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社会分层研究及其研究范式的转变[1]

一、研究范式的转变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其核心特征即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领域，除了20世纪80年代何建章先生主持的关于中国阶级结构的研究之外，曾经在很长时期内，阶级分析作为一种概念工具在学术界几乎销声匿迹，即使是在社会分层领域中也是如此，层级差别成为最受关注的社会差别，层级不平等成为最主要的社会不平等，层级矛盾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矛盾。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日益剧烈的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中国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国内学者对于重返阶级分析，尤其是重返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呼声日益高涨。作为这种呼声的延续，孙立平、冯仕政在对此前讨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比较了阶级分析和分层研究这两大范式的差异，并且提出“只有重新引入阶级分析视角，才能对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和形成作出更有洞察力和前瞻性的分析”[2]。冯仕政在他的论文中分析了阶级分析和分层研究不同的本体论想象、研究议题、价值立场以及方法论取向，进而比较了阶级分析和分层研究的历史发展和它们在社会学中的转换。作为“重返阶级分析”洪流的一部分，冯仕政的分析不无其示范价值。而林宗弘、吴晓刚则在“把阶级带回来”的口号下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以“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为基础的实证研究。[3]

“重返阶级分析”（包括“回到马克思”等）这一口号的提出，事实上标志着国内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中的范式转换。这种范式转换一方面体现为对新范式的召唤（如对“阶级分析”的呼唤），另一方面彰显了对旧范式的不满甚至批判。尽管学术批评是学术发展的动力，但至少在中国社会学领域中还不是一种普遍现象。正因为如此，张乐和张翼对在国内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一书中的若干论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批评和反思。[27]他们认为，国外学者对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的研究，无论是在数据来源（主要体现在抽样方法和样本选取上）上，还是在变量构建（体现为对核心概念的界定以及对概念的操作化）上，都存在很多缺陷。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看来，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分层的分析大多沿用的是西方工业化理论范式，这导致了他们在研究中“机械套用地位获得模型、关键变量的设计不考虑中国社会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及研究结论上的‘循环论证’和‘自相矛盾’等诸多研究问题和疏漏”[4]。为此他们提出必须重新思考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并且要从操作化和现实性两个方面来促成范式的转换。[5]“批评”当然不意味着正确，但至少严肃的批评精神可嘉。

与上述范式转变相呼应，孙立平提出并呼吁“利益群体的模式应在中国引起更多的重视”[6]的观点，他的理由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经济利益博弈的时代。王天夫和李博柏则重新分析了“再分配”概念，批判了再分配理论以精英为中心的研究取向。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再分配是由国家级层面上的再分配等级体系和地方官僚控制的再分配过程这两个部分组成的，前者体现了平等主义的理念，而后者则体现了区隔主义，这种差别导致了社会主义不平等的基本结构。他们运用“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这一概念，揭示了再分配中心和官僚政治实践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提出“再分配本身并不产生不平等，而是再分配过程中的官僚及官僚政治行为造成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不平等”[7]。

二、社会分层图式的新探索

社会分层图式（schema of stratification）指的是社会学家为研究某一具体社会的分层结构而划定的一套分类体系，比如常见的赖特（E.Wright）的多元剥削模型和戈德索普（J.Goldthorpe）的雇佣关系模型，以及甘泽布（H.Ganzeboom）的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指数（ISEI）和豪瑟（R.Hauser）的社会经济指数等，都是社会分层图式的具体例子。我们可以把社会分层图式看作是社会学家研究社会分层现象的一种“工具”，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分层图式的构建是研究社会分层的基础。但是实际上，很多研究往往在经验分析中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分层图式的选择或构建，或者更准确地说，并没有把社会分层图式放到一个应优先考虑的位置上，而仅仅把它作为众多可选自变量中的一种。这一点在研究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其缺憾就尤其显得突出，因为这一缺憾背后的基本问题是：在分析中国社会的不平等或者社会分层结构时，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指标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上文所讨论的范式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这种“忽视”的反思。

