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为客天涯
江西·龙南围屋
福建·永定土楼
就在客车转弯的一瞬间，突然有张脸在我眼前一闪而过。
虽然只是一瞥，但我已看清了他的神情：肌肉僵硬，目光拘谨，勉强挤出的笑容呆滞而郑重。这是一位相貌再普通不过的乡间老汉，六十多岁，穿着一件领口翻卷的蓝色旧中山装。
关于他，应该还有更多的信息，如今都以印刷体标注在他的右侧——我所看到的，是一张粘贴在电线杆上的寻人启事。
令我惊讶的是，我并不是第一次看到这张黄色纸片。对，它曾经出现在龙岩。我能够确认，它与我两天前在龙岩汽车站外墙上见到的那张，出自同一台打印机。
客车开向龙南县城。龙南位于江西省最南端，距离广东只有几十公里，龙岩则属于闽西。从龙岩到龙南有四百多公里，也就是说，寻找者相信，走失者完全有可能消失在千里之外。
赣南与闽西，都是客家人最集中的地区，而这张从龙岩追踪到龙南的寻人启事，坚韧地对世人宣告：客乡又有人重新出发，恢复了“客”的身份——很抱歉，除了瞄过几眼照片，我并未细读上面的文字，不知道老人的失踪究竟是缘于理智还是病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与家之间已经相互失落；或者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又一次将家远远地留在了身后，孤身一人踏上了吉凶未卜的陌生道路。
就像过去千百年间，曾经来往于这片土地上的无数过客那样。在这个早春，从闽西到赣南，这一路上，我也是一名行色匆匆的过客——一名追寻着昔日过客遗迹的过客。
庭院东侧有口两米见方的方形古井，井壁光滑，井水清冽，细看之下，发现居然还悠然游弋着几尾小小的锦鲤。
尚不及赞叹主人的雅致，讲解员的几句话便改变了我的心情：“养这些鱼是防止被人投毒，只要鱼活着，这口井里的水就还能喝。”
暗叹一声，抬头再看这座老宅时，竟感觉阴云密布；梁柱檐角，所有的木纹砖隙都无声无息地散发着冰冷的杀气。
关西围，龙南最著名的客家围屋，此刻，我就站在祠堂前的门坪上。在此之前，我已经去龙岩的永定参观了土楼；与围屋一样，那也是客家人最有特色的建筑。尽管围屋与土楼在外观和材质上有明显不同——围屋以方为主，而土楼多为圆形；围屋外墙土砖混合，土楼为土木夯成——不过它们给我的第一印象毫无差别，带来的都是一种紧张，压抑，甚至不祥的气氛。
每座围屋或者土楼都是戒备森严的武装城堡。它们用厚达一两米的土墙（墙土掺入红糖糯米浆，连铁钉都难以钉入）或是坚固的岩石青砖，把自己密不透风地围护起来。不仅将进出的门户降低到最少，还把实心门板包上厚铁皮，纵横插几排粗大的门闩，并在门框上方砌下能浇灭敌人火攻阴谋的水槽。窗与门同样是最薄弱的部位，所以宁愿牺牲采光，所有窗口必须高悬而窄小。居高临下的还有另一种洞窍，瞭望孔与枪眼，开凿方位经过精密计算，火力彼此交错，不允许出现任何盲区。如果是围屋，还可以在四个墙角筑起炮楼……围屋或者土楼的主人，竭尽了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手段；在初级火器阶段，这种努力相当有效。
但他们从未因敌人的退却而放松警惕，而是随时等待着下一轮攻击。只要门外响起节奏异常的脚步声，梅花形的瞭望孔后便会有眸子蓦然闪亮，猜疑而谨慎，对任何一个试图靠近它的外人表现出强烈的敌意。
