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章程思考大学的理念与管理
许智宏[1]
改革开放后，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大学的面貌已发生根本的变化，但也面临着许多挑战。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主题，明确高等教育的发展任务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优化结构办出特色。针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规划纲要》对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出了三条要求：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中国现代大学的建设历史只有一百多年，由于种种原因，大学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作为大学制度建设的一个重点，拟订大学章程已被提到高校的议事日程。教育部2013年9月发布《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章程建设行动计划（2013—2015）》，明确985高校应在2014年6月底，211高校要在同年年底前完成章程起草工作，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完成。我参与了各大学章程的审议，审议过程中，涉及大学发展、大学治理、决策机制等方面的许多问题。大家各抒己见，引发了一系列思考，这对于大学今后的发展及管理，非常有益。
一个大学的章程，应该是该大学的“宪法”。一旦经过实践总结，成为章程，就具有学校大法的作用，不应因校领导的变更而随意改变。根据章程，师生对学校的办学宗旨、治理框架（决策体制和管理机制）、各部门的机构设置和职责、院系的设立与运转、各类教职工和学生的责任和权利等等，也就一目了然[2]。通过审议各校提交的章程，我觉得各校在制订大学章程方面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还不能说很理想，究其原因，比较欧美成功的大学，我国很多大学的历史尚短，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尚无办学自主权，不可能也“无需”有自己的章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学伴随经济体制改革，才有了新的活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政府和大学自身的问题，不少大学快速扩张、趋同，失去办学特色。体现在章程上，如果去头去尾，相当多章程基本雷同，体现不出各校的传统和特色。本文仅谈谈个人在大学章程审议过程中所做的一系列思考，也希望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在章程制订、修改以及据此基础上制订学校各项措施、细则时能更好地加以思考，并在大学管理与发展中共同探索切合各校发展的途径。
一、认识大学的核心任务和教育理念，挖掘本校历史积淀、传承优良传统和办学特色
大学的一切制度建设都必须围绕大学的核心任务。在当前社会充斥急功近利、浮躁作假、追求物质利益的风气下，让教育回归它的本意，使受教育者不仅有知识，而且善于思考，有完善的人格和高尚的道德，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大学的制度应围绕大学的理念和核心任务，确保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倡导优良学风，弘扬大学精神，从而教书育人，潜心学术，传承文明，服务社会。
对于大学的办学理念，国外知名大学的校长有很多精辟的阐述。去年刚离任的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在1993年的就职演说中讲：“保存和发展知识宝库，捍卫自由探寻和自由表达，培养领袖和善于思考的公民，教育我们周围的世界，拓展人类的成就，挖掘人的潜力。我们再次肯定这些责任不仅因为它们本身即是目的，同时也是改善人类物质文明和提升人类精神文明的途径。”[3]在2002年7月于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教授在演讲中说，“自古以来，良好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营造一种氛围，提供更多的机会，使理智的力量能够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为经过时间考验的各种不同观点提供表达的场所，因为任何观点都必须接受事实和辩论的挑战；提醒社会成员，我们有时也会不遗余力地追求一个错误的目标。”[4]在同一论坛上，时任牛津大学校长卢卡斯教授对大学存在的价值和特征作了精辟的阐述，“大学之存在，是为了探究事物的本质；大学之存在，是为了发现如何区分真实与表象；大学之存在，是为了理解意义。它们为有差别地给以意义、探索、发现、重新排列、理解而存在；它们为理解差异和不同而存在。这一切事实上是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源泉”。他认为，一所伟大大学的特征是，它们探索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和多样性。大学有必要保持对各自国家的认同，在那里它们同时理解他国合乎情理的差异。“独立思考、心境澄明、想象力、领导能力、决策能力、个人责任感、社会良知、同情心，所有这些一个成功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美德和个人美德都在包含所有学科的这一学习环境中成长”。在他看来，“把大学在社会中的目的，仅仅局限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是一种误解”[5]。之所以大段引用几位名校校长的话，旨在希望章程的制订者们在叙述大学自主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时，不要忘记大学最基本的宗旨和使命。
现在不少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综合性大学都在谈论通识教育，那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教育呢？哈佛大学哈佛学院前院长哈瑞·刘易斯在《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一书的中文版中有一段话：“通识教育旨在利用大学生的可塑性，鼓励年轻人认识自我，并发现自己的生活道路。通识教育的任务还在于提醒学生：自己应对社会知恩图报，应该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为人类谋福利，而不仅仅追求自身的经济富足。”[6]问题是在我国一些学校并没有很好理解通识教育的宗旨和含义，把重点仅仅放在扩大知识面，增大选课的自主权，很多教师也缺少准备，这样势必达不到通识教育的目的。今天大学的教育要回归到教育的本意，即要培养同学们完善的人格、高尚的道德，当然大学还要传承知识，形成新思想，推动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同学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从基础教育到大学，不少学校太注重于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对完善人格、高尚品德的培养。
