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端与超越

在我当初设计研究计划时，我仍以一种惯常信念为指导。这种信念认为，将历史构想为一个有意义的、沿着一条单向时间路线前进的过程，这是以色列人和基督教徒取得的伟大成就，他们在创构这种历史观时深蒙那些启示事件的眷顾，而异教徒则因未获启示，永远无法摆脱时代循环论。我发现，这种单线历史建构，即从秩序的神性宇宙起源到作者所在的当下，是由古代近东诸帝国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时代末期发展出的一种符号形式；这时候，那种惯常信念就必须得抛弃了。我给这种形式起名为历史创生论（historiogenesis）。

这项发现严重影响到研究计划。问题不仅仅在于一项常规的假定如今被证伪。这是由于，那种单线历史（我原本认为，这种历史，连同对其意义的各种强调，是由各种分化事件产生的）原本只是一种宇宙论的符号化表达。而且，这种符号化表达还成为延续了数千年的常态，从它起源于苏美尔和埃及社会开始，经过以色列人和基督徒的完善，直至19世纪的各种“历史哲学”。

这些事实引发了许多迄今未曾被提出的问题。例如，如果“单线历史”这一符号化表达（它在当下达到高潮）能产生于有关一个受到威胁并得以保存的宇宙论帝国的经验，那么在帝国的建立背后，是否可能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在存在中的飞跃”？反过来说，精神突进是否可能具有某些帝国因素？当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后来的那些变体不仅延续了该符号化表达的总体构想，而且还延续了它所建构的某些细节，此时，诸如此类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尖锐了。简而言之，为了使一条单一的意义路线能从一片事实上包含若干条此类路线的领域之中浮现，需要用到选择和忽略资料，以及重新安排其时间顺序的技巧：例如，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前面提到过的对历史的粗暴歪曲和篡改（这些如今被称为“解读”），与在苏美尔列王表中的状况是一样的。如果这一点属实，那么随之而来的难道不是这样一个问题：在各种历史创生论建构之间，在启蒙进步主义、孔德主义、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发生的激烈斗争，如果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教条之争，是由带有帝国意图的猜测者以最好的宇宙论风格来进行的，那么，在现代性中真正现代的是什么？不过，诸如此类的问题，只有在历史的总体结构（它构成这些问题的背景）得到充分澄清后，才能得到解答；纵观历史，与具有分化效果的意识所取得的有意义进展相伴始终的，是对某种“宇宙论”符号化表达的同样有意义的坚持，这一点便提示了上述背景性结构。

历史的这种独特结构，起源于人的意识在分化过程中的分层化。由以色列先知和古希腊哲学家发现的关于生存的真理，尽管在出现的时间上晚于关于宇宙的真理，但并不能完全取而代之，因为那些新洞见在间接地影响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实在所呈现的影像时，仅仅与人对其生存张力的意识直接相关。在启示的过程中，隐匿在宇宙内众神背后的神，会使自身或显现在视觉与听觉经验中，或显现在“温柔静谧的声音”中，或显现在探索者的沉思性探求中，从而在他的未知特性背景下得到认识；与此同时，对这种显现有回应的人开始将他的回应视为参与神性实在的行为。他在其人性中发现那个既是神的显现所发生的处所，又是这种显现的感受器的东西；他找到诸如psyche（心灵）、pneuma （灵）或nous（灵魂、理智）这样的词语，来对这个东西加以符号化表达。当他参与到某个神显事件之中时，他的意识获得知性光辉，认识到他自身的人性是由他与未知神（the unknown god）的关系构成的，后者在这个人灵魂中的运动性显现激发出那种回应运动。我已尽可能严格地界定该事件的结构，以便表明，由此产生的洞见实际上仅限于非常狭小的区域：新的真理与人对其人性（处于以神性本原为目标的参与式张力之中的人性）的意识相关，而与超出这片有限区域之外的实在无关。

那些精神突进的承载人并不总能认识到直接受分化过程影响的这个区域所受到的紧密限制。这是因为，意识的分化间接影响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实在所呈现的影像；热切寻找真理的人们有时倾向于将他们相信自己已感知到（但并不总是正确地感知）的那些衍生效果视为直接的洞见。在历史上，这种由那些事件带来的衍生影响确实曾给人以深刻印象：由启示和哲学带来的真理对那些宇宙内众神来说是致命的；将这些神从宇宙中移除，这造就了一个去神化的、有待科学加以探索的自然。然而，尽管这些结果证明，意识在人关于实在的经验与符号化中具有核心地位，但它们不应掩盖如下事实：对生存真理的分化并未取消该事件所发生于其中的宇宙。不过，就宇宙的生存与结构而言，它被体验为由神创造出来并塑造秩序的。这种新真理会影响对宇宙内神灵的信仰，使人不再将它们视为对宇宙论神性实在的最充分的符号化；但它无法影响对神性实在的经验，这种实在是宇宙中的创生力量与塑造秩序的力量。因此，当关于生存的真理进入一个漫长的过程，旨在发展出对其加以充分表达的符号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与“宇宙论神性显现”这个问题相调和的各种努力。隐匿神（或者说未知神）将自身启示在灵魂的运动中，将要被认作造物神（creator-god），而所有其他神则变成伪神，例如在以色列那样；或者，他将要被认作最高造物神（creator-high-god），作为与所有其他神相对的最高神（summus deus），例如在埃及的阿蒙赞美诗中那样；或者，他将被允许与宇宙内神灵们共存，例如在印度教中那样；或者，他将被识别为真正的最高神，居于奥林匹斯众神之上，甚至居于哲学家的神话所描述的众神之上，例如在柏拉图或普罗提诺的思想中那样。但是，就像在某些灵知主义运动中那样，他也能变成神之灵的火花在人通过死亡逃离宇宙这所监狱时（它是由一位恶神为了困住这道火花而创造的），所复归于其中的善神。因此，这片领域呈现出相当丰富的多样性；但无论选择什么，最终形成的符号化表达都必须能表达关于神性显现的经验，是神不仅在灵魂中，而且是在宇宙（它具有在时空维度中的生存与秩序）中显现的经验。