直到今天，我在进入被开辟为旅游景点的土楼围屋时，还时常会有这样的想象：我的所有举动，都在许多双隐形眼睛的监视之下；而我的后背，则始终被一杆不知架设于何处的黝黑枪管幽灵般地瞄准着。
对待朋友，客家人其实是热情友善的，如此想象或许只是我个人的错觉；但楼屋中客家人的对话，却令我愈发加深了这种想象。
我很难形容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柔韧，阴凉，湿润，音调总是在出乎意料的地方转折，就像一条时隐时现，穿行在密林深草中的扭曲山溪。最重要的是，同为南方人，而且彼此邻省，我竟然难以听懂任何一个字。与在北方游历时相反，这种听觉上的隔阂，令我沮丧地发觉自己没有丝毫混入他们生活的可能性：对于外人，他们的方言诡异而封闭，完全能起到暗号、隐语，甚至密码的作用。只要一开口，他们就能够区分异己。
但同时我又清楚地知道，异化的反而应该是我自己——我几乎完全听不懂的客家话，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最传统、最正宗的中华语言。很多学者认为，客家话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周朝。有一个最简单的证据，用客家话诵读《诗经》，要比普通话顺畅得多，尤其是艰涩的大、小雅，在客家人嘴里，诘屈鳌牙的韵脚如同枯树上迸开的一朵朵蓓蕾，将风干几千年的文字还原得珠圆玉润。
假如周文王或者姜子牙复活，站在楼屋里，他们想必不会如我这般茫然，甚至还可能用单音词愉快地互致问候——很多只残留于典籍上的老词汇，客家人至今仍在使用；在客家地区，连一口锅、一捆柴，都可以用来注解古汉语词典中的某一页：“镬”“樵”。
在客家楼屋中，我试图寻找这种封存时间的力量。很快，我发现了，那是一种向下、向下、再向下，直至深入地底的姿势。
是承启楼给了我这种感觉。走在楼中最高的那层回廊上时，我隐隐有种被卷入旋涡的眩晕。首先失去的是方向，一圈一圈的盘旋中，再分不出东南西北；而无论我有意还是无意地回避，视线总是不由自主地被引向楼底中心。
永定乃至整个闽西最有代表性的客家土楼承启楼，是一座直径63米的圆楼，号称“土楼之王”。由外到内，全楼由三圈从四层、二层、一层，依次矮小的同心圆楼相套合成。从高处俯视，这三个由高到低的圆环，就像一枚巨大钻头的螺纹，螺旋着扎入大地深处。
三环环心的钻尖，也就是吸纳所有视线的焦点，是一间小小的砖墙瓦房。
这间被重重围护的小圆房，是承启楼的心脏；里面香烟缭绕，供奉着楼中所有居民的共同祖先：承启楼共有三百多间房，鼎盛时住过六百多人；而每个房间的户主都姓江，血管里流着相同基因的血。
此次行走，我先后出入过数十幢客家建筑，虽然方圆不等，特征迥异，但任何一座宅院的中心正位，都安放着祖宗的牌位，无一例外。
如此格局，尤其是承启楼那种多层圆楼的设计，很容易令我得出这样的结论：祖宗，是客家人的信仰和灵魂；客家人活着的第一目的，几乎就是保护和延续宗族。祖堂，不就是一粒在高墙拱卫之下，深埋入地底的种子吗？祖先留下的客家话，自然就是召唤这粒种子破土而出的古老咒语。“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失去几块田地不要紧，只要种子在，维持种子活性的语言在，随时随地都能够再次发芽，长回一棵参天大树。
围绕着祖堂的所有楼圈，恰好构成了大树的年轮——客家人的楼屋，尤其是圆楼，在建造之初就留有余地，随着人口的增加，能一环一环不断向外扩建。
