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自杀学科研简介

目前，自杀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2007年年初，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发布《中国自杀状况及其对策》报告，其中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由此造成的疾病导致了巨大的经济负担；170万人因家人或亲友自杀出现长期而严重的心理创伤，16.2万未成年人因此失去母亲或者父亲，这种严重的心理影响会持续10余年，甚至会持续影响他们的后半生。中国每天就有约800人自杀，每两分钟有1人自杀死亡，8人自杀未遂，中国的自杀引起了国际关注！

“自杀学之父”——美国的Edwin Shneidman曾经估计，每1人自杀死亡，至少会影响6个自杀者的亲友（余赪，2007）。自杀行为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生命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家庭的和社会的。自杀死亡者或自杀未遂者都会对其家人和朋友产生巨大的影响，带来无尽的悲伤和痛苦。这种不良影响可以持续很多年甚至一生，对家庭的影响甚至可以持续数代人。自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非常巨大的，不仅包括抢救自杀者和治疗自杀未遂者的医疗费用，照顾自杀死亡者及自杀未遂者亲友的费用，还有失去生命带来的劳动力和生产力损失。

下面用几项指标来说明。中国目前尚无确切的数字来说明自杀所造成的直接经济、社会和心理损失。但评估自杀和自杀未遂所造成的损失的一个间接指标是根据自杀和自杀未遂所造成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of life years，DALY）的多少来评估其卫生负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中国1998年自杀及自伤造成883.7万DALY损失，占全部疾病负担的4.2%。但是，DALY这个指标仅仅评估了个体死亡或自伤所造成的直接卫生负担（如果不考虑对受害者的家庭成员和朋友或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的话）。这个数字甚至与战争和杀人所引起的负担相当，几乎是糖尿病的两倍（潘令仪、王祖承，2005）。另一评估指标是减寿人年数（potential years of life lost，PYLL），是指某人群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在目标生存年龄（通常为70岁或出生期望寿命）以内死亡所造成的寿命减少的总人年数。它是指“早死”的全体死者共损失的人年数，是衡量居民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有研究表明，就PYLL而言，自杀是中国第10位死亡原因，占全部PYLL的3.06%。由于自杀造成的PYLL在农村地区存在三个年龄高峰：20~24岁、35~44岁和50~59岁；城市地区存在两个年龄高峰：20~24岁、35~44岁。农村自杀造成的PYLL几乎是城市地区的两倍（Sun and Zhang，2015d）。自杀和自杀未遂造成如此高的卫生负担，是因为自杀与其他疾病不同（如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大多数自杀死亡者和自杀未遂者都年富力强。

与疾病或其他意外死亡不同的是，自杀会给受害者的亲友造成严重的、持久的负面心理影响。当然，影响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的长短有所不同，但相当比例的人随后会一直生活在这种负性心理影响中。在一些情况下，自杀死亡者的家人或好友随后会得抑郁症或自杀死亡。自杀不管是对社会还是对亲朋好友都能造成难以弥补的巨大伤害，自杀不是一种孤立行为，而是社会问题，是社会矛盾的反映（答旦，1997）。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竞争日趋激烈，人际关系更加复杂，各种矛盾更加突出，自杀现象可能有增加之趋势，因此研究自杀，重视自杀，发现自杀现象存在的某些规律性现象，找出影响自杀的危险因素，为有关心理咨询和精神卫生机构提供专业建议，能够有力地促进个人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一、中国自杀研究概况

发达国家关于自杀的研究早在170多年前就开始了，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缺少自杀方面的研究，而自杀率却在不断攀升。中国也是如此，对于自杀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才引起足够的重视，把自杀问题当作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来看待。

通过梳理自杀研究的文献和专著，我们发现中国的自杀研究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6年为自杀研究“冰冻期”；1977年到1989年是自杀研究的启动期；1990年到2000年是自杀研究的“发展期”（答旦，2001）；2001年以来是自杀研究的“繁荣期”。

为了观察这些年国内外中国自杀研究的进展，我们查阅了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所属的数据库Web of Science，按公开发表文章累计，做出了图1—3中的趋势图。从该图可以看出，关于中国自杀研究文章发表的数量逐年增加，尤其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文章数量突飞猛进（Thomson Reuters，2014）。

图1—3 1970—2014年国际期刊发表的关于中国人自杀文章的数量

（1）早期（1949年前）自杀科研状况。

1940—1944年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陈达教授领导下对云南省呈贡县开展的人口研究，是文献中能发现的中国最早的自杀问题研究，当时的自杀率为11.23/100000（姚坚、冯再昆，2002）。

（2）冰冻期（1949—1976年）的自杀科研状况。

我们认为，有关学者对自杀科研阶段的划分基本属实。很难搜索到1949—1976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自杀的相关文献，在查阅大量资料基础上，我们决定采信深圳大学学者答旦的研究成果（答旦，2001）。根据他的研究，这一阶段又分为三个小的阶段，其中1949—1956年是自杀研究的“三无阶段”，这一阶段无自杀统计、无自杀研究机构和组织、无出版刊物。凡是涉及自杀必须遵循“论古不谈今，谈外不谈内，官论民不谈”的三项原则。第二个阶段为1957—1965年，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同时决策失误、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国内经济衰退，社会问题大量涌现，自杀者尤其是青年自杀者增多，这一现象引起广泛关注，报刊在各级领导批准后开始有选择、有引导地进行自杀问题的讨论。第三阶段为1966—1976年，这十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一阶段抄家“破四旧”，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使许多人蒙受不白之冤，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也受到迫害，因此自杀者不在少数。但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没有相关的政府部门或学术团体对自杀现象进行统计研究，缺乏系统的自杀数据，这也是一个自杀研究的空窗期。

（3）启动期（1977—1989年）的自杀科研状况。

中国的自杀学研究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地开展起来。虽然“文革”余孽仍存，自杀研究仍被视为禁区，起步艰难，进展缓慢，但总算迈出了第一步。20世纪80年代，出版界和学术界开始打破“自杀”研究的禁区。1983年6月，江苏省委在南京召开了“防止自杀专题研讨会”，这是中国第一次由省一级政府主持召开有关自杀问题的专题研讨会，参会人员由公安部门、卫生部门、教育部门、工会、共青团及妇联等相关部门的政府工作人员及相关专家学者组成，会议交流论文20多篇，并成立了农村、城市、大学生等调查组开展调研（答旦，1995）。这次会议对中国自杀科研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87年，国家统计局开始做自杀统计，将全国自杀人数刊登在统计年鉴上，实现了全国范围内自杀统计零的突破，在该统计年鉴中公布的中国自杀人数为每年20万人（答旦，2001），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较，中国的自杀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1988年，广东电视周报编辑部成立了“广州培爱防治自杀中心”，这是中国首个自杀预防民间组织，主要由一些编辑和记者采取电话、信函等方式在业余时间开展工作（建绪，1988）。