同时，大学章程应体现学校的历史积淀、优良传统和办学特色的传承。问题是我国的大学大多数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历史不长，加上多次院系调整、校址搬迁，师生缺少对学校历史的认同。北京大学在不同历史时期曾多次制订或修订了学校的章程，从1898年梁启超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到1920年制订的《国立北京大学现行章程》，再到1947年北大教授会通过的新的《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先后有六个版本，可见北大在历史上对章程的重视[7]。即使如此，新中国成立后随高等教育部1950年颁布《高等学校暂行规定》及随后1955年制订通过的《高等学校标准章程（草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北大也始终未能制订出一部能反映北大历史、传统和特色的新的北大章程。而在过去20多年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不考虑办学条件和基础，追求办综合性大学、研究型大学，争取硕士点博士点；部分高校盲目扩大规模，开设“热门”专业，以求短期效应，使各地相当一部分高校，学科组成和院系构成相仿，缺乏特色。这也是目前相当一部分高校章程类同的原因之一。各级政府要明确政府的管理权限和职责，应更多地在宏观层面和政策层面对教育工作和学校进行指导和监管，对不同性质的高校应实行分类指导和分类管理，避免千校一面的情况出现。大学没有高低之分，而只有培养目标、办学特色的差异。政府的政策应激励各类学校办出特色，均衡发展。在这方面，中国高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二、明确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与教育的辩证关系
学术研究是大学的生命线，发展知识和科学研究，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大学的历史使命之一。但是，应该明白，即使对于研究型大学，教书育人依然是其最基本的功能，否则就与研究院所无异，而学术研究也是大学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21世纪的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应该既是高水平的教学中心，又是高水平、有影响的研究中心。我国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教育与科研脱节。在很长时期内，中国的科研活动主要集中于国立科研院所中[8]，[9]。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局面已有了很大的改变。不久前召开的201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公布的评奖结果显示，在54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中，大学获得36项，中科院和其他国家研究机构获得18项，高校已占2/3。国家科技进步奖共137项，高校获57项，国家科研机构42项，企业44项，各占约1/3。国家技术发明奖55项，高校获38项，国家科研机构12项，企业5项，高校占69％。2012年高校在国内外发表的科技论文已占全国论文总量的83％。说明中国高校已成为科研方面，特别是基础研究方面的一支生力军。
大学，特别是一批研究型大学已成为我国知识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通常学科比较齐全、人才密集、信息灵敏，具有宽松活跃的学术文化氛围。大学的科学研究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渗透，注重在科学前沿、交叉学科领域做出更多的贡献。在技术领域，应加强技术创新，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促使教学、科研、产业的密切结合，使大学成为知识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10]。大学应充分发挥自身集教学和科研于一身的独特优势，进一步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建立教学与研究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诚如哈佛大学陆登庭教授所讲：“在任何杰出的大学，教学与研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最优秀的研究和学术工作中获得的、在最佳的学术期刊和最优秀专著中发表的重要思想和发现，是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源泉。”因此，大学既要从自身的学术研究中，也要从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在科学研究过程的密切合作中，广泛汲取当代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及时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去，使学生可以从两者中受益[11]，[12]。为此，大学必须认真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其一，正确认识和处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既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又各具特点。在科学研究中，要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协调发展，区别对待。以认识自然为目标的基础研究是新技术、新发明的源泉，无论是现在和将来都是科技、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基础研究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往往会对科学技术乃至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正如哈佛陆登庭教授所说：“如果没有在基础研究方面持续的努力，应用科学很快就会衰落和枯萎，因为致力于应用研究的人必须不断地与在最基础领域工作的人保持联系，前者工作的成效最终取决于后者的研究成果。而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只有优秀的大学才有能力承担得起。”[13]同时，在我们探讨基础研究的功能时，往往只记住了它对于高新技术和未来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对于“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却忽略了基础研究在推动人类认识世界这一哲学层面的作用，忽视了基础科学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方面的作用，同样显出对基础研究认识上的功利性。正如北京大学丁石孙老校长说过的：“就高等学校而言，基础研究对于人才培养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基础研究的训练是对学生素质的培养，是真正培养学生的科学洞察力的重要途径，能使他们眼光远大，不急功近利，无论他们今后从事技术开发、应用研究，还是基础研究乃至政治工作，这对他们都是极其有益的。”[14]中国大学要在基础研究方面有所作为，在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就必须确立战略眼光，坚持以学术为导向。须知，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是不能靠“计划”出来的。大学应充分发挥自身具有良好人文环境的优势，营造适于基础研究的环境和学术氛围。在这一过程中，要培养一批能抓住科学发展方向、具有战略思维的科学家。应用研究是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计划经济时期，科技与经济严重脱节。而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界已认识到在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方面，大学同样应起到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方面，关键是要使我们的教授、研究人员熟悉市场、了解经济建设中的问题，针对国家和社会急需的应用研究领域，找准结合点，努力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为发展社会生产力、造福社会做出贡献。大学应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但同时应看到在很多科技领域，今天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界限也在变得模糊[15]。
