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东发《中外出版史》笔记和课后习题(含考研真题)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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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篇 中国出版史

第一章 古代出版(上):竹木简牍时代(上古—1世纪)

1.1 复习笔记

【知识框架】

【重点难点归纳】

一、文字的产生及图书的起源

1.文字的产生

(1)文字产生的过程

“有声无言”阶段

人们只能靠声音或动作来表达感情,与其他动物并没有很大的区别。

“有言无文”时期

人们可以利用口中发出的不同的声音来表达感情,即出现了语言,人与人之间可以互相对话、沟通思想、交流经验。但是,此时文字还没有出现。

文字出现

语言出现以后,在语言和实物的基础上,又经结绳记事、契刻和图画三个阶段,文字才得以产生。

(2)文字产生的传说

关于文字的产生有很多传说,最常见的是仓颉造字。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文字的出现,是人类从野蛮时期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古人在长期劳动实践过程中逐步创造的,它是集体经验积累的结果,绝不可能是一人一时的功劳。

而关于文字产生的年代,学界现在也未有定论。我们只能依据社会历史背景,以不断发现的地下文化遗物为证加以推测。1988年,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内,出土了一批甲骨,据测定与校正,这批甲骨的时代距今约8000年。也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早的文字。

(3)文字产生的意义

文字的出现拓宽了人们传递信息和交流思想的方式,使人际交流和群体交流更加便捷,同时也使得人类优秀的文化传统得以流传后世。

2.图书的起源

(1)河图洛书说

中国最早的古籍《易经》有“河出图、洛出书”的记载。另一部古籍《尚书》中也有同样的说法。有人进一步解释说:“伏羲统治天下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

启示:在文字发明以前,就先有了图画和一些简单的符号作为传播信息的工具;我国文明的最早发生之地是在黄河、洛水一带的中原地区。

(2)伏羲产生说

关于伏羲造书的传说,多种史籍都有记载。根据唐代的司马贞在补《史记·三皇本纪》中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黄河流域远古社会从野蛮进入文明的具体情景。“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标志着伏羲时代人们已开始创制文字、制造文书,准备接受文明的洗礼,告别结绳记事的历史。

伏羲造书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古时代的现实。但这毕竟只是一个传说,还缺乏科学依据。

(3)夏代产生说

尽管至今未发现夏朝的文字和文献实物,但根据其他文献判断分析,可以得出以下推论:在夏这一历史时期即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完成了由文字到文献典籍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其论据如下:

《史记》和《竹书纪年》都载有夏代帝王的世系表,尽管两者的记载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这说明两者是以同一份原始文献记录为依据的。

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多士》中有这样一段人们经常引用的文字:“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说明夏商更迭之际已有典册。

据古籍记载,夏代典籍有《夏书》、《夏时》等,《左传》、《国语》、《墨子》等多次提到《夏书》并引其文。

夏代已总结出天文历法和农业知识。

有关夏末地震和陨石的文字记录。

夏末有太史和典籍等文献记载。

殷墟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它一定经过了比较长期的发展。

(4)殷商产生说

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书籍产生于殷商时期,理由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掌管图书的人员——史官。但是,图书的产生应该早于掌管书籍的史的产生,因为没有书籍,何来史官?

(5)春秋末年产生说

春秋末期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出现了学术下移与百家争鸣,并且兴起著书立说之风,因此,有学者认为图书的产生年代应是春秋末期。春秋时期是图书写作、生产、传播的一个繁荣期,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为此前就没有图书存在。

3.早期的文字记载载体

(1)甲骨和甲骨文

甲是龟甲,契刻在龟腹甲(少数刻在背甲)上的文字称为甲文;骨是兽骨,骨(主要是牛肩胛骨或鹿头骨)上契刻的文字称为骨文。甲文和骨文合称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朝后期的一种文字记录,发现于商后期盘庚迁都至殷(今河南安阳小屯)的废墟遗址,因而又称殷墟甲骨。其内容主要是殷王朝的占卜记录。甲骨文又称殷墟卜辞、甲骨刻辞、殷墟书契等。

(2)青铜器和铭文

青铜器

青铜器的出现是我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之一,这意味着人类由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标志着社会向前发展了一大步。青铜器在书史上的意义主要体现于它的铭文。