这一阶段，一些国外自杀相关的著作开始在中国得到翻译出版，国内一些研究者也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自杀的著作（答旦，2001）。如1983年三联书店发行的柏忠言著的《西方社会病》，1987年作家出版社发行的Douglas著、张宁翻译的《越轨社会学》，1988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发行的Durkheim著、钟旭辉翻译的《自杀论》及同年由广州文化出版社发行的永毅著的《死亡论》，1989年北京春秋出版社发行的张潘仕所著的《青年社会病》（上、中、下三册）。

此外，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恢复招生，为自杀学研究奠定了人才基础。

总之，这一阶段包括政府部门的重视、国外自杀著作的引进及学术交流、相关基础学科的建设都为90年代自杀研究轰轰烈烈地开展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4）发展期（1990—2000年）的自杀科研状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杀科研队伍由小变大，由弱变强（Zhang，Jia，Wieczorek et al.，2002）；自杀科研专著及论文在数量上有了显著的增加，而且以加速度的形式逐年增长。

在研究队伍方面，1991年7月南京脑科医院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具有专业水平的“南京危机干预中心”，中心负责人是南京脑科医院精神病专家瞿书涛教授。瞿教授是中国自杀研究工作的发起人和先行者，他倡导创建了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委员会。根据瞿教授2002年发表的论文，该中心自成立起热线电话服务7710人次，面对面心理危机干预13940人次，书信服务879封，社会家庭干预262人次（翟书涛，2002）。1994年11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在常州成立，这是政府正式批准的第一个自杀研究机构，迄今已举办了十届全国学术会议，并通过发行不定期会务通讯，支持举办培训班等方式，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中国危机干预及自杀预防事业的开拓者瞿书涛教授，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中南大学自杀预防研究所的肖水源教授（唐勇、周亮、徐慧兰，2005）。当前的主任委员是黄悦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社会精神病学与行为医学研究室主任。

这一阶段出版的自杀方面的专题著作包括大量译著和专著（答旦，2001）。其中代表性的译著有美国莫尔茨伯杰编写、高峰强翻译的《自尽者之谜》和加拿大布施丰正编写、马利联翻译的《自杀与文化》。专著主要有1991年四川科技出版社发行的刘继成著的《揭开自杀之谜》，1993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发行的杨张乔著的《危险的年龄（1978年—1989年青年自杀现象）》，1994年四川辞书出版社发行的刘劲生著的《中外名人自杀之谜》，1996年广州出版社发行的何兆雄著的《自杀与文化》，199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发行的瞿书涛著的《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1997年广州出版社发行的何兆雄著的《自杀与人生》，1997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发行的何兆雄著的《自杀病学》，1998年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发行的温志大著的《超载死亡——自杀行为防治》，1999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发行的谢丽华著的《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

但是，这一阶段对自杀的严峻性认识似乎仍不足。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潘令仪等通过调查在国内有一定权威性和知名度的精神卫生专业杂志（包括《中华精神科杂志》、《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临床精神医学杂志》、《上海精神医学》，涵盖1994—2003年）上发表的论文发现：自杀类论文在各主要精神科杂志上所占的比例都很低，如《中华精神科杂志》每年发表文章100～120篇，其中有关自杀问题的仅2～6篇，在此期间该期刊文章总数超过850篇，而与自杀相关的总共20余篇，所占比例仅为2.5%；《中国心理卫生杂志》该期间发表文章约2000篇，其中与自杀相关的40余篇，所占比例仅为2.1%；《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此期间发表的各类文章超过2000篇，与自杀有关的也只有20余篇，所占比例仅为1.1%；《临床精神医学杂志》此期间共发表文章约2500篇，与自杀相关的论文近90篇，占3.4%；《上海精神医学》此期间共发表文章1100余篇，与自杀相关的仅有12篇，只占到1.1%。而且，这一时期的科研文章以病例报道和调查结果为主，较少探讨与自杀有关的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影响因素、发生机制及干预方法等（潘令仪、王祖承，2005）。

（5）繁荣期（2001年至今）的自杀科研状况。

21世纪以来，自杀科学研究进入新的高速发展期，科研成果硕果累累。

2001年10月全国第三次精神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做主题报告。报告引用北京回龙观医院与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0年的调查结果，认为中国自杀率为22.23/100000，全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自杀死亡，200万人自杀未遂。会议提出中国精神卫生（2001—2010）发展规划，其中就包括“农村妇女自杀综合研究与干预”（殷大奎，2002）。

2002年12月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该中心隶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前身是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2007年5月中心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危机预防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中心主任是加拿大学者费立鹏教授，中心工作目标是针对中国的自杀现象进行研究和干预。中心自成立以来，申请和承担了许多国际和国内研究课题，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自杀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开展了研究方法和心理干预方法培训项目。具体目标是提高人们对自杀预防重要性的认识，进行科学研究并建立有效的自杀预防策略，推广和宣传这些策略，推动和建立地区性和全国性预防自杀计划并对之进行评估，协调和推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一起贯彻实施有效的自杀预防计划，培训精神科临床医师、心理治疗师、精神卫生服务管理和研究人员，降低中国的自杀率、减轻自杀给家庭和国家带来的巨大经济和社会负担。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目标是8年内将中国的自杀率降低20%，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每年将挽救5万～6万人的生命，预防40万人自杀（潘令仪、王祖承，2005）。

2003年11月，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提出的“中国国家预防自杀计划”研讨会召开，吸引了许多自杀问题研究学者，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自杀预防和干预措施。主要有：提高全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承受力和社会联系，培训学校儿童处理应急事件的技巧；改进媒体等报道和描写精神疾病与自杀的方式；使企图自杀的人不易获得自杀工具等（潘令仪、王祖承，2005）。

2006年9月，中华预防医学会伤害预防与控制分会自杀干预学组在北京成立，该学组致力于对自杀公共卫生问题的研究与预防干预，研究重点是限制自杀工具的方便易得，尤其是农药和有毒药物的触手可及问题。在该学组成立当日，其指导的14个相关研究项目宣布启动。2015年1月，该学组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总结了上一届学组的工作后，对本届学组的工作做出安排。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提高国内自杀预防研究的学术水平，用高质量的研究证据作为今后国内自杀预防的基石。学组可以利用各委员所在单位的优势和资源，联合申请大型的国内自杀预防研究项目，并确保高质量地完成研究。