其二，加强学科建设，应遵循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点，正确认识和处理学科分化和综合的关系，促进学科交叉和融合。学科的分化和综合是学术发展的两种趋势，是实现知识创新的两种途径。现代科学技术正朝着既不断分化，又不断综合的方向发展，新知识的生长点往往出现在学科的边缘和学科之间的交叉处。目前，许多学科之间已经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内部各分支领域以及相互间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人口健康、粮食生产、生态环境、能源、空间等重大问题有赖于各种专业和社会力量的协同努力。相信这种综合的趋势在21世纪将会有增无减。从目前高等学校科学活动的组织形式来看，它仍然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加上教育主管部门管理上的僵化，不同学科和专业划分过细，不同学科之间相对隔绝，沟通和联系不够，形成了限制科学活动整体性协调发展的壁垒。过去，我们对于学科分化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产生了一些人为设置的界限，加上目前在职称评审、奖励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也阻碍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过程中，如何建立和发展新学科、改造传统老学科、建立起有利于发挥师生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学科管理机制，是北京大学和所有研究型大学应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其三，充分认识人文科学在大学中的作用。科学是一个内在的统一体，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相辅相成的。长期以来，大学在学科建设上普遍存在着重工轻理、重理轻文的现象，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基金，特别是人文科学方面，严重匮乏。与自然科学或工程科学比较，人文社会科学缺少对优秀青年人才的激励政策。当我们谈到创造性时，往往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技术与工程科学才有创新，常常忽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忽视人文因素在创造性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哈佛大学现任校长福斯特教授2010年在都柏林三一学院皇家爱尔兰研究院的演讲中说，“当我们过分强调高等教学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时，也就有可能扭曲了我们对于大学应该是什么或者必须是什么的理解，人们就难免会低估基础科学研究的价值，也就无法正确认识那些看上去没有直接效果抑或无法解决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学科。毕竟，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之于大学以及人类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价值”[16]。实际上，我们不仅需要科技创新，而且需要体制创新、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培养创造性人才既包括创造能力的培养，也包括创造精神的培养，而后者是与培养对象对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责任感以及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强烈兴趣和勇气密切相关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塑造一种健全的人文精神是大学的灵魂。在强调培养学生科学精神的同时，必须强调人文精神的培养。因此，科技与人文应该协调发展，不可偏废。大学的学科建设必须坚持科技与人文并重，力求二者相互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大学应切实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并使之真正成为国家重要的思想库。
其四，必须切实改变在研究型大学中普遍存在的重研轻教倾向。在研究型大学中，不少教授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研究的兴趣甚于教学，甚至认为教学是一种负担。虽然我们都会讲教学相长，但在职称评定中又往往偏重发表了多少论文。不光中国如此，欧美的大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2012年4月剑桥大学校长博里塞维奇教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讲到，这是全球大学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大学的研究似乎比教学更容易出名，也更容易吸引经费投入。在教授都追求最新的研究成果得以发表、追求诺贝尔奖的风气下，他们是否还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来教导学生？[17]2011年1月，《科学》和《自然》两杂志几乎同时发表评论文章批评欧美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18]，[19]。《自然》的文章作者Macilwain（马基宛）指出，“重研究则兴旺，重教学则衰退”，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错误观点。科学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的重要功能，但是在大学的几项功能中，教书育人、培养人才应是最重要的，否则就失去了大学存在的价值。而且在研究和教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诚如斯坦福大学卡斯帕尔教授所说，“当开展创造性研究活动的教师教授学生时，不只是学生获益；同时，学术和研究本身也会在年轻一代持续、自觉、甚至天真的质疑中得到发展繁荣。当然，这要在授课、研讨课、做实验时展开讨论并有讨论的愿望时才能实现”。又说，“从长远来看，任何领域的学术和科学如果没有学生尽早的和积极的参与，都不可能繁荣”[20]。这也说明了大学通过教学和学术研讨，可以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而大学的研究本身需要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习作为基石。在这方面，我国不少大学，我们的不少老师，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其实，编写一本好的教科书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工作。最近去看望生科院翟中和院士，他主编的《细胞生物学》教科书，近20年来反复修改，是“廿年磨一剑”，他说：“教育与科研对一个人来说是可有机结合的，科研与教学是可以互补的。用科研来补充教学，用教学来开拓科研思路。参加本书编写的人都有几十年的教学与科研经历，既教书又做科研，是研究型大学教师的必然任务。”为此，必须通过制度使科研和教学之间保持平衡，如德国一些大学明确规定教师应有40％的时间用于教学，40％用于科研，还有20％的时间用于公共服务。在教师职称晋升时，特别是终身教职时，要充分考虑其教学经验和技能。