铭文

古人在制作青铜器时,往往在上面铸刻一些文字,这种文字称为“铭文”。因为青铜器是用金属制作的,所以青铜器铭文又称金文;又因为这些文字是铸刻于钟、鼎、彝器上的,所以又被称为钟鼎文。铭文多刻于器底或器壁上,也有少数是铸刻于铸器的盖内、柄把或耳、口上的。

由于铭文内容关系着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记载着许多重大事件,它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历史文献。现存青铜器铭文最长的是西周时期的毛公鼎,上面的铭文长达497字。

(3)石刻文书

现存刻石实物中,最早的是唐代陕西凤翔县出土的春秋时期的石鼓。

古代天子与诸侯之间、诸侯相互之间及诸侯与士大夫之间为了在政治利益上相互约束,经常把向神盟誓时的话刻在玉石上,这种文书又称“盟书”。1965年冬,山西侯马晋国都城遗址出土大批盟书,其中最大的长32厘米,宽3.8厘米,形态规整,呈深灰色。据考证,这是春秋时期盟誓活动的“盟书”,被称为“侯马盟书”。

而古代的刻石文字保留至今且影响比较深远的则是儒家经典的刻石,其次是释、道的经典刻石。

(4)竹木简牍及其影响

竹木简牍

写了文字的竹片称为简,写了文字的木板称牍。竹木简牍流行的时间长达数千年,经过三国、两晋,纸被广泛用作书写材料之后,简的使用才逐渐减少。直到东晋桓玄下令“以纸代简”,我国古代书史的简牍时期才宣告结束。

古简,是研究简牍时期图书的内容和形式的实证。而简牍制度是我国最早的书籍制度。

竹木简牍的影响

a.图书的计量单位称“册”,文章的计量单位仍称“篇”,许多从竹、从片、从木的字都与书籍有关,如籍、簿、笔、符、笺、笈、籀、版、牒、牍、本、札、检、榻、檄、椠。

b.不少词汇和成语反映了竹木简牍的深远影响,如尺牍、三尺法、版图、检署、杀青、汗青及罄竹难书、入木三分、学富五车、汗牛充栋、连篇累牍、断简残篇、韦编三绝等。

c.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的书籍都是直排文字,由上至下书写,从右到左排列,这种行文格式就是来源于简策。

d.发展到卷轴制度和册页制度以后,要在纸上打出宽窄与竹简差不多的行格。

e.今天的衬页和环衬与“赘简”之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5)帛书

贵重的丝帛除用于书写一般文字之外,还有其特殊用途,比如丝帛可用以绘画、绘制地图、绘制简书中的附图、记载有纪念意义或重要的事情等。

现今所见到的古代帛书,最早的是1942年在湖南长沙发现的一件战国时期的帛画,其次则是两汉、晋初的遗物。仅从内容分析,已发现的实物大致可分为信件、绘画、书籍三种类型。

二、上古至西汉的图书出版业

1.上古至秦朝的图书出版业

(1)殷周时期的图书出版业

我国在殷周时期已经有早期史书和诗书的著述和编纂活动,但这一时期“学术统于王宫”,著书、编书、藏书以及利用书的人大多是王室诸侯阶层的史官、采诗官、乐官等文化官员,范围极为有限。编辑出版活动主要体现的是统治阶层的意志。

(2)春秋战国时期的图书出版业

春秋战国时期的图书出版业概况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开始发展,进而推动了学术文化的普及和文化思潮的发展。这一时期学术风尚非常良好,著书立说也成为风尚,出现了一大批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涉及哲学、历史、教育、文学、军事、医学和农业等各个方面,并出现了一次影响比较深远的编辑出版活动——孔子整理删定《六经》。

孔子与《六经》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曲阜人。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他搜集鲁、周、宋诸国文献档案,并以此作为教本,进行讲学。

孔子先后整理、删订了六部著作,即《易经》、《尚书》、《诗经》、《礼》、《乐经》、《春秋》,这受到封建统治阶级重视,被奉为“经典”。这六部书,也是儒家思想的代表著作。孔子的这次整理删定工作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次重要的图书整理、出版活动。

书同文与焚书坑儒

a.书同文

“书同文”就是针对文字异形采取的统一文字的措施。

文字异形与迅速发展的经济文化是很不适应的,对于封建国家的统一也极为不利。统一全国后,秦始皇即命李斯等人校定文字,依古籀文,创制出一套笔画字形相对简省整齐的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

