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发展要务实戒虚
刘利民[1]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支持和智力支撑，创造了大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奇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审视高等教育，我们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矛盾累积和问题叠加的复杂局面。
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精英模式向大众模式的转变，其间产生的一些问题还需要时间的磨合，需要教育观念、教育结构、教育模式等多方面的渐进性和适应性调整，需要在反思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发展共识。在当前推进“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对大学发展定位、教学与研究的关系、教育国际化、大学评价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要有个清醒的认识，回归初心，务实戒虚，脚踏实地推进大学的健康发展。
一、大学要通过分类与定位走向多元
分类发展是大学多样化的根基，也是实现大学办学任务的要求，每所大学应对自身定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面向等有清晰的认识。多年来，不少地方和一些大学也在理论与实践等层面进行了探索，但一直未形成社会所期待或需求的发展格局。大学分类发展动力不足，主动意识不强，多数大学可以在体制内依靠既有基础和条件做到“衣食无忧”，“等靠要”意识比较强。尤其是地方大学发展特色不突出，同质化现象严重，学校之间在人才队伍建设、学科专业建设等方面也存在无序竞争现象。
大学要与社会发展契合，要清楚自己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位置，清楚自己能干什么和该如何干，这应是一种主动的自我定位。定位的清晰与否体现了一所大学在体系内竞争力的强弱，大学应依据自身实力和发展特点，确定发展方式，主动寻求错位，凝练特色，通过差异最大限度地降低同质化竞争造成的不良影响，避免“零和博弈”。如何让大学清楚自身现实条件扬长避短错位发展，最为关键的就是切实完善促进大学分类发展的体制机制，这是一个指挥棒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以行政手段让各类大学向一个标准看齐，以致于政府越引导大学去特色发展，大学发展模式却越来越趋同。
分类发展的本质是彰显特色和专长，明确分工和面向，根本目的是让教育的多样化与社会需求的多元化相一致。引导大学分类发展不是简单地将大学进行类型划分，更不是定型归类，也不是分等。分的是每所大学的专长，要的是每所大学的特色，统筹的是错位和差异化发展，需要的是真正的分类管理和政策的配套跟进。每所大学以自己所长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自然也应有各具特色的办学理念和发展模式，所以好的标准是多元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二、教研本合一，研究要分类
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教学是教师职业永恒的主题。我们要明确大学的系统定位和教师的身份，在大学里研究可以做，也必须做，研究至为重要。无论是提升教师自身水平的研究，还是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直接提供支持的创新性研究，都是大学和教师该有的责任和义务。但近些年来，很多大学为争取资源而将科研作为“核心竞争力”，让“教学成为良心活”，这不但异化了科研的本质，也违背了人才培养的初心。论文、学历、奖项是教师该有的要求或具备的条件，但不应是考核教师的主要指标。教师首先是教书育人，职称的评定应与育人有最大关联。我们不能以教师的研究来评价教师的教书育人工作，不能以教学指标不好量化为由让教师戴上“科研枷锁”，人为地让科研与教学分离。教学与研究可以有机地结合在教师个体能力的评价之中，研究与教学从不对立。
大学里的研究应予以分类。更多的研究应是为教学服务的，是“教学学术”，是为了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属更新性研究，只有少数研究是探究性的，是科学创新。如果将此明确，教学与研究将各得其所，教师将得以解放，科研人员积极性将被更好激发，科研投入与产出的绩效也将更加明确和高效，教育育人初心也会得以回归。当然，这种分类不是截然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它们统一于科教融合和知识的创新传承之中。
三、国际化是实力体现，需行稳致远
教育国际化是理念，是过程，是参与，其本质是影响力，是实力的体现。国际化不是“外国化”，不是简单地使用或套用他国模式或所谓国际标准。当前，大学的国际化已经成为实力和声誉的重要表征。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欧美国家大学发展的成功经验，但舍弃自信和自我的盲目模仿参照是缘木求鱼。人才培养和学术探索可能有共同规律，但大学发展没有万能模式，作为社会的一个组织，它必与国情相合，必植根于本土，它反映着国家民族特性，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同国家的大学自然具有不同的发展模式。
教育服务于国家和民族，有特色、有实力、有影响力是教育国际化的前提，我们要有教育国际化的理念，倡导全球视野，树立开放精神，我们要积极参与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参与国际竞争，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但并不代表每所大学都要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保持应有的清醒和自信，不妄自尊大，但也绝不要崇洋媚外。一味地跟踪和模仿是不能在世界高等教育范围内发出中国声音，也不能提供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的。在“请进来、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克服浮躁心态，摒弃标签式的国际化，以我为主，博采众长，基于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将跨文化跨国界的理念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建立与国情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发展模式。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才能行稳致远。
四、大学评价要回归本真
大学的评价是个热点，也是个难题。为什么要建立大学、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大学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作用、社会对大学的期待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包含着对大学该不该评价和如何评价的问题。尤其是近些年我们把大学排名和各种评估作为保障质量的替代方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近些年来，大学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各种“标准化”“同质化”的评价评估，对大学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大学成为“论文量产厂”，成为各种评价指标下的“标准件”。原为促进发展而产生的评价评估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还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大学的使命和目标。出现这种现象，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大学分类发展和分类管理的问题。
评价应该有，但如果大学要分类发展，为何要做统一评价？如同当前各大学排名，都知道排名方法本身有局限性，指标选择和权重以及数据质量都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但囿于各种原因，很多大学还是热衷于此，名进则喜，名退则忧，却不管大学本身到底有无真正的发展。评价评估如同照镜子，重要的是自我审视后激发内生动力，而不是看着镜中他人漂亮，忙着去给自己化妆。排名可参考，因为不能自说自话，但统一量化指标下的发展绝不是内涵发展。我们不能对众多浅显的道理与规律视而不见，或置若罔闻，而是要对大学发展事业和规律保持尊重。如何让评价有价值，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关乎我们对大学的认识，关乎我们的大学发展理念。
人才是富国之本、兴邦大计。我们要坚定大学发展自信，要不忘初心，回归初心，要务实戒虚，力戒空谈。国家和社会资源有限，大学发展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可也不必无所不有无所不能，一方面要做减法，下决心减掉赘肉，不贪大求全，另一方面要做加法，苦练内功，发展内涵。
[1]刘利民，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国家总督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