目前对大学的各种评估太多过滥，扭曲并削弱了评估的价值和作用。各种大学排名，已成为不少中学生高考择校的标准。记得哈佛大学的学生曾经在哈佛学生杂志上发表题为《最后一次排名第一——哈佛大学应当退出大学排行榜》的文章，他们认为，“哈佛应该利用它的名气和影响力，通过退出排名的行动来削弱排名的重要性”，并指出“高等教育领域是非常多元化的，根据一个标准化的体系为大学排名不能提供学校的准确信息”[21]。我们应推进的是科学的专业评价，以促进大学教学科研质量的提高，把办学质量放在第一位。须知，大学本身的不少方面是很难量化的。
三、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
人类历史上杰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爱因斯坦在《自由和科学》一文中写道：“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是不受限制地交换一切结果和意见的可能性——在一切脑力劳动领域里的言论自由和教育自由。我所理解的自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条件：一个人不会因为他发表了关于知识的一般和特殊问题的意见和主张而遭受危险或者严重的损害。交换的自由是发展和推广科学知识所不可缺少的；这件事有很大的实际意义。首先它必须由法律来保障。但单靠法律还不能保证发表的自由；为了使每个人都能表白他的观点而无不利的后果，在全体人民中必须有一种宽容的精神。”[22]确保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是大学成功不可缺少的元素。在这方面，国内外大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教训。
我们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曾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效，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然发展[23]。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由于社会的、自身的各种原因，在北大发展的一些时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甚至遭到粗暴的摧残。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20世纪50年代的生物学教学和研究，通过行政措施强行把摩尔根遗传学从全国的大学中扫地出门，推行苏联李森科所谓的“米丘林遗传学”即是典型一例。但北大的历史表明，即使在其最困难的时期，追求思想自由，追求真理这种理念从没有泯灭，因为它已成为北大精神的核心组成之一。在这方面，老校长马寅初先生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举国上下点名批判他的“新人口论”时，他坚持学术争辩的原则，坚持真理，依然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绝不应向困难低头……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生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24]
对于大学内外影响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因素，卡斯帕尔教授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说：“大学的成功不可能根据政府计划而制造出来。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成功。”除了要避免政治家直接干预学术事务，“对学术自由的威胁也来自立法者对研究的限制，他们热衷于将选民所关心的东西变成对研究的限制乃至禁止……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学就是那些能够得益于政府给予确实自主的大学。”他还提到，“政治体系的严格控制不是对大学追求卓越造成威胁的唯一因素。我们还要担心流行于大学内部的学术范式的力量，担心来自学术上正确的压力。甚至洪堡也强调：‘学术自由不仅会受到政府的威胁，还会受到学术组织本身的威胁，这些组织一开始持有一种特定的观点，然后就倾向于压制其他观点的兴起’。简而言之，在一所特定的学校，居于主导地位的学者可能试图保持大学不变，不吸收新观点，也不接受新挑战。有时，这种危险会超过其他任何的危险，成为成功大学的障碍。”当然，这也正如哈佛陆登庭所说，“大学面对着的永恒挑战，就是保持健康的学术氛围。自由探索、学术争鸣和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有时会导致冲突的出现，在冲突出现后，民主气氛会对学术团体的价值观提出挑战，最理想的结果是促进了不同民族和文化差异的相互尊重和理解……我们今天面对着很多两难境地，其中之一是如何保持最大程度的自由探索和允许多种观点并存，同时还要保持一种团体凝聚力、认同感和共同的基本价值观。”[25]
大家都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每年诺贝尔奖揭晓之时，媒体会有不少文章讨论中国何时能在本土产生诺贝尔奖得主，我对媒体说过这种心情可以理解。如前所述，一个卓越的基础研究项目，一项可能冲刺诺贝尔奖的科学成果，是不可能“计划”出来的。牛津大学卢卡斯教授说过：“创新和学术创造力的灵魂在于好奇心与卓越个人能力的运用、优秀的直觉、毅力的结合。这在一种指令性氛围中是不可能繁荣的。”[26]须知，诺贝尔奖也不是靠金钱堆起来的，孕育它产生的良好的学术环境恰恰为我们不少大学和科研院所所忽视，或至少重视不够。我们现在大学的“土壤”不够肥沃，施用了太多的“化肥”和“农药”，结果难以产生重大的发现、形成创新的思想、孕育创新的成果。
教育者或领导人的责任就在于要好好改良大学的“土壤”，创造并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使老师能安心教学和从事科研，学生能刻苦学习、善于思考、培养才能。也就是说学术界要在制度上重视软环境的建设，注重人文精神、科学精神的培育。也许很难预测第一个诺贝尔奖在哪所大学或哪个研究所出现，但如果学术界不再如此追求短期的成果，急功近利，不再满足于出几篇SCI论文，真正能静下心来探索科学、做学问之时，诺贝尔奖在中国出现只是迟早的事[27]。所以，政府（教育主管部门）通过法定文件所给予大学的自主权，就应包括确保大学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大学则应通过章程制订和相应的制度，确保校内能营造这种良好的宽松的学术氛围。