秦以后,六国文字中与秦篆异形的字基本上绝迹。小篆以外,秦始皇还采纳了程邈整理的隶书,隶书对篆字作进一步改进,笔画由圆变方,书写省便,更适于官方文件应用。于是,隶书很快就代替了小篆,成了普遍通行的一种文字。到了汉代,隶书还继续广泛使用。

b.焚书坑儒

公元前213年,李斯建议废私学,除史官所藏秦国史记以外,别国史记一概烧毁;除博士官所藏图书,私人所藏儒家经典及诸子百家书一概送官府焚烧;民间的书籍,除医药、农书、占卜之类以外,概不许收藏,违者及议论《诗》、《书》的人一律处死,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实行禁书法令,并于第二年活埋了460多个儒生、方士。

焚书坑儒实质上是专制主义封建思想在文化上的必然反映。文化上的专制是此后2000余年封建统治的必然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积极的作用。但秦始皇不是用发扬一种文化来进行文化专制,而只是一味地用焚书坑儒这一野蛮的手段去打击异己文化,结果使中国文化蒙受了巨大损失,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2.西汉的图书出版业

(1)西汉的图书出版业概况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及文化事业的繁荣,西汉旧有的图书收藏日渐增多,同时,新的学术著作也出现了不少。两者汇集起来,反映了西汉时期图书事业的发展。

“以经断事”成为西汉时期政治生活的风气,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大多以阐发、解释儒家经典为己任,因此儒家著作激增是这一时期图书出版事业的重要特征之一。

私人藏书在西汉也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西汉末年,西汉一代聚集起来的图书遭到王莽之乱的浩劫,图书事业的发展再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

(2)西汉政府的整书校书工作

西汉政府的整书校书工作概况

西汉政权建立后,就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图书编校工作。由于当时对兵家较为重视,对兵书的编校活动也较多。

公元前26年,皇帝诏令由刘向统领,组织专家学者对国家收藏的图书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进行的古籍整理工作,并编制了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综合性图书目录《七略》。

刘向父子的图书编校活动

a.刘向整理藏书的步骤

首先将政府所收藏的一书的不同本子汇集起来,同时广泛利用私人和政府其他部门的藏本,进行比勘选择,剔除重复,挑选出一个比较好的写本作为正本,用其他的本子与之校对。将每一篇的文字校对完毕后,抄写清本,撰写一篇叙录,说明本书撰者生平事迹、全书内容大意及校对、缮写情况等等。

b.刘向父子图书编校活动取得的成就

刘向去世时,这一工作尚未完成,由其子刘歆继任其事。经过20年时间,刘向领导的政府校书整书工作完成了,一共整理了13269卷,596家。西汉一代的国家藏书最终得到了全面而系统的整理,这也标志着西汉图书编辑出版事业鼎盛时期的到来。刘向、刘歆父子编辑校定的图书,从学科内容和品种数量上看,几乎包括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古籍;从分类体系和校勘质量上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刘向父子称得上是“我国编辑出版工作的奠基人”。

c.《别录》和《七略》

刘向、刘歆父子在编校群书的同时,又相继编撰了综合性藏书目录——《别录》和《七略》。据后世文献记载,刘向在编撰叙录时,除将其随书抄录献给皇帝外,又“别录”了一份并按类汇集起来,称之为《别录》,其后刘歆又将其简编为《七略》。《七略》大约完成于汉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是当时西汉政府藏书的一个总记录。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中对《七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

(3)西汉时期的图书流通

两汉时期图书贸易正式开展起来的标志是书肆的出现。西汉末年(公元1—8年)和王莽的新朝时期(公元9—23年),中央太学的规模不断扩大,太学生的数量也空前增多。在这种环境下,在长安太学附近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书籍集市——槐市。

与民间贩卖者经营的书肆不同,槐市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定期举行,集市每半月一次;参与主体身份比较集中,都是长安太学生;买卖物品并不局限于图书,而是包括了“笙磐乐器”及各地特产等物品;有交往论学的功能;受到政府的直接影响和监督,政府设有专门的机构管理槐市。

槐市不仅对当时的官方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更促进了图书流通和贸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