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佛教传入中国的中原地区，即使以历史学家认识比较一致的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时算起，也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了。这2000年间，先后经历了东汉一代缓慢的佛教接纳期，三国时期渐次出现的塔寺初创期，接踵而至的是十六国时期佛教僧徒在乱离之世有意识地分张徒众与迁徙流布，以及南北朝时期南方地区大规模的寺院建造与北方地区大规模的石窟开凿，从而终于使得中国汉传佛教建筑的发展进入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期。

紧步南北朝之后的隋唐两代，开创了中国佛教建筑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期。规模宏大的寺塔殿阁建筑群，不仅遍布隋唐两京内外，也渐渐分布于大江南北的州郡城市与名山大壑之中。也就是说，自隋唐时代起，佛教寺院及其建筑终于成为中国建筑史上最为重要的建筑类型之一。佛教寺院的基本空间格局与建筑配置经过自南北朝至隋及唐初的数百年发展演化，终于出现了初唐时期南山道宣律师那具有总结性的《祇洹寺图经》与《戒坛图经》两部图经，从而为唐代那种一座寺院有数十乃至上百个院落，寺院空间由重重叠叠诸多廊院组成的宏大寺院的历史建筑场景，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虽然晚唐武宗灭法与五代世宗限佛的双重打击，以及唐末五代战争的蹂躏与摧残，使中国汉传佛教的发展一度跌入了低谷，南北朝与隋唐时代那种辉煌一时的佛教事业及其寺院建筑的辉煌繁荣与驳杂宏大的景象已经不再，但是，继之而起的两宋、辽金时期却是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上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大约同一历史时期鼎足而立的北宋、辽与西夏，以及南宋、金与西夏的统治者们，都对佛教采取了接纳、扶植与积极弘传的态度，从而造就了中国中古时代汉传佛教建筑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无论如何，辽代佛教建筑的遗存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瑰宝之一。一大批保存良好的尺度恢弘、规模巨大的佛教殿堂、楼阁、佛塔，是辽代留给我们的最为珍贵的历史遗产。北宋、南宋与金代也留下了一批至为珍贵的木构佛教殿阁建筑实例，以及十分丰富的佛塔建筑遗存。而西夏则留给了我们一些重要的砖筑佛塔建筑案例及部分石窟寺遗存。自10世纪中叶至13世纪下半叶，中国建筑史在这一时期写就的鸿篇巨制，主要就是由两宋、辽金、西夏几个王朝留存的丰富而多样的佛教建筑遗存所构成的。

元明以降，直至清代，佛教寺院建造的步伐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由历代帝后与国家及地方民众参与建造的小型与大型寺院，自元至清，也几乎没有辍止。一批又一批大大小小的寺院建造起来了，又遭到了自然与人为的焚毁与破坏；一片又一片宏丽隆耸的殿堂楼阁矗立起来了，又被后世香客们浓烈的香火熏得歪歪斜斜，子孙们不得不再为他们每日顶礼膜拜的佛祖、菩萨们重塑金身，再创新阁。因此，尽管在晚清时期的佛教寺院仍然几乎遍布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但是，这些寺院中的绝大部分都已经是后世重建的清代寺院空间格局与清代建筑配置模式了，甚至其中的绝大部分殿堂也都是清代重新建造的建筑物。即使是一些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寺，也难逃被后人将前寺彻底抹去、在旧址上建造全新殿堂的厄运。

换言之，我们所见到的寺院建筑及其造像，绝大多数都已经是经过明清两代重新建造或重新塑造过的，其基本的寺院空间格局与佛教建筑配置与这座寺院的历史几乎已无关联。也就是说，我们所见到的古寺，并非“古”人所创之寺，而是后世之人新创之寺。