曾任北大党委书记的任彦申同志在《后知后觉》一书中写道：“世界上最有活力、最有创造力的大学，无不把‘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兼容并包，多元共生’作为不可动摇的办学原则。如果说，在政府运作中，把寻求最大的共识合力作为理想目标，认识越统一、步调越一致就越好，那么，在学术运行中，追求的恰恰是另外一种局面：思想多元，流派纷呈，公平竞争，自由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在这种多元思想文化的争鸣、碰撞和竞争中，催生了新思想的火花。大学中最可贵的精神就是自由探索、大胆创新的精神。任何真理都是在正确与错误的反复比较中形成的，任何创新思想一开始都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在科学试验中失败一千次也没关系，只要一次成功就足够了。良好的学术环境不在于口头上高唱学术自由，而在于对探索创新过程中出现失误失败的容忍。如果在大学中，听到的都是众口一词的声音、千篇一律的表态，看到的是默默无闻的景象，那就窒息了创新的活力，失去了大学的价值。”[28]我想，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大学的书记校长和各级干部都能有这种认识，并在制度措施上得到切实的保证，大学的创新活力一定能被大大激发，新思想一定能不断产生，创新人才也一定能脱颖而出，不断涌现。
四、构建宽松的人才成长、激励机制和人才流动的环境
大学人事管理制度的建立，旨在形成一种宽松的人才成长环境，通过适当的聘用和激励（晋升、待遇等）机制，激发教职工积极向上、努力工作的活力和创造性，同时，通过有效的措施，促进人才的流动。2003年春北大启动的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促使我们更好地思考现代大学的理念和教育的宗旨，大学是什么，大学为什么，大学精神是什么，中国大学的问题在哪里，如何改革等等[29]。就制度层面而言，我想当时旨在抓住世纪之交大批老教师退休的机会，适时建立适于北大的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目的主要在改变每位教员事实上的终身聘用制、并建立终身教职；新缺岗位的招聘实现面向校内、外公开透明；教师的学术水平应通过校内外同行评议，以确保公正公平；从制度上促进人员的流动。而绝不是有些媒体关心的，把目标聚焦有多少人被解聘。国内外知名大学的校长都非常关注教师的聘任和晋升制度，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教授曾说：“在大学中，没有比发现和聘用高级教师更重要的问题……没有适当的聘用和晋升机制，学校势必会很快走向平庸。”[30]在过去十多年中，国内不少高校在这方面都有不少探索，也积累了许多的经验。在大学章程和相关规则的制订中，各高校对过去30多年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全面的总结，使之更好适应大学教育科研的规律。
当我们谈论大学的质量时，首要的就是教师的质量。对此，在教师聘任时的标准就很重要。斯坦福大学卡斯帕尔教授说，在他担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院长期间，“在聘任教师时，我们的标准是新聘任的教师不能和目前教师的平均水平一样，我们坚持一定要比目前法学院教师的平均水平高。”所以，进入最优秀的大学的标准通常也是最高的[31]。问题在如何全面地评价一位教师。通常我们会把学术水平放在第一位，看他的在最好的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和著作。但是，当前必须纠正对教师的评价体系中片面追求高影响因子（IF），追求SCI或SSCI论文数量的倾向。我们并不是不要SCI或SSCI论文，而是反对把SCI或SSCI论文作为评价教师、评价院系和学校学术水平的唯一依据。当前在相当一部分教师中存在重研轻教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评估制度有关。其实，对教师的评价同样应是多方面的。美国科学理事会前任主席、斯坦福大学查尔教授最近在湖南大学的演讲中提到，斯坦福大学对教师的评价包括五方面：一是教得如何；二是指导研究生怎样；三是研究成果能否得到校内外同行专家的认可，亦即创新能力如何；四是沟通交往能力（包括团队意识、合作精神与国际交往）如何；五是社会服务情况，是否能体现学校的社会服务能力[32]。客观地对一位教师做出综合评价，以发挥他们的长处，人尽其才，同样也很重要。
地球上最稀缺的资源是经过人文教育和创造性培训的智力资源。当智力资源对社会的发展比其他资源所起的作用更重要时，智力资源的稀缺性就表现得尤其明显[33]。牛津大学卢卡斯教授说过，全球化促进了对卓越科学家和学者的竞争，导致科学家和学者大规模的流动。“流动有这样一些好处：由于静态的、长期不变的教师队伍，大学容易变得死气沉沉……流动也有不利方面：研究小组和大学的计划会由于关键人物流向其他院校而遭到重创。”[34]因此，对于大学而言，选择和培养人才、吸引卓越的学科领导人和优秀学者就至关重要。对于吸引优秀的学者，除了丰厚的报酬和待遇，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学术环境、出色的同事和优秀的学生，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而言，相当一部分高校的教师群体学缘结构单一，缺少活力；加上扩招，盲目设置新专业，致使缺少能够胜任的教师。中国最优秀的大学能为这些学校输送更多的人才，本身就是大学服务社会的重要体现。即使在这些最优秀的大学之间，这种人才的流动同样会使大学得益。为此，国家和大学层面均应在政策和制度上促进这种人才的流动。
五、重视学生成长、学生管理和校园文化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学生作为大学里人数最多的群体，他们思想活跃，流动性大，他们的状况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当时的经济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几乎杜绝了学生表现自我意识的可能性，思想宣传和政治动员对学生产生的政治压力和社会规范压力足以使其放弃个人的价值目的。结果是过分强调了政府的意志，忽略了学生自我发展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个人意愿得到了充分重视，学生有了自主择业的权利。”[35]如何来看待当代的大学生？听听丁石孙老校长对北大学生的看法，“这几年北大学生经常出些事。怎么估计北大的学生？我当了几年校长，我认为北大学生有明显的优点：关心国家大事，社会责任感强，知识面比较广，思想比较活跃，敢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这比较容易出新思想。当然，他们有片面性，有的话说得很过火，甚至狂妄。这是他们的缺点。青年人往往是这样。出了些事也不要大惊小怪，列宁也说过上帝是允许青年人犯错误的。事后找他们谈，他们绝大部分是通情达理的。”[36]其实，每一代大学生身体体现出来的特点，包括问题，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教育是全社会的事业，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和学生个人都有责任。
我们往往把学生看成是受教育者，但如威廉·洪堡所说，“教师和学生在共同追求知识过程中都有自己的作用。教师的绩效取决于学生的存在和兴趣——没有这一点，科学和学术就不能发展……科学和学术的目标只有通过综合教师和学生双方的行动才能够最有效地得以实现。教师的心智更为成熟，但是在发展中也有或多或少的偏向，变得没有激情。学生的心智可能能力有限、专注精神不够，但是对任何可能性却是更加开放并更具回应性”。[37]师生相互切磋学问，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就能够达到“亦师亦友”的境界[38]。卡斯帕尔说：“从长远来看，任何领域的学术和科学如果没有学生尽早的和积极的参与都不可能繁荣……学生，特别是研究生通过密切参与大学的研究活动，能够发展起对于科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培养其开放的心智和浓厚的兴趣，这会使他们将最新知识转化为创新活动。接受了优质教育的学生将对大学的知识转让做出最有意义的贡献”[39]。在我国大学的科学和学术研究中，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作用也已十分显著。所以，我们应充分估价学生在大学研究和教育中的特殊作用和贡献。