其实，从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开始，社会分层的研究者就开始重视适应中国情况的社会分层图式的构建，如孙立平的“断裂社会”（2002）、刘欣的制度主义理论（2005，2007）、李强的“碎片化”理论（2005）、周晓虹关于中产阶级的研究（2005）等。值得关注的是林宗弘和吴晓刚在阶级图式探索上的新进展。他们研究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时，结合制度主义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建立了一套他们认为更适合中国的阶级分类。[8]两位作者根据所有权的排他性、获益性和生产关系的反向依赖性三大特征，把户籍制、单位制、身份制和所有制作为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发挥作用的生产性资产（前三种资产大致对应于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中的劳动力、组织资产和权威/技能资产），并进而根据这四种资产提出了一个新的中国社会阶级图式。该文的特点之一是以自己的阶级图式与EGP图式[9]和十阶层图式[10]在统计效度上进行了比较。应该说，林宗弘和吴晓刚所建立的阶级图式尽管在理论上有很多问题仍有待商榷，但可以说是近年来有关中国阶级结构分析的新探索。

一个新的现象是，近几年来，有学者对我国具体少数民族地区和外国的社会分层结构进行了研究。如方晓玲和仓木拉对西藏社会分层结构的研究，陈顺强对新时期凉山彝族社会分层的研究，韩建伟对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社会分层结构的研究，等等。

三、社会分层结构及其变迁

一方面是源自中国社会的转型，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市场转型”争论的影响，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在转型过程中的变迁问题，一直是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借助于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特别是社会分层机制变迁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市场转型”争论的影响，制度因素、政府政策、官僚博弈、利益对抗等因素都开始被用来分析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成过程。

李路路用“从‘决定性’转向‘交易性’”，概括了中国阶级阶层关系的变革。他试图通过阶级关系结构的这种变化，提示中国社会整合的新模式。[11]孙立平在近期的研究中提出了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和中国社会结构处于定型化过程之中的观点。他认为，由经济利益博弈所导致的社会分层结构正趋向定型化，即：阶层之间边界开始形成，阶层内部认同开始形成，阶层之间流动开始减少，以及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再生产。[12]

在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或机制变迁的研究中，国家（政策）的作用一直都得到了关注，如周雪光以及其他人运用事件史方法所做的分析。这一研究取向在近三年来得到了延续，并有进一步的推进。除了李强关于当代中国三个重大历史时期国家政策对社会分层机制变化的影响的研究之外，朱旭峰从一个新的角度，即国家决策模式的角度，揭示了国家决策模式转型对于社会分层机制变化的影响，在他看来，政府决策转型是导致社会分层机制发生变迁的重要因素。另外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朱旭峰把他的论题与市场转型理论中广泛存在的市场替代论—权力维续论之争联系起来，认为中国的政策决策模型正在从原来的政治/行政精英垄断模式逐步向社会精英参与模式转变，并且给出了基于经验资料的四种类型。[13]邵书龙在研究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机会问题时，也引入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政策博弈因素。[14]

四、社会分层领域的其他关注点

（一）教育与社会分层

教育议题在近年来的国内社会分层研究中占据了非常大的比例。这些研究的关注焦点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即：（1）社会分层结构对教育公平的影响；（2）城乡间教育不平等；（3）族群间教育不平等；（4）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

社会分层结构对教育公平的影响是一个常规课题，且吸引了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共同参与其中。钟云华和沈红研究了社会分层结构对高等教育的起点不公平、过程不公平以及结果不公平的影响，其结论是社会分层扩大了高等教育在这三个面向上的不公平。[15]值得指出的是，与国内一般社会学研究中利用家庭背景（如父亲的职业、教育水平和收入等）来研究社会分层对教育的影响这一做法不同，钟云华和沈红的上述研究采用了陆学艺课题组的社会分层框架，把社会分层划分为社会上层、社会中上层、社会中层、社会中下层和社会下层五个层次，作为模型中的自变量，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进展。

传统的城乡差别在教育与社会分层研究中一直是被关注的对象。一个新的进展是，利用新的调查资料，“族群差异”也开始进入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中。洪岩璧使用2004年中国西部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在教育获得方面的“族群差异”和“族群不平等”。他的结论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教育不平等更多地来自城乡和阶层之间的差异。[16]

