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孔子“听言观行”的鉴人领导智慧

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问孔子什么是智慧，孔子曰：“知人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为政者的智慧，在于识别人。

在《论语》“尧曰篇”中，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意思是，不懂得分辨别人说的话，就不可能真正识别这个人。

在《论语》“卫灵公篇”中，孔子说：“巧言乱德。”意思是，表面动听实际虚伪的花言巧语是败坏道德的。孔子还提出通过观察众人的评价去识别人：“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意思是，大家厌恶他，一定要去考察他；大家喜欢他，也一定要去考察他。

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意思是，那种花言巧语和一副讨好人的面孔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孔子还提出通过观察某人的孝道去识别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是，君子专司根本的事务，根本建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也就有了。一个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就是仁的根本啊！

在《论语》“宪问篇”中，孔子指出：“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意思是，说话大言不惭的人，往往很难实现自己的许诺。

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意思是，一个具有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注重实际、身体力行的作风，不花言巧语，不虚伪浮夸的人，距离仁德便不远了。孔子还说：“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意思是，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负责的，从不马马虎虎对待。

在《论语》“里仁篇”中，孔子认为德行好的君子要“讷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君子要忍而少言，不要口无遮拦，信口开河，要三思而后说；但办事情一定要积极敏捷、果敢坚决、雷厉风行。孔子还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思是，古人不轻易把话说出口，就是怕说出来做不到而蒙受耻辱。

在《论语》“公冶长篇”中，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意思是，以前我对人的态度是，只要听到他说的话，便相信他的行为，今天我对人的态度，是把他的言语和行动对照起来加以观察，不仅要看他说什么，更要看他做什么。

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意思是，观察他正在做事的行为目的和动机，观察他过去的所作所为的方式和方法，观察他的心安于什么情况，即他行为的志向和情趣，这个人还能如何隐藏呢？

人是能言语会交流的万物之灵，《春秋》“谷梁传”中说：“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孔子“识人”的智慧，首先体现在“察言”上，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孔子从大量的社会现象中发现一些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人，很少有仁心，即是“巧言乱德”“巧言令色，鲜仁矣”。但这种人却有很大的迷惑性，对这样的人要小心识别。舜和禹对谗言、巧言、后言、无稽之言也极为厌恶。当然，人除了“能言”，还有“能行”，人的活动主要就是“言行”。“言”与“行”之间有两种状态：言行一致和言行不一致。孔子“识人”的智慧还集中体现在“观行”上，通过观察某人的“行”与“言”的离差状态去识别人。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孔子认为，通过“观行”，一个人是忠是奸就会原形毕露，即“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说话大言不惭的人，往往很难实现自己的许诺，因为“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孔子的弟子中有一个叫宰予的，可算是口齿伶俐，能言会道。起初，孔子很欣赏他的口才，但后来从他的行为中看出了真相：他是一个没有仁德而又懒惰之徒，大白天竟然不读书不听讲，躺在床上睡懒觉。后来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相反，孔子对那些诚实勤奋但不善言谈的人则大加赞许，称其是“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君子。

通过“观行”来鉴别人才，孔子还做了其他一些具体的论述。如孔子还倡导通过“孝行”来考察、识别、任用官员。“孝”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行，是做人的根本，也是做一个领导者的根本，那种不爱自己的父母，对父母不尽孝道的人，又怎么能够去爱社会关系的人，对父母不尽孝道的人又怎么能够有社会责任感？汉代采用举孝廉的办法考察、识别、任用官员，是对孔子“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一识人智慧的弘扬。再如，孔子还提出通过观察众人的评价去识别人：“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因为有的人可能坚持真理或者主持正义而被“众恶之”；有的人可能摧眉折腰或阿谀奉承而得“众好之”。孔子把这种没有是非观念、欺世盗名的好好先生称为“乡愿”，是“德之贱也”。因此，对“众恶之”和“众好之”这两种被极端评价的人，一定要对其慎重考察和鉴别，以免错失了有是非标准、敢于坚持原则的良才，错选了不分是非而趋炎附势、道德败坏的伪君子。

西汉刘向在《说苑》“尊贤篇”中记载：“哀公问于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对曰：‘夫弓矢和调，而后求其中焉；马悫愿顺，然后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后求其知能焉。今有人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犹豺狼与，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诚者，然后亲之，于是有知能者，然后任之。故曰亲仁而使能。夫取人之术也，观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胸而发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观其言而揆其行。虽有奸轨之人，无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鲁哀公问孔子：“选择什么样的人委以重任？”孔子回答说：“弓与箭调合好了才能使它射中目标，马老实驯顺了才能使它成为良材。人也要忠诚敦厚了，然后才能看他是否有智能。现在有人并不忠诚敦厚却多有智能，这样的人像豺狼，不可以和他亲近。所以首先要选择忠诚敦厚的人，然后才能与他亲近；这个基础上才能对有智能的人委以重任，这就叫作‘亲进仁义的人再任用有才能的人’。这种选用人才的方法，就是观其言而察其行。语言是用来抒发胸臆、表达情感的，能够做到的人，必能说出来，所以先观其言而后对照他的行为。以他的话对照他的行为，即使是奸邪的人，也会原形毕现。”鲁哀公听了，说：“好！”

孔子“听言观行”的“鉴人”智慧历经几千年仍然具有不灭的光辉。

我们通过“听言观行”来认识和选拔领导者，就要注意和坚持“言行一致”的标准。言行一致，就是说的和做的完全一样，表里如一。孔子强调君子要对自己说出的任何一句话负责任，能做到的和已经做到的就说，不能做到的和没有做到的则不说，以避免说了做不到而遭人耻笑，即“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中国古代哲人都要求正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宋代赵善璙在《自警篇·诚实》中说：“力行七年而后成，自此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常有余裕。”《礼记·中庸》曰：“言顾行，行顾言。”切不可“自食其言”“面诺背背”“阳是阴非”，所以朱熹认为“信是言行相顾之谓”，要求“口能言之，身能行之”。领导者言行一致的最重要体现就是把自己所说过或承诺过的话用担当精神去负责落实。领导活动的业绩都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领导活动中遇到的问题，都是在实干中解决的；领导活动追求的目标和愿景，都是在实干中实现的。言行一致的领导者，才是忠诚干净担当的表率。唐朝一代名相姚崇，勇于任事，在玄宗时代提出了著名的“十事要说”，全部得到玄宗的采纳，大大提升了朝廷施政的能力和水平，玄宗盛世，姚崇功不可没。姚崇临终前总结为政经验，只谈四个字“崇实充实”。意思是，为政之道，只有崇实，才会国库充实，才会国家安定，百姓安居乐业。

我们通过“听言观行”认识和选拔领导者，还要鉴别和淘汰“言行不一致”的“两面人”。荀子从用人的角度，告诫治国者一定要识别那种“口言善，身行恶”花言巧语而干坏事的“两面人”，荀子称这种人是“国之妖也”。告子曾对墨子说：“我（能）治国为政。”墨子对他说：“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焉能治国政？”“两面人”的表现是，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政治上阳奉阴违，工作上弄虚作假，只会承诺，不能践诺，口号很响，表态很紧，但就是只想当官不干事，只想出彩不出力，懒政怠政。更有甚者，人前好话说尽，人后坏事做绝。“两面人”的行径，背离了从政道德，冲击了社会价值观，必然会失去群众的信任，会失去民心。《左传》有言：“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因此，在选拔和任用领导干部时，一定要唾弃那些言行不一致的人。