2009年，为了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多学科参与的自杀研究人员网络，开展高质量、跨学科的自杀研究项目，并为全国及地方制定、实施和监测自杀预防策略提供充足的科学依据，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回龙观医院牵头，在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与物质依赖司、中华预防医学会伤害预防与控制分会、中华医学会中华精神病学分会精神医学研究方法协作组协助下开展了“为提高中国自杀研究质量和实用性而对多个相关小型课题提供技术支持和资助”项目。项目由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CMB）和Geneva Global提供资助。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承担了该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共在全国资助了12个研究课题，分别是：（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承担的“认知行为治疗对无精神障碍自杀未遂者的疗效研究”；（2）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承担的“浏阳与卫辉两市城乡居民男性酒精滥用/依赖者中自杀行为的危险因素研究”；（3）广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承担的“广西少数民族农村地区自杀未遂的危险因素研究”；（4）甘肃省天水市精神病医院承担的“天水市农村地区自杀未遂者危险因素研究”；（5）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承担的“山东部分农村人群自杀未遂及危险因素的前瞻性定群研究”；（6）辽宁省沈阳市中国医科大学承担的“沈阳市综合医院急诊室自杀未遂患者干预措施的随访研究”；（7）广东药学院承担的“广东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自杀未遂研究”；（8）湖北省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承担的“健康相关社会技术对农村中重度自杀意念人群自杀行为的预防控制效果干预研究”；（9）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承担的“中国宁夏农村妇女自杀危险行为的社区干预”；（10）江苏省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承担的“提高社区卫生机构抑郁症自杀危险性识别处理能力的研究”；（11）山东省济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承担的“农村自杀未遂患者认知心理治疗的随机对照研究”；（12）北京回龙观医院承担的“中国大陆公众的自杀态度、自杀意念与行为的研究”。

山东大学自杀预防研究中心是全国少数此类研究中心之一。

2011年3月，山东大学自杀预防研究中心在济南成立，该中心由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联合举办。中心主任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社会学系终身教授、山东大学博士生兼职导师、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及社会学特聘教授张杰担任。研究中心邀请了国际顶级专家做中心的顾问，并每年召开国际研讨会。

山东大学自杀预防研究中心于2011年3月30日在山东济南成立，国内外数位知名学者被聘为中心顾问。

目前国内大学针对大学生和面向大众人群自杀预防研究的机构仍然还很少，山东大学自杀预防研究中心将国际、国内自杀学方面的专家和学者联合起来，成立以高校为依托的自杀预防研究中心是一项创举。该中心目标是结合山东大学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基础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科研人员，围绕自杀行为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时间展开宏观和微观、国际和国内的问题研究，就自杀行为趋势预测、理论建立和修正，自杀行为危险因素、高危人群确立，相关问题政策研讨开展研究。同时利用这一平台吸纳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自杀预防合作研究、信息交流、人才培养、政策服务、社会资金参与、信息传播等，为降低自杀行为发生率、保障人类健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贡献力量（孔伟、侯淑军，2011）。研究课题有NIMH资助的“文化、危险因素与自杀未遂的配对病例对照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COMT高活性基因型与农村人群自杀未遂及其关系研究”，等等。

2000年后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全国23个有地理代表性的疾病监测点开展的自杀死亡原因调查的研究课题，其分析了自杀的现状、原因和中国独特的自杀特征（Phillips and Yang，2004；Phillips，Yang，Li et al.，2004；Phillips，Li and Zhang，2002b；Phillips，Yang，Zhang et al.，2002）；另一个是山东大学自杀预防研究中心在辽宁、湖南、山东三省开展的大型心理解剖研究，探讨中国农村地区社会文化、危险因素与自杀的关系（Gao,Zhang and Jia,2011; Jia and Zhang,2011; Jia and Zhang,2012; Kong and Zhang,2010; Li and Zhang,2012; Lyu,Shi,Wang et al.,2016; Lyu and Zhang,2014; Sun,Li,Zhang et al.,2015; Sun and Zhang,2015; Sun and Zhang,2015; Sun,Zhang and Liu,2015; Zhang,2010; Zhang,2014; Zhang,Gao and Jia,2011; Zhang and Jia,2011; Zhang,Kong,Gao et al.,2013; Zhang,Li,Tu et al.,2011; Zhang and Li,2011; Zhang and Li,2013; Zhang and Li,2013; Zhang and Lin,2014; Zhang and Lin,2015; Zhang and Lv,2014; Zhang and Ma,2012; Zhang,Sun,Conwell et al.,2015; Zhang and Wang,2012; Zhang,Wieczorek,Conwell et al.,2011; Zhang,Xiao and Zhou,2010; Zhang and Zhao,2013; Zhang and Zhou,2011; Zhang and Zhou,2009; Zhao and Zhang,2015; Zhou and Zhang,2014）。

截至目前，中国已开展的大规模的自杀死亡心理解剖研究主要由两个专职的研究团队完成，一个是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研究团队，其主要依托单位是北京回龙观医院，代表性成果为《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in China: a national case-control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2002年发表于《The Lancet》。自1995年以来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开展了几个大型的自杀合作项目。根据两个全国性死因登记系统——卫生部的死因登记系统和疾病监测点的死因登记系统的资料对全国的自杀率和自杀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且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在全国23个疾病监测点合作开展了自杀死亡的心理解剖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全球完成的此类研究项目中最大的一个。该中心对多个地区的自杀未遂者开展了病例对照研究，并对其中的病例进行了随访研究。连续收集了全国30家综合医院1万余例急诊自杀未遂病人的回顾性资料以及3000余例急诊自杀未遂病人的前瞻性资料。中心还参与了WHO的多个国家参与的Super-Miss预防自杀项目，并负责该项目在中国的工作。由于抑郁症与自杀密切相关，中心正在开展几个全国性和国际性抑郁项目。

另一个则为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为核心的自杀研究团队，其中国国内合作研究单位主要为山东大学、中南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及山东、湖南、辽宁三省相应的省市县三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代表性论文为《Culture，risk factors and suicide in rural China: a psychological autopsy case control study》（2004年发表于《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和《Mental Disorders and Suicide among Young Rural Chinese: A Case-Control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2010年发表在《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上）。两个团队侧重点略有不同，前者主要从精神卫生着手，而后者则偏重社会学理论的构建。另外，对中国自杀研究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还有中南大学和香港大学等单位。

