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的张力——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

该张力的古典表现是柏拉图所创造的哲学家的神话。一方面，柏拉图感受到，传统的众神同灵魂（它具有由爱欲推动的意识）所体验到的神性实在处于十分严重的冲突中，以至于他要求实行严厉的教育措施，以便抵制旧神话带来的失序后果。另一方面，他注意到，由理智高处（noetic height）与无定深处（apeirontic depth）构成的神性奥秘，限制了哲学家对实在的探索。由于哲学家无法超越这些限制，而是必须在由它们所划定的居间中运动，因此，哲学家所做工作的意义依赖于某种由关于宇宙中的神性显现与运作的洞见构成的氛围，而此氛围只有那种神话能提供。柏拉图对此困局的解答是，创造真实故事（alethinos logos），即关于众神并能主张自身真实性的故事，如果它合乎关于秩序（由以神性超越为目标的爱欲张力在人的灵魂中创造）的认知性意识的话。

柏拉图对这种冲突的感受，连同对苏格拉底在世期间的记忆，富于严肃甚至是生死攸关的色彩。一代人之后，柏拉图对该冲突及其本性的阐释已成为一项历史事实，而这场斗争的激烈程度则大幅降低。重点转为从神话向哲学的转变，这是一项有待描述与分析的历史事件。亚里士多德已能承认，爱神话者（philomythos）与爱智慧者（philosophos）同样致力于对本原的探索；在赫西俄德宇宙起源论中，神性创世力量被符号化为众神，亚里士多德能从中识别出存在的永恒本原，这与哲学家所体验到的、作为其灵魂之理智性推动者的本原相同。因此，在观察到宇宙起源论在历史上先后采用过的符号化形态（宇宙内众神与位居超越的未知神）后，宇宙起源论本身的问题便开始从中涌现。

然而，无论是在亚里士多德还是柏拉图那里，该问题均未完全涌现出来。对宇宙的原初经验极为强势，以至于关于开端本身的经验依然陷于紧凑形态之中。当关于生存的真理使宇宙内众神不再有效时，就有必要对宇宙起源论加以再符号化；但是，以超越为方向对意识进行的分化是程度有限的，而哲学家对Nous（灵魂、理智）的分化显然无法强制达成与原初经验的彻底分离；看起来，只有关于具有绝对创造力的超越的经验才能深入消解那种紧凑性，使具有绝对创造力的开端得以显现。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宇宙论形式的宇宙起源论已不再能被接受，但关于生存的理智性明晰并未带来某种具有绝对创造力的开端作为替代品。于是，意在应对这些问题的符号便呈现出奇特的模糊性。亚里士多德的宇宙根本不需要一个开端；它的生存与持续得到神的支持，对此加以表达是难免的，而这能通过“无限持续”这个模糊的符号化表达得到满足。出于相同的原因，柏拉图的造物主（Demiurge）也无法具有绝对创造力。《蒂迈欧》中的造物主受到宇宙的命运（Ananke）约束；他并不创造宇宙，其行为仅限于将形式施加于已有的质料上。然而，尽管这些符号仍受原初经验的束缚，但它们的模糊性恰恰反映出正在分化的意识对宇宙起源论维度下的实在及其符号化造成的影响。

接下来，在处于以色列历经千年的意识分化背景下的犹太教——基督教环境中，该问题得到了更加精细的阐述，至少是就其中某些方面而言。在此环境中，对宇宙的原初经验很早就因摩西关于神性实在的经验及其符号化而受到决定性的动摇，他将神性实在体验为“荆棘丛情节”中的“我是”（I am）。这种经验使神性实在的更深刻层次，即其绝对存在，变得直接可见，从而绕开了古希腊哲学家对表现为宇宙秩序之源的神性实在的关切。进一步来说，创世行动被强有力地符号化为一种神性行为过程，一直延续至那位历史学家自身所在的当下，尽管所用语言仍然带有宇宙内众神（它们围绕着创造了天与地的唯一神）的痕迹。最后，创世行动的实质是“言语”（word）。自开端起，实在就是神的言语，前后相继地说出存在所经历的演变，从物体到植物再到动物生命，直到神的言语说出人——通过家族长老与先知这些人，人在历史中用他的言语回应由神说出的言语。由此，宇宙的实在就变成一篇由人来讲的故事，他以有回应的方式参与到由神所讲的故事中。在古希腊语境中，对实在与如实描述实在的言语之间紧密关系的感受产生了aletheia的双重含义——实在与真理；在以色列语境中，这种关系被追溯至它的源头，即具有神性创造力的言语——实在。当人阐述他关于实在的意识时，人的言语就从作为神的言语的实在中涌现。点出这套符号集合就够了，否则便是不谨慎。在这些符号的以色列语境中，它们并没有标示出哲学家对实在的结构进行的分析所历经的步骤；它们确实仅仅是一套洞见，相互之间的一致性有赖于对关于实在的真理获得准确的、前分析性的把握。不过，就宇宙起源论问题的特定分化形式而言，它们依然是强有力的前提条件，而这一背景的缺失则会使该问题变得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