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四种探究策略

如同知识研究的大部分方法和策略，生产性科学这一策略或许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采用生产性科学的方法研究人造世界的人。对他来说，生产性科学，或者诗学，覆盖了所有类型的创造，既包括有用的产品，也包括所有美术作品。《诗学》一书（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艺术的专著）中记载了生产性科学这一探究策略的例子。依据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艺术作品或摹仿的“事物”是部件的统一构造或合成。艺术作品的这种统一构造，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形式”，而其部件则是通过“形式”予以统一的材料。按此方法，创作问题都是按照艺术作品的相关要求来表述和解决的，这些要求来自于杜威称之为思维、作为和创造的过程。

生产性科学的方法已被许多作家和研究人员用于研究文学、视觉艺术、音乐以及20世纪以来的设计艺术。比如，该方法的变体在包豪斯和拉兹洛·莫霍利-纳吉的作品中就很重要。与其他作家的情况一样，纳吉也强调源于自然的灵感以及统一构造或形态作为创作过程中的部件关联和基本要素的重要性。然而，对于设计的本质持不同立场的设计师和设计理论家来说，生产性科学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西蒙的《人工科学》。理查德·布坎南坚持认为，西蒙的《人工科学》一书沿用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中关键的结构体例特征。尽管布坎南也注意到，西蒙在其实证主义哲学的框架和设计科学的构想中，对这种方法也有很好的应用和定位，他还是提出，西蒙的书可被视为“诗学”和“生产性科学”的现代版。换句话说，西蒙最终将生产性科学的模式转变成设计科学的策略，试图揭示物质世界复杂现象背后的基本要素，并探讨这些要素为适应经验世界和设计认知过程而被整合的机制和过程。

约翰·杜威的《艺术即经验》一书采用的是生产性科学的一种演变形式，并将其置于实用主义哲学、探究与逻辑理论的基本框架之中。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杜威关注的是他所谓的“一次”体验，而不是我们经常提及的极为模糊或笼统意义上的经验。杜威指出，体验有具体的形态和构造，它是与世界一致的互动，这种互动有开始、中间及结尾，体现了人的行动及环境状况。它源于对现有作品所达成就的抵抗和斗争，不管这些“作品”是实践性的、智力性的，还是美学的。这里的作品不是一个物体，而是一项活动。而且，这项活动是实践行为、智力思考和情感的综合。正如杜威在《逻辑》一书中所阐述的，探究就是有管控的转换，从不确定状态向内在区分和关系都很确定的状态转换，将原始状态的各个构成元素转变成统一的整体。在此情况下，探究的策略就是寻找理论的、实践的，或生产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引导人类在认知和行动等不同方面知识的进步。生产性科学关注的是“创造”的学科和方法、人造物的基本属性、产品功能要素的分析，以及所有功能要素的合成。

然而，探究的其他两种重要策略同样有助于区分和澄清生产性科学的艰巨任务。第一种是修辞性探究，它所强调的不是创造的方法和人造物的生产，而是艺术家和设计师的伦理和创造特征，以及通过论证、交流和行为实现社会变革的能力。第二种是辨证的探究，广泛应用于包括设计在内的不同领域。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ön）在其《反思性实践者》一书中，呼吁设计工作中的“反思性交谈”。正如理查德·布坎南所说的，辨证探究的关键特征就是战胜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反对、冲突和矛盾，具体途径是将它们整合到系统或有序的整体之中。

这四种策略，即生产性科学、设计科学、修辞性探究、辨证探究，大大影响了设计师使用的方法体系。依照理查德·布坎南的看法，这些策略还指向了设计实践中的两大哲学问题：局部和整体、手段和目的。布坎南的总结是，四个策略的相互作用有助于解释20世纪设计实践和设计研究中其他方面令人迷惑的差异性、多样性。

然而，作为一种探究的策略，生产性科学的潜力仍在持续涌现，其重要性值得进一步关注。因为这个原因，笔者将从自己基于实践的设计研究中选取一个实际案例，说明这种策略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