来自美国的课题专家到访大连。

这一时期的著作主要有：200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翟书涛所著的《选择死亡——自杀现象及自杀心理透视》；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季建林和赵静波合著的《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2007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吴飞著作《自杀作为中国问题》；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飞所著的《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2011年由于欣和司天梅翻译的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所著的《特殊人群中抑郁障碍与自杀的预防》；201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库少雄所著的《自杀：理解与应对》；2013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李建军所著的《自杀研究》；201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燕舞所著的《农民自杀研究》；201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李欢欢所著的《校园自杀的风险因素和干预研究》。

另外还有一部分优秀自杀学专著被国内学者翻译成中文引入国内，如《自杀：一种不必要的死亡》（Danuta Wasserman，2003）、《自杀与凶杀的危险性评估及预防治疗指导计划》（Jack Klott，Arthur E. Jongsma，2005）、《解读自杀心理》（Shawn C. Shea，2007）等。香港大学自杀预防研究中心在研究自杀的同时还推出“忧郁小王子”网站（www.depression.edu.hk），帮助青少年应对抑郁。

二、目前中国自杀研究的主要方向、学者和成果

目前中国有关自杀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自杀未遂和自杀意念的研究上，而对自杀死亡的研究相对较少。自杀死亡研究主要采用心理解剖的方法，该方法是通过与死者周围知情信息人访谈的形式，收集死者或对照人群生前自杀背后隐藏的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相关信息，重建死者生前的状况以达到研究目的的一种综合性回顾性研究方法（Zhang，Conwell，Wieczorek et al.，2003; Zhang，Wieczorek，Jiang et al.，2002）。

自杀是人类最独特的行为之一，对于这种独特的行为，自古以来就有不同专业领域的人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和研究，包括哲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证实，影响自杀的因素多种多样，而且互相关联。由于人同时具有生物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对于自杀的认识也多从这两种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上进行探索。例如，自杀者既可能有生物方面的影响因素，在分子生物学水平上找到结构缺陷，还可能发现其在精神心理方面存在问题，甚至追溯到患者家庭和人际关系方面出现的障碍。这些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常常互为因果、综合作用，引起自杀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目前，国际对自杀的研究也主要是基于以上几方面的因素开展的。一是自杀的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包括神经生物学和遗传与自杀的关系的研究。研究者发现复合胺的含量不足可能是抑郁与自杀的原因，因为复合胺是存在于人类大脑和脑脊液中的调节情绪的物质。另外也有研究者发现某些基因位点，例如色氨酸羟化酶基因、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等可能与自杀存在相关关系。二是自杀的精神病及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这是自杀理论主要的研究方向，其中包括精神分析理论、行为主义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和认知理论等。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自杀是一种失败的应对，这种失败可能起因于长期的心理冲突以及过度发展的超我等，这种长期的心理冲突打破了人生和死的平衡状态，消耗能量，威胁着生的力量，导致了死亡发生；行为主义认为自杀是从后天学习到的；认知理论认为自杀是由长期的认知降低造成的，而认知降低的原因是人们在认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或挫折内化而不断出现消极情绪。三是自杀的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权威的社会学研究成果是19世纪法国著名社会学家Emile Durkheim的《自杀论》（Durkheim，1951）。他在《自杀论》中提出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起源于社会因素，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家庭和社会组织等。认为自杀起因于个体对社会经历的“适应性”，提出“社会整合”和“社会失范”等概念，以及四种类型的自杀，包括利己型自杀（egoistic suicide）、利他型自杀（altruistic suicide）、失范型自杀（anomic suicide）和宿命型自杀（fatalistic suicide）。

美国NIMH课题中期评估（大连）。

病理学和精神病学乃至心理学研究对自杀的个人因素更为看重。西方学术界的自杀研究者主要是精神科医生，自杀最主要的预防干预措施是药物治疗，此外还研发了数种心理疗法来配合药物治疗。尽管投入非常大，西方国家的自杀率在过去近100年中，并没有出现下降。对于影响自杀的外在因素的探究，自道德统计家进入自杀研究领域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涉及社会伦理道德、社会制度与自杀行为的关系问题，并对之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考察，他们认为自杀的伦理控制、宗教控制或道德抑制作用的减弱，是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欧洲各国自杀率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在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有关自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个人行为及精神失常等现象的讨论，此后开始将视角转向个人与其所生活的社会场景，较多地关注个人行为与心理的失调等因素，之后又出现了社会和道德伦理问题对自杀率的影响的研究。19世纪后期，将自杀与社会其他现象结合在一起来研究的趋势更为明显。这种趋势在Durkheim那里达到顶峰，Durkheim认为社会学并不研究单个人的自杀，而应该而且只能以一个社会的自杀率为研究对象。在此前提下，Durkheim在其著作中开宗明义地排除了天象、气候、人种、精神病患病率、模仿等因素对自杀率的影响，旗帜鲜明地指出自杀率只有以社会层次之上的社会事实去解释，才是唯一可信的。Durkheim用以解释一个特定社会自杀率的两个主要的自变量是“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integration and regulation）。

对自杀的社会因素的研究顺应了生物—心理—社会的现代医学模式。1977年，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精神病和内科学教授Engel提出：为了理解疾病的决定因素，以及实现合理的治疗和卫生保健模式，医学模式必须考虑到病人、病人生活在其中的环境以及由社会设计来应对疾病的破坏作用的补充系统。对自杀的研究也是如此，要考虑到病人及其生活的环境及社会因素对自杀的危险和保护因素。

从研究分类来看，目前国内的自杀研究同样集中在医学、心理学与社会学这三大学科。其中既有实证方面的研究，也有理论上的分析与探索。实证方面主要是围绕自杀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这类调查主要集中在医学领域内，心理学主要通过研究个体的心理过程，从自杀者的人格气质方面对个体的自杀行为进行解释，将自杀行为归于精神疾病的范畴。

下面主要介绍几位在自杀学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通过梳理这些专家学者发表的成果以探求自杀学的研究进展和主要发现。

（一）何兆雄

1926年11月生，曾任职于广西社会科学院。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委员。他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研究自杀的第一位学者。

（1）代表著作：1996年广州出版社出版的《自杀与人生》。该书以系统论、整理医学为指导，首次试图揭示自杀的本质，阐述了自杀学的学科性质。该书理论联系实际，汲取古今中外关于自杀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国外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考察中国的自杀现象，提出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观点和见解，并善于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探讨中国自杀的一些规律。立足国情，借鉴国外经验，探讨中国预防自杀和自杀危机的干预之路。