正如这些例子所示，这个问题的产生并非来自以20世纪的高明历史知识为基础进行的回顾；它是在那些神显事件中发生分化的意识的一部分。而且，这些事件的参与者除了提出他们的具体解决方案外，还发展出用于阐述该问题之结构的基本符号。根据以色列、基督教和古希腊的资料，对该结构的这种符号化可以概述为如下形式：

神性实在，即《歌罗西书》2:9的theotes（神）——

它由对宇宙万物的超越，由柏拉图意义上的epekeina（超越），推动人的意识——

它也由宇宙的开端，由《创世记》1:1意义上的bereshit（开端），创造与维系宇宙。

超越与开端的说法，阐述了人们体验神性实在所遵循的方向，至今仍是对该问题无与伦比的精确表达。

尽管各种启示事件（例如约翰的启示），都梦想将宇宙转化为神之下的非物质实在，但是当那些精神突进发生时，宇宙事实上并未消失。相反，随着意识通过那些神显事件而变得明晰，它对实在的符号化就必须同时容纳超越与开端。然而，神性宇宙开端要求通过某个创世叙事、某种宇宙起源叙事来进行表达。因此，我不得不得出如下结论：关于宇宙起源的神话将如同宇宙一样永不消失。任何试图战胜或抛弃这种神话的努力均犹如魔法，由某种旨在摧毁宇宙本身的启示式欲望所推动。

这个问题对关于神话的理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我只是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才逐渐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我原先曾以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诸帝国的符号化表达作为原型，将神话视为“宇宙论的”。随着丰富多彩的神话现象一个接一个为我们所知，上述这种看法即使在《秩序与历史》前三卷的语境中也已显得过于狭隘了。除了近东诸帝国的宇宙论神话之外，还必须考虑到由荷马和赫西俄德提出的、有着不同结构的非帝国神话；而且，还有古希腊民众的神话，有别于悲剧诗人的神话；随之而来的是柏拉图创造的哲学家的神话，其巅峰之作在于《蒂迈欧》中关于宇宙的非宇宙论神话；此外还有以色列的《创世记》中的大量神话，它带有一种与帝国的宇宙论形式进行了划时代决裂的宇宙起源论（cosmogony）。如今，历史创生论的符号化表达及其起源、持续与畸变问题，进一步加长了这份长名单。在此情况下，更为可取的是，放弃个别界定的方法，尝试做出概念上的区分，这样至少可以为历史的结构这一受到严重忽视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理论秩序。

这项任务并不像听上去那么艰难。为了与研究原则保持一致，我们所必须做的仅仅是让理论线索从秩序的历史中产生，同时不让各种特异观念扰乱这个过程。我曾提到过那些决定了该问题之结构的历史资料。它们是：（1）超越与开端，自远古时代以来，它们就作为符号，表达了人们体验神性实在的显现所遵循的方向；（2）宇宙起源论，作为符号化表达，它表达了关于神性宇宙开端的经验。如果这些资料得到接受，那么，在没有新术语的情况下，就将有必要用“宇宙起源论”或“宇宙起源神话”来作为一般性的概念，泛指所有由这样一种经验（对形成宇宙的神性本原的经验）所产生的符号化表达。于是，这个概念将不仅适用于在古代近东各个帝国社会中发展起来的神话——猜测形式，而且也适用于各个前帝国的部落社会中更加紧凑的符号化表达；不仅适用于以严格意义上的宇宙论形式（神性的显现在其中被以符号的形式表达为宇宙内众神）出现的宇宙起源论，而且适用于另一种宇宙起源论，在其中，这些神已或多或少地受到那些精神突进的影响，后者将神性实在定位于所有此世事物的超越。

这个概念将会使该问题的演变机制变得可理解。尽管宇宙起源论是一种常态，但其符号化的方式则受到日益明晰的生存意识的影响。那些从超越方向照亮意识的神显事件，影响到对开端的符号化，从而在历史上创造出另一片分化领域。通过对经验与符号化这两块区域之间的这种张力，择其一二典型表现加以评论，这个问题的规模将得以初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