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区媒介的中国样貌与中国语境

（一）社区媒介的中国样貌：融合性社区网络

社区媒介的兴起及发展以西方新民权运动为历史背景，以社区居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对媒介近用权的争取为特点，而区别于商业化的市场媒体和精英化的公共媒体，因此具有另类媒介的性质。虽然近些年来由于资金的捉襟见肘导致一些社区媒介消亡，部分社区媒介也开始探讨商业化运营之路，但是大部分社区媒介不以盈利为目的，其存在意义和价值在于发出社区居民、群体组织的声音，给社会呈现多元的观点，创造公共意识。

那么社区媒介在中国以何种方式存在？社区媒介的主要诉求是民众对媒介近用权和传播资源的获取，但是我国现行的媒体管理体制及传媒功能定位，使得在体制内媒体中实现媒介近用权的努力还有较大难度，无论是行政色彩较浓的党报党刊还是市场化程度高的都市报，限于新闻生产的种种因素，必然有报道视野上的盲点和报道视角上的局限。尽管有“三贴近”等指导方针的不断推进和民生类节目的兴起，基层民众在大众媒体中的话语缺失仍是一个结构性的基本社会现实。有研究者认为，媒介近用权的不平等是中国社会的严重不公之一（夏倩芳，袁光锋，陈科，2012）。

在这种媒体布局的结构性制约下，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社区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媒介，而是一种“类社区媒体”（王斌，2014）。第一是因为我们对社区的理解是含混的，一个街道、一个城区、一个城镇、一个城市都有可能作为社区报办报对象，大部分社区报是当地都市报报道范围的向下级延伸覆盖而已，在内容和广告的排他性、本地化上还未能明确地建立起一套生产机制，更不是以构建社区认同感、居民参与感为使命，目前国内的社区报不是扎根于社区发展，而是一种外部主导的办报理念。第二是因为我们的办报主体不是基于居民生活圈的人员，现有主体包括政府机关、社区服务机构、房地产公司和物业公司、传统媒体集团等，但缺乏美国社区报中和居民一起生活、属于社区一员、透彻了解社区发展需求和社区内部脉络的社区报采编人员，因而是一种外部导向的运作机制。这两点决定了我国的社区报是理念尚未清晰、模式尚未确定、市场空间尚未操作化的“类社区报”。换言之，只能说我国的城市信息消费和媒体竞争行为在现阶段出现了社区化趋势，但不能用西方社区媒体的话语和经验来做参考标准，否则是刻舟求剑、南辕北辙。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互联网使用的扩散和城市社区居民权益意识的提高，在我国一部分城市中，以小区业主论坛为代表的社区网络（包括小区网站、小区论坛、居民QQ群、居民微信群、居委会微博等）得到了快速发展。社区网络利用Web2.0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以传播和沟通作为纽带，促进了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交融、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的交融、媒介空间和生活空间的交融，可以称之为融合性社区媒介（王斌，2010a）。本书认为这些融合性社区媒介作为一种自媒体，实现了社区居民的媒介近用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也是社区自治的平台。并且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业主通过论坛等社区媒介进行抗争、动员、维权的事例屡见不鲜（黄荣贵，桂勇，2009；周善，2011；袁光锋，2012），因此更接近于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媒介。更重要的是，社区网络游离于现有的媒体管理体制之外，没有被冠以非法媒介而被管制，有时甚至在倡导数字城市、数字社区、智能社区的城市信息化政策中得到支持建设，还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语境中因其在社情民意的收集与处理方面快捷有效而被加以推广应用。

当然，不同社区的网络载体，处于不同的培育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形态。其运行机制成熟与否影响到能否真正充当社区自治平台和社区维权动员的渠道。从外部来看，它的发展受到来自行政力量和商业力量的介入影响；从内部来看，也取决于社区居民自身的媒介素养和利益相关性。因此，融合性社区媒介尽管在中国大型城市的新建商品房小区普遍存在，但在特定议题下和特定居民群体中才能浮现出来发挥作用，从作为社会动员及社会抗争的有效机制来看，其功用尚不具备普遍性，其在国内的发展具有事件敏感性和人群敏感性的特点。

（二）社区媒介的中国语境：社会结构与新闻业双重转型

首先是在社会结构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基层管理从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

对近代社会变迁的研究大都采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研究范式（纪程，2006）。从国家政权的视角来看，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变迁可以总结为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实质是城市治理结构从全能空间向合作空间的转换，同时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侣传振，崔琳琳，2007）。孙立平（2004：21-25）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全国一盘棋的区域格局被打破，地方社区开始成为利益主体。可以说，在国家权力触角的相对回缩之后，中国民间社会的活力和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了复苏，这体现为社区的兴起、独立社会力量的出现和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的增强。而伴随着社区兴起的是社区媒介的出现与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来，城市社区的业主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进行抗争传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业主集体利益的表达和具体诉求的实现。

从传播社会学的角度看，传播与社区、社会变迁有怎样的关系，特别是新媒体技术的出现给社区的发展带来了什么，也开始引起部分学者的研究兴趣。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不一定明确提出社区媒介的概念，但其选择研究的媒介如业主论坛等，在本书看来即为中国语境下的社区媒介。有的研究从微观角度去探讨社区媒介上的信息传播结构（张梅，2010；黄荣贵，张涛甫，桂勇，2011），有的研究从宏观角度探讨抗争传播与国家社会治理的关系（黄荣贵，2010），有的研究则选择较为中观的理论视角如社会资本，探讨地方传播结构中制度性社会资本与非制度性社会资本之间的互动（夏倩芳，袁光锋，陈科，2012）。

其次是在传媒领域，新传播技术给新闻生产的社会环境带来变化，中国新闻业从媒体主导向用户驱动转型。

新媒体的兴起给传统媒体带来了挑战，如何进行新闻生产的革新来保持传统媒体的竞争力成为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关心的话题。新传播技术对新闻业的挑战，一方面体现在人们对资讯内容的需要已经达到社区层面，受众越来越关注个人化的、在地化的生活资讯，如生活区和工作区附近的购物、饮食、交通出行等“街头巷尾”的内容；另一方面体现在人们媒介接触习惯的变化，年轻人已经不再以传统方式去阅读传统新闻机构的新闻，传播接收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王斌，2010b）。由于在内容接近性和传播方式接近性两方面的位差，受众在媒介接触环节与现有的媒体出现脱节。在这种情况下，业界及学术界关注到欧美等地的社区媒介，特别是美国社区报的活力和“超本地化”新闻的生产理念，进而讨论中国的新闻业如何借鉴其成功经验发展社区媒体（纪玘昊，2009；蒋旭峰，2013）。

社区媒介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作为一种另类媒介而存在的，强调的是社区居民的参与产制，营利性并非其追求的首要目的。而社区报纸在欧美的蓬勃发展，依托于其较为发达的公民社会、居民的志愿精神及丰富的社会资本。因此，社区媒介作为一种本地化的新闻生产理念可以给中国的新闻业带来一定的启示，但若脱离特定的政治经济语境来单纯探讨社区报如何发展和盈利，事实上是用市场话语去覆盖社区媒介的社会意涵，用新闻业创新这一话语框定了社区媒介包含的多元面向，忽略了社区媒介与地方情境二者之间的嵌入性（embedded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