（2）代表文章：1997年发表的《中国自杀率的性别差异》讨论了中外自杀率的性别差异以及自杀率女高男低的原因（何兆雄、Lester，1997）。1998年发表的《自杀及自杀疾病的规律性》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医学和整体医学五个方面阐述了自杀定义，认为自杀是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异常引起的疾病，并从病因学、流行病学、诊断学、预防学、治疗学、护理学和分类学的角度阐述自杀独特的疾病规律性。1999年发表的《自杀病学简论》认为自杀是一种疾病，并提出了自杀病学，认为它是生死学的分支学科，是一个学科群。何教授认为自杀病学要从对自杀现象的研究中，找寻自杀行为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及社会控制机制。2000年发表的《一个典型自杀案例的分析》应用心理解剖方法详细讨论了一起本来是救助自杀者反而导致自杀的案例。2005年发表的《Suicide rates in China during a decade of rapid social changes》分析了1991—2000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十年，中国总体、地区、性别、年龄自杀率的变化趋势。2008年发表的《世界各国自杀流行学新趋向》阐述了世界各国自杀率的变化趋势基本为由高变低，自杀与性别比变化，宗教国家的自杀率以及自杀率的地理分布特点。2008年发表的《中国自杀率高不高？——我说不高！》中对费立鹏提出的中国的高自杀率数据提出质疑并求证，并举例说明了中国城乡和男女自杀率。

（二）翟书涛

1926年6月出生，南京脑科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教授。他是国内危机干预学科发起人和先行者之一，率先开展人格障碍的相关研究。

（1）代表著作：《危机干预和自杀预防》（1996）、《人格形成和人格障碍》（1998，合编）、《妇女精神卫生》（1999）、《选择死亡——自杀现象及自杀心理透视》（2001）。

（2）代表文章：1991年发表的《自杀学的精神病学侧面》详细论述了自杀危机预测尤其是精神病患者的自杀危机预测、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杀率。1997年发表的《大桥自杀》中详细论述了南京长江大桥跳桥自杀率，研究自杀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预防措施。1999年发表的《中国自杀问题的现状及干预对策》中介绍了中国的自杀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2000年发表的《21世纪自杀和自杀预防研究展望》中认为精神科医师在自杀和自杀预防研究中负有主要责任，抑郁症的早期发现和有效治疗是自杀预防的重要环节，建议发展国家一级自杀预防策略和社区卫生机构介入。2001年发表的《老年人自杀原因及防范措施》中，阐述了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自杀的流行病学特征、原因、方法及防范等。2001年发表的《社会因素与自杀》中从宏观（政治动乱、经济不景气、战争）和微观（职业、社会隔离、家庭关系、搬迁和移居、文化和宗教、社会感应）角度阐述了社会因素与自杀的关系。2002年发表的《自杀的发生机制》中介绍了自杀行为发生的综合机制。同年发表的《自杀原因的研究现状》中从心理学、社会学和神经生物学等方面介绍了自杀的原因、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2005年发表的《理解自杀》中推荐了一些历史学、社会学、生物学、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自杀学书目。同年发表的《危机干预的现状和展望》中论述了危机概念及学界研究、危机干预及应用等，《心理危机干预》中论述了心理危机的理论基础（痛苦工作、应付概念、成长学说等）、分类、适应证及干预。

（三）谢丽华

1951年出生，曾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致力于生命危机干预工作，创办《农家女百事通》直接为农村妇女服务。2002年，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展了“农村妇女生命危机干预社区项目”，以降低农村妇女自杀率，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和男女平等。她明确指出，农村妇女的自杀与家庭权力结构的种种不公正有关（谢丽华，1999）。

代表著作和文章：《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现象分析及社区干预模式探索》，通过对40个农村妇女自杀个案进行追访和对260个自杀个案进行分析，发现了农村妇女自杀的“六高”现象，并分析了原因。后来发表于《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的《农村妇女为何寻短见》再次讨论了农村妇女自杀的“六高”现象，分析了农村妇女自杀率居高不下的原因。自1996年开始开展预防农村妇女自杀项目以来，其工作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调查研究农村妇女自杀的主要原因，1999年出版的《农村妇女自杀报告》主要解释了农村妇女自杀的主要原因；第二阶段的主要成果是为基层妇女干部和乡村医生编写的《农村妇女生命危机干预手册》，目的是希望基层妇女工作者和医务工作者对农村妇女自杀行为有针对性地采取干预手段，并为第三阶段动员农村妇女直接参与干预行动提供指导依据；第三阶段主要是在河北选择了3个县6个村进行社会干预试点工作，主要方式是在村一级成立妇女健康支持小组，打破农村妇女自杀问题沉寂的禁区，让农村妇女直接参加培训和干预行动。

（四）David Lester

美国新泽西里查德斯托克顿学院教授。1993—1996年担任《中国心理卫生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的国际顾问。Lester发表的文章主要集中在《Psychological Reports》、《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和《Death Studies》等杂志上。他是目前全世界发表自杀研究文章最多的一位学者。据Web of Science 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他在自杀研究领域公开发表的文章已经高达1102篇（Thomson Reuters，2015）。

（1）代表著作：1997年出版的《自杀的意义：深度解剖人为什么会自杀》（《Making sense of suicide: an in-depth look at why people kill themselves》）。2000年出版的《为什么人们会自杀：2000年自杀研究综述》（《Why people kill themselves：a 2000 summary of research on suicide》）。2002年出版的《电话危机干预与咨询（第二版）》（《Crisis intervention and counseling by telephone 2^nd edition》）就对处在危机中的人群通过电话提供即时解决问题的帮助给出了一个实用的框架，还列举了保护电话咨询者、危机工作人员和社区的重要措施，提供了处理失控情况的具体技术。2005年出版的《自杀视角：思考自杀》（《thinking about suicide：perspectives on suicide》）从多学科如人类学、生物学、刑事司法、经济学、法学、文学等16个视角审视自杀，并针对某个特定的主题如药物滥用或赌博等解读自杀行为，通过描述自杀的复杂性促进人们进一步了解自杀行为。此外还有2009年出版的《预防自杀：重新审视杜绝自杀途径》（《Preventing suicide: closing the exits revisited》）。

（2）代表文章：2005年发表的《Regional and time-series studies of suicides in nations of the world》总结了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香港）自杀的流行病学数据、自杀的时间序列研究和自杀率的区域相关性。他在自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方面主要有2006年发表的《Can suicide be a good death?》。在该文中，Lester认为自杀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视为一种“正确的”死亡方式。2008年发表的《Suicide and culture》讨论了文化在总体水平和个体水平上对自杀的影响，探讨了文化差异对自杀个体进行咨询的影响。2012年发表的《The cultural meaning of suicide: what does that mean?》讨论了自杀的个体意义和文化意义，并认为自杀的个体意义在于自杀的动机，而自杀的文化意义在于各种文化和亚文化成员所认可的自杀理论。在自杀特点研究方面，他于1990年发表了《The sex distribution of suicides by age in nations of the world》，文章描述了世界上31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香港）不同年龄组自杀者的性别差异。2004年发表的《Blood types and national suicide rates》分析了51个国家自杀率与血型的关系。