教育发展与教育机会不平等也是该领域中的传统主题。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为该主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机会，在近几年形成了值得关注的成果。吴晓刚利用1990年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样本数据，分析了中学教育扩招与教育机会的关系。[17]李春玲则使用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一个次级数据集，分析了高等教育扩招与教育机会的关系。[18]他们二人的研究尽管在一些具体方面有所差别，但都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由拉夫特瑞和豪特提出的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19]（MMI假设）。

（二）收入不平等与劳动力市场

收入不平等问题几乎可以说是社会分层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从社会分层研究的角度看，新的进展表现在，林宗弘和吴晓刚结合制度主义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用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新的阶级模型分析了1978—2005年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20]对于其模型中的三个因素，即单位制、（干部）身份和所有制对收入的影响力的变化，他们指出，单位制对收入的影响先上升后下降、干部身份对收入的影响持续上升、所有制对收入的影响也在不断上升。他们还推论，单位与户口对收入的影响将会缓慢减退，而资本与干部身份的获益能力则会逐渐上升。[21]

与上述林宗弘和吴晓刚的新马克思主义阶级模型不同，李培林和田丰则用人力资本理论对收入不平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他们的一个新举措是把人力资本划分为知识人力资本、技能人力资本和经验人力资本三种类型，分析了三种人力资本类型对职业阶层间收入水平以及对职业阶层内收入水平差异的影响。[22]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在关注性别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问题。王天夫等人运用前述的“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概念以及区隔主义官僚政治模型，对1995—2003年中国城市的收入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在中国，不同群体和阶层中的女性所受到的性别歧视程度是有差异的，越是接近再分配中心，则基层官僚行为任意性越弱，女性所受歧视越小，从而男女之间收入差异就越小；而越是远离再分配中心，则基层官僚行为任意性越强，女性所受歧视越严重，从而男女之间收入差异就越大。[23]吴愈晓和吴晓刚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城镇中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进行了研究。[24]两项研究虽然都得出了非国有部门的性别收入差异程度大于国有部门的结论，但是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存在不同意见。例如，王天夫等人认为非国有部门由于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较远，因此性别歧视比国有部门严重；但是吴愈晓和吴晓刚指出，职业的性别隔离作用仅限于国有部门，它对非国有部门的收入分配和性别间收入差异没有影响。又比如，王天夫等人认为教育程度的高低对于非国有部门的女性与男性收入差距没有任何影响；相反，吴愈晓和吴晓刚指出，在非国有部门中，决定性别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恰恰是男女个体人力资本上的差异。

五、小结

尽管目前国内社会分层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水平、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范围上，都有了新的进展，但是，我们仍然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研究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第一，当前的社会分层研究理论探讨不够深入。多年以来，欧美社会分层领域的很多理论范式都断断续续地被引入中国，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社会分层学界对这些理论范式的掌握是不完整和不充分的。《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和《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这两本书几乎成了被引用最多的文献。据张乐和张翼的统计，从2002年到2006年5月，国内学术论文把《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一书列入参考文献的共有119篇。[25]与此相应的是，尽管出现了阶级分析范式的崛起，但西方社会分层研究中的诸多阶级分析范式［如戈德索普的新韦伯主义，赖特的新马克思主义，索伦森（A.Sorensen）的新李嘉图主义，格伦斯基（D.Grusky）的新涂尔干主义等］、组织视角［如巴荣（J.Baron）的工作组织理论］等很少在研究中被体现出来。

由于理论上的缺失和偏向，国内社会分层研究对于一些在理论前沿一直存在激烈论战的议题——比如关于阶级和地位群体的区分、关于“阶级死亡”的论战、关于阶级分析中真实主义和名义主义的争论等——都表现出某种“失语”的状态。这再一次提醒我们，如果分层研究只依靠方法上的精进，而没有相应的理论探讨的深入，就永远无法实现研究水平上质的飞跃。