学生也是大学校园文化的最活跃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一所大学的校园文化最能反映出该校的特色和传统，以及学生的风格。作为学校的第二课堂，校园活动对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领导力和组织才能、凝聚力和爱心，有着重要的作用。学校应有切实的制度和措施，确保在活动场地、时间、资金等方面予以支持。
很多学校都在讲要学习外国大学的学院制，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中国大学自身的优势，就是我们的学生都住在学校里，学生们每天都在一起学习、工作、生活。这是欧美大多数大学无法做到的。问题在于青年学生的思想活跃，又往往使政府官员担心大学的稳定。以往，我们习惯于将同一院系的学生安排住在一起，更多地考虑是便于管理。很少去考虑如何充分发挥好学生住校这种优势，以更好地贯彻我们的教育理念。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要转变管理学生的观念，要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从管理学生转变到更多地让学生参与自我管理。除了学生以外，大学的教师也要转变理念，要让更多的教师参与对学生的辅导，关心学生的成长，比如引导学生在学期间理性选择专业、毕业时理性择业。有什么样的老师就会教出什么样的学生，因此教师就显得非常重要，教师要德才兼备、为人师表、严谨治学、教书育人。韩愈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优秀教师的楷模作用是巨大的[40]。中国的大学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每所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应有各自的特色。学校的各级领导、老师和管理人员，都要善待学生，关心学生，才能增强学生凝聚力和对学校的认同感。
六、党委和行政、书记和校长的领导责任
当政府决定了某种政治经济体制以后，它在高等教育运行过程中的行为目标亦随之确定。市场经济体制下，用人单位、高等教育和学生的行为对高等教育运作机制的作用增大，政府行为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行政管理转为宏观调控[41]。问题是政府在这一职能转变过程中，往往仍是习惯于计划经济时的管理方式，通过手中掌握的资源形成“指挥棒”，甚至一个部门下属的不同职能司（局）都可以通过各自掌握的有限资源，使各校为争取各种“工程”项目和分配指标忙得不可开交，这种管理的越位事实上使学校办学的很多方面（教学科研、招生和学生管理、人才培养和使用、经费使用、行政管理等）丧失了自主权。对此，一方面，各级政府（特别是教育主管部门）要切实转变职能，确保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多年来不少大学校长都呼吁过，依我个人的经历，认为这无非是指在人、财、物的管理上政府各有关部门统得太多，管得太死；另一方面，也有政府该管的又没管好，职责不明确，管理缺位，导致管理混乱，效率低下。最近读华中科技大学李培根校长的离任演讲，很有感触。他在演讲中列举了他任期内19个遗憾，其中诸如多数学生可能还是未脱离那种类似教育生产线的培养模式；在校园里还是多了一些官气，少了一些学气；自由、实事求是的欲望和良知被某些僵化的意识所遮蔽等等[42]。我想这些情况在我国不少大学都存在，而其中多数又都与教育体制有关。这不仅仅是李培根校长的遗憾，也是我国一批大学校长的遗憾，更是我国教育界的遗憾。
这里重点讨论大学本身的内部管理机制。
复旦大学杨玉良校长在谈论大学的行政管理权力时说：“在大学中，所谓的真正的权力就是学术发展的总体控制和导向，以及资源（学术研究的岗位、经费、物理空间、学术荣誉等等）的配置权。这也是大学中最为重要的行政管理权力……各类行政权力系统对高等学校作为学术机构的存在、结构的维持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这种行政权力的本质使命是服务于大学这个学术共同体的，以保障和提升学术共同体的活力与创造力为前提。于是，维护学术独立、促进学术发展也就成为大学行政管理权力的使命所在。”[43]由于中国内地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责任制，所以我国大学的行政权力系统实质上就包括了党委和校行政两部分。
对于大学本身的治理，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避免在管理领导层上出现多中心的问题。学校行政领导的重要职责，一是确保校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平衡，实行“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校务公开，民主管理，确保师生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二是在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平衡，确保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的学术自由。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学基本没有自主权，很多大学领导都不是教育家，政府习惯于“外行领导内行”。而今天的不少大学都有几万学生的规模，给了你自主权，能否管好，大有文章。这就要求，书记和校长虽不一定达到教育部说的教育家的水平，但至少该懂教育，热爱教育，知道按教育规律办事。我国确实迫切需要在实践中培养出一批有教育理念的教育家。
拜读了各校提交审议的章程，所写党委和校长职责部分基本上一样，因为从文字上而言，也确难以独创。问题是在文字后面如何去理解和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体制。我个人觉得，有二点值得注意。首先，要正确理解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不是党委书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考察过若干学校，两者之间出现问题的学校往往是书记过于强势（当然也有少数学校校长强势的），事无巨细，书记说了算。在有的校长看来，他自己只是学校的“第二把手”而已，有的也就乐于退在后面了。我觉得，党委和校行政的使命是一致的，书记和校长是同事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只是工作的侧重点不同，必须在制度上确保一校不能形成两个中心。其二，无论是党委或学校行政，都不应是书记或校长说了算，学校的重大事项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运作等重大问题，应按相应的规章制度由学校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因此，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校长和书记之间能否形成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还是各自为政，就显得尤其关键。当然，除了书记和校长之外，能否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领导班子，同样非常重要。这又涉及副校长的遴选如何进行、干部能否能上能下等事项。由于校领导的职数又是与行政级别挂钩，学校往往很难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确定相关的领导岗位。我国也亟须改进校长选拔任用的办法。这些都需要相关主管部门和大学在改革中认真思考的。