（五）费立鹏

从1994年起，费立鹏开始关注中国有自杀倾向的高危人群，成为中国第一个将临床精神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结合起来研究自杀问题的学者。费立鹏的研究发现多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和英文顶级期刊。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自杀现象、精神分裂症、精神卫生及其研究、量表等方面。

代表文章：1999年发表的《自杀现象与预防》一文分析了中国自杀率情况，比较了导致自杀的精神疾病模式、社会模式和多因素模式，探讨解决自杀问题所应采取的步骤和策略。同年发表的《Suicide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一文中得出中国每年超过300000人自杀，自杀成为第一位死因，中国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的结论。他断言中国的高自杀率与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有关。他认为自杀动态模型包括五个相互作用的因子，并认为该模型综合决定了中国自杀率的变化。2002年发表的《Suicide rates in China，1995—99》一文在对不同人群自杀率保守估计的基础上，给出了中国目前自杀率特点的准确数据。同年发表的《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in China: a national case-control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探讨了中国高自杀率的原因和特点。2004年发表的《中国的自杀现状及未来的工作方向》分析了自杀的现状与流行病学特征，并解释了中国的自杀特征的成因。同年发表的《Suicide and attempted suicide-China，1990—2002》总结了1990—2002年中国自杀者和自杀未遂者的特点，并分析了中国北方24所综合医院14771名自杀未遂者的人口学特征。2012年发表的《The changing global face of suicide》分析了中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自杀率调查研究的不同结果。他的《Assessing depressive symptoms in persons who die of suicide in mainland China》一文运用改良的SCID在中国23个地区进行心理解剖对照研究，评估抑郁症状与中国自杀人群之间的关系。《Rethinking the Role of Mental Illness in Suicide》分析了中国等中低收入国家自杀死亡者低精神疾病率的原因，重新阐释了精神疾病在研究和干预中的重要性。《Pregnancy and suicide: towards a coherent narrative》论述怀孕是保护因素还是危险因素。

（六）肖水源

肖水源，1963年生，中南大学教授，原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等。

由于国外的社会支持问卷（social support questionnaire，SSQ）和社会交往调查表（interview schedule for social interaction，ISSI）条目较多，且很多条目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参考国外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肖水源等学者于1986年自行编制了中文版“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evaluation scale，SSRS），用于测量个体的社会支持度。该量表共有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3条）、主观支持（4条）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条）三个维度。从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测定结果与身心健康结果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性，即该量表具有较好的预测效度。据不完全统计，该量表自1986年问世以来，已在国内20多项研究中应用，并被译为日语用于一项国际协作研究。从反馈回来的意见看，该问卷的设计基本合理，条目易于理解无歧义，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肖水源，1994）。

（1）代表著作：2000年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危机干预策略（上、下册）》（译著）。200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球视角：自杀学及其预防牛津教材》（《The Oxford Textbook of Suicidology and Suicide Preven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合编）。

（2）代表文章：1999年发表的《自杀态度问卷的编制及信度与效度研究》创制了包括对自杀行为性质的态度、对自杀者的态度、对自杀者家属的态度、对安乐死的态度的四个维度的自杀态度问卷，该问卷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2000年的《自杀，最悲惨的人类行为》分析了自杀原因、容易自杀的群体、如何预防自杀等。2001年的《自杀危险性的临床评估》从自杀的基本线索、自杀意愿、对抗自杀的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四个方面对自杀危险性进行评估。2003年的《中国现阶段自杀研究及预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对自杀率的统计、自杀人群的分布特征、中国自杀预防工作的探讨等进行分析。2005年的《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二）》中提出了新的自杀行为的定义和分类方法。2009年的《中国精神卫生服务面临的重要挑战》分析了现阶段中国精神卫生服务工作面临的主要挑战。《对企业员工自杀预防工作的若干建议》针对2010年富士康12起员工自杀事件，对国内企业开展自杀预防和心理健康工作提出了建议。2010年的《精神卫生服务评估的基本框架》，根据中国实际情况，从精神卫生服务的供方（精神卫生系统及其提供的服务）和需方（公众对精神卫生服务的需要、需求和利用）两个方面提出精神卫生服务评估的基本框架。2012年的《精神卫生立法的公共卫生视角》，从公共卫生角度提出精神障碍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应体现预防为主原则，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基本治疗、保障精神障碍患者基本的社会生活环境等建议。2015年的《关于学校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几点思考》对当前学校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目的、学生心理健康状态、主要措施和研究与评估进行了阐释。

（七）叶兆辉（Paul Yip）

香港大学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研究中心主任。叶兆辉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区。文章主要发表在《The Journal of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Suicide Prevention》、《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和《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上。

（1）代表著作：2008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亚洲自杀的原因与预防》（《Suicide in Asia-Causes and prevention》），该书详细介绍了亚洲八个国家的自杀情况，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特点。