环环相套的楼圈还令我想到了罗盘。客家人对风水的重视在世界上数一数二。江西人为何被称为“老表”有多种解释，其中之一就是说江西人，特别是赣南客家人痴迷风水，经常随身携带着观测方位的罗盘——民间也叫作表，久而久之，便出现了“老表”这个带些戏谑的称谓。
然而，风水之于客家人，以我的理解，趋吉避凶还是第二位的，终极目的不如说是一种远隔万里的呼应和归附。
罗盘的每次旋转，都寄托着一个宗族的殷切期待。据说每只罗盘的指针都带有来自陨铁的神秘磁性，能够破解草木与沙土的种种伪饰，从而探测出峰峦河谷的真身；他们希望借助罗盘得到一双慧眼，最终找到那条潜行在中华大地上的巨龙——寻龙，这就是风水先生对自己事业最倨傲的介绍。
寻龙之后便是点穴。随着风水先生的一声轻咳，一根带着露水的竹枝被插入地面，从此又有一群人走出歧途，重新回到了这条巨龙的骨节上。
这条想象中的龙脉，就是客家人迁徙时的路标，无论走得多远，只要始终把自己与龙脉维系在一起就不会迷失；而且，从理论上说，如果沿着龙脉倒走，还有可能找回自己从前的脚印，一站连着一站，直至回到最初的起点，永恒的故乡。
据说客家人建房，必须加入一块故乡祖宅中带来的砖瓦；被比喻成年轮的楼屋，同样也可以比喻成客家人用祖宅的砖瓦在异乡水面上激起的一朵朵涟漪——那块砖瓦的位置是客家最大的秘密，绝对不能让任何外人得知。
不过，风水毕竟有些虚幻，很多时候，来龙去脉与祖宅砖瓦仅仅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很多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自己坚守的脉络其实形迹可疑，甚至早就断裂在了某个杂草丛生的荒原。
在龙南另一座客家围屋燕翼围，我有幸结识了建造围屋的赖氏后人。在他那间光线有些不足的客厅中，我有点冒昧地问起了赖氏的源流。
我的本意是想了解他们家族南下的具体时间和路线，但主人的回答却出现了长达几千年的空白。除了告诉我赖氏原来是春秋战国时的一个小诸侯国外，他再也没有给我更多明确的信息。
当然，这样的回答也可能是出于对陌生人的戒心。我相信，假如摊开赖氏族谱，我应该能找到精确到年月日的记录——不必怀疑族谱的存在，三代不修谱，在客家已属莫大的不孝。
但是，我记起了民国军阀杨森认祖的经过。
杨森也是客家人，先人自清康熙年间入川，至民初已历九代。入川伊始，杨家便世代相传一句遗嘱：“我们的老家在湖南衡阳草塘，你们有机会，一定要寻宗认祖。”不料，不知哪一辈临终时神昏气短，传漏了“衡阳”两个字，从此杨家丢失了确切的祖地。直到抗战，杨森入驻湖南，费尽心机，加上机缘巧合，才幸运地找了回去。
在归宗祭祖仪式上，杨森泪流满面长跪不起。
这足以佐证族系传承的脆弱与艰难。不必列举兵燹水火，任何一个偶然，都可能是埋在客家人来路上以清除痕迹的炸弹；甚至连修谱行为本身也能造成真相的流失：子孙们简练的文字、善意的修饰往往会将先人饱满鲜活的躯干涂抹得面目全非。
于是，在口头与纸张之外，客家人也把记忆砌进了楼屋。他们在门额上，以简洁的文字点明自己的郡望姓氏：比如钟姓写“知音高风”，孔姓写“尼山流芳”，用最值得夸耀的同姓名人来昭显本族的源远流长。这便是客家特有的姓氏门榜。
某种意义上说，标有姓氏的大门才是整座楼屋真正的关键，起码在风水上是这样。造楼选址时，风水先生最先定下的不是祖堂的位置，而是正门的门槛中点。
只是与北方的平展宽阔相比，南方零碎的山水，复杂的地貌，使这种玄妙的勘测在实际操作时要困难得多。