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教授说：“如果我们仅仅考虑现代社会不同学校的数量、职能、社区、系统和生活的其他方面，我们马上就会发现，受过良好教育并能够有效地领导和管理这些组织和过程的人才是不足的。如何建立一个大学层次的管理系统，它不仅能够保证学术活力和大学使命的完整性，而且可以提供适当的监控，这是大学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最后，创建有效的大学行政和管理结构与程序，允许不同形式内部领导体制和问责制的存在，对于大学来说，是一个永恒的两难选择。”“一所优秀大学的领导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长、学院院长及其同事的能力，他们以团队方式开展工作，不是以‘命令’（order）的方式要求其他人去完成学校的教学和研究任务，而是采取一些措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与教师通力合作，为他们提供广泛的学术领导并指明奋斗的方向……只有受教师高度尊敬的学者和与教师志同道合的人，才有可能在优秀大学中承担这种领导角色。”[44]陆登庭教授这些话讲得非常好，这也是很多中外大学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由于各国大学的体制（公立私立、学校类型等）不同，大学校长们对于校长的职责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英国诺丁汉大学坎普贝尔校长认为，“大学校长主要是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他要制订发展战略。大学并没有一个适用所有学校的战略，但是每一所大学都要形成自己的战略。第二，大学要持续地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大学校长要成为道义上的领导人，要清楚地表明大学应该和必须反对的价值观念。第三，大学校长要实施管理，当然这是不太重要的。”[45]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卡斯帕尔则列出了大学校长担当的九项角色：大学校长、首席执行官、理事会理事、筹款者、教育家、大学服务中的学者、公众人物、社会工作者、娱乐伙伴。他也说，担任校长的人一定要万分谦虚，认识到最后他也只是主持了一所大学历史上的一段时期。当他担任校长8年后宣布要退休时，斯坦福的一位化学家罗斯写信给他，引用了歌德的话：“事实上，这种工作永远不会完成。当根据时间和情境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的时候，他一定要宣布其结束。”[46]作为校长，有永远做不完的事情，他总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开拓完善，并应为后任打好基础。切忌如一些地方领导，不断变花样，搞政绩工程。须知，教育不是工程，教育需要改革，但同时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秩序和环境。
蔡元培先生作为校长，除了他所坚守的大学理念外，他所具有的学问、人格、精神、雅量和领导力，使他赢得了广大师生的爱戴以及后人的敬仰。陈独秀先生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称蔡先生对于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地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点；有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实所罕见，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与蔡校长长期共事的蒋梦麟先生说：“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47]可见，一位称职的校长的综合素质对于学校的发展，大学凝聚力，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
大学的内部管理，例如院系的构建和管理权限，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体制，总会计师制度和审计，教学和科研的绩效评估，师生对校务的知情权和参与等，不少还在探索之中，而其中最重要的是院系的构建和管理。在谈扩大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学校也应有一种自我约束的机制和必要的监督。在学校内部，向院系的放权是必需的，但前提是依据学校章程，各院系也均应有相应的制度。正如丁校长所说，“放权是必要的，但轻易放权是不负责任的。没有一定的约束机制，随意放权，就会导致混乱”。目前一些学校不顾学校实际情况，资源配置是否合理，盲目增设新的学院、开设新的专业。由于缺乏严格的准入制度或评审，有的学校或学院为申报新的重点学科，把教师队伍重组拼凑，其实新设专业师资严重不足，势必影响教育质量。在这方面，切实确保发挥学校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就非常重要。凡此种种，都值得我们在章程制定及修订过程中认真思考。
总之，一所学校章程的制订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各所学校应把这项工作放在学校制度建设的重要位置上予以重视，而不是为应付上级的差使，切忌草草行事。更重要的是，章程制订审核后如何贯彻，如何制订或修改各方面相应的实施细则，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正如国家一样，制订了不少法律，但很多情况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使法律不能发挥作用。在我们当前的体制下，不少场合依然人治甚于法治，值得警惕。希望大学章程不要成为一纸空文，形同摆设，而应通过加强民主管理和法治，真正对大学的发展，在制度建设上起到积极的作用。
[1]许智宏，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前校长。
[2]许智宏：《对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思考》，载《中国教育咨询报告（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14-316页。
[3]〔美〕理查德·雷文：《常春藤高墙之外：广阔世界里的耶鲁大学》，王芳等译，载《大学工作》，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7-12页。
[4]〔美〕Rudenstine NL（陆登庭）：《一流大学的特征及成功的领导与管理要素：哈佛的经验》，载：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编：《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5]〔美〕Lucas C（卢卡斯）：《21世纪的大学》，载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91页。
[6]〔美〕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周其凤：《大学之用 大学之治 大学之道》，载张国有主编：《大学理念、规则与大学治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0页。
