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区要素禀赋

HO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取决于那些无法在国际上流通的要素禀赋，这其中我们可以区分三种主要类型的要素：土地（自然资源）、技术（人力资本）和劳动力。非人力资本保留在背景中，因为当前这一要素，不论是金融形式还是物质形式（机器），在国际上已经高度流通了，因此一国固定的资本“禀赋”有力地影响该国部门结构的情况已经较为罕见（Wood，1994）。如果一国由于较多拥有一种非流通的要素，从而在某种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并且能够获得必需的技术诀窍，那么该国通常能够获得所需要的资本，不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外。

非人力资本当然对增长非常关键，且其毫无疑问对部门结构有着影响。产品的资本密集程度不同，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与世界资本市场的整合程度较差。但是各部门要素密集程度的主要差异（在当前所分析的部门中，初级的、或多或少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主要在于它们对土地、技术和劳动力的使用，而非资本。此外，以下所要讨论的部门结构连续性和转变，似乎都不太可能受到国家间非流通资本禀赋差异的过多影响，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那就是基础设施。

禀赋组合的一个关键层面在于土地/劳动比，由一国土地总面积除以成人（15周岁以上）人口计算获得。土地面积显然不是自然资源可得性的理想指标，因为它无法衡量各国土地质量的不同。但这是一个无偏的指标，因为各国每平方公里土地所拥有的土壤肥力、水资源、矿产和其他资源，可以被视作一种随机抽样的结果，这一指标比其他衡量自然资源的指标，诸如耕地面积和矿产储量，具备更为可信的外生性。

一国要素组合的另一个关键维度是技术/劳动比，由一国成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以及由该国个人受教育年数总量所测算的技术禀赋）计算。受教育年数同样也与衡量技术的理想指标相去甚远，因为该指标既无法体现不同国家、不同时间在学校所学到的知识量，也无法测算人们在学校之外习得了多少技能。然而该指标是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对全世界范围进行分析时，所能获得的最佳指标，但我们在解读它的时候需要谨慎。

本章的实证分析仅限于在1990年人口总数超过一百万的国家，这些国家数量在本章所研究时期的末期是150个，包含了全世界99%的人口。在这段时期中，一些国家分裂了，最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和南斯拉夫，另一些国家则合并了。为了使这一时期的开始和结束能够互相比较，所涉及的国家数据被加总了。例如，将1985年的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以及2015年的前苏联成员国的数据合并在一起。最终的130个国家列示在统计附录（Statistical Appendix）中。^[3]

国家按照十个区域进行了分组。七个发展中地区与世界银行的分类紧密契合：两个在东亚（将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分开），两个在南亚（印度与南亚其他国家），拉丁美洲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东与北非国家（MENA）各一个。前苏联范围（FSS）地区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OECD被分为两个地区，西欧国家和日本为土地稀缺国家，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等为土地富足地区。为防止末期选择所造成的偏误，本章所划分地区的国家组成维持1985年的状态（例如，OECD不包括韩国和波兰）。本章中所有区域变量都是总量，基于跨国的数据加总，因此更多地受到各地区大国的影响（尽管如此，只有一个区域是由一个国家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以上：美国人口占到了土地富足OECD国家组的五分之四）。^[4]

图3-1展示了1985年的地区禀赋比率。各地区在横轴上可分为土地充足程度差异极大的两组：五个地区围绕在每百名成人拥有约1.5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一水平周围，而另外五个地区则是9平方公里左右。在每个组中，还有以纵轴表示的技术丰裕程度的排序，平均受教育年数从最底部的3年上升至土地富足OECD国家的12年。因此1985年地区间禀赋差异十分大，而单个国家间的差异则更为巨大，土地/劳动力比率低至中国香港的接近于0，高至蒙古的140，平均受教育年数低至也门的0.6年，高至美国的12.0年。

图3-1 1985年地区禀赋比率

注：成人被定义为年龄在15周岁以上的人口；土地面积来自“世界发展指数”；受教育年限数据来自Barro和Lee数据库v2.1（空缺的九国数据采用UNESCO的成人识字率数据填补）。

图3-2展示了地区禀赋从1985年到2010年间如何变动（2010年是本书受教育年数数据的最后一年）：各地区各年份的禀赋用该地区指标与世界平均值的对数比率来表示（因为比较优势取决于一国禀赋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在2010年，所有地区大致都位于各自在这一时间段起始时所处的相对位置（这样的情况至少可以追溯到1950年），尽管富裕国家人口增长率比贫困地区更为缓慢使得它们的土地富足程度向相反的方向变动，以及贫困地区的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相对增加。

图3-2　1985—2010年地区禀赋比率变动

注：数据来源与图31一致。各国、各年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均土地面积是根据相应年份世界（加权）平均比例计算的。

然而，受教育程度的变动是有误导性的：贫困地区入学率的提高是与平均教育质量下降相联系的，因此区域间工人技术的差异并未缩小（Pritchett，2013）。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实质性的教育进展，但对大多数国家来说，从区域的角度来看，相对禀赋的变化微乎其微：1985年与2010年国家间数据的相关系数，平均受教育年限是0.94，每名成人所拥有土地是0.98。因此，这段时期中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不太可能是由相对禀赋的变化所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