术的衰落阶段，更需要政府的调节来减少社会的阵痛。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经济学家制造的乌托邦市场，在工业化国家的历史上并不存在。

总而言之，当代经济学面临的重大挑战是技术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涉及的社会层面越来越复杂，产业技术更新换代的决策也越来越要求跨学科、系统性的思维。这使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越来越脱离现代经济发展的实际。我们提出和发展代谢经济学，就是要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经济学的各个方面，包括微观、中观、宏观、史观和制度、组织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