（2）代表文章：有不同国家和地区自杀率的研究，如《Suicides in Hong Kong，Taiwan and Beijing》、《Suicides in Hong Kong，1981—1994》、《An epidemiological profile of suicides in Beijing，China》、《Urban/ rural and gender differentials in suicide rates: East and West》。其中：《The effects of a celebrity suicide on suicide rates in Hong Kong》研究2003年香港某明星自杀对自杀率的影响；《A decomposition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age，sex and methods of suicide to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suicide in Taipei City，2004—2006》运用分解分析方法解释2004—2006年台北市自杀率上升的原因；《Suicide rates in China during a decade of rapid social changes》分析1991—2000年中国各地区、性别、年龄组等的自杀率变化趋势；《The ecological fallacy and the gender ratio of suicide in China》提出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预计中国自杀率的性别比将由女高男低转变为男高女低。还有特殊人群如老年人、中学生、儿童自杀的流行病学特点研究，代表文章为《An epidemiological profile of elderly suicides in Hong Kong》、《Suicidality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Hong Kong，SAR》、《Teenage attempted suicide in Hong Kong》和《School children suicide in Hong Kong 9/91-3/93》。关于自杀季节性特点的研究《A comparison of seasonal variation between suicide deaths and attempts in Hong Kong SAR》比较了1997—2001年香港自杀死亡者和自杀未遂者自杀时间的季节性特点。关于自杀方式的研究《Charcoal-Burning Suicides and Strategies for Prevention》提到一种新的自杀方式——燃烧木炭导致二氧化碳中毒，《Restricting the means of suicide by charcoal burning》提出了干预策略。关于自杀影响因素的研究《A prevalence study of suicide ideation among older adults in Hong Kong SAR》研究香港60岁及以上的社区老年人的自杀意念；《Financial Debt and Suicide in Hong Kong SAR》对比债务对自杀的影响；《The impact of epidemic outbreak: the case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and suicide among older adults in Hong Kong》探讨SARS暴发如何影响香港人尤其是老年人的高自杀率；《Employment status and suicid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anging unemployment rates and death rates》阐述就业状况与自杀之间的复杂关系；《A study on the mutual causation of suicide reporting and suicide incidences》验证自杀报道和自杀事件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The roles of culture and gende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orce and suicide risk: A meta-analysis》研究社会文化因素和性别在离婚与自杀风险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exclusion period on the suicidal risk among the insured》研究人寿保险排斥期对自杀风险的影响。关于自杀干预策略的研究《A public health approach to suicide prevention》、《Towards Evidence-Based Suicide Prevention Programs》描述了自杀干预的公共卫生方法；《Means restriction for suicide prevention》阐释了人群自杀预防策略中的方法限制。关于疾病负担的《Suicide in Hong Kong: epidemiological profile and burden analysis,1981 to 2001》、《Social and economic burden of suicides in Hong Kong SAR: a year of life lost perspective》和《Years of life lost from suicide in China，1990-2000》以生命损失年数（YLL）为单位，计算1981—2001年、1990—2000年自杀带来的社会经济负担。

（八）季建林

1962年11月出生，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主要研究精神障碍疾病，包括病理性焦虑、抑郁障碍、焦虑障碍、共病、惊恐、强迫症、情感障碍、神经症及其行为分析疗法和行为治疗、人际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及疗效评估、会诊联络精神医学等。

（1）代表著作：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合编）。该书介绍了有关自杀的概念、影响自杀的相关社会心理因素、自杀危险性的评估、自杀预防的策略，从实用的角度介绍了自杀理论、危机干预理论以及相关研究；并以大量事例讲解了自杀危险性评估、自杀预防策略、咨询的技术与技巧、电话咨询技术。

（2）代表文章：1994年发表的《自杀企图患者的危机干预》一文以75位咨询者为例证明了危机干预服务的有效。同年发表的《危机干预的理论与实践》介绍了危机干预的适应证、步骤和应用等。1994年的《热线电话咨询对自杀企图者的危机干预》、1995年的《电话心理咨询技术》与《上海心理健康热线电话心理咨询应用评估》分析了电话咨询的特点和疗效。2000年的《中美精神卫生服务事业发展比较》一文比较了中美两国精神卫生服务事业。2002年的《综合医院中的患者自杀评估》介绍了综合医院的自杀发生率、自杀危险评估的一般原则及临床处理。2011年的《重视医患关系，提高沟通技能》一文强调应在医患沟通过程中尽早识别抑郁和焦虑情绪。

（九）冉茂盛

曾任教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和美国关岛大学精神科。现执教于香港大学。

代表文章：1993年发表的《农村社区精神分裂症及情感性精神病人治疗依从性的研究》介绍了心理教育性家庭干预能显著提高精神分裂症病人药物治疗的依从性，而情感性精神病依从率较差。1994年的《精神病人治疗的依从性》介绍了监测依从性的方法、影响抗精神病人治疗依从性的因素等。同年发表的《对社区精神病学服务的评估》一文认为综合的社区精神病学服务评估范围主要包括：病人的生活质量、非专业人员及专业人员的评估、公众态度及卫生经济状况等。同年的发表《精神分裂症的致残原因》调查了345例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致残原因。1997年的《从未治疗过的精神分裂症不同性别的比较》发现了不同性别从未治疗精神分裂症病人的人口学特征。1998年的《精神分裂症自然史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新津县农村社区精神分裂症流行病学调查》分析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及预后。1998年的《四川省盐源县沿海乡蒙古族精神卫生的跨文化研究》对蒙古族人进行精神卫生跨文化调查，了解其精神卫生状况及文化因素对精神卫生的影响。同年发表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的情感表达》一文运用家庭会谈量表测量成都市71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的情感表达特点和家属对疾病的认识。1999年的《蒙古族与汉族人群对精神病认识的对照研究》分析了蒙古族、汉族城市和汉族农村三组正常人群对精神病的认识异同。2001年的《农村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干预的对照研究》将326例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成干预组、药物组及对照组，进行心理教育性家庭干预。2010年的《中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精神分裂症患者预后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一文探讨了中低收入国家精神分裂症患者较高收入国家精神分裂症患者预后好的结论的可靠性。