与在门榜上高调标示姓氏相反，客家人对自己所处村落的名称却好像常抱有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很多时候，村名与居民的族姓存在着南辕北辙的错位。
比如，赖姓的燕翼围，所属的村庄却叫杨村。
那位赖姓后人告诉我，现在杨村中都是他的族人，一个姓杨的也没有。
他还说，杨村人原来自然姓杨，只是因为他们争不过后面搬来的赖姓先人，全部迁走了。
他无法讲清自己的先人们究竟从什么地方来到这里，也说不明白杨村易主到底发生在什么朝代。我倒是看过一份资料，说某支赖姓曾在六百里外的宁都创建了一个赖村，但如今所有的村民都姓宋，也同杨村一样名不副实。
资料记载，宁都赖村最早的宋姓在明中叶时迁入，只有一户人家，老弱妇孺算全才七八个人；而当时的赖村，正被赖姓经营得枝繁叶茂根深蒂固。
学界一般按先来后到把客家人分为两个群体：“老客”与“新客”。“新客”有个别名，叫“棚民”，意指潦倒贫困，以草棚为宅，几乎类似于乞丐。吊诡的是，几代之后，家大业大的老客往往会被赤手空拳的新客反超，进而像赖村杨村那样，被新客集体驱逐。
很多学者试图解读这个现象。不必重复什么新客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老调，当我登上燕翼围的炮楼，透过碗口大小的射击孔眺望阳光下的杨村时，我告诉自己，脚下的楼屋就是答案。
只要把自己围裹起来，即使你筑起的墙再高再厚再坚不可摧，在大门砰然关闭的一刹那，形势就发生了根本逆转——从此攻守异位，围屋中的人，不可避免地开始了退却。
进入围屋，也就宣告这族人结束了进取，将主动攻击转换成了被动防御。
如今的燕翼围内墙斑驳，很多地方露出了砖块，但墙面不一定全是自然脱落。当年赖氏先人造围时，曾用红薯粉拌蛋清糊墙，被困得弹尽粮绝时可以剥来充饥。这是很多赣闽一带围屋土楼都会采取的策略，听起来深谋远虑，但随便从哪个角度看，都只是一种消耗挨打，而不是灵活可持续的战术。
在将祖堂扎下根来的同时，楼屋也牢牢将整族人钉在了大地上，成为一个身形臃肿的庞大标靶。瞭望孔现在调转了方向。来自高墙的压迫与对高墙内安逸生活的嫉妒，无时无刻不在草棚中酝酿着仇恨与觊觎；但楼屋里的人们能做到的，只有彻夜不眠的忐忑等待，因为他们已经动弹不得。
而任何形式的停滞，都意味着进入衰老。譬如泉水，如果所有出口都被淤堵了，它很快就会开始腐臭。
就像被一群饿狼轮番撕咬的疲虎——新客实际上还是最温和的对手，更可怕的敌人还有土匪、流寇，甚至调转枪口的官军——疲虎也许一时还能占据上风，但结局早就已经注定。
赖村杨村，在自己的地界，留下上一任主人的姓氏，是一种对当年惨烈争斗的纪念，和来之不易的胜利的炫耀吗？
提到杨村杨姓时，那位赖姓后人语气轻松，表情平淡；杨赖两族残留在村名背后的血腥，早已被几百年的风雨洗刷得干干净净。
虽然没有足够根据，但我还是愿意把赖村的赖姓与杨村的赖姓视作同一支。
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那么，从被宋姓逐出赖村，到把杨姓逐出杨村，南下六百里的路途间，赖姓恢复了元气，又完成了一次虎狼身份的转换。
流水不腐。我以为，正是这一次次满身血污的仓皇出走，一次次从头再来的艰难奋斗，保持了客家人的团结和活力；如果没有一波接着一波的竞争，陷入沉睡的楼屋，存在的意义更多的可能是安详地迎接老死、崩析。
但任何一次出走都是被迫的，夯墙的同时，主人也在狠狠夯下安定的愿望。每座楼屋的结顶，都是客家人一辈子、甚至几辈子最盛大的庆典——由于工程浩大，楼屋的修筑经常跨越几十年，祖父挖基孙子完工的例子比比皆是。