这些晚近重建的寺院遗存，显然不能代表将近2000年轰轰烈烈、起起伏伏的汉传佛教寺院与建筑发展的真实历史，现存的寺院也并非历史上佛教寺院的真实样态。那么，还原这一历史的真实，通过史料的爬梳与历史线索的梳理、分析，厘清不同时代寺院的建造情况，寺院内部空间配置的实际状况及其变化轨迹，描绘出不同时代寺院空间的基本特征，就变得十分重要。本书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逐步厘清：在不同时代的寺院中，究竟出现过哪些不同类型的建筑？这些类型建筑在寺院中的功能与空间位置究竟是怎样的？不同时代的寺院，特别是寺院格局渐趋定型的两宋、辽金时期及元明时期的寺院内的各种建筑究竟是如何配置的？这些都是本书希望能够解答的问题。

换言之，中国汉传佛教寺院的空间格局，究竟是如何由初创之简率与粗犷的格局，渐渐发展到隋唐时期繁缛密集之院落式组合格局，再发展到缜密成熟之中轴线对称左右配置的两宋式格局，直至后来渐趋简约而精致的明清中心院落式紧凑小巧格局的？这一切都需要经过史料中记录的大量寺院实例的逐一梳理、分析、排列、推测，然后才可略窥一斑。

至于单体建筑，除了已知的现存历代遗构之外，从史料上所见的大量记载较为详尽的不同时代佛塔、殿阁，确实为我们推测性还原这些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佛教单体建筑提供了一个研究与想象的空间。透过当时木构建筑的结构逻辑，依据文献中提供的数据史料，大体上还原这些古代曾经存在过的寺院与建筑，或能够为丰富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上的建筑实例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本书洋洋洒洒上百万言的文字表述，几乎想穷尽各个时代的相关史料，说到底，其实就是围绕上述这几个目标逐一展开的。然而，由于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上，不同时期的相关史料遗存的数量差异比较大，对于两宋以前的史料，大略上还是可以做到尽可能多地阅读与梳理，尽可能细致地厘清这一时期的相关寺院与建筑问题的。但是，到了元明以降，特别是明清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明清以来的佛教建筑史料之丰富，内容之驳杂，涉及地域之广大，即使是一个团队的力量，也几乎难以驾驭。这一时期的文献留存数量更是浩如烟海，无论怎样搜集、阅读与梳理，也都几乎只是做了九牛一毛的工作。以笔者一人之力，无论如何也无法穷尽如此丰富的佛教寺院与建筑资料。这或也是笔者将明清时期寺院与建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南京、北京及明清时期渐趋定型的四大佛教名山，以及一些明清时期佛教寺院较为繁盛的城市，如杭州、苏州、镇江等地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真要穷尽明清佛教寺院资料，即便再增加一倍的文字量，似乎也难以全面表述清楚，反而可能会落入烦琐哲学的窠臼。在笔者眼中，明清时期寺院，特别是清代寺院，已经进入一个规模相对比较小、空间格局变化相对比较僵滞的历史时期。以北京、南京、五台山等地的寺院史料记载及实物遗存资料为基础，大致也可以厘清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寺院建筑空间的一般配置情况，彼此在规模与细节上的相互差距，其实应该不是很大。

以这样一种方式，为拙稿对明清佛教寺院史料发掘得不够充分与深广来作以解释，似乎有一些自解自嘲的意味。但是由于交稿时间的限制，这似乎也是唯一可以聊以自嘲自解的托词了。当然，自我嘲解也并非是为了逃避，有识方家的任何批评指正，一直都是笔者所欢迎与期待的。

当然，完成这样一部具有通史意味的汉传佛教建筑史，无论如何都绝非是一人之力所能为之的。首先，这一研究获得了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一个是“5—15世纪古代汉地佛教寺院内的殿阁配置、空间格局与发展演变”（项目批准号：51078220），另一个是“文字与绘画史料中所见唐宋、辽金与元明木构建筑的空间、结构、造型与装饰研究”（项目批准号：51378276）。这两项基金支持，为笔者在资料搜集与案例复原研究方面打下了一个较为扎实的基础。