（十）吴飞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代表著作：主要专著有《自杀与美好生活》（2007）、《自杀作为中国问题》（2007）、《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场的文化解读》（2009）等。《自杀与美好生活》分古典德性的极限追求、上帝面前的神性和罪性、现代自杀问题的诞生三个部分深入研究自杀行为，将欧美学界的自杀研究成果引入中国，勾画出自杀思考的哲学史，更重要的是通过选取古典、中世纪、英国现代早期三个阶段，看各时代的人们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思考和处理方式，勾勒出他们对待美好生活、人性善恶，以及政治建构的相互勾连但又非常不同的思想脉络。《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主要透视自杀问题，以反思中国文化中的生命观以及当代中国的文化处境。他将自杀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从中国人的生命观入手，探讨中国情境下的自杀问题，构建中国的自杀理论，以理解现代中国的处境和问题，找寻应对现代性的中国方式。《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场的文化解读》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2）代表文章：在《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场的文化解读》中的《理解自杀与文化反思（代跋）》中，吴飞认为中国的自杀问题需要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要思考自杀在中国的表现形态；二是如何在现代的情境下理解中国人的生死观念。中国的自杀问题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反映。《无言的游魂——“理解自杀”札记之一》认为Durkheim的自杀理论不能解释中国的高自杀率和特殊的自杀模式，中国地方政府的政治逻辑没有将解决自杀问题列为分内之事。虽然中国自杀面临着双重尴尬，但有关机构应加以干预，这才是社会现代性应有之义。现代性悖谬的存在启发我们应该采取适应中国语境的技术来关注人的幸福生活。《唯一的哲学问题——“理解自杀”札记之二》提到众多自杀学家认为自杀是严肃的哲学问题，吴飞阐述了几位自杀学家如Shneidman、Durkheim、Agamben等的论断后，分析了怎样在更深刻的意义上理解中国自杀现象的哲学意涵。《自杀作为中国问题——“理解自杀”札记之三》强调中西方不同的宗教信仰导致中国人将自杀与“孝”、“德”等联系起来，却没能从生命更高一级的角度考虑自杀。在中国，自杀本身没有好坏，关键在于自杀的理由。吴飞从中国文化角度分析了自杀现象背后隐藏的中国的生命观念以及生命中的善恶冲突。《“为生民立命”是否可能——“理解自杀”札记之四》中，吴飞认为中国的自杀问题是现代性中的善恶之争在当代中国的显形。善恶之间的张力体现在家庭中爱与怨的纠葛，社会精神气质中对独立人格的推崇与和谐地过日子之间的冲突。唯有建立一种安顿人心的现代政治才能解决自杀问题。吴飞认为，在中国实行“为生民立命”的人心政治是有可能性的。除此之外，还有《自杀问题再反思》和《自杀中的“正义”问题》。前者对三篇自杀研究论文进行评论并对当前自杀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进行反思。文章评论杨华的《“结构—价值”变动的错位互构：理解南方农村自杀潮的一个框架》说，自杀率的下降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中国，伦理失衡和道德混乱的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更严重了。对陈柏峰的《反抗与绝望：农村社会转型中的未婚青年自杀》的评论是，这类自杀的本质并不仅仅是婚姻自主权争夺那么简单，冲突导致的自杀不会销声匿迹，因家庭琐事尤其是干活累导致自杀的说服力不足，结论失之偏颇。对郭俊霞《农村社会转型中的婚姻关系与妇女自杀——鄂南崖村调查》一文大加赞赏，认为该文章聚焦一个村子家庭革命中婚姻市场的巨大变化，分析了婚姻问题与妇女自杀关系。认为应当超越社会学中社会整合和精神医学中抑郁症的模式，从问题本身出发理解中国的自杀问题。

（十一）我们的团队

本研究团队成员包括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贾存显、挪威奥斯陆大学精神科和公共卫生教授覃萍、美国辉瑞公司首席研究员刘贤臣，以及山东大学自杀研究中心的在读博士生和已经毕业了的博士生，如李宁、方乐、孔媛媛、高琦、李子尧、吕军成、周锐、孙龙、许晓梅、刘延峥等。其中孙龙、吕军成、许晓梅、周锐和刘延峥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作出了贡献。另外本团队还包括数位硕士研究生等。本团队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了近200篇文章。本团队研究的主要成果是：（1）开展了全国第一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关于自杀的大型研究项目，项目实施地遍及全国三个省（辽宁、湖南、山东）16个县。（2）中国首个大型的心理解剖研究。（3）结合精神科和社会因素研究自杀。（4）提出自杀的扭力理论。（5）提出社会学的参照论。

本书作者张杰既是这个团队的学术带头人，也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教授和山东大学自杀预防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自杀预防研究中心是全国目前仅有的以自杀研究和自杀预防研究为唯一目标的基础研究机构。另外一个类似的研究基地是设在香港大学的由香港赛马会资助的自杀研究中心。

本团队的研究既有对中国自杀情况的宏观研究（Zhang，Jia，Jiang et al.，2006; Zhang，Jia，Wieczorek et al.，2002; Zhang，Ma，Jia et al.，2010），也有对自杀特殊性的微观研究（Zhang，2014; Zhang，Conwell，Zhou et al.，2004; Zhang，Gao and Jia，2011; Zhang and Li，2013; Zhang and Liu，2012; Zhang and Liu，2012; Zhang，Wieczorek，Jiang et al.，2002）；既有对自杀者本人和（或）正常对照组的研究（Zhang，Xiao and Zhou，2010），也有对自杀者亲人、朋友的研究（Zhang and Jia，2010; Zhang，Tong and Zhou，2005; Zhang and Zhou，2011）；既有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群的研究（Zhang and Jia，2011; Zhang，Wieczorek，Conwell et al.，2010），也有对其他特殊人群的研究（Zhang，Fang，Wu et al.，2013; Zhang，Grabiner，Zhou et al.，2010; Zhang，Lester，Zhao et al.，2013; Zhang，Liang，Zhou et al.，2010）；既有对自杀心理解剖研究中所使用的测量工具的研究（Zhang and Brown，2007; Zhang，Conwell，Wieczorek et al.，2003; Zhang and Gao，2012; Zhang and Jia，2007; Zhang，Kong and Zhou，2009; Zhang，Lamis and Yuanyuan，2012; Zhang，Lu，Zhao et al.，2014; Zhang and Lyu，2014; Zhang and Norvilitis，2002），也有对众多自杀危险因素的研究（Zhang，2010; Zhang，Li，Tu et al.，2011; Zhang and Li，2011; Zhang and Li，2013; Zhang and Lin，2014; Zhang and Lin，2015; Zhang and Lv，2014; Zhang and Ma，2012; Zhang and Sun，2014; Zhang and Wang，2012; Zhang and Zhou，2009）；既有中国的自杀研究，也有少数其他国家的自杀研究（Zhang，Norvilitis and Ingersoll，2007; Zhang，Tan and Lester，2013；Zhang，Dong，Delprino et al.，2009; Zhang and Lester，2008; Zhang，Wieczorek，Conwell et al.，2011），也有大量佐证理论的研究（Zhang，Kong，Gao et al.，2013; Zhang and Tao，2013; Zhang and Zhao，2013）；既有对自杀既遂者的研究，也有对自杀未遂者的研究（Zhang，Jia and Wang，2015; Zhang，Sun，Conwell et al.，2015; Zhang and Xu，2007; Zhang and Xu，2007）。

我们的研究成果横跨社会学和医学两大领域，论文主要发表在英文的专业期刊上。英文的代表期刊有《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美国精神科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等。中文的代表期刊有《中国社会科学》。在危机干预和自杀预防的领域建立了扭力理论并在研讨和开发用扭力理论做指导的心理治疗方法。目前，自杀的扭力理论已经开始在学术界普遍运用。2012年《科学》（《Science》）杂志的一篇对本书作者的专访文章中特别介绍了自杀的扭力理论（Normile and Hvistendahl，2012）。

在社会学领域，我们提出了社会参照论并组织队伍对此理论进行研发和验证。主要研究发现是社会相对主义（如《Reference and Perception: Towards a Social Relativism Perspective》）。社会参照论是自杀的扭力理论的基础。每一个扭力都来源于两个相悖的压力，两个不同的压力相对存在，互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