[8]许智宏：《科技创新需要大学和科研院所均衡发展》，载《科学新闻》2005年第9期。
[9]许智宏、李宇宁、王东芳：《进一步确立研究型大学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中国高等教育》2009年15、16期合刊，第8-11页。
[10]许智宏：《中国大学的历史使命和发展前景——由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引发的若干思考》，载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编：《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213页。
[11]〔美〕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丁石孙：《改革与发展的十年——北京大学1979—1988》，1989年在北京大学“蔡元培与近代中国教育”研讨会上的讲话（记录整理稿）。
[13]〔美〕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4]丁石孙：《改革与发展的十年——北京大学1979—1988》，1989年在北京大学“蔡元培与近代中国教育”研讨会上的讲话（记录整理稿）。
[15]许智宏：《中国大学的历史使命和发展前景——由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引发的若干思考》，载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编：《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213页。
[16]郭英剑：《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载《科学时报》2011年1月4日。
[17]〔英〕谢克·博里塞维奇：《2012年4月11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什么是全球化大学》，《中国科学报》2012年4月18日。
[18]Anderson, WA etal. Changing the culture of science education at research universities. Science, 2011,（331-6014）：152-153.
[19]Macilwain C. University cuts show science is far from saved. Nature, 2011,（469）:133.
[20]〔美〕Casper G（卡斯帕尔）：《成功的密集型大学必备的四种特性》，载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编：《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26页。
[21]许智宏：《社会转型期大学精神的重塑与创新人才的培养》，《中国科学报》2012年6月12日。
[22]〔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自由和科学》，许良英等编译载：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三卷179-180页。
[23]迟惠生：《蔡元培与大学建设》，载张国有主编：《大学理念、规则与大学治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131页。
[24]马寅初：《附带声明》，载《新建设》1959年第11期。
[25]〔美〕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6]周其凤：《大学之用 大学之治 大学之道》，载张国有主编：《大学理念、规则与大学治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0页。
[27]〔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自由和科学》，载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28]任彦申：《后知后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9]钱理群、高远东编：《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0]〔美〕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1]许智宏：《社会转型期大学精神的重塑与创新人才的培养》，《中国科学报》2012年6月12日。
[32]〔美〕查德·N·查尔：《大学治理应遵循三大原则》，《中国科学报》2014年2月18日。
[33]〔美〕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4]周其凤：《大学之用 大学之治 大学之道》，张国有主编：《大学理念、规则与大学治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0页。
[35]闵维方主编：《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研究》，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6页。
[36]丁石孙：《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教授谈决策民主化、科学化、高等学校要出新思想》，《人民日报》1986年9月2日第3期。
[37]〔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自由和科学》，许良英等编译，载《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38]〔美〕查德·N.查尔：《大学治理应遵循三大原则》，《中国科学报》2014年2月18日第1期。
[39]许智宏：《社会转型期大学精神的重塑与创新人才的培养》，《中国科学报》2012年6月12日。
[40]〔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自由和科学》，许良英等编译，载《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41]丁石孙：《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教授谈决策民主化、科学化、高等学校要出新思想》，《人民日报》1986年9月2日第3期。
[42]李培根. 2014年3月31日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离任演讲。
[43]杨玉良：《大学，为学术而存在》，载张国有主编：《大学理念、规则与大学治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6页。
[44]〔美〕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5]〔英〕Campbell C（科林·坎普贝尔）：《如何做出结构和运作上的安排以平衡大学内学术、行政和市场的力量：诺丁汉大学的经验》，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编：《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241页。
[46]许智宏：《社会转型期大学精神的重塑与创新人才的培养》，《中国科学报》2012年6月12日。
[47]马寅初：《附带声明》，《新建设》1959年版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