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临湘国志的设想
自进入吴简研究领域以来，我们就设想在占有全部吴简资料的基础上，开展诸如“长沙吴简中的临湘侯国”“临湘侯国志”之类的研究，期待通过去粗取精直接从吴简中裁剪出孙吴嘉禾年间临湘侯国地方志的某些方面，呈现孙吴吏民社会的一些情景。随着吴简陆续刊布，关注临湘侯国这个即使在孙吴境内也并不太重要的地域，似乎逐渐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过去我们的研究不是重视中心就是关注边疆，内地最一般的统治形态常常被不经意地忽视。其实，最能真实体现国家统治普遍状况的地方，很多时候既不在中心，也不在边疆，而在最平常的内地，那里往往有最能体现国家统治力及其治理效果的日常行政秩序。也正是那些凡常而广袤的内郡县，支撑着中心的繁华兴盛，也影响着边境的伸缩消长。同样，孙吴历史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建业、武昌的盛衰、江淮防线的攻守和交州的经营，还体现在整个江南地域普遍的统治情况，尤其是人口管理、经济开发、物资征集等情形，这些从根本上决定了孙吴的进退存亡。这就是研究“长沙吴简与临湘侯国”对于认知孙吴历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只是，今天的我们在编撰“临湘侯国志”时，不能同近两千年前的史氏一样，可以在齐整而完备的文书档案上直接加工、剪裁，零散、杂乱、残断的吴简要求我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进行繁复的簿书整理，以此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和编撰的基础。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并结集出版了《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然而，相对于种类众多的吴简簿书，我们所做的仍然有限，加上愿意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并不多，以致簿书整理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簿书整理是合理编纂大量史料的必备工作（相当于资料长编），也是吴简研究的基础。我们期待这项工作能够扬鞭奋蹄尽快推进，尤其是数量最多、涉及面最广却让人有审美疲劳之感的户口簿籍和仓米帐簿体系，迫切需要有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人集中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分簿析册的基础上进行全面地整理。
同时，近两千年后的我们，对于孙吴历史的了解局限于《三国志·吴书》及裴注提供的认识。我们熟悉于史书中的孙吴史，却陌生于文书中的孙吴事，孙吴历史对于我们而言既熟悉又陌生。为了把握吴简所记史事的时代特征和真实情景，我们希望通过“制度史观”来审视“长沙吴简中的临湘侯国”。这不仅是因为制度、体制“在塑造中国社会面貌上，自古以来就显示了巨大的权重”，[25]准确地把握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行政机制，并与汉魏晋的相关情况进行比较，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当时的社会状态以及汉晋社会的发展趋向；也是因为制度是沟通史书与文书的桥梁，相对客观的制度在史书和文书的记载（录）中保持着大致的稳定和对应。制度是临湘侯国政事运作的框架，一旦我们通过制度搭架好骨架，通过文书行政疏通好脉络，临湘侯国的大致样貌就能逐步呈现出来。
吴简的刊布、簿书的整理、吴制的提炼都还有待时日，《临湘国志》的研究更是任重而道远。既然如此，就不妨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方说我们先逐个整理吴简簿书并发掘其背后的吴制。无论是《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还是这本《吴简与吴制》，都只是上述设想的阶段性成果，甚至本书对吴制的总结、提炼，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还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随着吴简的进一步刊布和研究的持续推进，书中的很多证据和观点都有补充、修订的必要。我之所以愿意将十年的研究成果尽快结集出版，不仅是对博士生四年和工作六年时光的总结纪念，也是为了促使自己沿着这条通幽曲径再往前多走一走。当然，我更希望拙著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成更多更高明的吴简研究成果的出现。
[1]侯旭东通过复原吴简涉米簿书构造，分析文书事务处理过程，并结合“君教”简的性质，推定走马楼吴简是临湘侯国主簿与主记史所保管的部分文书簿册。参见其作《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性质新探——从〈竹简（肆）〉涉米簿书的复原说起》，长沙简牍博物馆编《长沙简帛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纪念走马楼三国吴简发现二十周年》，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第59—97页。
[2]清代以来，学者万斯同、钱仪吉、杨晨等人先后为《三国志》增补表、志，编纂会要。参见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二、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杨晨《三国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钱仪吉《三国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3]罗新《近年来北京吴简研讨班的主要工作》，《长沙吴简国际シンポジウム“长沙吴简の世界—三国志を超えて—”予稿集》，お茶の水女子大学，2006年9月17日，第56页。
[4]罗新《近年来北京吴简研讨班的主要工作》，第55页。
[5]辛德勇《陈寿〈三国志〉本名〈国志〉说》，《文史》2013年第3辑，第5—48页。
[6]《晋书》卷八二《陈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37—2138页。
[7]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三国志》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1471页。
[8]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一八《杂说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1页。
[9]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〇五《论自注书·通鉴纲目》，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36—2637页。