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绝非是要“唯欧美社会分层理论的马首是瞻”，而只是想主张，借鉴欧美社会分层理论，有助于激发社会分层研究理论的想象力，有利于推动研究的深入。

第二，目前系统的社会分层研究范围还比较狭窄。近年来大部分的社会分层研究都在关注社会分层结构、教育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少数几个议题，而对于社会分层对健康、工作满意度、生活方式、消费模式、社会态度的影响等论题的关注严重不足。

第三，也许是因为中国社会分层的现象过于丰富，也许是过于关注理论上的“对话”，除了少数研究之外，近年来的社会分层研究很少就一些重大的理论议题展开论战，夸张一点说，在很大程度上处在一种“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这涉及学术共同体的产生和组织的问题，布迪厄在《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曾经指出,一个真正的科学场域，其实应是这样的一个空间，在这里，研究者们对各自所持异议的根据，对运用哪些方式途径解决这些异议，能取得共识，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共识。[26]如布迪厄所说，科学共识的前提是“异议”。没有异议，没有争论，就不会有科学共识。

以上简短的引言，最终是想说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层研究，必须立足于理论上的创新。而本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即是在阶级分析的框架下，引入新的分析范式，为认识和研究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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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部分的主要内容曾发表在《中国社会学年鉴（2007—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 冯仕政：《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载《社会学研究》，2008（5）。

[3] 参见林宗弘、吴晓刚：《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载《社会》，2010（6）。

[4] 张乐、张翼：《从结论看方法：社会学研究的现实性维度思考关于美国社会学者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讨论》，载《社会》，2008（1）。

[5] 参见张乐、张翼：《从结论看方法：社会学研究的现实性维度思考关于美国社会学者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讨论》，载《社会》，2008（1）。

[6] 孙立平：《利益关系形成与社会结构变迁》，载《社会》，2008（3）。

[7] 王天夫、李博柏：《平等主义国家理想与区隔主义官僚体系：一个社会分层结构的新模型》，载《社会》，2008（5）。

[8] 参见林宗弘、吴晓刚：《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载《社会》，2010（6）。

[9] See Erikson,R.,Goldthorpe,J.H.,Portocarero,L.，“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Three Western European Societies:England,France,and Sweden，”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79,30:415–441.

[10] 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1] 参见李路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革：从“决定性”到“交易性”》，载《社会》，2008（3）。

[12] 参见孙立平：《利益关系形成与社会结构变迁》，载《社会》，2008（3）。

[13] 参见朱旭峰：《政策决策转型与精英优势》，载《社会学研究》，2008（2）。

[14] 参见邵书龙：《社会分层与农民工子女教育：“两为主”政策博弈的教育社会学分析》，载《教育发展研究》，2010（11）。

[15] 参见钟云华、沈红：《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公平影响的实证研究》，载《复旦教育论坛》，2009（5）。

[16] 参见洪岩璧：《族群与教育不平等——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一项实证研究》，载《社会》，2010（2）。

[17] 参见吴晓刚：《1990—2000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学校扩招和教育不平等》，载《社会》，2009（5）。

[18] 参见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载《社会学研究》，2010（3）。

[19] See Adrian E.Raftery，Michael Hout，“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Expansion，Reform，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1921–75，”Sociology of Education，1993,Vol.66，No.1:41–62.

[20] 参见林宗弘、吴晓刚：《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载《社会》，2010（6）。

[21] 参见林宗弘、吴晓刚：《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载《社会》，2010（6）。

[22] 参见李培林、田丰：《中国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载《社会》，2010（1）。

[23] 参见王天夫、赖扬恩、李博柏：《城市性别收入差异及其演变：1995—2003》，载《社会学研究》，2008（2）。

[24] 参见吴愈晓、吴晓刚：《城镇的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载《社会学研究》，2009（4）。

[25] 参见张乐、张翼：《从结论看方法：社会学研究的现实性维度思考关于美国社会学者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讨论》，载《社会》，2008（1）。

[26]参见[法]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7]参见张乐、张翼：《从结论看方法：社会学研究的现实性维度思考关于美国社会学者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讨论》，载《社会》，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