然而，在不少楼屋的建造铭牌上，像杨村与赖姓一样，我又察觉了明显的错位。喜庆的鞭炮炸响在楼屋的同时，整个国家却往往乌云密布。
我反复在楼屋中遭遇刻骨铭心的年份，比如：
魁聚楼，建成于1839年，那年夏天，林则徐在虎门最后一次维持了近代中国的尊严；
福裕楼，建成于1884年，同样也是夏天，法国海军在福州马尾，全歼了福建水师；
如升楼，建成于1901年，辛丑年，因为一份空前耻辱的条约而永载史册；
还有笼统的崇祯年间、顺治初年，随便哪一个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面对它们时都会有种不自觉的窒息……
这种悲喜的对立令我想起了多米诺骨牌。再剧烈的冲击，从远处奔袭而来，也得经过一站一站的传递，也得有个时间的延迟与缓冲。然而人间没有真正的世外桃源，乱世中的宁静总是暂时的，再偏远的山凹，迟早有一天，也会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陌生身影——那张倒在数千里外、命中注定要重重砸向自己的骨牌。
在永定湖坑镇的一条小溪边，这种环环相扣的蔓延奇迹般呈现在了我的眼前：一百多座方圆土楼沿着溪水两岸断续耸立，连成了一条长达十几公里的土楼长城。站在观景台上，俯瞰着这条如火药引信般的粗大绳索，我忽然意识到，客家的楼屋，或许可以视作中华历史的另一种记录符号；而客家人的每次迁徙，都是一页用脚步在大地上的苦涩书写。
一代代客家人前仆后继，书写的底色一点点由干燥的黄过渡到潮湿的绿，最后还出现了大块大块的蓝：他们一步步跨过黄河，跨过长江，跨过赣江、珠江，很多人甚至走出了大陆，扬帆远航。
而所有这一切的最初动力，都来自远方，那灯光聚焦的舞台中央。飓风的源头，不过是蝴蝶轻轻扇动几下翅膀。
无所谓善恶胜败，只要动起刀枪，最深的伤口总是会转移到客家人身上。换句话说，客家人的出现，原本就是为了疏散历史的瘀血，担当历史的疼痛。
但客家人无怨无悔，因为他们自己曾经就是舞台上粉墨登场的主角，并永远以此为豪。
更让客家人骄傲的是，千百年后，随着舞台上帝王将相的轮番淘换，放眼天下，有厚实楼屋做盔甲的他们竟成了保存正统文化最多的群体。
虽然看起来，能听懂他们话的人越来越少，他们与舞台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一个“客”字，不仅表明了这个族群重返故乡的坚定决心，也暴露了他们对寄人篱下的委屈与不甘。
因此，他们时刻准备着下一次启程。
我甚至能从他们的楼屋名中体会到漂泊的味道，比如燕翼围。
燕翼围的得名，一般解释是以《诗经》“诒厥孙谋，以燕翼子”之意，为子孙讨个好兆头；但也有人认为，是因为东西两角炮楼凸出墙体，如飞燕展翅。
我赞同后者。我猜测，燕翼之名，或许还寄托了一种远走高飞的梦想，因为这符合客家人一贯的危机感。
燕翼围中有口暗井，井内密设地道直通围外；平时用土填埋，山穷水尽时可以掘开弃围而走。
无独有偶，关西围也为子孙留下了一条后路。看上去，那只是一堵普通的墙，其实墙砖虚砌，只要用力一推便能破围出逃。
随着捧着族谱牌位的背影从围城的缺口中鱼贯而出，波心那块老砖悄然远去，曾经风生水起的涟漪干涸成了一枚枚或圆或方的黄土印章。无数枚这样的印章，将一部伤痕累累的《百家姓》，浓浓淡淡地盖在了南方崎岖的山林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