[10]参见罗新《我们面对的全部史料都是遗忘竞争的结果》，“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2016年7月10日；原题《遗忘的竞争》，刊于2015年3月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11]相关的代表性成果可参见：孟彦弘《〈吏民田家莂〉所录田地与汉晋间的民屯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2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收入其著《出土文献与汉唐典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黎虎《“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收入其著《先秦汉唐史论（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杨际平《析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的“调”——兼谈户调制的起源》，《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收入其著《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第一卷《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拙作《秦汉魏晋“丁中制”之衍生》，《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王素《长沙吴简中的佃客与衣食客——兼谈西晋户调式中的“南朝化”问题》，《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侯旭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给吏与吏子弟——从汉代的“给事”说起》，《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韩树峰《汉晋时期的黄簿与黄籍》，《史学月刊》2016年第9期。
[12]研究概况可参见长沙简牍博物馆编《嘉禾一井传天下：走马楼吴简的发现保护整理研究与利用》第五章（杨芬、熊曲执笔），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221—316页。
[13]J22中遗存的竹简，“摆放有一定的顺序，层层相叠，似有意为之”。《长沙走马楼二十二号井发掘报告》（宋少华、何旭红执笔），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编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7页。不少学者根据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进行了簿书整理，如侯旭东《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贰〉“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复原的初步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辑，收入其著《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拙著《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鹫尾祐子《长沙走马楼吴简连记式名籍简の检讨―家族の记录について―》，立命馆东洋史学会《中国古代史论丛》第7集，2010年，中文稿《长沙走马楼吴简连记式名籍简的探讨——关于家族的记录》，《吴简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关尾史郎《长沙吴简吏民簿の研究（上）——“嘉禾六（二三七）年广成乡吏民簿”の复元と分析》，新澙大学人文学部编《人文科学研究》第137辑，2015年。
[14]拙著《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第九章《吴简文书学刍议》，第467页注②。
[15]关于“‘活’的制度史”，请参见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邓小南《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并收入其著《朗润学史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97—505、515—524页。
[16]《汉书》卷八《宣帝纪》载：“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卷二四下《食货志下》载：“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臧不实，百姓俞病。”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1183页。这是学界指责简牍文书存在各种问题时经常征引的两个例子。值得指出的是，汉宣帝指斥上计簿存在问题，似乎是为了改革武帝以来“省卒徒自给”的做法，而王莽时期郡县多张空簿，是督五均六斡造成的恶果，两者皆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事件，是否具有普遍性，仍值得进一步思考。
[17]嘉禾吏民田家莂在数据统计方面存在许多问题，胡平生在解析其统计错误例的基础上，指出“‘嘉禾吏民田家莂’基本上只是一种官样文书，它虽然具有一年一度汇总田家缴纳租税数额的重要功能，本质上有用的主要是它的形式，并没有人真正核查其文字和数据，恐怕也很少人有能力核查这些数据，所以才错得这样一塌糊涂”，参见其作《〈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统计错误例解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研究二〇〇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收入其著《胡平生简牍文物论稿》，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367—395页。田家莂的数据存在大量的失误是客观存在的。如何理解这些失误，以及这种情形是仅出现在田家莂中，还是在吴简中普遍存在，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在这方面，邓玮光利用数值、帐目流转的关系，复原了“中仓黄龙三年十月旦簿”等簿书。数值的准确流转是这项研究的充分条件。参见其作《对中仓黄龙三年十月旦簿的复原尝试》，楼劲主编《魏晋南北朝史的新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一界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645—677页。这种研究方法有一个前提条件，即簿书的帐目流转和数据统计必须是清晰而准确的。
[18]拙著《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第九章《吴简文书学刍议》，第470—471页。
[19]拙著《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第六章《库布帐簿体系与孙吴户调》，第283—396页。
[20]邓玮光《书评：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张达志主编《中国中古史集刊》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75页。
[21]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一一《史官建置》，第325页。
[22]侯旭东《“史书”出，“史料”亡》，《中华读书报》2007年9月19日第16版。
[23]参见谢桂华《尹湾汉墓所见东海郡行政文书考述》，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收入其著《汉晋简牍论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7—296页；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中编第一章《〈汉书·地理志〉侯国地理分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7—90页。
[24]黄晖撰《论衡校释》卷一三《别通》云：“萧何入秦，收拾文书，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91页。
[25]阎步克《以“制度史观”认识中国历史》，王绍光主编《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147—154页。关于“制度史观”，请参见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