2012年笔者幸运地接到世界艺术史与艺术保护研究的重要国际机构——美国洛杉矶盖蒂研究中心（Getty Center）的邀请，到那里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专题研究。这一机会给了笔者一个极其宝贵的时间段，来集中精力将隋唐两代的佛教建筑发展理出一个头绪。同是在这一年，笔者还有幸到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泡了几个时日，把这个图书馆所藏古代汉文史料，特别是部分佛教建筑史料，做了一点搜集与整理。

拙稿能够顺利完成还得力于清华大学出版社各级领导及相关编辑团队的大力支持，并为本书的顺利付梓特别申请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而国家出版基金的获得，使得这样一部原本困难重重的纯学术书籍的出版，变得相对容易了一些。这当然更要感谢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支持。这一点恰恰反映了我们日益强大与自信的伟大国家，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日益重视，以及对于学术性与研究性出版物的大力支持。

本书的出版还有赖笔者的学术秘书张弦的努力工作。这样一套大部头的著作，其文字的校对与复核是需要花大气力的。张弦仔细认真的工作态度，对于书稿的初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出版社编辑们的进一步校对审核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我的一批研究生，包括博士与硕士研究生，如杨澍、孙蕾、张亦驰、徐腾、李沁园、朴沼延和吴嘉宝、赵萨日娜、傅娜等，以及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年轻学者，如李菁、辛惠园等，参与了笔者书稿中大量原始史料，特别是书中大量表格中所引文献的核对工作。同时，他们还承担了部分建筑案例复原图的绘制工作。此外，一些同学还为本书提供了部分摄影图片，如李若水、辛惠园、黄文镐等所提供的图片，为本书文字叙述的理解提供了很好的支持。

特别要感谢的是中国佛教文化学者李家振先生和他的团队——北京古今慧海文化信息交流中心的大力支持。本书中的相当一部分图片资料，都是李家振先生与北京古今慧海文化信息交流中心热心提供的。可以说，本书的顺利问世，离不开李先生及其同事们的真诚支持与帮助。

如果从笔者因受邀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组织的一个专为佛教界人士开办的艺术史培训班所做的一个讲座，并由此引起笔者对中国汉传佛教建筑的持续关注的2006年算起，这本书的问世，大约经历了10年时间。但如果回顾到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末，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就开始注意到中国汉传佛教建筑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建筑，以及受到中国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古代传统建筑，三者之间各不相同的文化差异，从而开始阅读中英文相关资料开始，这一心路历程大约经历了25年之久。

当然，延宕数千年的中国汉传佛教文化中蕴涵的丰富史料与史实，其丰富与驳杂、繁缛程度，绝非仅凭一个人这许多年的翻阅与爬梳就能够穷尽的。对于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的研究，本书也只是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许多问题还有待更为深入的资料发掘。例如，有关中国历代佛教寺院的遗址发掘，在历史遗存极其丰富的中国，还没有被考古学界提升到充分重视的程度。即使是一些历史名寺，也仍然缺乏系统的考古资料加以深究与佐证。而随着时日的推进，相信对历代佛教寺院，特别是见于文献的重要佛教寺院的系统考古发掘，定会纳入到国家支持下的系统而全面的考古发掘计划之中。如果有了这些田野考古资料，再加上既有的文献史料发掘，相信对这些佛教寺院的历史发展轨迹，将会有更为深入的理解与分析。

当然，这种考古发掘，应该是一项国家性工程，只有当对历代重要佛教建筑遗址的真实历史重视到一定程度，并纳入到国家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总体战略之中，才会有对历代佛教寺院的历代基址做更为系统而深入的发掘与考察的可能，也才会为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一个更为扎实的基础。笔者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也期望后来的学者们，能够持续关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这一特殊建筑类型的历史发展研究，从而最终弥补笔者在本书研究中限于实存资料的缺失而产生的诸多不足与遗憾。

笔者识

2015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